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1942年10月14日 星期三
吉迪，亲爱的：
这些天太忙了。我昨天学习法语语法了，共学了三页；做了一道数学题；还着手翻译《美好的内维麦》了，并记了一些单词。今天我也学习了，是历史和法语语法。数学题太烦人了，真不愿意每天都写它。不过，在数学上我比爸爸还好一些，他也觉得数学不容易。实际上玛格特总来帮我们，因为我和爸爸数学水平都有限。我还是喜欢速记，所以学得很用心，我在三个人里学习进度是最快的。
《斯通姆的一家》我已经看完了，的确是本好书，可与《朱普·特·赫尔》比起来依然略逊一筹。这两本书都是吉辛·凡·马克思韦尔特写的，所以书里才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将来我一定让自己的孩子也看她的书，因为她的确很杰出。
科勒的剧本我也读了不少，像《海德维格》《倍尔曼的表兄弟们》《女家庭教师》和《绿色多米诺》等等，他的语言很有特点，我非常喜欢。
我与妈妈、玛格特的矛盾解除，再次亲热起来。玛格特昨天晚上就是挤在我床上睡的，虽然不舒服，但是很有趣。她说想看看我的日记，问我行不行。我回答：“看一点儿可以。”接着，我又说想看看她的日记，问她行不行，最后她也点头了。我们聊到了未来。问到她时，她怎么也不说长大想干什么，特别神秘！我猜她大概想做老师，不过也不能十分确定，我是管得太宽了吧？不应该这样。
今天，彼得正在床上睡早觉，就被我使劲儿轰了起来。他气坏了，我没管他，直接躺在了上面。昨天晚上他那个苹果还是我给的呢，所以偶尔对我好一些，对他来说也是应该的。
关于我的美丑问题，我曾经问过玛格特。她回答得太婉转，说我眼睛很美，人非常招人喜欢。
下次再继续吧！
安妮
另：今早称体重了，我们每个人都称了一遍。玛格特是132磅，爸爸是152磅，妈妈是136磅，彼得是114磅，他妈妈是117磅，他爸爸是165磅。而我则是96磅——19磅啊，自从来到这里，我居然胖了这么多！
1942年10月20日 星期二
吉迪，亲爱的：
现在我的手还抖个不停，之前的两个小时真是提心吊胆啊！下面我就告诉你是怎么回事。今天木匠来给楼里的五个灭火器灌东西，结果办公室的人忘了跟我们说。当我们毫无顾忌地高谈阔论时，我突然听到楼梯那儿（面对书架的地方）有声音，好像有人在敲打什么。我马上跑到佩普那里，因为我猜肯定是木匠来了。可佩普不能去楼下，她在吃午饭，于是爸爸和我便在门口听着，看木匠什么时候离开。木匠鼓捣了可能有一刻钟左右之后，突然开始猛地敲我们的门（我们猜他的锤子之类的工具应该就放书架上了）。他真的听见什么了吗？我们都害怕极了，脸色煞白。或许他感觉到这个书架不一般，不停地拉扯着、拍打着，想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难道我们这个密室将要被人发现了？想到这点我吓得简直要昏过去，觉得一切都完了……这时，突然传来科莱曼先生的声音：“是我！开门吧！”门立刻被我们打开了。
这是什么情况啊？
原来，门外的人想告诉我们木匠来的事，可书架上的铁钩被卡住，门打不开。科莱曼先生等木匠一走就来找佩普，可还是没办法把书架拉开。听到这里，我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下来，出了长长的一口气。在我的想象之中，这个准备闯进来的人当时变得高大极了，简直就是巨人，甚至就是法西斯——最最冷酷残暴的人！幸亏还是老样子，没有危险！这次起码是安全了。
我们星期一那天快乐得很，因为米普和简来了。他们晚上就住在了这里——我和玛格特的床让给了他们，而我们去了爸爸妈妈的房间。吃饭的时候，大家都非常高兴，因为饭菜都是我们专门预备的，好吃得很，只是中间出了点状况——屋里突然伸手不见五指，因为爸爸房里的灯坏了。这真让人为难，保险丝我们有，可还在仓库后头呢，那里晚上也是漆黑一片，怎么换呢？最后他们几个男的一起去，也就十分钟，我们就熄灭了蜡烛——灯修好了。
今天，我起得特别早。简八点半出门，所以我起床时他早穿戴整齐，准备八点去楼上吃早餐。我进门看到米普的时候，她正穿着内衣，准备穿衣服。她的长内衣和我的一样，只要骑自行车，她就穿这个。穿好衣服之后，我和玛格特就上楼了，比每天都要早。早饭吃得也很高兴，只是外面下起了倾盆大雨，米普高兴地下楼去，因为她上班不用骑车了。
床是我和爸爸一起收拾的，之后我还学习了法语，记住了五个不规则动词。是不是挺勤奋呢？彼得与玛格特也在旁边，他们在看书。玛格特窝在长沙发里，摩西就蜷缩在她身边。我记完动词也开始看书，我读的是《赞美永恒的树》，已经接近尾声。这是一本很有特点的书，内容非常吸引人。
下星期来这里住的是佩普。
安妮
1942年10月29日 星期四
吉迪，亲爱的：
爸爸病了，我非常着急。他发着高烧，身上到处是疹子，麻疹的可能性很大。你知道，医生肯定是不能请的，只好由妈妈来照看他。她努力想办法让爸爸出汗，好让高烧退下来。
