第十四章 先驱伊拉斯谟（1469—1517）

人文主义者的教育

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于1466年（一说1469年）出生于鹿特丹或其附近，是格拉德（Gerard）的次子及私生子。格拉德是小教团的一名教士，与一名医生的寡居女儿玛格丽特生下他。很显然，其父经过这次不荣誉的事情后不久即做了传教士。我们不知这孩子可爱的名字德西德里厄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意即“所盼望的深爱者”——是如何而来的。他的第一批教师们教他读写荷兰文，他到共同生活兄弟会（the 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念书时，因讲本国语而被处罚金；在该会，拉丁语是遭敌视的，而虔诚如同纪律般被严格要求。尽管该会鼓励精选的异教古典课程的研究，伊拉斯谟在代芬特尔却开始取得在拉丁语言和文学上的惊人造诣。

约1484年，其双亲去世。父亲留给两个儿子的财产并不多，监护人又私吞了其中大部分，并诱使这两个孩子入修道院，这样就不需要继承财产了。他们抗议要念大学；终于他们被说服了——伊拉斯谟，因为被允诺接触很多书本而被说服；大儿子接受了他的命运，开始成为（伊拉斯谟所说）“大酒徒而非低贱的通奸者”。伊拉斯谟誓愿在斯坦因的埃莫斯（Emmaus）小修道院中做一个奥古斯丁教派的教士。他尽力尝试着去喜爱修道院的生活，甚至写了一篇论文《轻视世俗》（De Contemptu Mundi），使自己深信修道院正是让有热切心灵和胃部易呕的青年居住的地方。但是他的胃不适合斋戒和鱼腥味，宣誓服从比誓守贞洁更令他厌烦，更何况修道院图书馆缺乏古典书籍。仁慈的院长同情他，让他去做坎特伯雷主教——卑尔根的亨利——的秘书。伊拉斯谟于1492年接受传教士的圣职。

无论他身在何处，总是另有他顾。他羡慕那些在本地受过教育后去念大学的青年。巴黎流露出的学术与色欲的芳香足以构成诱惑。经过几年努力表现后，他说服了这位主教送他去巴黎大学，但仅带了生活费。他讨厌听讲，但遍阅图书馆里的藏书。他看戏并参加派对，偶尔追求异性；他在他的《对话集》（Colloquies）中说，学习法语最愉快的方法就是和娼妓调情。虽然如此，他强烈的热情却贯注于文学，文字音乐般的魔力导向了想象和喜乐的世界。他自修希腊语，这时柏拉图、欧里庇得斯、芝诺、伊壁鸠鲁等雅典人对他来说，就像西塞罗、贺拉斯、塞涅卡等罗马人一样熟悉；而这两个城市对于他就如同塞纳河的左岸同样真实。他觉得塞涅卡是一位和圣保罗一样好的基督徒，而且是一位更好的文体批评家。他遍览数世纪的书籍，发现了洛伦佐·瓦拉这位那不勒斯的伏尔泰；他喜好瓦拉优雅的拉丁文及其大无畏的精神，因瓦拉曾不顾一切地揭露“君士坦丁献土”为伪造的文件，还指出拉丁语《圣经》中的严重错误，甚至讨论了伊壁鸠鲁主义也许不是最明智的生活方式的问题。伊拉斯谟本人后来使神学家吃惊，并设法使伊壁鸠鲁与基督和解以安慰某些红衣主教。那时，斯科特斯与奥卡姆依旧风靡巴黎；唯名论极为得势，并且威胁了变体论和三位一体等基本教理。这些胆大妄为的思想损害了这位青年教士的正统信仰，使他只是深深地佩服基督的伦理而已。

他沉溺于书本的花费几乎如同嗜好一种恶习一样。为了增加收入，他私下教育青年学生，并与他们其中之一共同生活，然而即使如此，生活依然不够舒适充裕。他不断请求坎特伯雷主教：“我的皮肤和钱袋均需充实——前者用肉，后者用硬币充实。按照您日常的仁慈施舍吧！”该主教适当满足他的要求。有一位学生是维尔（Vere）的首长，请他到佛兰德斯图内罕姆（Tournehem）城堡。伊拉斯谟为维尔的安妮夫人（Lady Anne）的慷慨所吸引。她了解他的情况，赠钱给他，但不久就花光了。另一位富有的学生芒乔伊（Mountjoy）带他到英国（1499年）。住在贵族的乡村大屋里，这位困苦的学者发现这是真正快乐的地方，他过去的修道院生活已转变成战栗的回忆。他向巴黎的一位友人报告他的状况，这些无数而难以模仿的信件，现在成为描述他生活起居的最佳文学作品：

我们正在向前迈进。如果你聪明的话，你也要飞过来……但愿你知道英国有多么幸福！……兹举其精彩点之一：这里有富有神采的美貌女郎，非常温柔良善……尤其是，这里有种风俗无论如何赞扬也不为过。无论你去何处，你都会受到拥吻；你离开时，也被吻别；若你回去，你的敬礼也受到还礼……凡举行集会场所，就有很多的敬礼；当你转过身来，也受到敬礼。啊，浮士德！如果你曾一度尝到如此温软的香唇，你会愿做一个旅行者，不像梭伦远游十年，而是终生长在英国。

伊拉斯谟在芒乔伊的家里结识了学者托马斯·莫尔，那时他才22岁，他的杰出使莫尔把他介绍给后来的亨利八世。在牛津时他为同学和师长们的非正式友谊陶醉，正如同他受到乡间别墅如神的环抱一样。在这里，他懂得去爱约翰·科利特，他虽然是“旧神学的主张者与斗士”，但因实践基督教义，使他同时代的人感到吃惊。伊拉斯谟对英国人文主义的进步印象极深：

当我听科利特讲话，我感觉就像听到柏拉图本人（讲话）一样。在格罗辛谁不惊佩这么完美丰富的学问世界？有谁比科利特的判断更敏感、更深刻、更精微呢？除了托马斯·莫尔的天才外，大自然还造过什么更文雅、更温馨、更幸福的人？

这些人对伊拉斯谟的影响很大。曾耽醉于古典文学及人物的他，由自负而轻浮的青年变为热忱而努力的学者，不仅渴望金钱与名誉，而且切望某种恒久而有益的成就。他于1500年1月离开英国时，已决定研究并编纂希腊原文的《新约》作为基督教的精义，依宗教改革者和人文主义者的判断，真基督教已被数世纪的教条及附加条例蒙蔽、隐匿。

