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化时代”希腊宗教中的东方元素——兼论比较宗教研究面临的难题及解决方法
摘要：在“东方化时代”希腊文明与东方文明的交流互动中，希腊宗教中出现了大量东方元素。本文以阿波罗崇拜为例，基于古典史料和已有研究成果，从神名、神职、宗教仪式、宗教节日等方面勾勒“东方化时代”希腊宗教中的东方元素，并通过对这些具体文化事项的探析，指出比较宗教研究面临的难题及可能的解决方法。比较宗教研究受到的批评主要有三个方面：对差异性没有足够的重视；对历时分析的维度没有足够的重视；对语境没有足够的重视。本文从希腊宗教中的阿波罗崇拜与东方宗教的比较研究入手，阐述如何在具体宗教的比较研究中尝试解决这些问题。
关键词：希腊 东方化时代 阿波罗崇拜 比较宗教研究
在古代希腊文明与东方文明的交流互动中，希腊宗教中出现了大量东方元素，西方学者对这一问题已有诸多研究，尤其是1980年奥斯温·默里提出“东方化时代”的概念以来，西方学术界更是掀起了一股研究希腊与东方文明关系的热潮，在这股热潮中，希腊宗教中的东方元素仍然是其中的一个焦点问题。
1987—2006年，马丁·贝尔纳完成了皇皇巨著《黑色雅典娜》，其中第三卷试图利用修正的古代模式来阐明希腊宗教和神话中从前无法解释的一些侧面，尤其是神的名字。他讨论了埃及的鹰/牛、公羊/山羊崇拜与希腊的宙斯与狄奥尼索斯崇拜之间的联系；古代埃及的塞特和希腊的女神阿芙洛狄特；阿波罗与阿尔特弥斯崇拜的起源与传播，以及这两个神祇形象与卡德摩斯和欧罗巴之间的平行关系。美国古典学家萨拉·莫里斯在1992年出版了《代达洛斯与希腊艺术的起源》一书，他在该书中提出，从青铜时代到古风时代，整个东地中海世界都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内部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是一种常态，希腊也是这个“共同体”的一部分，希腊在公元前1100年之后并没有终止和东方的联系。1997年，英国古典学家韦斯特的《赫利孔的东方面孔：希腊诗歌和神话中的西亚元素》面世，韦斯特考察了爱琴地区与东方的来往和交流，包括宗教方面的交流，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古代西亚文化对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早期希腊文化的影响。他认为，“在事实的冲击下，读者应该放弃，或者至少应该大大减少对于早期希腊文化独立性所持有的任何幻想。我们不能把‘近东’在希腊的影响贬低为边缘现象，只是在解释孤立的甚至不正常现象时才偶尔援引。东方的影响在许多层面，在绝大多数时期都无处不在”。
不仅学者们独立完成的专著聚焦于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关系研究，一些研究机构也以学术研讨会的形式进行集体探讨。1990年3月15—16日，纽约大学美术学院校友会（The Alumni Associa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Fine Arts）召开了一次学术研讨会，主题为“希腊：东方与西方之间——公元前10——前8世纪”。1992年，根据研讨会的议题出版了同名论文集。其中的论文既有从历史、考古等方面进行的宏观论述，也有从器皿组件、宗教圣所、人物传说等方面的具体考察。2002年9月7—8日，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召开了一次以“古代的东方化”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不仅探讨了古代地中海某些特定地区或特定领域的“东方化”，还对“东方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理论上的思考与总结。2006年，根据这次研讨会讨论的议题出版了《考量东方化：古代地中海地区变革的综合学科研究法》。
本文聚焦于希腊“东方化时代”，以阿波罗崇拜为例，基于古典史料和已有研究成果，从神名、神职、宗教仪式、宗教节日等方面勾勒“东方化时代”希腊宗教中的东方元素，并通过对这些具体文化事项的探析，指出比较宗教研究面临的难题及可能的解决方法。之所以选择以阿波罗崇拜为例，是因为阿波罗被很多学者认为是“最具希腊性的神”，甚至有学者宣称“阿波罗是希腊精神的具体体现”。探讨这样一位最具希腊性、最能体现希腊精神的神祇所具有的东方元素，或许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阿波罗神名与神职中的东方元素
