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性爱·美·民主
一
希腊犹如天才少年，一路唱着瞎子荷马编的歌儿，闯入历史，在发出耀眼的光芒后，倏忽又消失了。面对悄然而去的英俊少年，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这些成人世界除了惊讶更多的是惊叹。
如果说罗马的法律辉煌灿烂，那么希腊的法律则多姿多彩。那些蕞尔小邦，大的不过几十万人，小的没有中国一些朝代的宫女、太监多，但它们在法律文化建设上作出的贡献丝毫不输粗野的乡下人罗马，尤其是民主法治建设。罗马留下的法律标本只有一个，而希腊留下的法律标本至少有雅典、斯巴达两个。两千年来，这两个标本一直在搅动历史，把哲学家、政治家、法学家搞得神魂颠倒、莫衷一是，把老百姓搞得筋疲力尽、无所适从。那些世界各地的战争狂人，发动过无数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却胜负难分。两个城邦不断败落，不断重建，旗帜在城头不断变换。
倘若进行中希文化比较，会觉得对方完全是一个异数，观念差异之大除了让对方瞠目结舌外，道德高强的中国人在实然意义上还得把“面红耳赤”预备上，在应然意义上再加上“禽兽不如”这类充满道德优越感的词语。
中国人从古到今有近亲结婚的习俗，姑表亲、姨表亲遍布九州，堂兄弟姐妹之间则止步于婚姻门外。希腊人可不愿当个遵守中国法律的模范，他们在配偶选择上，除了姑表亲、姨表亲外，堂兄弟姐妹之间也会一起进洞房。如果仅限于此，希腊人还算得上“文明”一族。让中国人惊骇的是，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在希腊也可结婚。当然，这还没到希腊人的底线伦理，他们决心将禽兽行进行到底，法律规定，倘若未出嫁女儿的父亲去世，未出嫁女儿就要嫁给她的叔叔，没有叔叔则嫁给堂兄弟。至于寡妇再醮，那就更不用说了。柏拉图父亲早逝，其母就嫁给了她的堂叔。希腊人认为，假如把女儿不嫁给自家人，肥水流了外人田，丰厚的嫁妆让家族外的人得去，其母就会受到道德谴责。看来还是中国的买卖婚姻好，使中国人懂得了礼义廉耻，那些痛斥买卖婚姻的勇士，想想希腊的众多禽兽组合，还有勇气挥斥方遒、激扬文字吗？！
舅舅与外甥女结婚也是常有的。希腊人若无男儿，常把小舅子收养，将来与自己的女儿结婚。既是小舅子，又是儿子，还是女婿，至亲啊！希腊人真是把科学上的不断创新用在家庭上，搞出这种让中国人听起来就义愤填膺的事情来。
或许破罐子破摔，已经取笑中国人了，乱伦的事情就搞他个层出不穷。曾与苏格拉底并肩作战并相互有救命之恩的亚西比德（Alcibiades）将军出生于雅典豪富之家，做出来的事却龌龊透顶。亚西比德与朋友同娶一女子，轮流同居，颇似在日本的蒋介石与戴季陶两位民国精英。不久，同居女子结硕果了，诞下一女。因不谙汉字，就没穿越时空取名蒋纬国，而取了一个希腊名字。小女子长大后，又与其母的两个相好同居。逻辑发达的希腊人到底不犯迷糊，亚西比德与小女子睡觉时称她是朋友的女儿，朋友与小女子睡觉时称她是亚西比德的女儿。在他们的理念中，坚信乱伦与他们无关。信念何等坚定的铮铮男子汉啊，古今中外无两双！
由此看来，以中国人的目光观之，希腊人的性爱关系乱得有些离谱，需要孔夫子帮忙给捋一捋。不过通过混乱的性爱关系倒可以理解希腊的文化。写过《古希腊风化史》的德国学者利奇德就认为希腊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都起源于性爱，性爱是理解希腊文化的关键，这当然包括法律文化。