他首度访问英国的愉快回忆因离开前的最后一小时而灰暗。在多佛过海关时，他的英国朋友赠给他的数目约20镑的金币被海关当局充公了，因为英国法律禁止金银出口。还没有成为大律师的莫尔曾经错误地建议他，这项禁止条款仅适用于英国钱币，因此伊拉斯谟把金镑换成法币。伊拉斯谟那结结巴巴的英语及流利的拉丁语均无法有效地改变法律，在登上法国领土时，他实际上身无分文。他说：“在我出航前，我就遭遇船难了。”

逍遥学派

伊拉斯谟在巴黎住了数月，出版了他第一本有意义的作品《箴言选集》（Collectanea Adagiorum），含有818句箴言或引用文的集合，大部分取自古典文学作品。学术的复兴——古代文学的复兴——摘取某些希腊或拉丁作者的片段来美化个人意见已成为一种风尚，在蒙田的《论文集》和伯顿的《忧伤的分析》（Anatomy of Melancholy）中我们发现这种风气已达极点。这风气一直到18世纪，在英国法庭辩论时依然存在。伊拉斯谟为每一句箴言加上短评，通常迎合当代趣味并加些讽刺意味；例如，他观察到，“据《圣经》说，传教士是吞食人们罪恶的，而他们感觉这些罪很难消化，以至于他们必须要喝最好的酒来冲洗这些罪恶”。该书广受好评，销路极佳，约一年伊拉斯谟便能自给而不必求助于人。总主教沃勒姆喜爱该书而不在乎其含有讽刺意味，送给作者一笔钱并把在英国的一个圣俸给了他，然而伊拉斯谟不准备抛弃大陆远赴英国。在之后的8年中《箴言选集》曾修订数次出版，他将之扩充到3260句。在他一生中再版60次。他还将拉丁文原著译成英、法、意、德、荷等文，这些译本在当时都有很好的销路。

即使如此，这项收入仍极微薄，不够生活。伊拉斯谟因经济困难，于1500年12月12日写信给朋友詹姆斯·巴特（James Batt）——巴特此时是维尔的安妮夫人之子的家教——请他：

向她说明，以我的学识要比她资助的其他才子所能给予她的荣誉更多。他们只是作普通的宣扬，我写的将永垂不朽。他们以他们愚蠢的废话只能在一两个教堂可听到，我的作品将被世界各国懂拉丁文和希腊文的人阅读。那种不学无术的传教士到处都是，像我这类的人，从很多世纪中也难发现一个。请把我的话向她复述，如果你不太迷信的话，替朋友撒一点小谎也没什么关系。

这个方法失败了，他于1月又写信，指示巴特告诉安妮夫人，伊拉斯谟眼睛正在失明，并补充说：“请把你自己的金币送我四五块，而这钱你可由安妮夫人处收回。”巴特并未上当，于是伊拉斯谟直接写信给安妮夫人，把她比作历史上最高贵的女英雄及所罗门王最美的妃子，并为她预示，说她将永垂千古。她终于被打动，伊拉斯谟收到不少赠予，并使眼睛得以复明。当时的风气原谅一个作者向赞助人求助，因为出版商尚无能力供养即使拥有广大读者的作者。伊拉斯谟本来能获得圣俸、主教职位，甚至红衣主教的高职，但他为了随时保持自由作家的身份，理智上不受羁绊，因此这些建议他再三拒绝了。他宁愿在自由中行乞，不愿在桎梏中衰亡。

1502年，伊拉斯谟为了逃避瘟疫，迁至卢万。大学校长乌特勒支的阿德里安愿给他一个教授职位，伊拉斯谟拒绝了。他回巴黎定居，靠写作为生——这是近代不顾一切地最早从事这种行业的尝试之一。他翻译了西塞罗的《政府》、欧里庇得斯的《赫卡柏》（Hecuba）及卢奇安《对话录》。毫无疑问，这位怀疑主义者在形成伊拉斯谟的思想和文体上，有不可磨灭之功。1504年，伊拉斯谟写信给一位朋友：

天啊！到底卢奇安以什么样的心境、什么样的速度来发动攻击，竟使一切事物都变成嬉笑的对象，任何事物都免不了嘲弄的触击。他最厉害的攻击是指向哲学家……因为他们的超自然假设，并且对准禁欲派，因为他们令人难以容忍的傲慢……他以相当的自由嘲笑神，因此被戴上无神的帽子——是一种来自不虔敬和异端的荣誉特征。

1505年至1506年，第二度访英，随同科利特去坎特伯雷朝拜圣托马斯·贝克特的坟。在他的一本《对话录》中用假设的人名叙述他的旅行，他叙述科利特如何因指出美化该教堂的财产也许可用作减轻坎特伯雷贫穷之事而得罪了修道院的向导；该向导告诉他们牛奶是如何来自圣母的乳房，及“令人吃惊的圣骨数量”，这些都必须恭吻；科利特是如何拒绝吻圣托马斯·贝克特穿的圣鞋；向导又把他曾用过的一块擦额及擤鼻的布送给科利特当作一种极大的恩惠和神圣的纪念品，并指示其中一些证据，但科利特扮了下鬼脸并拒绝了。为人道而哀悼的这两位人文学者回到了伦敦。

伊拉斯谟的好运来了。亨利七世的医生送其两子到意大利，伊拉斯谟陪伴他们“充任一般导游和监督”。他与这两个孩子在博洛尼亚住了约一年，埋首图书，以致其学识、拉丁语法及机智的声誉与日俱增。到此时他已穿上奥古斯丁教派教士衣服——黑色长袍、斗篷、头帽，一块白头巾通常戴在手臂上。1506年，以一位世俗传教士的衣服有欠出众为由，他抛弃了这些，并宣称他已从教皇尤里乌斯二世处取得了许可，然后到博洛尼亚做一位军事征服者。他于1506年突然回到英国，在剑桥教希腊文。但1508年我们发现他又在意大利——将他的《箴言录》扩充版本交威尼斯马纽夏斯出版社付印。1509年，他经过罗马时，显得生活优裕、风度翩翩，而且具有红衣主教们的智慧修养。他很愉快——就像路德在罗马时感到震惊一样——因为异教问题及习俗已侵入这个基督王国首都，而更触怒伊拉斯谟的是尤里乌斯二世的好战政策、热忱及寻欢作乐等，因此他赞成路德。但他也同意红衣主教们，因为他们非常赞成好战的教皇经常不在罗马。他们欢迎伊拉斯谟参加他们的社交集会，如果他愿意定居在罗马，他们将给他一些教会干俸。

正当他学着去爱这永生之城时，芒乔伊通知他亨利七世已死，而人文学者之友已成了亨利八世，如果他愿回英国，则所有的大门和高职已为他打开。与这封信齐到的有亨利八世的亲笔函，其文如下：