今天一早，米普告诉我们，有人把凡·丹先生的家具都弄走了。凡·丹太太这段时间过于敏感，我们谁也没跟她说这件事，不然，她又该为自己招人喜爱的椅子和精美的瓷器哀叹了。那情形我们谁也不乐意看。实际上，叹息又有什么用呢？谁没有值得珍惜的东西呢？谁愿意丢掉它们呢？都是身不由己吧！
爸爸给我推荐了几个著名的德国作家的作品，黑尔贝是其中之一，这些书我基本能顺利读下来了。读德语的时候我喜欢念出声来，不出声的时候少。大书架上有席勒和歌德的书，爸爸取下来，说每晚给我读一些。《唐·卡洛》是他读给我的第一本书。看爸爸这样做，妈妈也弄了一本她的祈祷书，非让我读。我只好用德语读了其中几段，虽然不感兴趣，但听起来却很顺耳。她这是怎么了？硬要让我和她一样笃信宗教吗？
明天我们要用壁炉生火了，这可是第一次！估计到时候会烟雾弥漫的，因为很久没打扫烟囱了，但愿通风没问题。
安妮
1942年11月2日 星期一
吉迪，亲爱的：
星期五很有趣，佩普住在了这里。她睡得不大好，因为喝了一些酒。值得写的就这些了。我又开始因为玛格特而不高兴，她总惹我。昨天我睡得很早，因为脑袋太疼了。
办公室里有些索引卡片，今天上午掉地上乱成了一团，一开始我自己收拾，后来实在受不了，就叫来了彼得和玛格特。结果我也放弃了，因为他们懒惰之极，让我自己弄，我可不是疯子。
安妮
另：告诉你一个重大消息，大概我也快有例假了，妈妈也这么想，因为最近总有些白色的污渍留在我内裤上。这对我可是大事，真着急啊！只是没法买到卫生巾，我用不了。妈妈倒是有卫生棉条，可我不能用，生过孩子后才能用那个。
1944年1月22日
这样的话语，我再也写不出来了。
再次读它已经过去一年半，那时的我多么单纯、多么无知啊！尽管我很想回到过去，可我清楚得很，单纯一去不回头了。那些评价玛格特、爸爸、妈妈的语言，仿佛昨天刚刚写完，当时心里的波动我也能感受到，可是，我怎么写得那么直白呢？我真的愧疚得很，我写得太露骨了。想不到在我的笔下他们竟然与现实完全不同，实际上他们中的一些人非常好。
对家与姆蒂的思念之情，我也完全能理解。在这里我总是有种不自觉的渴望，希望有人能爱我、相信我，从搬进来就开始了这种渴望。虽然有时强烈，有时淡漠，却从未消失过。
1942年11月5日 星期四
吉迪，亲爱的：
所有人都热血沸腾，因为在非洲战场，英国人开始打胜仗了，而且打了好几场了；而苏联也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取得了胜利。今天上午，没什么特别的事，我们只是在喝茶和咖啡。
这星期我做的事很少，可书读了不少，要想成功就该这样吧？这才是正路。
我和妈妈的关系依然不大亲密，尽管最近妈妈对我好一些。爸爸对我的关爱从未改变过，只是他不喜欢表露感情罢了。生火那天，满屋子都是烟，还是有中央暖气的屋子好——不光我一个人这么想。玛格特一天到晚招人讨厌（这个词很准确），让我生气。
安妮
1942年11月7日 星期六
吉迪，亲爱的：
真不妙，妈妈十分烦躁，我又要挨批了。应该不是碰巧吧？她和爸爸动不动就针对我，对玛格特却很好。昨晚就是这样，当时看玛格特把书放桌上，起身出去了，我就拿了起来。这是一本有插画的书，非常有意思。正看得津津有味的时候，玛格特回来了。她见我拿着她的书，就生气了，皱着眉头让我还给她。我并没有马上给她，因为正看到精彩处，玛格特气坏了。就在这时，妈妈说：“赶快还给玛格特，她正看那本书呢！”爸爸来的时候正看到玛格特受气的样子，立刻朝我喊道：“真想知道如果倒过来，你会怎么做？要是你的书被玛格特抢走看呢？”听到这里，我一点儿底气也没有，赌气扔下书就出去了——实际上我是觉得委屈，气倒是没有。
事情的原委都没弄明白，就妄下结论，爸爸错得太离谱了，就因为他们这样横插一杠子，我才没马上还书。谁让他们都觉得受气的是玛格特呢？还都站在她那边，替她教训我！妈妈与玛格特向来是一派的，所以，她偏向玛格特我一点儿也不奇怪。玛格特再怎么高兴、生气，妈妈再怎么呵斥我，我都见怪不怪。她们什么样子我都接受，都爱，不过只是把她们作为妈妈与玛格特来爱，其他的我一概不过问，即使她们去河边自杀我也不会管的。可爸爸却不同，我非常爱他，每当玛格特做了什么，而爸爸在那里鼓励、夸奖甚至拥抱她，我就会觉得爸爸很偏心，心里难过极了。在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人就是爸爸，他就是我的偶像。可是，他对玛格特比对我更好，他自己并不知道这点。
我觉得自己有权和玛格特一样，就算她什么都好，漂亮、聪明又和善，也不能这样对我吧？怎么能拿我当坏孩子和小丑呢？每次我做错什么，父母呵斥也就算了，还要伤我的心，这简直是双倍的打击。虽然玛格特聪明、美丽，可我一点也不妒忌，我觉得那一点儿也不重要，我想要的只是爸爸真正的爱。我希望爸爸爱我，只因为我是安妮，是我自己，而不是因为我是他的女儿。可这样的爱，爸爸给不了我。
我对爸爸的依恋越来越强烈，因为妈妈越来越招人讨厌。家的味道，只有从爸爸身上才能找到一点儿。我对妈妈的意见越积越多，很想说一说，可爸爸却不理解，不管妈妈有多少不足，他都对此一言不发，根本不想说这个。我真是没办法了，妈妈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令人无法忍受。她没事就会呵斥我、挖苦讽刺我，对我很冷酷，自己却整天丢三落四、毛毛躁躁的。