在希腊人看来，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享乐，而性爱是享乐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不只普通人是这么认为的，那些伟大思想家也是这么引领思潮的。享受声色欢娱由人的本性决定，是人的权利。即使是天神，倘若生活中没有性爱也是不幸福的。在好色的宙斯率领下，以通奸、乱伦为特色的神界性爱就成了希腊人的楷模。尽管许多城邦有通奸罪，但在实际中很少认真执行。当然，要享受性爱，拥有财富是必不可少的，近亲结婚就是保护家族财产的一个有效办法。
希腊男人认为妻子用来传宗接代，姘妇用来伺候享乐，妓女供销魂。嫖妓是生活中的一笔日常开销，好像不嫖妓就算不得男人。除了少数城邦如斯巴达外，妇女很少接受文化教育，而对人“亲切”的妓女，尤其是那些名妓，算得上高级知识分子，多才多艺，与男人的共同语言更多一些，与之相处，的确可以开眼界长见识。名妓阿斯帕西娅让伯里克利神魂颠倒，为了娶其为妻，伯里克利与妻子离了婚。阿斯帕西娅确实才华横溢，据说著名的《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说》就是她操刀的。而这篇演说词，是希腊民主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因此，妓女不仅对嫖客，也对希腊的民主法治建设作出过重要贡献。
同性恋在希腊盛行。苏格拉底丑得让人目不忍睹，却因才华出众而广有艳福，身后跟着一帮俊男，缠着要跟他上床，搞得这位思想助产士不胜其扰，严重地干扰了思想史上的侃大山事业。柏拉图这位罕见的胸宽肩阔二头肌发达的俊男，跟在老师屁股后面不知是求知还是搞同性恋有待胡适那样具有考证癖者求证。
正因为希腊人认为享受声色欢娱乃人之本性，所以，我们对于希腊人一些不可思议的做法才会从文化上有深刻的理解。比如，亚历山大大帝让画家给他的宠姘（中国有宠妃，宠爱的姘妇自然该称“宠姘”）画像，面前的宠姘实在太闭月羞花了，这位名叫阿佩莱斯的画家在职业伦理上修炼不够，竟爱上了面前的美人，亚历山大就把美人儿当礼物赐予画家。塞琉古一世的儿子爱上了国王老子美丽的继室，整天寻寻觅觅，凄凄惨惨，“为伊消得人憔悴”，国王老子知道后，立即满足了儿子的愿望。这两件事情若在中国，属于刑法问题，当事人享受的是大刑伺候的待遇。但在希腊，愣让两位国王把它变为美学问题，因为两位国王深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的道理，不想在美学考试中输分。
二
可不能认为整个希腊只有这两位国王美学造诣深厚。熟悉历史的人都晓得，希腊人对美学的贡献非常巨大，希腊人乃爱美民族。
希腊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认为第一只杯子是以海伦的乳房为模型塑制的。海伦是希腊第一美女，希腊人为了她在特洛伊打了十年仗。以海伦的乳房为模型塑制杯子，足以说明希腊人对美的追求之强烈。我们知道，从古到今，人类战争不断，为了做到冠冕堂皇，寻找战争的借口已经成为一种高深艺术，但希腊人发动战争的借口在人类史上无疑最为奇特：为了美女海伦。战争是残酷的，战争的借口却是风花雪月的。这种对美的追求堪称极致，只有希腊人才能做到。日本盛产艺妓，战争的借口却是士兵的走失，让全世界对大和民族的智商捏把汗。
希腊与其他文明的不同就在于希腊人在看待事物时采取一种本质上属于审美的眼光。本来属于伦理的问题，希腊人却生生地把它转化为审美的问题。比如，希腊词aischros既有“可耻的”“卑劣的”意思，也有“丑陋的”意思。这就将德性转化为美，将邪恶转化为丑陋。