当我小时候，我们就已开始认识。由于在你著作中荣幸地提到我，及把你的天才应用到促进基督的真理上，使我那时对你的尊敬与认识更加深刻。到目前你一人所承担的责任，使我能荣幸地分担，并且就我权力所能及来保护你……你的幸福对我们大家都是弥足珍贵的……所以我建议你放弃定居他处的一切想法。到英国来吧！保证你受到热烈的欢迎。让你提出你自己的条件，这些条件定能达到如你心所愿的大度与高尚。我忆起你曾说过，当你厌倦漫游时，你会以敝国作你晚年之家。我以一切的圣善恳求你，实现你的这一承诺。我们不须现在领教你的学识或你的建议。我们认为有你在我们身旁将是我们最大的宝物……你需要有你自己的悠闲；除了使敝国作为你的家外……我们对你一无所求……亲爱的伊拉斯谟，来我处吧！并请赐复。

这么有礼又大方的邀请，怎会被拒绝？纵使罗马选他做红衣主教，伊拉斯谟的舌头会被系住；而在英国被有势力的朋友包围，而且受到有权力的国王保护，他也许更能自由写作，还安全。他半勉强地向罗马的人文学者告别，去伟大的王宫、图书馆曾经爱护过他的红衣主教们那里辞行。他又途经阿尔卑斯山，取道巴黎至英国。

讽刺家

伊拉斯谟在英国住了5年，在这段时间里他只是偶尔同国王寒暄而已。是否亨利因内政或外交太忙，伊拉斯谟等得烦躁呢？芒乔伊以赠予的方式救助他；沃勒姆以肯特教区的总收入资助他；而约翰·费希尔、罗切斯特主教和剑桥大学校长聘请他教希腊文，每年薪水13镑。伊拉斯谟为了增加收入以维持一个仆人和一匹马的生活，把他出版的作品题献给朋友们，但他们总是反应冷淡。

在这第三度寄居英国的第一年里，他寄居在托马斯·莫尔家。伊拉斯谟在7天之内写了他最著名的书《愚人颂》（The Praise of the Folly），其拉丁语化的希腊文标题——Encomium Moriae——是有关莫尔名字的双关语，但“moros”在希腊文是“蠢汉”的意思，而“moria”是“愚行”的意思。伊拉斯谟继续写稿约两年之久，然后去巴黎付印（1511年）。他一生中曾发行了40个版本，有十余种的翻译作品。拉伯雷沉迷于这些作品，1632年，弥尔顿在剑桥大学发现已人手一册了。

“Moria”在伊拉斯谟的用法中，不仅指“愚行”、“荒谬”、“无知”、“愚蠢”，而且含有“冲动”、“直觉”、“情绪”、“未受教育的诚朴”之意，以与“智慧”、“理智”、“慎思”、“领悟”对应。他提醒我们，整个人类的存续应归功于“愚行”的存在。例如，男性以多种方式追求异性，他对她肉体狂热的理想化，他为了性交而具有的如骚羊似的好色情欲。究竟为何如此愚蠢呢？何种心智健全的人愿为这种情欲的发泄而付出终生束缚于一夫一妻制的代价？何种心智健全的女人愿为它而付出母性的苦痛与忧患的代价呢？人类竟是这种相互摩擦的偶然的副产品，岂不荒谬？如果男女冷静地去思考，这一切都将化为乌有。

这书说明了“愚行”的需要和智慧的愚蠢。如理智主宰一切，勇气会存在吗？幸福可能有吗？传道书相信“凡增加知识者就增加忧患，而智慧越多，忧伤也越多”是正确的吗？如果人们能知未来，谁会快乐？幸而科学与哲学失败了，被人们忽视了，而且对维持生命必需的无知没有加诸大害。天文家“能精密地告诉你太阳、月亮及星辰的大小，而仅有毫厘之差，正如同他们告诉你大肚酒瓶与小瓦壶的差别那样容易，但大自然会嘲笑他们这种细微的推测”。哲学家们把混乱的弄得更混乱，把不清的弄得更不清；他们对逻辑和形而上的细微事物浪费时间与智力，结果毫无所得，只是绕圈子；我们应当派他们（而非我们的军人）去打土耳其人——敌人会在这种昏乱的冗赘前，惶怖地撤退；医生们不见得比哲学家们好些：“他们目前所操的全套技艺是一种蒙骗与诡计的合成物。”至于神学家，他们——

将巨细不遗地告诉你们万能者创造宇宙的连续程序；他们将解释来自原祖的原罪的精确状况；他们将使你们满意关于救主如何使圣母受孕，而且将说明在祝圣的饼中，没有本体的属性如何存在……一副躯体如何能同时化身数处，基督在天上的肉体与他在十字架上或在圣礼中的区别。

想一想所提供的这一类无聊的事情，如奇迹以及奇怪事物的显现、能治病的圣堂、撒旦的召唤及诸如此类任何引起不必要恐怖的迷信：

这些荒谬事物是一种好的交易，这类传教士及修道士借这种诡计而获得丰厚的收入和利益……诸如对“赦罪状”及“免罪券”的欺骗行为的赞扬和维护，又叫我如何来说明？他们利用此法来计算每人灵魂在炼狱的时间，按照他们购买这些无价值的“赦罪状”和可出售的“免罪券”多少来决定他们在炼狱中的时间长短？或者有些人利用魔术符咒的力量或用摸索念珠重复恳求的方式（这种方式是某些宗教骗子发明的，或是为了怕分心或更可能是为了图利），这种人之坏，叫我如何来解说？这样他们就可获得财富、荣誉、快乐、长寿、健壮的老年，不只于此，而且死后他们还能坐在救主的右边吗？

这种讽刺已波及僧侣、修道士、宗教审讯官、红衣主教和教皇。僧侣因行乞使人们烦扰，他们想用催眠的赞美诗的围攻夺取天堂。世俗的传教士渴望金钱，“他们最善于利用诡计获得什一税、奉献、赏钱等”，各阶层和传教士都同意处死巫婆。教皇在“财富、荣誉、辖区、职位、特免、特许、赦罪……礼仪及什一税，逐出教权及停止教权”上，与十二使徒全然不相类似，他们贪求遗产、世俗的外交和流血的战争。如此的教会除了借人类的愚行——易受骗的率真本性——之外，如何能生存？