妈妈和我的争吵总是没完没了，因为我们太不一样了。她毕竟是做我妈妈的人，仅此而已，所以我没资格对她妄加评论。可是，我知道，我只能自己充当妈妈的角色，因为在心底，我并没有当她是妈妈。我只能独自前行，不管走到哪里，也只能如此，因为我已经完全与他们隔绝了。母亲与妻子应该是什么样子，我心里有自己的标准，而做我“母亲”的这个人，一点儿也不像个母亲。
我努力让自己多看妈妈的优点，少看她的不足。并且总是对自己说，靠自己就好了，她欠缺什么都没关系。可是，我怎么努力都没用，而且还有更令人感到失望的：爸爸妈妈看到的只是我对他们的不满，却看不到自己的缺点，更不理解我的不满来自哪里。
在这个世界上，有那样的父母吗？能让孩子没有一丝烦恼？
上帝大概想试探一下我这个人吧？想到现在与未来的事，我就会这么觉得。就算没人指引、没人做偶像，我也会越来越坚定、顽强——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谁能看到我写的日记呢？只有自己罢了，能安慰我的也只有自己。每天我都暗暗告诉自己，一定要改变，争取让自己变得更好，因为只有我知道自己的不足，知道自己总想得到别人的慰藉，总觉得力不从心。
父母是捉摸不定的，态度总是变来变去。前一天还夸我什么都懂，是个好孩子呢，后一天就批评安妮自以为是，自以为学问大了，其实只读过那么几本书而已，其实什么也不懂，像个傻瓜。
无论我做什么，大人们都会嘲笑，其实我已经长大了，虽然现在还不能明确地说出我的思想，但是，我肯定有自己的想法，而且还有梦想和计划。
每天晚上，我脑子里都会冒出各种各样的想法。可白天，那些误会我的人，和我看不惯的人在身边，我又不得不忍受着。只有吉迪会耐心听我说，所以夜里我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打开日记。我告诉她，我一定要找到前进的方向，我不会哭的，什么都阻挡不了我，一定会坚持下去。可如果谁能爱我并为我鼓鼓劲儿就好了，就算只有一次呢，或者让我看到点儿希望？
倾诉——有时候我需要这个，所以不要怪我，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安妮
1942年11月9日 星期一
吉迪，亲爱的：
彼得昨天生日，他十六岁了。我八点的时候和他一起上楼，看了他的生日礼物。其中有个刮胡子刀，一个叫“独裁者”的游戏，还有个打火机——很精致，只是彼得抽烟极少。
凡·丹先生的礼物最让人兴奋了。他一点的时候告诉我们，英国人登陆到突尼斯、阿尔及尔、卡萨布兰卡和奥兰了。
大家都说：“这是结束的时刻到了！”英国首相丘吉尔，必定也得到了这个消息，他的说法却不同，他说：“这是要开始结束了！虽然不是完全结束，但也不仅仅是结束的开始。”其中的区别你能明白吗？不过，总之应该是好消息。斯大林格勒经过三个月的战争，依然没被德国人弄到手。
我还是说密室的事吧！下面讲讲吃的话题（我得说说楼上那些人，他们实际上都非常能吃）。
科莱曼先生的一位朋友是个面包师，手艺非常好。每天的面包都是他送来的，只是不太多，够吃而已，不像在家时那么充裕。配给票证簿只是些小破纸片儿，是我们从黑市买回来的，现在已经非常贵了，要三十三荷兰盾，一开始才二十七荷兰盾。
来这里以前，我们准备了好几百罐食物，后来为了营养均衡些，又买了些豌豆，共三百磅。不过，办公室的职员也要吃这些豌豆，不全是给我们的。豌豆都装在袋子里，挂在密室入口里侧的过道上，那里有很多钩子，豌豆一袋袋地都挂在那儿，可时间长了袋子有的地方就漏了，因为太重，接缝的地方有些开线。最后，豌豆不得不被我们弄阁楼去了，彼得搬的是最重的几袋。结果，五袋搬上去都没事，搬最后一袋的时候出问题了。袋子漏了，五十磅浅棕色的豆子“哗”地一下子，顺着口子倒在了楼梯上，声音震天。大家都吓坏了，尤其是楼下的人，他们觉得是房子倒下来要砸到脑袋了。我和彼得都傻在了那里，我当时就在楼梯上，豌豆在我身边蹦跳着、击打着我的脚腕子，像是浅棕色的海浪，而我站在一片豆子当中，就像一座孤零零的小岛矗立在浅棕色的海洋里。彼得看我这副样子，居然放声大笑起来。
后来，我们的任务就是到处捡豆子。可是豌豆那么小、那么光滑，边边角角的地方哪儿都是，直到现在我们上楼时，都会低头看看能不能找到豆子，捡到了我们就会交给凡·登太太。
爸爸的病已经康复了，刚才没想起来告诉你。
安妮
另：阿尔及尔被攻克了，刚才听收音机说的。这几天，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奥兰都在英国人手中，我们只等着看突尼斯的情况了。
1942年11月10日 星期二
吉迪，亲爱的：
又有一个人要来密室了，简直太好了！他是第八个人。这是真的！