希腊人非常崇尚人体美，不论男女，只要身体比例匀称、身手矫健、高大健美，就成为崇拜的对象。希腊美男克罗多人腓利普，逃亡到西西里岛上一个叫塞哲斯塔城邦，死后当地人在其墓上盖了一座小庙，定期祭祀。甚至外国的高大健美男子，希腊人也崇拜不已。一波斯人仅仅长得鹤立鸡群，死在希腊的阿冈德（位于马其顿附近），便受到当地居民英雄般的祭祀。而中国第一美男潘安，搭上他的不低的文学成就，也没捞取个后人祭祀的份儿，只在《水浒传》里，王婆作历史经验总结报告，用“潘驴邓小闲”把他隆重纪念了一下。倘若潘安生在希腊，还不让那帮争风吃醋的漂亮女神抢了，凡间靓女根本沾不上边，哪会落个夷三族的下场？！希腊人已把完美的人体视为神明的特性。倘若不够高大魁伟，即使是将军、名人，也不能居于游行队伍的前列。斯巴达一位国王因为妻子个矮，大家认为她生不出高大魁伟的后代，就要求国王缴付罚金。他们对于美的执着追求，实在令人感动。美国人喊出的口号是：“不自由，毋宁死。”希腊人喊出的口号则是：“我宁可要美，也不愿选择波斯国王的权力。”
高大健美的体魄与运动有关，所以，体育和舞蹈就成了希腊男子（有些城邦也包括女子，如斯巴达）从小到大的必修课。对于健美肉体的崇拜，促使希腊人把培养完美的体格当成人生的主要目标。男女各种健美比赛在希腊各地极盛行，最著名的是奥林匹亚运动会，运动员参赛皆裸，把人体美充分展示给观众，让人们在泛着古铜色的光屁股上陶冶情操。在敬神的舞蹈中，看到的也是裸体美，男女皆有。
只因希腊人如此崇拜美，尤其是人体美，所以，在希腊的法庭上才会出现让其他文明匪夷所思的一幕。希腊名妓弗里娜有沉鱼落雁之容，因丑闻被告到法庭，辩护律师是雄辩家希佩里德斯。眼看着法庭对己方不利，就要败诉，希佩里德斯急忙走到漂亮的弗里娜面前，扯开胸衣，让她迷人的酥胸在众人面前“赤裸裸”了一下。法官看到眼前的神圣景象，一时发呆，哪忍心处其死刑，遂下判语：此乃虔诚之女。这真是古往今来的奇判，只有处在希腊文化的氛围中才会发生。倘在别的文化国度里，此举不但救不了美，而且法官会被如此“无耻的”举动激怒，连英雄也会被逐出法庭。
其实，此案在希腊并非绝无仅有，在荷马史诗中，我们就看到过类似的一幕。
斯巴达国王墨涅拉奥斯的妻子海伦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拐去，希腊军队经过十年终于攻克特洛伊。墨涅拉奥斯看到海伦，怒从心头起，扬眉剑出鞘。海伦面对前夫，解开上衣，露出“胸前的两颗苹果”。墨涅拉奥斯看着美艳的海伦，丢下宝剑，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
荷马史诗是希腊人的圣经，专门有人在希腊各地吟诵讲解。希腊人惯常从荷马史诗中寻章摘句，解答道德问题和行为问题。发生外交纠纷，荷马史诗甚至成为支持领土要求的依据。所以，此类案例经过荷马史诗的流传，自然成为希腊人判案的依据。法官对名妓弗里娜的判决绝非心血来潮，而是有着充分的“历史”依据，遵循的是判例法。由于希腊那个年代书写不便，可能更多的此类案例失传了。
写到这里，自然想起了雅典城邦的那个牛虻苏格拉底，假如此君不是凸目、扁鼻、厚唇、鼓肚、矮个，决心在丑史上以“狰狞的面目”扬名，辜负了造物主让他在人间潇洒走一回的美意，谁愿意鸩杀他。几个案子结合起来，我们就可看出苏格拉底遭厄运的部分原因了。而这个原因恰恰是以往探讨苏格拉底之死所忽视的。当年判处苏格拉底死刑的有罪无罪票数非常接近，只有三票（有说是三十票、六十一票）之差。假如苏格拉底长有柏拉图那副潘安之貌，思想史恐怕就要改写了。
或许有人认为仅此一案，还不能说明苏格拉底的丑陋与死有多大的关系。其实，不用我饶舌，底比斯人就会站出支持我的观点，因为他们城邦的法律规定：禁止描绘丑陋的对象。斯巴达人也会说，我们国家连胖人都要驱逐出境，你苏格拉底长得那么让公众阅读后烦心，判处你死刑不能算太冤枉。