《愚人颂》激怒了神学家们。马丁·德罗普修斯（Martin Dropsius）写信给伊拉斯谟说：“你要知道，你的《愚人颂》激起了一阵很大的骚动，甚至对于那些曾经是你最忠实的仰慕者也是如此。”但这以开玩笑似的破坏讽刺效果与他后来爆发的讽刺相比还算是温和的。他在剑桥教书的第三年即最后一年，同时也是教皇尤里乌斯二世逝世的那年，巴黎出现了一种讽刺的短文或对话名叫《尤里乌斯被斥天国门外》。伊拉斯谟虽然尽力掩饰其作者身份，但原稿已在朋友间流传，而且莫尔不小心把讽刺对话列入伊拉斯谟的作品内。这也许可以代表伊拉斯谟作为讽刺家的一种最极端的范例。已故的好战者教皇发现天国的门被顽固的圣彼得守住，就是不准他进去：

尤里乌斯：我已受够了，我是利古里亚人（Ligurian）的尤里乌斯P.M.……

彼得：P.M.？那是什么意思？最讨厌的人？

尤里乌斯：P.M.是教皇之意，你这浑蛋。

彼得：纵使你是三倍的教皇……如果你不是最好的人，你也不能进入这里。

尤里乌斯：你真无礼！你在这些年代里不过是圣人而已——而我是至圣至圣的统治者，本来就是神圣，有“金牛”可以表现。

彼得：神圣与被称为神圣有无区别？……让我细看一下。哼！充满着罪恶……传教士的披带，底下却是血迹斑斑的盔甲；凶猛的眼、粗野无礼的嘴、无耻的面容、全身有罪恶疤痕、呼吸充满着酒味、被放荡破坏了的健康。唉！你尽管恐吓，我现在告诉你你是什么……你是刚从地狱回来的尤里乌斯皇帝……

尤里乌斯：不要再讲了，否则我要把你逐出教会……

彼得：你要把我逐出教会？我想知道你用什么权力？

尤里乌斯：我有最大的权力。你只是一位传教士，也许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你不能祝圣。我命你快开门！

彼得：你必须先把功绩给我看……

尤里乌斯：“功绩”是何意思？

彼得：你曾教授过真理吗？

尤里乌斯：我不必，因我太忙于作战。如果那是很重要的话，我有僧侣负责。

彼得：你曾否以好榜样为基督救了灵魂？

尤里乌斯：我已经送了很多灵魂到地狱去了。

彼得：你曾行过奇迹？

尤里乌斯：咄！“奇迹”已不流行了。

彼得：你曾勤于祈祷？

尤里乌斯：我是不可战胜的尤里乌斯，我没必要对一个卑贱的渔夫回答。然而你应当知道我是谁，是干什么的。第一，我是利古里亚人，而不是和你一样的犹太人。我母是大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的姐妹。他使我因教会财产致富。我做了红衣主教。我遭遇了不幸，我患了法国天花。我被放逐，由本国驱逐出境，但我已知我应做教皇……结果实现了，一方面得到法国的协助，一方面我以利息借来金钱，一方面用承诺方式。克罗伊斯（Croesus）王也弄不出这么多的钱。银行家将会告诉你这一点。但是我成功了……而且我为教会和基督做的事比以前任何教皇都要多。

彼得：那么你做了些什么？

尤里乌斯：我提高了税收。我创立了新的教职，并且出售这些教职……我改铸了货币，用这方式赚了一大笔。金钱万能。然后把博洛尼亚并入教皇所有……我叫欧洲所有的王侯都听我的。我撕毁了条约，并且养了大批野战军。我把罗马盖成宫殿，在国库尚有500万元。

彼得：你为何夺取博洛尼亚？

尤里乌斯：我需要税收……

彼得：费拉拉如何？

尤里乌斯：这个公爵是一位不知感恩的可怜虫。他控告我买卖圣职罪，又叫我鸡奸者……为了我的一个儿子，我需要费拉拉公爵领地，我子对教会是可信任的，而且他刚用短剑刺死帕维亚的红衣主教。

彼得：你讲什么？难道教皇有妻子儿女？

尤里乌斯：妻子？不，没有妻子，但为何不能有子女？

彼得：他们控告你犯罪，你是否感觉有罪？

尤里乌斯：这事与这无关……

彼得：难道就无法除去一位邪恶的教皇？

尤里乌斯：真可笑！谁能撤去最高权威的职？……一位教皇唯有被大公会纠正，但是不经教皇同意，大公会就不能举行……如此教皇无论犯了什么罪，谁也不能撤他的职。

彼得：如果犯了谋杀案，也不能撤职？

尤里乌斯：不行，即使犯了弑父罪，也不能撤职。

彼得：如犯了通奸罪，也不能撤职吗？

尤里乌斯：就是犯了乱伦罪，也不能撤职。

彼得：如犯了买卖圣职罪，不能撤职吗？

尤里乌斯：即使犯了600次买卖圣职罪，也不行。

彼得：如犯了毒杀人罪，也不能撤职？

尤里乌斯：即使犯了渎圣罪，也不行。

彼得：如果上述罪恶集于一身，也不能撤职？

尤里乌斯：如你再给这罪恶加上600个，也无权撤教皇之职。

彼得：我的继承人竟有一种新奇的特权——人们中最邪恶者却安全无恙，未受处罚。教会真不幸，竟不能从他肩上抖落此怪物……人民应起来用铺路的石板把这么个坏胚除掉……如果需要代理人的话，只有你最够格。你还有什么标志显示你是一位教徒？

尤里乌斯：扩大基督的教会，难道不属于教徒的事？

彼得：你如何扩大教会？

尤里乌斯：我在罗马建宫殿……大群的仆人、军队、办公室……

彼得：当教会被基督初创时，这一切都没有……

尤里乌斯：你的思想还是那么陈旧，就像你当教皇时同你周围的一小撮可怜而被放逐的主教们饿死时一样。时代已经变了，你看，我们这些堂皇的教堂……似国王的主教们……红衣主教们被人极尽奢华地服侍着，而马和骡身上饰以黄金珠宝，蹄上穿金戴银。尤其，因我是教皇，被抬在军人肩上，坐着金椅，很庄严地向崇拜的群众挥手。你听听隆隆的炮声、号角声和鼓声。你看看军队的武器、群众的欢呼、照亮街坊的火炬，而世上的国王们很少被许可吻我的圣脚……你看到了这一切，告诉我，那岂不荣耀吗？你如果与我比较，你会感觉你曾经是多么可怜的一位主教。

彼得：傲慢的可怜虫！欺诈、高利贷及奸猾等使你做了教皇……我使异教的罗马承认了基督，你又使她变成异教了。圣保罗并未谈及他曾袭取若干城市，他曾屠杀多少军团……他只谈及船难、禁锢、耻辱、鞭打；这些就是他做教徒的胜利，这些就是做一名基督将领的光荣。当他自豪时，是他从撒旦手中拯救了多少的灵魂，而不是成堆的钞票。