我们总觉得可以多住一个人，不管是房间还是吃的，都没问题。只是对于胡格勒先生和科莱曼先生来说，可能不大好。我们认为，人多了给他们带来的麻烦会更多。不过，当爸爸问他们的时候，他们都表示可以，因为犹太人的处境目前真是悲惨，一天不如一天。他们说：“七个八个没什么区别，反正都危险！”我们觉得这话很有道理，于是坐在一起考虑人选问题。我们要选一个能与“大家”相处融洽的人，考虑过所有认识的人之后，爸爸并没有同意凡·丹家任何一个亲戚来，而是选了个牙医，名叫阿弗德·杜塞尔。这个人结没结婚不知道，只知道有个漂亮的年轻姑娘和他一起住，是个基督教徒。不过，这都没关系，重要的是他是个温文尔雅的人，比较好静。虽然没有过多来往，但我们都认为他是个挺好的人。一切由米普去安顿，她也认识那个人。杜塞尔先生将要在我的房间住下来，而玛格特则要去睡折叠床（她将与爸爸妈妈同住）。他会应我们的要求，带些牙医用具，可以用来给我们补牙。
安妮
1942年11月12日 星期四
吉迪，亲爱的：
米普说她见到杜塞尔先生了，当时，他上来就问可以藏到哪里去。听了米普的提议后，他简直乐坏了。可是，当他听米普建议星期六就走时，却不同意，说自己得把记录弄好，还有几个病人得去看，账单也得整理清楚……早上米普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他的想法有问题，因为这事必须秘密进行，而他做的那些事会让人有所察觉的，因为他得说清为什么吧？于是米普又去问了他一遍，他依然说星期六来不了，只能星期一。
他的做法实在让人难以理解，他居然拒绝了我们的建议，宁可再拖一段时间。可是，假如他上街的时候被抓呢？他还怎么看望病人？怎么弄好记录？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如果让我来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爸爸没坚持自己的观点简直太蠢——这就是我的看法。
新的消息就这些了。
安妮
1942年11月17日 星期二
吉迪，亲爱的：
杜塞尔先生顺利来到这里，没出任何意外。
上午十一点，他按照米普的指令来到邮局前面的一个地方，等候安排去见他的人。他很准时，接着就见到了科莱曼先生。科莱曼先生对他说，让他去办公室找米普，因为之前安排的人来不了。于是，杜塞尔先生走着来到办公室，而科莱曼先生则乘坐电车。
杜塞尔先生敲门的时候，是十一点二十分。由于他大衣上有黄色星星，所以米普让他先脱掉，然后带他来到私人办公室。这里有个女保洁员，所以科莱曼先生陪着他，直到那人离开。后来米普来了，借口说办公室有人要用，就带杜塞尔先生来到楼上。当书架被推开，进入密室之后，杜塞尔先生因为眼前的一切呆住了。
我们当时正围坐在餐桌旁，等着家里的新成员。桌上，已经摆好了白兰地和咖啡。他先跟随米普来到弗兰克家的房间，他一下子就知道家具的主人是谁了，只是想不到我们就在他脑袋上方的房间里。后来，米普向他说了这件事，他吃惊极了，几乎晕倒。幸亏米普赶紧带他上楼了，没让他一直吃惊下去。可杜塞尔先生看到我们，直接愣在了那里，他跌坐在椅子上，眼睛直勾勾，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他眼睛里充满疑惑，语无伦次地问：“比利时……你们不是去那儿了吗？难道没逃出去？没有军官和军车来接你们吗……”
我们告诉他，为了防止德国人或者别的什么人来寻找我们，才不得已那么说的。至于军官和军车的言论是怎么传出去的，我们也细细为他做了讲解。他听完露出满脸的惊讶，一个劲儿地巡视这招人喜欢的密室，却不知说些什么好。和大家一起共进午餐之后，他小睡了一会儿。我们等他睡醒后，又陪他喝了下午茶。之后，他把米普提前带来的东西收拾了一下，这才缓过点儿神来。我们把密室的规则递给他，是打印在一张纸上的（凡·丹一家的作品）：
密室说明与注意事项
专门为犹太人和被排斥的非犹太人提供临时住处与食物的特别之所。
长期开放。
位置：阿姆斯特丹中心区的绿树包围之中，宁静美丽的地方，且远离私人住宅。驾车、骑自行车或搭乘十三、十七路电车，皆可到达。交通工具被禁用的人，可以步行前往。
服务：一日三餐，提供家具，任何时候皆可住进来。
收费：免费
食物：脂肪含量低
屋内条件：卫生间有壁炉供暖，只是没有浴盆。屋内和里外墙上都有水龙头。
仓库能放置各种吃的东西，非常开阔，里面还放了两个保险箱，很先进，而且非常大。
伦敦、纽约、特拉维夫，还有很多别的广播电台，用自己的收音机都能听到。当然，某些电台节目是不许听的，比如德国电台的新闻（不论来源），更不能把听到的内容讲给别人，只有他们的古典音乐节目可以收听。只要遵循以上这点，过了下午六点，所有人都可以听广播。
作息安排：休息时间是晚上十点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半，星期天可以延长到上午十点一刻。如果白天管理者下令休息，住户不得违抗。作息时间的执行必须一丝不苟，以保证大家人身安全。
外出：没有特别指示的情况下，绝对不许外出活动。
说话：禁止用德语，必须用高贵人的语言，并时刻注意轻声言语。
读书规定：除去学术类和权威类之外，禁止阅读德语书。可以自由阅读别的书籍。