法庭上的漂亮女人，在别的民族、国家就很少得到如此照拂。伟大的堂吉诃德算得上名满天下的情种，为了心目中的梦幻情人，常把自己尊容侍弄得不是鼻青就是脸肿。但在桑丘赴总督任之前，那番谆谆教导却让天下美女柳眉倒竖：“如有美女告状，你该避开眼睛，别看她流泪，转过耳朵，别听她叹气，只把她的状子仔细推究；免得她的泪水淹没了你的理智，她的叹气动摇了你的操守。”（杨绛译本）
为了生出高大健壮的后代，各城邦都在法律上作了优生规定。结婚年龄不能过大。如斯巴达法律规定，男子结婚年龄不能超过25岁，女子不能超过18岁。若丈夫年龄过大，则应主动“引狼入室”，把年轻健壮的小伙子延至家中，与自己妻子生出一个国家需要的能征善战的未来战士。这就是说，给男人戴顶绿帽子，贡献卓越的不光有花花公子，有时也构成国家的战略规划。戴绿帽子的男人与金戈铁马的男人一样，也能成为国家兴亡的有责匹夫，与贞女一样，在历史打盹时会青史流芳。所以，绿帽子在斯巴达人手中不会藏着掖着，不定还盼着升值呢，因为谁也料不定罩在绿帽子下成长的孩子将来不会成为国之栋梁。斯巴达人想必也会骄傲地站在某个城楼上（斯巴达境内好像不筑城墙，那就站在盾牌上吧）庄严宣布他们的城邦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消灭了通奸行为。
虽说希腊人爱美，但也有因爱美而发生乐极生悲之事。撒尔迪斯国王坎道列斯娶了个美妻，喜不自禁，想向人间散播美的芬芳。王后脱衣时，国王偷偷地安排侍卫赏美，谁知被王后发现。这位王后缺乏“女为悦己者容”的教诲，杏眼圆睁后，竟逼迫侍卫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并拥立其为国王。真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生生搞出了个希腊版。改朝换代成本之低廉，比英国的“光荣革命”光荣多了。
三
在世界文明古国中，所制定的法律都不乏超前的实例，即使在今日许多国家实施的条件都不具备，但在当时却在他们拥有智慧的立法者头脑中制定出来了。譬如，古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第23条规定：“如强盗不能捕到，被劫者应于神前发誓，指明其所有失物，则盗劫发生地点或其周围之公社及长老，应赔偿其所有失物。”这条法条涉及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使那些遭受财产损失的受害人得到补偿。几千年前人家实施的法条，几千年后由于种种原因，在我国尚未实施。
希腊民族是优秀的民族，其文化的创新性和对人类的贡献都是独一无二的，许多法律非常超前。雅典有一条法律规定，立法时，提案人必须负责新法案通过后施行的效果。若效果不良，产生恶劣影响，可在一年内对其弹劾，提案人受到罚锾、剥夺选举权、死刑等处分。
我们知道，雅典的民主制度是自古迄今人类历史上最民主的政治制度，采用直接民主制形式，城邦成员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直接参与国家管理。选举时，往往以声音大小决胜负，所以，声嘶力竭、狼嚎狗吠这类美声唱法也是模范公民的体现。在雅典，任何有选举权的城邦成员都有制定法律的提案权。提案人多了，就会鱼龙混杂，通过一些质量不高的法案，产生不良的社会效果。
在此，有必要提及的是，希腊人在道德考试中常常不及格。这些从山里面出来的人，喜欢干一些粗活，如抢劫、杀人之类。当然，细活也干，说谎就是他们的强项。不过强奸的事他们可没干过，因为男人杀完了，妇女自然就归顺他们了，再强迫乃英雄所不为。所以，偶尔他们在道德考试中也能得高分。既然爱好如此，谁能保证他们在立法提案中不会把什么见不得人的“意志”鼓捣进去，谋一己私利？哲学家辈出、哲学大师不断涌现的地方，立法上采取一些防范小人的措施，比解几道数学题容易多了，尽管希腊人多是解题高手。
