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读者

差不多在20年前，我就不揣谫陋地想写一本《文明的故事》，现在我总算实现了这一心愿的一部分，完成了这第一卷。在这有限的篇幅里，我想尽我心力之能及，把人类的文化遗产——如在其原因、特性与成果方面，在发明的进步方面，在经济组织的变动方面，在政府组织的尝试方面，在宗教的热情方面，在伦理与礼仪的盛衰方面，在文学的精华方面，在科学的发展方面，在哲学的智慧方面，以及在艺术的成就方面，都能依时代并用默察方法有条理地进行叙述。不要说我这一企图是如何地荒唐，也不必说这一观念是如何不自量力。因为我花了好几年的工夫，仅仅完成五分之一，而我已明显地感觉到，只靠一人的心力，只靠一人的有生之年，是难以完成这一工作的。但是，我还是梦想完成此工作，虽然或许会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对于那些热爱哲学的人，可能多少有些用处，因为他们对于事物总想作一全面了解：在时间上，他们想透过历史去追求远景、统一与领悟；在空间上，他们又想透过科学去实现这远景、统一与领悟。

我一直觉得，我们的分类历史写作法——如经济史、政治史、宗教史、哲学史、文学史、科学史、音乐史、艺术史等——对人类整体生活的批判都有欠公正。历史的写作，一定要经纬兼顾，分析与综论并用。同时，最理想的历史纂述应设法把每一时代的每一国家的文化、组织、变动与路线等整个错综复杂的现象，都加以综述。然而，知识的积累已将历史分成无数孤立的专史，像科学就是一例。而且一般拘谨的学者，他们也把自己局限于某一领域而不愿从任何整体观点来写历史，不管是从整个物质世界着眼，还是从我们人类过去的生活着眼，他们都不愿这么做。因为论述范围广，错误的几率也就多，因此，任何人要把他的精力放在历史综述上，势将变成悲剧的箭靶，受到无数专史学者的围攻与抨击。5000年前，古埃及人普塔霍特普（Ptahhotep）就说过：“你应想到，在议会中你可能会受到专家怎样的攻击，最笨的人才无所不谈。”《文明的故事》涉及面广，无所不及，对每一方面都难窥全豹，因此，它必须承担每一位理论批评家毫不客气的指责。像哲学一样，这种冒险是没有理由求谅于人的，最多博得个愚勇之名而已。但是，我也希望像哲学一样，这本《文明的故事》永远能诱导出一点进取的精神，使我们能冲进文明史的致命深处。

《文明的故事》计划共出5卷，每卷内容如下：

第1卷《我们的东方遗产》：从埃及与近东方面叙述到亚历山大之死为止；在印度、中国与日本方面则写到目前为止；另加一篇导论，将文明的性质与条件略加叙述。

第2卷《我们的古典遗产》：叙述希腊、罗马以及在希腊与罗马统治下的近东文明史。

第3卷《我们的中古遗产》：叙述天主教与封建制度下的欧洲、东罗马帝国的文明，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在亚洲、非洲与西班牙的情形，以及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经过。

第4卷《我们的欧洲遗产》：叙述从宗教改革到法国大革命为止的欧洲各国的文化史。

第5卷《我们的现代遗产》：叙述由拿破仑即位到目前为止的欧洲史，包括发明与政治、科学与哲学、宗教与伦理、文学与艺术各方面。

我们之所以由东方开始，不是因为亚洲乃我们所熟知的最古老的文明之地，而是因为亚洲的文明形成希腊与罗马文化的背景与基石，亨利·梅恩爵士（Sir Henry Maine）却误以为古希腊罗马文化乃是现代文明之源。当我们获知大多数重要的发明、经济与政治组织、科学与文学、哲学与宗教，都是来自东方时，我们定会惊讶不已。当此时——即当欧洲文明优势迅速结束时，当亚洲复苏日渐扩大时，以及20世纪的主题似乎注定是东西方之间卷入全面冲突时——我们传统历史之本位主义，叙述史必始自希腊，把亚洲也归入此线之内，不仅是学术上的谬误，而且也可说是前途与智慧上的致命败笔。未来要面对太平洋，只有如此，才能由那一地区而获得对历史的理解。

但是一个西方学者怎样才能对东方从不理解进而到理解呢？我是花了8年时间，研究并亲自到东方旅行才仅仅获得这一点知识而著成本书，而这也不过是多一点证据而已。因为对一个西方学者而言，即使耗尽毕生精力来钻研东方微妙的特性与奥秘，也是不够的。因此，本书中的每一章或每一节，都可能冒犯了东方文明而使热爱东方文明并对东方文明获有秘传的人士为之惊愕。例如：在论耶和华（Yahveh）的那几页中，恐将需要请犹太正教徒用他古老的全部容忍德性来加以曲谅。关于印度哲学部分，习形而上学的印度教徒恐也将悲叹作者的一知半解，乱写一通。关于远东部分，中国与日本的贤哲之士可能要纵声大笑，讥我在丰富的远东文学与思想宝藏中，却选这一点东西，实在是短而无当。在论犹太的一章中，有些贻误已承哈佛大学沃尔夫森教授（Harry Wolfson）予以改正。波士顿美术学院的库马拉斯瓦米博士（Dr.Ananda Coomaraswamy），对印度部分也费了不少心机，给予校订，不过对于结论部分可能存在的任何错误，则由我负全责，与库马拉斯瓦米博士无涉。华盛顿大学著名的东方学者高恩教授（H.H.Gowen），他的东方知识似乎取之不尽，助我对中国与日本的那几章，也校正了不少不可原谅的错误。索克思先生（Mr.George Sokolsky）对于远东现代史部分，也给以不少指正。虽然如此，必将仍有贻误，如果专家学者以及读者对于本书有任何进一步的校正，请予公开指教，以便本书再版时有加以改正的机会。不过，任何一个对著作深感厌倦的作者，都可能对13世纪的一位中国学者戴侗的话产生共鸣，他在《六书故》（History of Chinese Writing，成书于13世纪）一书中有这样几句话：假如我等到完美无疵再出书，则我这本书恐将永无完成之日。（原文为：“欲于待，则书之成未有日也。”）

因为这些传闻时代的历史，所论乃遥远的事物，只有世界公民对此会产生兴趣，因此，这种昂贵的书是不易普遍流行的，故这一套书的出版，可能由于经济上的原因而延缓出版时间。但是，假如这种综论式的历史工作受到欢迎，则又可能使其工作不致中断，则第2卷在1940年秋就可望问世，而其余各卷，只要财力许可，其后每隔5年也可陆续出版。如果每卷都能如期出版，则没有什么事能令我更轻松愉快的了。只要时间与环境许可，我将尽快地写作，我希望有几个同代人愿意和我一起学习到老，我也希望这一套书能有助于我们的孩子，使他们之中有几个能领会并且能享受到他们继承的无尽宝藏之乐。

威尔·杜兰特1935年3月于纽约大尼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