每天做保健操。
下午六点之后可以轻轻唱歌。
必须安排好，才可看电影。
功课：英语、法语、数学、历史可随时上课；速记函授课，每星期一次。上课酬劳可以用辅导功课抵消，比如帮人学习荷兰语。
不上课的人员可帮忙照顾小型宠物（有害的小动物要征求对方意见）。
三餐安排：除周末外，每天早上九点吃早餐，周末是十一点半。
每天下午一点一刻到四十五吃午餐，不油腻、少量。
餐或热或冷。
义务：办公室的任务必须帮助处理，随叫随到。
洗澡安排：全体人员星期天上午九点后都可洗澡，把洗衣桶放在自己选择的地方，可以在卫生间、大办公室、小办公室或者厨房。
酒：只可医用。
安妮
1942年11月19日 星期四
吉迪，亲爱的：
这位杜塞尔先生，他是个非常好的人。虽然和我共同使用一个房间，但他觉得很正常。与陌生人共用东西——他不在意，我却比较别扭。不过，奉献这么一点点没关系，能帮助人就好。爸爸说得非常好：“别的都不重要，能救人最重要，哪怕只救一个。”
第一天来的时候，杜塞尔先生问了很多问题。你听了一定会笑出声的，比如，他想知道卫生间我们是如何分批使用的，女保洁员来办公室的时间是几点等等。可这些问题对密室住户来说，都至关重要。为了不被楼下的人发觉，我们白天是不能出一点声音的。尤其楼下有人的时候更得注意，比如那个女保洁员。虽然我讲得很慢，而且耐着性子一点点讲，可杜塞尔先生往往听两遍都记不住……
我想过一段时间就好了，他脑子应该还懵着呢，环境转化得太快还没适应。
外面的生活离我们太遥远，杜塞尔先生来了之后跟我们讲了很多。可是，听到的都是朋友、认识的人被带走的消息。很多很多人就这样走了，悲惨的命运就在前面等待着他们。军队的绿色和灰色汽车，每天晚上都在大街上来来回回查看，甚至去居民家里盘问，只要发现犹太人，就把家里所有人都带走，他们就这样一家家查下去。所以，只有躲在什么地方，才有可能逃离他们的盘查。
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轻举妄动，会按照名单盘查。只要按响门铃，肯定已经掌握确实的消息。另外，像过去抓捕奴隶那样，他们还抛出大量赏金，奖励抓到犹太人的人。唉，惨不忍睹。我总是在夜里胡思乱想：一排一排的人在往前走，其中都是哭泣的孩子和可怜的好人。边上有人对他们不住地打骂着，不管是老人、病人、大孩子、婴儿还是孕妇，全都遍体鳞伤，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死路一条。
其实，这些悲惨的事我们根本不用去想，因为藏在这里就可以侥幸躲过劫难。可我们还是为自己帮不到那些人感到难过、不安——那些饱受摧残的亲爱的同胞们。每当我暖暖和和地躺在床上，想到外面的朋友正被人毒打或者衰弱得倒地不起，心里就满是歉意和自责。而且我也很害怕，那些被魔鬼肆意摧残的人里面，就有我那些好友啊！恶魔的手段实在太惨无人道了！
就因为他们的犹太人身份！
安妮
1942年11月20日 星期五
吉迪，亲爱的：
现在，和我们犹太人有关的事，没有一件让人高兴的，这可怎么办呢？当然，还是该对未来有信心，我们都在努力这么想。米普决定以后少说外面的悲惨事，因为凡·丹太太或是妈妈一听到哪个朋友的惨状，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落。可杜塞尔先生来了，他说的那些事让我们印象更深，我们围在他身边听着，觉得那些事不仅惨无人道，而且令人恐惧万分。想要重新说说笑笑太难了，除非这些记忆在脑子里渐渐消失。密室里弥漫的悲伤、压抑对人一点好处也没有，不光对我们自己，对身处险境的朋友们也是如此。这样持续灰心、压抑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我总不由自主地想到被带走的人，做什么我都会想起他们。笑的时候，我会感到羞愧，觉得在这样的时刻是不该那么快乐的。可我又不想一直这么哀叹、沮丧下去，我总觉得光明会来临的。
另外，我自己也有个伤心事。当然，我的悲惨实在微不足道，尤其和上面提到的事比起来，可我还是想说出来。近来，我觉得自己生活在无边的虚空当中，孤独极了。以前我总是想着朋友们，每天都很快乐，所以从没有过这种感受。可现在我的心里只剩下自己和那些可怕的事了。想来想去我终于明白，过去的生活无人能代替，即使爸爸再爱护我也没法比，妈妈和玛格特就更别提了，她们在我心里早就没那么重要了。
吉迪，总和你说这些，让你心烦了吧？我这样想的确有些忘恩负义，可那些斥责与辱骂实在让人受不了。每到那时候，我就找不到方向，各种各样的想法不停地往外冒。
安妮
1942年11月28日 星期六
吉迪，亲爱的：
我们用电必须节省了，因为电量已经用超，快断电了。日子得多难熬啊，十四天都不能开灯，但愿没那么长时间，不过，这个谁也说不准。每天下午四点或者四点半之后，我们不是摸索着做保健操就是猜猜谜、练习一下英语或法语，有时还会说说读书感受。总之，想尽各种办法打发时间，因为没有灯光根本读不了书。昨天，我有了新发现，邻居屋里亮着灯，我们可以用高倍望远镜观察那里，打发时间。白天窗帘不能露出一点缝隙，到晚上我们就可以打开了。