可别以为哲学家与法学家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在希腊，哲学家制定法典极为普遍，往往成为法学家的票友。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普罗塔哥拉、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都曾为一些城邦制定过法律。
其实，追究提案人刑责的法律不仅雅典有，其他城邦也有。意大利南部克罗顿以西有个地方叫洛克里，城邦成员由希腊本土罗格里斯逃出的盗匪等罪犯组成。由于他们对自身的弱点有深刻的洞识，习惯法就免用了。于是，希腊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就在弥漫着匪气的地方诞生了。“衙门里面鬼倒鬼，没有一个想吃亏。”这些昔日的罪犯虽没在衙门里面混饭吃，但在江湖上的营生却不是爱的奉献，干的皆属抛头颅洒黑血行为。或许是浪子回头金不换，他们倍加珍惜今日的美好生活，对他们法典的捍卫意志格外坚强。不过，传统是轻易抛弃不了的，在捍卫神圣法典时昔日的匪气不时地就流露一下，使人觉得他们不是忘本之人。他们宣布，若有人想立新法，吊绳先得套在他的头上，提议不成，吊绳就要“荡悠悠”了。可见，创造历史的不光有人民群众，也有罪犯。他们真是创意大师、点子王，其天才光辉盖过法学家。
在这些城邦，不但立法时提案者面临着亡命天涯的危险，就是想做一些公益事业，也面临着十分巨大的风险。譬如说看谁不顺眼，亵渎了神灵，把他告上法庭，使其丧命，而后那些曾经投过赞成票的摇旗呐喊者良心发现，会寻找替罪羊，公益事业从事者就得慷慨捐躯。
苏格拉底是伟大的，死使他的生命之花绽放得更加灿烂，其死法也成了历史上最值得推荐的一种。他是为捍卫法治的神圣而死。
把苏格拉底告到法庭的是悲剧诗人美勒托、检察官安尼图斯和修辞家莱康。置苏格拉底于死地的自然是投票踊跃的雅典公民。然而，苏格拉底死后不久，雅典公民良心发现，又把控告者乱石打死，美勒托这个悲剧诗人顿时变成“悲剧”的模范实践者，实现了多少人孜孜以求的知行合一的宏愿。
雅典人还把海战中的八名凯旋将军处死，理由是他们没有妥善处理国殇者的尸体，没有尽到救援责任。八位将军包括伯里克利的儿子。仅仅数天，雅典人就在寻找后悔药，又将主张处死八名将军的提案者处死。由此看来，雅典的民主犹如夏天的天气，实在变幻无常，民众一不小心，还要遭受霹雳。
雅典的民主政体确是古代社会的一面旗帜，然而民众的热情之火过高，把城邦烤得太过焦黄以致变黑。由于是公众作出的决定，没人承担责任，只好委屈了提案者，让他们在公众狂欢后把遗留垃圾打扫干净。由此看来，雅典的民主政体在辉煌的同时，阴暗面也在显露，像猴子的屁股一样，爬得越高，丑陋面暴露得越多。
四
就希腊的政治实践来说，雅典和斯巴达分别构成两种理想，两千多年来一直吸引着后世人们。由于当今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雅典的民主政体得到的赞许有加，而斯巴达的政体更多受到的是责难。
但是，自柏拉图以降，众多思想巨人却把关注乃至钦羡的目光投向斯巴达。心灵荒芜的城邦，为何却对思想巨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还是从一件小事谈起。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上，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四处寻找座位，没人理他，受到的只是嘲弄。然而，当老人来到斯巴达人所坐的区域时，每一位青年甚至年长者都起来让座。老人叹道：“所有希腊人都明白什么是正确的，却只有斯巴达人做了。”