尤里乌斯：这一切对于我都是新闻。

彼得：也许是的。你为了订条约、扩充军队及胜利，因此你无暇看福音……你冒充基督徒，你与土耳其人差不多。你的思想像土耳其人，你与土耳其人同样的无法无天。

尤里乌斯：那么你是不开门了？

彼得：宁愿给任何其他的人开门，就是不给你开门……

尤里乌斯：如果你不让步，我就用暴风雨取你的位置。它们现正在你下面从事大破坏，我马上派6万个鬼来支援我。

彼得：啊，可怜虫！可怜的教会！……教会有这种执政者，难怪现在入天国之门的人这么少，不过这世界一定是太好了，否则如此沉溺于邪恶之人，竟会只因他具有教皇的名称而受到荣耀。

这当然是荒谬的一面之词。如无这种不可救药的恶棍，正如上述，则意大利就不能逃避敌人的侵袭，则旧的圣彼得教堂不会换新，也就不能发现，不能指导，不能发挥米开朗基罗及拉斐尔等人的才华，就不能在梵蒂冈的广场内呈现出基督教与古典文化的融合，就不能在乌菲兹（Uffizi）美术馆内看到尤里乌斯匹世无双的画像里所呈现的一种深思及用尽苦心的面容中展现的拉斐尔的技术。而可怜的伊拉斯谟，呼吁一切传教士效法宗徒的贫穷，他自己却一再向朋友要钱！一位传教士竟写出如此残酷的教皇控诉状，显示当时人们反叛的心情。1518年——路德二年——彼得·吉利斯由安特卫普写给伊拉斯谟说：“《尤里乌斯被斥于天国门外》这本书已在此地各处均有出售。每人都在买，每人都谈及此事。”难怪宗教改革者后来谴责伊拉斯谟，因为他敲响了反叛的警钟，而他自己却逃跑了。

1514年，伊拉斯谟的另一作品惊动了西欧的知识界，他曾撰写了非正式的对话录，自称教授拉丁文体及会话，但附带地讨论令学生感到愉快的多变性话题。他的朋友比亚图斯·雷纳努斯（Beatus Rhenanus），经他的许可，出版了一套这类的专集如《日用会话范例》——“《日用会话范例》为伊拉斯谟所编，此书不但美化学生的言词，而且树立其性格。”而后的版本添加了更多的会话，所以这些书成为伊拉斯谟的最有分量的著作。

这些书是一种新奇的编造——认真地讨论婚姻和道德，劝人虔诚，暴露人类行为和信仰的荒谬及滥用，掺有刺激或淫秽的笑话——一切均用闲聊和俚俗的拉丁文写出，一定比用学术性的正式文体更难。1724年，一位英国译者评论：“他以如此宜人且富于教益的方式所编的书，没有一本较适于阅读，因为其内容几乎完全推翻天主教的一切圣意与信念。”这样讲恐怕有些夸大，但伊拉斯谟的确以娱乐方式，使用他的“拉丁文体课本”再度攻击传教士的缺点。他指责贩卖圣徒遗物，滥用逐出教会权，高级教士及低级教士的贪得无厌，假奇迹蒙骗轻信者，为了世俗目的崇拜圣人，过度守斋，及把教会的基督教与基督的基督教做一惊人的对照。他的笔下，妓女赞扬僧侣是她最忠实的主顾。他警告一位希望守贞的少女，她应当逃避“那些强壮而滥酒的僧侣们。……住在修道院里守贞比在修道院外更危险”。他对鼓励守贞表示悲叹，并赞颂已婚的爱高于独身。他哀叹人们那么细心地使好马与好马相配，但在以经济为目的的婚姻中，健康的少女甚至与病弱男士结婚。他建议禁止与患梅毒者或其他严重的残疾者结婚。他在极富幽默的章节中夹杂明智的意见。他劝男孩们要向打喷嚏者致敬，但是他们放屁时，就不要敬礼，他还以奇特的祝福恭喜有孕的妇女：“上帝允许你负这个重担……因为容易进，则容易出。”他建议心身的净化，“因为它减低性欲”。在“年轻人与妓女”的冗长对话中，结论含有妇女革新立意。

评论家抱怨说，这些对话是一种非常鲁莽的教授拉丁文体的方式。另有人声称，弗赖堡的所有青年都被这些书腐化了。查理五世下令这些书在学校使用应判死罪。路德同意这位皇帝的看法：“即使我临死，我也要禁止我的孩子们阅读伊拉斯谟编的《对话集》。”此书在出版后风靡一时，连销2.4万本；直到1550年，唯有《圣经》的销量超过它。而伊拉斯谟几乎把《圣经》弄成自己的作品。

学者

伊拉斯谟于1514年7月离开英国。他接到在斯坦因他已遗忘的小修道院院长的一封信，提出他的请假早已过期，并望他最好归来以痛悔的虔诚度其余年。他被警告，因为按宗教法规，院长可以利用世俗力量把他拖到他的监狱。伊拉斯谟借故推托，而该院长也未坚持此事，但是为了避免这种尴尬之事再度发生，这位流浪的学者要求他有势力的英国朋友向利奥十世要求准予赦免他担任僧侣的义务。

正当谈判进行之际，伊拉斯谟启程上莱茵河到巴塞尔，而愿把他最重要的作品原稿给予福罗本印刷业者——该作品把《新约》的希腊原文做批评的修正，附有新式拉丁文翻译和评注。这对于作者与出版商来说都是一种虔诚、自负及冒险的工作：这项准备已花了数年，印刷与编辑都是费力与花钱的，擅自修改哲罗姆的拉丁文本——很早就被祝圣为“拉丁语《圣经》”——也许会被教会定罪，而且出售所得也许不能抵偿花费。伊拉斯谟把该作品奉献给利奥十世，以减轻危险。1516年2月，福罗本终于印出了《新工具，由伊拉斯谟研究与修正》。而后的版本（1518年）把“工具”改为“圣经”。在对比栏里，伊拉斯谟印出他修正的希腊原文及其拉丁文翻译。他希腊文的知识尚不够精通，其中的错误他须与排字者共同负责；以学者的身份，这部即将付印的希腊文《新约》第一版要比许多学者于1514年为西蒙红衣主教编排并印刷的要差，但后者直到1522年才发布。这两件作品显示了人文知识对早期基督教文学的应用及《圣经》评论的开始，该评论于19世纪又把《圣经》当作人文著作。