邻居的生活，至少我的邻居的生活竟然这么有趣，以前我从没注意过。我观察到对面有个人是牙医，他正在工作，患者是个年老的女士，脸上充满恐惧；有的人正在吃晚饭；还有正在拍录像的，应该是一家人。
杜塞尔先生给大家的印象是，能跟孩子玩到一起，喜欢孩子。实际上他挺令人难以忍受的：太古板，老规矩很多，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老一套的礼仪规范什么的。在三个孩子当中，我在大家眼里毛病最多，却幸运地和他住在一个房间，还如此狭窄。面对他没完没了的老式教导和指责，我不是假装在听，就是找出一切能找到的借口躲开他。目前这种烦人的局面都是他造成的，杜塞尔先生实在是太喜欢给人告状了，他不是数落我的不是，就是到妈妈那里乱说一气。每次妈妈使劲儿斥责我，都是杜塞尔先生说我坏话导致的。而幸运的是，凡·丹太太偶尔也会在五分钟后加入批判我的行列。
一个修养差劲的人实在不容易，尤其生活在一个极为挑剔的家庭里，并有幸成为批判的中心。
想起大人们批评我的话、我犯下的错误和被他们夸张化的小毛病，我实在难以入睡，脑子里乱极了。想到伤心处我会落泪，想到可笑处我也会笑出声来。总之最后睡着的时候，脑子里的想法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我想改变，不想变成自己头脑中那个样子，也不想像现在一样。
是啊，你也被我弄迷糊了。现在一张纸都不能浪费，它们太紧缺了，所以别怪我，只能这么写下去，而且我也不愿意把这些文字涂掉。你肯定不懂我在说什么，可即使那样，那也不要重读以上的文字，更别问为什么。
安妮
1942年12月7日 星期一
吉迪，亲爱的：
今年的圣尼古拉斯节和犹太圣节，中间就隔着一天。犹太圣节时，我们只点燃蜡烛互赠了小礼物，没有什么热烈庆祝。蜡烛烧了十分钟就赶紧熄灭了，因为太宝贵，光唱歌就让我们感到很满足。木头烛台是凡·丹先生做的，他是个细致的人。
圣尼古拉斯节在星期六，那天倒是很有趣。米普和佩普在吃晚餐时，一直小声和爸爸说着什么。所有人都觉得他们一定有什么小计谋，都迫切地想知道那是什么。结果，大家八点一起来到了隔间，我们是一起顺着黑乎乎的过道下去的（我只希望赶紧上楼，害怕极了）。进去后，我们就把灯打开，因为这里没窗户。这时，爸爸拉开了大壁橱的门。
大家一下子发出了惊讶的欢呼声：“太好了！”
原来，里面是个大大的竹篮子，上面装点着各种颜色的纸张和黑色的面具。
我们赶紧带着篮子跑到楼上，每个人都从里面找到了自己的小礼物，每份礼物上还写着一首诗。这些诗都是特意写给每个人的。在圣尼古拉斯节上，人们有互相赠诗的传统，这个你肯定知道，不用我再解释了。
爸爸的礼物是个挡书的工具，我的礼物则是个小娃娃，形象是个丘比特。这个点子真是太好了，我们这八个人还从没过过圣尼古拉斯节呢。
安妮
另：我们也把从前的东西当作礼物，送给了楼下的人。米普和佩普不住地说谢谢，她们得到的礼物是钱。
凡·丹先生的礼物是烟灰缸，杜塞尔先生的礼物是镜框。今天我们才知道，他们和爸爸的礼物都是福斯库基先生亲手制作的。简直太奇妙了，他竟然有这么能干的一双巧手。
1942年12月10日 星期四
吉迪，亲爱的：
凡·丹先生曾经是生意人，主要经营香料、肉类和腊肠。爸爸聘用他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对香料非常精通。如今真是太好了，他可以在做腊肠方面大展身手了。
为了防备难以预料的状况，我们预定了很多肉类（是偷偷买的）。凡·丹先生说，他准备用这些肉做各种腊肠，什么猪肉肠、香肠、德国腊肠……他先用绞肉机把这些肉搅了三次，然后往肉里加作料，搅匀后，就用一根很长的管子往肠衣里灌。我在旁边看着，觉得非常有意思。我们午餐就有德国腊肠，和腌菜一起吃的。
我们把一个长竿挂在天花板上，这样就可以挂香肠了，因为香肠是一定要灌装并风干的。谁进来看到这情景都会笑——头顶上挂满香肠实在是有趣。
厨房热闹极了——红着脸的凡·丹先生正满手是血地做香肠。此时他看起来比平时还要胖，简直像个屠夫，大概是因为穿着他太太围裙的缘故，而且上面还血迹斑斑的。凡·丹太太在旁边一边拿书读着荷兰语，一边照看弄好的肉，还得时不时搅搅汤锅，感叹一下自己肋骨的伤，怨气不断。其实这是那可笑的保健操导致的，谁让这老女人要用这方法摆脱赘肉呢？
杜塞尔先生正坐在炉子边，用柑橘茶治眼睛的炎症。皮姆坐在椅子里晒太阳——窗口射进的一缕阳光恰好照在他身上。只是为了不碍事，他总得挪动一下椅子。他就那么看着凡·丹先生忙来忙去，脸上却显得很痛苦，身体略微佝偻着。那样子很像一位老人，正坐在贫民区里，浑身病痛——估计他又犯风湿病了。在房里来回跑动的是小猫摩西和彼得，他们追跑着、玩闹着。我和妈妈、玛格特的任务，是削去熟土豆的皮。其实我们干活并不认真，你认真观察就会发现，我们的注意力都在凡·丹先生身上呢。
杜塞尔先生干起了老本行，我给你讲讲他的第一个病人吧，可有意思了。