可以说，希腊人以自私闻名，但斯巴达人属例外，这是因为他们从小就生活在集体的大家庭里，接受集体主义教育，无孔不入的自私因子被涤荡而尽。连用来传宗接代的妻子都慷慨地借给比自己身体更棒的猛男了，还有什么不可放弃的。
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五种，由低层次的需要到高层次的需要依次排序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人类文明史几千年，大多数国家、大多数人都在为实现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而煎熬。更高层次的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只是少数国家、少数人的专利和奋斗目标。在满足低层次的需要上，斯巴达这样的社会更有效力，而在满足高层次的需要上，雅典这样的社会自然效力更为显著。雅典是法治社会，人们的思想言论、行动都很自由，文化上对人类作出的贡献无与伦比。斯巴达是专制社会，一切都严格管制，行动没有自由，思想之花更是枯萎。对一个社会上层阶级来说，低层次的需要早已满足，他们向往的是高层次的需要，因此，雅典社会对他们有着莫大的吸引力。而对一个社会的底层百姓来说，终生奋斗的目标是实现低层次的需要，因此，斯巴达社会对他们来说吸引力就会更大。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许多做法类似于斯巴达，如今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空前开放，雅典的踪迹依稀可寻。但人们还在怀念毛泽东时代，这主要是由于底层百姓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尚未得到彻底的满足。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他们的生存技能无法提高，尽管绝对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相对生活水平却在下降。所以，在任何社会，只要有穷人还匍匐在满足低层次需要的生活线上，斯巴达社会的理想就永远像明灯一样在放射光芒，召唤着、吸引着人们。
诚然，雅典社会民主程度要比当今所有民主国家都要高，但即使像雅典这样实行直接民主制的社会也不是什么都好，弊病也是丛生，让生活在该社会的人生命中的轻重皆要承受。
苏格拉底自称牛虻，在民主社会里理应有他的栖息之地；但遗憾的是，雅典竟然容纳不下这样一位善于挑刺的智慧老人，对他说不。这一思想史上的著名事件表明雅典的民主制度存在瑕疵，是对标榜自由的雅典的一个极大的讽刺。
雅典社会党派倾轧，暴民专政，权力滥用，道德沦丧，人情淡薄，动荡不安，使许多人由对它的喜爱转变为厌恶，难怪修昔底德说希腊有教养的人都讨厌雅典人。这就是说，雅典民主制度的优点刚拴住了有教养之人的心，但缺点却像冰水一样浇灭了他们的参与热情，此乃柏拉图之类的人思想远离雅典的原因。而这些缺陷在斯巴达大多是不存在的，即使那时有望远镜或显微镜在手，也寻觅不到更多。正因为如此，在历史长河中，雅典虽然热情，不断地在向人们招手，可老百姓却不断地向斯巴达行注目礼；只是人群中的“一小撮”，倾情于雅典，因为唯有雅典，才给他们提供了演练场。
五
希腊民主留给后世的印象是深刻的，今人只要谈起民主，言必称希腊。