伊拉斯谟的评注以单行本出版。用清晰通俗的拉丁语写出，当时各大专毕业生均能看懂，因而受到普遍的欢迎。虽然是一般的正统，但是它们在而后研究的许多调查结果上领先了一步。在第一版中，他略去了有名的科马·约翰努姆（Comma Johanneum），他肯定了三位一体，但被今日的标准修正译本否定，认为这是4世纪加入的。他把女人容许通奸的故事（《约翰福音》7章53节，8章11节）及《马可福音》的最后12行诗印出来，但注明大概系伪造。他一再指明原始与现行的基督教义的区别。在《马太福音》23章27节他评注道：

如果哲罗姆能看见圣母的奶被展示出售，他会说什么，以对基督圣体同样的尊敬来尊敬圣母的奶；神奇的油；真十字架的部分，如果集中一起，足以满载一大船？这里有圣方济各的头巾，那儿有圣母的小裙，或圣安妮的梳子。并非当作宗教的纯真助手，而是宗教自身的本质——这一切是出于传教士的贪财及僧侣的伪善而利用人们的轻信。

注意到《马太福音》19章12节被宣称劝告修道士保持独身主义，伊拉斯谟评注如下：

在这个阶级里，我们包括了那些被欺诈或恫吓而投入那种独身生活的人们，他们被允许通奸，但不准结婚；若他们公开养妾，仍是基督的传教士，但如娶了妻子，则会被烧死。以我的意见，凡欲其子做独身传教士职务的父母们，与其让他们的儿子违反意志暴露于情欲的诱惑里，还不如在其婴儿时予以阉割来得仁慈。

进而对《提摩太前书》3章2节译注道：

现在的传教士数目众多，其庞大如兽群，内有世俗的和正规的，其中很少是贞洁的，真为害不浅，其大部分沦于情欲和乱伦，而且公开淫佚。如果这些人不能节制，最好准其合法结婚，以免违犯亵渎。

最后，在《马太福音》11章30节的评注里，伊拉斯谟发出了宗教改革的呼声——从教会回到基督：

如果卑下的人们所创立的机构，对加诸基督身上的重担毫无所增的话，那么，诚然，基督的轭将是甘甜的，而其负荷也将是轻微的。他只是命令我们彼此相爱，没有什么比感情上得不到温柔与甜蜜更痛苦的。依照本性的一切事物都易忍受，而且再没有任何事物能比基督的哲学和人类本性协调得更好。其唯一目的在于使堕落的人性复归于天真与诚正。教会增加的很多事物，其中有些可以略去，并非我们对信仰有什么偏见……例如凡是有关……上帝的本性及世上人类阶级的区别……这些哲学理论……有关祭衣的规定和宗教的仪式！……创立好多斋期……有关誓愿……教皇的权威，滥用赦罪和特免等事，我们说什么好呢？……但愿人们能满足于基督根据福音的律法来统治，而且但愿人们不再以人为的法令寻求加强其反启蒙主义的暴政。

大概就是这些评注使这书获得成功，这一定使作者和出版商同样感到惊奇。第一版经过3年时间，新修订本在伊拉斯谟去世前曾出版69次。这部作品受到的批评是非常猛烈的，被指出很多错误。埃克博士，英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的教授，路德的原初反对者，污之为可耻的陈述，认为希腊文的《新约》要比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的更为低劣。然而利奥十世核准了该作品，教皇阿德里安六世要求伊拉斯谟为《旧约》做一些他为《新约》所做的事情。但特伦特会议（Council of Trent）谴责伊拉斯谟的译文，并宣布哲罗姆的拉丁文《圣经》是《圣经》中唯一可信靠的拉丁语本。伊拉斯谟《新约》的学术地位马上被取代了，但作为思想史上的一个事件，它的影响极大。本国语的翻译受到欢迎与重视，很快就有人追随仿效。他在序言中说了一段热情的话：

我宁愿使最柔弱的妇女阅读《福音书》和圣保罗的《使徒书信》……我要使这些话译成各种语言，不仅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而且突厥人和撒拉森人均能阅读。我渴望种田的人一面耕地一面唱着它，纺织者哼之于穿梭的旋律中，旅行者以此为娱乐以排除其途中的无聊……我们也许会因从事其他的一些研究而后悔，但是当人从事这些的研究时，一旦死亡来临，他就是幸福的。这些神圣的话给予你基督的谈话、治病、死亡及复活的真实印象，使得他如此常在，以致如果他在自己的眼前，你未必会更真实地见到他。

伊拉斯谟对福罗本印刷所及其员工的能力感到满意，于1516年11月发行了对圣哲姆的批评版，随后又出版了类似修正的古典与教父的原文，修正了大家所公认的塞涅卡原文中的4000个错误。这些对学术均有实质的贡献。他于1517年在《意译》中重叙了《新约》的故事。这类工作需要他经常住在巴塞尔，但一份新的差事使他定居在布鲁塞尔的皇室宫廷附近。查理此时只是卡斯蒂尔的国王并兼任尼德兰的统治者，尚未任查理五世皇帝。他仅15岁，但他敏锐的心灵已漫游于各种娱乐嗜好，而且他被说动了，如果在他私人的顾问中含有当代杰出作家的话，则其朝廷将可增光。事情就如此决定，1516年，伊拉斯谟由巴塞尔归来时，在适当的薪水下接受了这个荣誉的职位。

有人愿给他在科特赖克的一个牧师职，赋予他主教的职权。他拒绝了。他原先接受了莱比锡和英戈尔施塔特两所大学任教的邀请，而弗朗索瓦一世以一种奉承的姿态想使他脱离查理，来法国宫廷。伊拉斯谟礼貌地婉拒了。

同时，利奥十世已将他所请求的赦罪令寄送伦敦。1517年3月，伊拉斯谟横渡至伦敦并收到教皇的信件，免除他对修道院的义务，并使他因私生子身份而遭受的不公获得补偿。利奥在其正式公函内附有私函如下：

亲爱的孩子，祝你健康幸福。你的一生及特性，你那罕有的博学和崇高的勋绩，不仅可由到处为人所颂扬的你研究上的不朽成就，而且也由最有学问的人们一致同意嘉许，最后由两位极为杰出的王公的信，即英国国王和法国天主教国王向我们的推荐而得到证实，使我们有理由予你特殊厚遇。故此准你所求，如果你将来有任圣职的机会或愿偶然为之，我们均将随时给你更多的优待，本人认为你从事神圣的努力，勤勉地为大众利益效劳，是为至当。更应以适当的报酬以鼓励你达到更高的境地。

也许这是对于善行的一种明智的贿赂，也许是一个宽容而具人文主义的宫廷所表现的一种诚实态度。无论如何，伊拉斯谟绝不会忘记教皇的这种礼遇，而且常常感到难以脱离如此容忍他的批判的教会。