这个病人就是凡·丹太太，当时妈妈在屋里熨衣服，而她就在房屋正中的椅子上坐着。杜塞尔先生拿来医药箱，郑重其事地打开后，要了些凡士林和古龙香水，前者做蜡用，后者则用来消毒。他在检查的过程中，发现凡·丹太太有两颗出问题的牙齿，因为他一碰它们，凡·丹太太就喊叫起来，也听不清她说什么，而且疼得她浑身乱颤。杜塞尔先生终于检查完了（实际上只用了两分钟，可对凡·丹太太来说肯定觉得一秒都像一年那么长），准备给她清洗一下坏牙齿，她却怎么也不肯。凡·丹太太就在椅子上使劲儿地踹着腿、挥舞着手臂，不让杜塞尔先生动，最后只好作罢。谁知当杜塞尔先生松手的时候没拿出探针，它还在凡·丹太太嘴里放着呢。
糟糕（想想吧，探针插嘴里多难受啊）——凡·丹太太疯了似的喊起来，想拔出探针却越弄越深。杜塞尔先生倒是非常冷静，就那么叉着腰站着。虽然不大好，可我们这些旁观者实在忍不住，早就笑得肚子疼了。当然，我要是她的话，喊得肯定更厉害。凡·丹太太在大喊大叫、用力翻滚脚踹之后，总算拔出了探针。杜塞尔先生这才镇静自若地继续治疗，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只是凡·丹太太这次没机会抽风了，因为杜塞尔先生动作极为迅速。当然，他的助手帮了很大的忙——我和爸爸尽全力帮助了他。这情形让我想起一幅版画，是中世纪的，名叫《骗子医生行医图》。
这位病人也不简单，看着病也没忘了“自己”的食物和汤。当然，凡·丹太太未来会很久都不用看牙医了，这一点绝对可以保证。
安妮
1942年12月13日 星期日
吉迪，亲爱的：
现在，大办公室里的光线勉强可以写日记，稍有一些阴暗。厚重的窗帘拉得很严实，我正舒舒服服地坐在这里，从窗帘缝儿往外偷看着。
这感觉真奇妙，外面来来往往的人都快把自己绊倒了，全都走得非常急。骑车的人更匆忙，连长什么样还看不清，就飞快地骑过去了。我没兴趣看近旁的住户，尤其是孩子们，给你一根十英尺的棍子去碰他们，你都不会愿意的，因为他们太脏了，还都挂着鼻涕。这些孩子是贫民区的住户，我都弄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玛格特昨天下午跟我提到了洗澡的事，我问：“你说，我们要是准备好钓鱼竿，等这些小孩经过的时候都钓上来好不好？给他们洗洗澡，再补补衣服？”
玛格特说：“第二天他们就会现原形的，衣服照旧破，身上照旧脏。”
哦，我又在胡说了。我能找到很多乐趣呢，可以看看汽车、雨点、船只，还可以听听孩子们的阵阵笑声、电车的行驶声……
像是坐旋转木马似的，我们的话题总是围着几个固定的东西转。不是说犹太人就是说吃的，说完吃的就会提到当前形势。哦，想起来了，昨天我从窗帘缝里看到了两个犹太人，简直像是发现了世界奇观。只是我感觉怪怪的，似乎他们正面对着残忍暴行，而我就是那个告密者。
有个船屋坐落在大街对面，船主和老婆孩子住在里面，他们还有条狗，总是叫个不停。只要它跑到甲板上，我们就只能看到小狗的尾巴，所以一看到狗尾巴，听到它的叫声，我们就明白是它了。下雨了，真是不妙！这样一来，我看到的只是雨衣，人们都跑到伞底下去了，当然，有时候也能瞥见个后脑勺，还戴着毛线帽子。
实际上，我很容易分辨出那些女人，根本不用看那么仔细。她们的身材胖胖的，因为土豆吃得太多；她们的外套一般是红色或者绿色的；鞋子破破烂烂的；手上拎着买东西用的袋子，甩来甩去。脸上的表情有快乐的，也有阴郁的，一般都与身边丈夫的心情有关。
安妮
1942年12月22日 星期二
吉迪，亲爱的：
大家都非常高兴，据说那计划外的、四分之一磅的黄油快到了，就在圣诞节的时候。每个人都能去领半磅，这是报纸上说的。只是，他们指的是那些命好的、领到政府下发的配给票证簿的人。我们八个人是犹太人，又藏在这里，所以只能买到四本，这还得通过黑市才能买到。虽然这样，我们还是高兴地商量着怎么用这些黄油，烤些什么好。我今天早上就烤了一点儿饼干，甜甜的那种，还烤了两个蛋糕。楼上的人都忙忙碌碌的，妈妈不允许我去读书或学东西，而是让我先把家务做完。
凡·丹太太一天都在床上躺着，还处处不满意，嘴里牢骚不断。肋骨的伤让她不得不卧床，没事她就吵着让人换绷带。她重新下床走路那天，我肯定会乐疯的，因为她的确很爱打扫房间，这是毋庸置疑的。只要她高兴、身体也没问题，家务是她喜欢做的事。
他们大概觉得我听不够那“嘘嘘”声，时不时地冲我“嘘”着，只是因为我弄得声响太多。尤其那个亲爱的同屋先生，不停地嘘啊嘘地，吹了一晚上。我翻个身，在他听来声音都很大。不管他，等他再这样对我的时候，我也那样回敬他。
我感觉他太喜欢为自己着想了，而且趋势越来越严重。于是，我就更加厌烦他。他总是表现得很慷慨，嘴上说要给我饼干吃，可除了第一个星期，我就没见过饼干的影子。更令人受不了的是，星期天天刚亮，他就要起床做健身操，而且还要打开灯，一下子做十分钟。
这十分钟对我来说漫长极了，每一秒都像一年那么长。因为我的床是用椅子增加长度的，他做操的时候，我脑袋下面的椅子一直在“吱吱扭扭”颤动着。这还让我怎么睡觉啊？终于熬到他做完操，使劲儿伸了几下胳膊后，这老先生又开始穿衣服。要想拿到内衣，必须从我床边挪到衣钩那儿，然后再退回来。他这么蹭来蹭去，不是碰到床就是撞到椅子。衣服穿完，他又这样拿了一回领带。我的床和椅子就没消停过。
