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我的英美朋友们曾屡次迫切地要求我出版我的《符号形式的哲学》^[1]的英译本，结果却促成我写了这本新著。虽然我本来很希望能遵从他们的要求，但是经过初步的尝试以后我发现这是难以实行的，并且在现在的情况下，全盘地复写从前的书也是不得当的。对读者来说，阅读一本研究一个非常困难而又抽象的课题的三卷本著作，一定是极为费神的。而且即使从作者的观点来看，出版一部远在二十五年前构思和写作的著作也几乎是不可接受或不可取的。自从该书出版以来，作者一直在继续研究这个课题。他已经了解到了许多新的事实，并且碰到了一些新的问题。即使是老问题，也被他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从而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由于这一切原因，我决定重新开始写作一本全新的书。这本书应当比原先的那本简短得多。莱辛说过：“一本大书，就是一桩大罪。”在写作我的《符号形式的哲学》时，我是如此全神贯注于课题本身，以致忘记了或忽视了这个文风的准则。现在我日益倾向于赞成莱辛的格言。我在这本书中已经尝试着不去详细地叙述事实，也不嗦嗦地讨论理论，而是全力集中于在我看来具有特别的哲学重要性的少数论点上，并且尽可能简明扼要地表达我的思想。

然而，本书仍然必须讨论各种初看起来似乎是完全互不相干的课题。一本涉及心理学、本体论、认识论的问题，并且包含着论述神话与宗教、语言与艺术、科学与历史学的篇章的书，很容易遭到这样的批评：它是许多根本不相同的异质事物的一种七拼八凑（mixtum compositum）。我希望，读者在读过这些章节以后将会发现，这种批评是毫无根据的。我的主要目的之一正是在于使读者认识到，本书中所讨论的一切课题归根结底只是一个课题。它们是通向一个共同中心的不同道路——并且按照我的看法，发现并规定这个中心，正是一种文化哲学的任务。

至于本书的文体，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个严重的弊病——我不得不用一种不是我的母语的语言写作。如果没有我的朋友——新泽西州立师范学院的詹姆斯·佩蒂格罗夫（James Pettegrove）的帮助，我简直就不能克服这个障碍。他校订了所有的手稿，并且在一切语言的和文体的问题上给了我亲切的指点。此外我还非常感谢他对本书的论题方面所提出的许多宝贵而中肯的意见。

我并不打算在一个从许多方面看都不容许作任何通俗化解释的课题上写一本“通俗的”书。另一方面，本书也不是仅仅为学者和哲学家们所写。人类文化的根本问题关系到普遍的人类利益，并且是容易为一般公众所理解的。因此我力图避免一切技术细节并且尽可能清晰而简洁地表达我的思想。然而，我应该预先提醒我的批评家们，我在这里所作的更多的是对我的理论的解释和说明而不是一种论证。如果要对这里涉及的各种问题作更为周密的讨论和分析的话，我必须要求他们回顾我在《符号形式的哲学》中所作的详细论述。

我的严肃的愿望就是不要把一种用教条主义的作风来表达的现成理论强加给我的读者们。我一向渴望让读者们能够自己独立地作出判断。当然，把我的主要论点所依赖的大量经验证据全数摊在读者们的眼前，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已经尝试着至少从各有关学科的权威著作中举出充分而详细的引证。读者能够看到的完全不是一个完备的文献目录——这样一个目录的书名甚至也会远远超过我现在已经有的篇幅。我已经不得不使自己满足于只引证那些我自己感到最有帮助的作者的论述，并且满足于只选择那些在我看来具有典型的意义并具有最高的哲学趣味的例子。

我把本书题献给亨德尔（Charles W.Hendel），以表达我对他的深深的感激之情。^[2]他以坚持不懈的热情帮助我准备这本书，我对本书的大体设想首先就是和他谈的。没有他对本书主题的强烈兴趣以及他对作者友好的个人关心，我几乎不会有勇气出版这本书。他多次阅读了手稿，而我总是能够从他那里领受批评性的建议。这些建议已经证明是非常有帮助和有价值的。

然而，这个献辞不仅具有一种个人的意义，而且还有着一个“象征的”意义。借着将这本书献给耶鲁大学哲学系主任和研究生指导老师，我想向哲学系本身表达我衷心的感谢。三年前，当我来到耶鲁大学时，意外地发现密切的合作可以扩展到一个十分广阔的领域，这确实是令人愉快的。在关于各种论题的联合讨论班上与我的年轻同事们共事，确是一桩特别的乐事和极大的荣幸。这确实是我漫长学术生涯中的一个新经历，而且是非常有趣和兴奋的经历。我会永远以感激的心情铭记不忘这些联合讨论班——由亨德尔和H·霍尔本、F·S·C·诺思罗普和H·玛盖瑙、M·比尔兹利、F·菲奇以及C·斯蒂文森主持的这些讨论班，一个是关于历史哲学的，另一个是关于科学哲学的，第三个则是关于知识论的。

我必须在很大程度上把这本书看成是我在耶鲁大学研究生院工作的结果，并愿借这个机会向研究生院院长E·S·弗尼斯（Edgar S.Furniss）在最近三年中为我提供的便利表示感谢。我也同样衷心地感谢我的学生们。我已经和他们讨论过本书所包含的几乎所有问题，而且我相信，他们在本书的篇章中将会发现我们共同工作的许多踪迹。

我对耶鲁大学科研流动基金组织为帮助我准备本书而提供的研究专款表示感谢。

恩斯特·卡西尔

于耶鲁大学

[1]三卷本，柏林，1923—1929年。［该书在卡西尔去世后才由拉尔夫·曼海姆（Ralph Manheim）全部译成英文，并于1953—1957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分三卷出版。——译者］

[2]中译本省略了原书扉页上给亨德尔的献辞。亨德尔是当时耶鲁大学哲学系主任，也是后来《符号形式的哲学》英译本长篇导言的作者。——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