哲学家

伊拉斯谟回到布鲁塞尔后，发现自己更加受到皇室宫廷热忱欢迎的诱惑。他非常认真地执行顾问的职务，竟忘记了凡名作家都很少具有政治家的才能。1516年是他忙碌的一年，他仓促地完成了一篇《一个基督教王子的教育》（“Institutio Principis Christiani”），其中充满着前马基雅维利主义（pre-Machiavellian）的那一套有关一个国王应如何举止的陈腐言词。为献身于查理，他大胆写道：“你应感激天佑，你的王国没有受到侵害；如果你能维持和平与安定，将是你智慧的最高显现。”伊拉斯谟的看法如同大多数的哲学家，认为君主政体是最无害的统治方式。他担心人民是“多变且多头的怪物”，因而反对民众讨论法律和政治，并且判定革命的混乱比国王的暴政更坏。但他建议他的基督教王子要注意财富的集中，应向奢侈品征税。寺院应减少，学校应多设。最重要的是，基督教国家之间不应发生战争，甚至对穆斯林也不应有战争。“我们最好以虔诚的生活而非以武力征服穆斯林，如此基督教王国才能依照其创始的方式受到保护。”“战争乃战争之源——但礼貌招致还礼，正义招来正义。”

正当查理与弗朗索瓦接近战争边缘时，伊拉斯谟不断地呼吁和平。他称赞法国国王对目前和解的心情，而且询问谁能持有与法国作战的念头，“基督教世界中最纯洁、最兴盛的部分”。他于1517年在《和平的控诉》（“Querela Pacis”）一文中，表现他杰出的口才：

古代战争的悲剧姑且不提。我要强调的是最近的几年中所发生的这些战争。哪里的陆地或海洋，没有人们从事最残酷的战争？哪里的河川，不染上人类的鲜血……基督徒的鲜血呢？啊！这真是最大的耻辱！他们在战场上的行为比非基督徒更残酷，比野兽更野蛮……在君主们的善变下从事的这些战争，受大害的是平民，而实际上他们与这些冲突毫无关联……主教们，红衣主教们，教皇们，你们都是基督的代表——你们之中却无一人对发动基督最憎恶的战争感到羞耻。那么军人的头盔与主教的法冠有何区别？……主教们，你们保有使徒的地位，怎敢在教授使徒箴言的同时，教给人们涉及战争的事务？……和平，即使是不公正的，莫不优于任何最富正义的战争。

王公和将领们也许能获得战争的利益，民众却承受悲剧和耗费。从事自卫的战争有时也许是必需的，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用贿赂收买敌人而避免从事战争。让国王们将他们的争执提交教皇解决。这种事如在尤里乌斯二世治下是不能实行的，因他本人即是战士；但利奥十世，“是一位博学、诚实而热心的教皇”，也许能以正义仲裁，而且会有效力地主持国际法庭。伊拉斯谟称民族主义为人类的祸源，并且要求政治家们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国家。他说：“我愿被称为一个世界公民。”他原谅比代爱法国的事，但是“以我的意见，如把我们对事物与人们的关系置于视世界为我们所有人类的共同国家的基础上的话，则更富哲学意义”。伊拉斯谟在宗教改革民族主义上升的时代里，是最无民族精神的。他写道：“最崇高的事是使人类受益。”

我们不必去注意伊拉斯谟有关人性，或战争原因，或城邦行为的任何现实的概念。他从未面对马基雅维利在那些年一直讨论的问题——如果一个城邦执行其宣扬给民众的道德，这一城邦是否能存在下去。伊拉斯谟的任务是改善现有的信仰，而非建立一种积极而一贯的哲学。他甚至不确定他自己是基督徒。他多次声称接受圣徒的信条，然而他一定怀疑过地狱的存在，因为他写道：“否认上帝存在的人们，正如那些形容它为无情的人们一样，都并非是不虔诚的。”他很难相信《旧约》的神圣权威性，因为他曾说如果《旧约》废除会平息罗伊希林（Reuchlin）激起的狂怒，“他愿意看到整个《旧约》被废除”。他对米诺斯和庞皮利乌斯以法律创之于神为理由，劝服其人民服从不合民意的立法的这种传说表示讥讽，而且大概怀疑摩西类似的政治才能。他对莫尔满意于个人不死的论证表示惊奇。他认为圣餐较诸奇迹更是一种象征。他公然怀疑三位一体、基督的化身及圣母的生育（圣婴）。他对当时基督徒的习俗逐一发难——赦罪、守斋、朝圣、告解、修道院制度、教士守贞、崇拜圣物、祈求圣人及焚烧异教徒等。他对《圣经》中很多章节给予讽喻或合理的解释。他以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来比亚当与夏娃的事，并指称此为最不按照字义的《圣经》解释。他把地狱的苦痛解释为“伴有日常罪恶的心灵上一种永久性的极端痛苦”。他并没将他的怀疑在众人之间传开，因为他并未提供慰藉或劝谕的神话去代替旧有的。他写道：“虔诚需要我们有时隐藏真理，我们应当注意不要经常把它显示出来，仿佛我们在何时、何地或对谁表示它是无关紧要似的。……也许我们必须承认柏拉图所说之言——撒谎对人们是有益的。”

伊拉斯谟虽有这种强烈的理性主义倾向，外面上仍然保持正统信仰。他从未对基督、《福音书》及教会用以促进虔诚的象征性仪式失去热情。他《对话录》中的一个人物说：“如果任何事物对于那不讨厌《圣经》的基督徒是通用的话，为此理由我要注意我不可以得罪别人。”他梦想以基督的哲学代替神学，而且努力以异教徒思想使之和谐。他把“神圣的启示”这句成语应用于柏拉图、西塞罗和塞涅卡。他不承认这种人不会得救，而且他“很难能够抑制”向圣苏格拉底祈祷。他要求教会将基督教义的重要教条“尽量减少，使他人有自由的意见”。他并未提倡对各种意见的完全容忍（谁能这么做），但他赞成以一种温和的态度对待宗教的异端。他理想的宗教是效法基督，然而我们必须承认他自己实行的较少。

伊拉斯谟其人其事

1517年，他大部分时间住在佛兰德斯——布鲁塞尔、安特卫普和卢万。他同一个仆人独身隐居，但时常接受显贵要人的殷勤款待，他们设法以他为伴从而显示社交上的优越且能高谈雄辩。他嗜好吹毛求疵，生活的磨砺造就了他粗犷的情感。他酒量很大，并以不醉酒自负。那也许是痛风与胆结石的部分原因，但他认为膨胀他的动脉可以减轻他的痛苦。1514年，他48岁（一说45岁），他把自己形容为“白头残废者……除了酒之外什么都不能喝，同时必须吃好的食物”。他不同意斋戒，非常不爱吃鱼，也许是他的胆汁使他如此。他睡眠不足，正如多数脑筋忙碌的人一样忘记时间。他以朋友和书本自慰。“当我日常看书的习惯受到限制时，我似乎失去了自己……我找得到图书馆的地方就是我的家。”