希腊的民主是怎么形成的？翻一翻各类书籍，会告诉你，希腊的民主制与商品经济有关。不过，在世界范围内，古代采用民主制或一定形式的民主体制的国家、部落、民族有许多，除希腊人外，还有罗马人、日耳曼人、蒙古人等等。这些国家、部落首领由选举产生，民众大会可决定重要事情。如罗马的百人队会议，日耳曼的部落大会，蒙古的库里台大会，都可选举部落或军事的首领，决定部落大事。但罗马人、日耳曼人、蒙古人的民主体制与商品经济似乎关系不大。罗马人是农民共同体，有的是蛮力，眼睛永远盯在他人的财产上，掠夺别的部落才是发财的捷径。日耳曼人极讲平等，国王和平民除了在战利品分配上平等外，还享受着另一种平等：目不识丁。如此素质的民族，与狼为伍还差不多，经商对他们来说自然不是好的营生。蒙古人喜欢骑着马儿在草原上游弋，但那是放牧，不是经商。虽然成吉思汗曾经向花剌子模派出了四百人规模的商队，但惯常的做法却是劫掠屠城。况且，我们不应忘记，希腊人对贸易是蔑视的，体面人不从事贸易活动，自由人不受经济活动羁绊，多数工商业由外国侨民经营，而外国侨民恰恰没有公民权，参与不了城邦的政治活动，想声嘶力竭却无人喝彩。斯巴达人既不务农，也不做工，与经商更不沾边，但它们城邦内部存在着相当的民主，包括国王在内的许多官员都通过选举产生。所以，民主制的形成有它更深层的原因。
我们发现，在古代，实行民主制的往往是部落组成的小国，一旦小国变为大国，民主制就走到了尽头。罗马随着疆土的扩大，原有的民主制逐渐被帝制取代。蒙古的库里台大会随着忽必烈建立元朝，也变味了。日耳曼人随着王国的建立，领土的扩张，原有的民主范围越来越小。这就是说，民主与“小国寡民”适宜。部落成员由于有血缘关系，所以，就有协商传统，这是民主之源。当一个部落无法消灭另一个部落时，它们只有联合，才能共同御敌，这样的部落联盟也有民主。民主与其说是部落联盟的一种主动选择，不如说是一种无奈选择，因为只有实行民主，才能联合以求得生存，否则灰飞烟灭的可不是强虏。早期的罗马和相邻的阿尔巴（Alba）经常打仗，双方势均力敌，无法消灭对方，只好讲和，联合起来，以面对更危险的敌人。
另外，古代实行民主制的部落或城邦，几乎都好战，唯恐别人把自己当人看，脱离兽性太远，食皮嚼肉啃骨的本领退化。这些嗜血民族，不断扩张，共同爱好是屠城，霸人妻女。成吉思汗的“逐敌，夺其所有，见其最亲近之人以泪洗面，乘其马，纳其妻女”的名言便是回归兽性，不把自己当人看的庄严宣言。早期罗马国王塔拉斯·好斯迭里认为国家久无战斗，就会丧失活力，走向衰弱，所以，他要罗马人“环顾四邻，觅取战争借口”，时刻把注意力落在邻家的肥瘠上。维京人认为躺在床上而死只配进地府，战死方能升天堂。大家都喜欢杀人，于是就形成一种恐怖的平衡：谁想奴役对方都显得成本太高，于是就在本部落、本族放弃了这种嗜好，实行像今日美国那样国内讲人权、国外行霸道的双重政策。
当然，并不是说民主与商品经济无关。商品经济能带来平等、自由思想，在近代西欧，民主体制的形成确实是商品经济促成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西欧国家大多有民主传统，有希腊、罗马、日耳曼等民族播撒的民主、自由种子，几千年未曾霉烂，只要遇到“春风”，就会“吹又生”。如法国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限制王权的“三级会议”，英国流传下来的国王只是贵族中的第一个、权力不能无边的传统。由于西欧有本土资源，商品经济之种只要一撒播，民主自由之花就会盛开。相反，在中国，明清商品经济“萌芽”数百年，时间与西欧相差无几，但一朵自由民主的花愣是开不出，甚至连花骨朵也寻觅不见，原因就在于缺乏本土资源的嫁接。另外，国家的块头也过大，给实行民主造成障碍。人过多，广场上站不下，挤到外面的人只好操起家伙维权，民主无奈地说声罢了，便去爪哇国常年休闲度假，乐得逍遥自在。
（原载《读书》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