这讨厌的老家伙，我才懒得花工夫去说他呢，况且说也不管用。我也想过，不行就关灯、藏他衣服或者锁门，用这些方法报复他一下，可最后一样儿也没实施——我担心我们会吵起架来。
我觉得自己在渐渐地懂事，对不对？不管是学习、听广播，还是轻声说话、做事、帮人、礼让、和气对人，来到这里就都要合情合理才行。本来我辨别事物的能力还是有的，尽管不多。可现在我真担心连这一点儿也保不住，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就全磨没了。
安妮
1943年1月13日 星期三
吉迪，亲爱的：
从早上到现在，我想做的事一样儿都没做，总被打扰。
给肉汤粉分份儿包装，这是我们用来打发时间的新方法。它是基斯公司生产的，因为没人做这个工作，所以胡格勒先生就交给了我们。这样一来，还可以节省些成本。真没意思，估计犯人就做这个，虽然在笑，可我们一个个觉得头昏脑涨的。
听说现在外面非常恐怖。那些孤苦伶仃的人，随时有被拉走的可能，而且不管在白昼还是夜晚，都难以幸免。走的时候，身上只允许带一个包和一点钱，还随时有被夺走的可能。骨肉分离成了家常便饭，一家人被迫分开，大人孩子、男人女人，全都不能在一起。经常是孩子从学校回家来，却找不到父母了；女人买东西回来，发现家里人都不知所踪，屋子也被封了起来。在荷兰的基督教徒们也不放心，因为儿子去德国执行任务了。所有人都惶惶不可终日，一颗心总在半空悬着。从荷兰飞向德国的轰炸机，每天晚上都多达几百架；俄国和非洲死去的人，每一小时就多达几百甚至上千。整个世界到处都是战火，人们无一幸免，全都身处其间。尽管对盟军来说，胜算还是有的，可真正结束战争的日子，还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我们比数以千计万计的人要走运，能安全地藏在这里，静静地生活。不仅如此，我们还有钱，可以买吃的，还憧憬着什么时候战争结束了，可以去买新的鞋子和衣服——太自私了。其实，我们应该想想到时候怎么帮助别人，而且现在就该努力减少支出，把东西节省下来。
近处的那些孩子谁伸手去帮忙了？他们每天在外面跑着，脚下是木鞋，身上是薄薄的衣服，袜子、手套、外衣，统统没有。冰冷的胡萝卜就是他们的食物，每天不论是家里、街上，还是上课的教室，全都冷冰冰的。现在的荷兰，到处都是乞丐一样要面包吃的孩子，悲惨极了。
即使说上几个小时，也控诉不完战争的罪恶，只能让心情更沉重。等待，努力平复心绪等待，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事，不光是基督徒和犹太人，全世界都在静待战火熄灭的那一天。可是，许多人等来的都不是和平，而是死亡。
安妮
1943年1月30日 星期六
吉迪，亲爱的：
我在努力克制自己，不然简直气得要发疯了。妈妈每天都大声地责骂我，气得我真想用力摇晃她的身体，使劲儿跺脚、喊叫、痛哭！她的话语、神情、责骂简直像拉满弓的箭，残忍地射进我的身体，深深地，无法拔出来——箭上带着残忍、嘲讽和刻薄……爸爸、妈妈、玛格特、杜塞尔、凡·丹夫妇俩，我真想朝他们大喊：“起码给我一个晚上吧，让我静一静，别再说我，别再让我睡觉的时候脑袋疼得要炸开，眼睛红肿。都离我远点，包括这个世界！”
可我不能把绝望流露出来让他们看到，他们的怜悯或者偶尔流露的嘲讽更让我受不了，我会发疯地呐喊出来。所以我不能这么做。
他们对我的指责没有尽头。在他们看来，我讲话是在显摆，不讲话是愚蠢，反驳是没礼貌，有好主意是奸诈，想休息是偷懒，吃多点是自私……还有什么软弱、狡猾……总之，这样的指责无穷无尽。我在他们眼中，就是一个没事就气人的小姑娘。表面上，我听了这些指责似乎满不在乎，或者假装听不到、笑笑就过去，可我心里难受极了。我真想向上帝祈祷，希望他把我的个性换掉，让我做一个不让所有人讨厌的人。
可是我的性格生来如此，永远无法改变。而且我绝对不是坏女孩，这一点我敢保证。对每一个人，我都拼尽全力去让他高兴，做这些的时候我有多么努力，他们肯定不会知道。我不愿意让他们看出我有心事，所以无论我在楼上遇到什么，都会笑笑了事。
妈妈总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尖声责骂我，我有好几次都使劲儿冲她喊道：“你最好别再教训我，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听的！我就是这个样子，没救了！”这样的结果是她两天不和我说话，当然之前少不了再教训我一顿，因为我竟然胆敢反驳。不过，两天后她又继续待我如前，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我可没办法做到这样，整天气得脸老长，一天又和颜悦色的。我觉得什么都放心里多好，不要太走极端。现在看不起我，没准儿哪天我也会看不上他们呢。希望真的有那一天吧！
安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