他以一个教区传教士辛勤所求来的金钱，大部分用来买书。他从芒乔伊和沃勒姆两主教处接受定期的生活津贴，并从勃艮第的大臣让·勒·绍瓦热（Jean le Sauvage）处获得300个银币及从王族们那里领到超过当时任何作者所能获得的赠予。他不承认爱好金钱，他寻求金钱是因为自己居无定所，也因为他惧怕一个缺乏安全感的孤寂老年。同时他继续拒绝赚钱的职位，因为这也许会增加其收入，却牺牲了他的自由。

他的外表乍一看并不动人，瘦小、苍白、声弱、体羸。他使人印象深刻的是敏捷的手，长而尖的鼻子，闪耀着睿智的蓝灰色的眼睛，以及他充满智慧的言词与话语。同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们均渴望描绘他的肖像，而且他同意坐着让他们描绘，因他这种肖像是很受他的朋友们欢迎。

马赛斯于1517年把他绘为一个全神贯注于写作，裹着厚厚的外衣，像是要防御世纪寒冷侵袭的人。这张画送给了莫尔。丢勒于1520年用炭笔画了他的像，并于1526年为他作了一幅非凡的雕刻画。这幅画用的是德国笔调，把这位“好好的欧洲人”画成了一种十足的荷兰人相貌。伊拉斯谟说：“如果我像那个人的话，我就是一个伟大的骗子。”霍尔拜因尽一切的努力画了许多伊拉斯谟的像。一幅在杜林，另一幅在英国，第三幅在巴塞尔，最好的一幅在卢浮宫——北方最伟大画家的一切杰作均陈列在这个博物院。在这幅画中，这位学者已成为哲学家，安静、沉思，稍带忧郁。他于1517年写道：“我们命运所带来的必须忍受，而且我对任何事件均已平心静气”——一种他从未真正达到的禁欲的宁静。他谈及一位野心勃勃的青年说：“他爱光荣，但是他不懂光荣是如何的重要。”伊拉斯谟和很多高贵的灵魂一样，日夜都劳心以便战胜那梦魇。

他的缺点很明显，他的优点只为他的密友们所知。他能无羞耻地乞讨，他也能施舍，许多后起之秀在他的鼓励下展开了前程。当罗伊希林被普费弗科恩（Pfefferkorn）攻击时，伊拉斯谟写信给他在罗马的红衣主教朋友们，为这位受困的希伯来学者求得保护。他既不懂谦逊也不知感恩，一个受到国王们及教皇们宠爱、巴结的人是很难表现这些的。他急躁而且憎恶批评，有时且以那争论时代的辱骂态度来回答。他参与反犹太主义，即使那是属于文艺复兴的学者。他的兴趣窄狭而激烈：他爱好标榜哲学的文学，及不谈逻辑只谈人生的哲学，但是他几乎忽视科学、风景、音乐和艺术。他讥笑当时睥睨一切的天文学领域，而且星辰们向他发出微笑。在他那众多的通信中，从未谈及欣赏阿尔卑斯山的风景或牛津与剑桥的建筑术，及拉斐尔的绘画或米开朗基罗的雕刻，当他于1509年在罗马时，米开朗基罗正在为尤里乌斯二世工作。他的幽默感通常微妙而洗练，偶尔带有拉伯雷的讽刺味。有一次当他听到某些异教徒被焚时，写信给他的一位朋友说：“如果他们在冬天正来临时提高油价，我对他们的同情心就会减少。”他不仅有人类本性的利己心或自私，而且还有点自负或自大，作家或艺术家如没有这点，往往会被忽视。他喜爱谄媚，他告诉一位朋友说：“好的裁判说，我比当代任何人都写得好。”

这是实话，虽然只是就拉丁文而言。用法文写很差，他只会说一点儿荷兰语和英语，“对希伯来文只是用舌尖轻尝过一下”。他对希腊文一知半解，但他精通拉丁文，他把拉丁文活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那生动华丽的文体，他那轻描淡写的小说魔力，以及辛辣的讽刺，使得一个世纪重新醉心于古典文学，以致他的大部分缺点均被人原谅。他的书信在文雅有礼方面足与西塞罗的信函相比，但在生动活泼与机智方面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他的拉丁文体是他自己创造的，而非模仿西塞罗式的。他的拉丁文体是活的、有力的、灵活应用的语言，而非1500年之前的回音。他的书信犹似彼特拉克的书信，为学者和王侯所艳羡，其程度仅次于他谈话的受欢迎度。他告诉我们，也许带有一些夸张，他每日收到20封信，却要写40封信。其中数卷在其生前已出版，这些作品均受到其作者的细心编辑，方便后世了解。利奥十世、阿德里安六世、纳瓦尔的玛格丽特皇后、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一世、亨利八世、莫尔、科利特、威利巴尔德等均为其书信交往者。谦虚的莫尔写道：“我无法摆脱虚荣心的渴欲……当我忆起我将因为伊拉斯谟的友谊被推荐到遥远的后世时。”

除非我们认为路德是一位作家，否则无其他同时代的作者能与他的声望相比。一位牛津出版商于1520年报告称，伊拉斯谟的作品占其销售收入的三分之一。他有很多敌人，特别是住在卢万的神学家们，但是在大学里他广有弟子，而且全欧洲的人文学者尊他为模范和领袖。在文学方面，他是文艺复兴及人文主义的综合者——他们对古典文学及文饰的拉丁文体的崇拜，他们的君子协定使其不与教会决裂、不干预民间无法消除的神话，教会应对知识阶级的理智自由睁一眼闭一眼，及允许把教会的恶习及荒谬作一次有秩序的、内部的革新。伊拉斯谟正如一切人文学者，因利奥十世荣升至教皇职感到兴奋，他们的梦想已成事实——一个人文主义者、学者、绅士，文艺复兴与基督教实质的合一，业已登上最伟大的宝座。诚然，教会的一次和平涤净就会来临，教育会普及，人民会遵守可爱的仪式和安慰的信仰，但人心会得自由。

1517年9月9日，伊拉斯谟从安特卫普写信给约克的红衣主教托马斯，一行不祥的文字这样说，“在世界的这部分，我怕有一次大的革命就要发生”，不到两个月，这预言应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