阿波罗的希腊语名字是Ἀπόλλον，匈牙利学者、哈佛大学教授格里格雷·纳吉认为这一词最早来源于ἀπέλλαι，而这个名字用得最广泛的变异形式是Ἀπέλλον。Ἀπέλλον是塞浦路斯希腊语方言中的一种生僻用法(to-i-a-pe-lo-ni =τῶι Ἀπείλωνι)，这是早期方言将ο-音化合为ε-音的结果。塞浦路斯方言的这种生僻用法源自荷马史诗中的ἀπέιλε，意思是“允诺，自夸的许诺；恐吓”，对应的动词是ἀπέιλεω，意为“做出承诺，自夸地许诺；恐吓”。纳吉论证说，ἀπέιλε和ἀπέιλεω的这些含义是基于一种语言行为，这与ἀπέλλαι的含义是相吻合的。因此，Ἀπέλλον就是“he of the *ἀπέλια”，即权威的语言之神，主持所有与语言有关的行为（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吟唱和特殊意义上的诗歌）之神。
阿波罗的两个绰号具有非常明显的东方色彩：Λυκείος（或者Λυκίος）和Λετοίδες。Λυκείος有两层含义：一是吕西亚人（Lycian），一是狼神（Wolf-God）。吕西亚位于安纳托利亚西南部海岸，在今土耳其安塔利亚省境内。荷马史诗中多次提到吕西亚人，说他们是特洛伊人的盟友。学者们从Λυκείος代表“吕西亚人”这一层含义入手，从词源学的角度对Λυκείος与Lycian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认为，这两个词显然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而认为阿波罗与吕西亚也有着密切的联系。露丝从Λυκείος的“狼神”这层含义推测，阿波罗原先是牧羊人崇拜的神。在阿波罗的最初职能中，他使用弓驱赶野狼和其他野兽，可能就被当作“狼神”得到了牧羊人的崇拜。
Λετοίδες意为“勒托（Leto）的儿子”，也就是说，阿波罗这个绰号是随他的母亲勒托取得的。希罗多德认为，这种随母亲取得名字的风俗是吕西亚人的一个独特之处。“他们（吕西亚人）有一个和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不相同的风俗。那就是他们不是从父亲，而是从母亲那里取得自己的名字。如果一个人问一个吕西亚人他是谁，他就会说他是自己的母亲某某人之子，这样接着母系推上去。”维拉莫维茨据此认为，Λετοίδες这一绰号就表明阿波罗源自吕西亚，并且更进一步认为勒托与吕西亚的女神勒达（Leda）实际上是同一位神。
阿波罗神名和神职中的东方元素也得到了考古学证据的支持。1936年，匈牙利学者Bedřich Hrozný公布了发现于安纳托利亚的赫梯（Hittite）铭文，这些铭文出现在两个相邻村庄的四个赫梯祭坛上。在这些铭文里提到的神祇中，有一个读作Apulunas，是一个守门的神。尼尔森认为，这个守门的东方神，正与希腊的阿波罗行使着同样的职能。尼尔森所说的是希腊人对阿波罗·阿癸伊欧斯（Apollo Agyieus）的崇拜。阿癸伊欧斯是一根形象化的锥形柱子，希腊人在家门口立着这样的柱子，用来阻止邪魔的入侵。相信神石具有某种保护功能，这种观念在整个地中海地区都很盛行，包括地中海东部附近诸岛及沿岸诸国在内的地区，这里在青铜时代就崇拜Rěsep神柱。Rěsep最早是闪米特人崇拜的一个神，这个神和希腊的阿波罗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在荷马史诗中，阿波罗是康复之神，但也是瘟疫之神，对那些触怒他的人来说，阿波罗之箭就意味着瘟疫。Rěsep也是瘟神，他带来瘟疫的方式是投射火把，但是在乌加里特（Ugarit）和塞浦路斯（Cyprus），也被称为拿箭的Rěsep，并且，在这两个地方，他都和一头狮子同时出现。阿米克来伊（Amyklai）的阿波罗圣所可能就保存了闪米特的Rěsep在塞浦路斯的名字（A）mukal。伯克特认为，在希腊地区发现的一些青铜雕像，不仅仅代表Rěsep，也代表赫梯的保护神，这个神祇经常和牡鹿联系在一起，牡鹿也被描绘成带有弓箭。在塞浦路斯人的祭仪中，有一种祭仪被称为Apollo Alasiotas，也可能是从青铜时代保存下来的称谓。
二、阿波罗相关祭仪中的东方元素
在与阿波罗相关的祭仪中，与东方密切相关的主要是净化仪式。净化仪式是希腊宗教礼仪中很重要的一类，关注净化是古风时代希腊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净化起源于日常生活中的清扫活动，在希腊语中写作καθῖρω，原意是清洗、清扫，用作宗教含义就是清洗罪孽、净化。净化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在人与神的互动过程中保持自身洁净，包括人的身体和相关物质载体，甚至整个城邦；二是某些犯了罪过的个人或群体，通过某种物质性的力量来消除罪孽，求得神的谅解和宽恕。在宗教活动中，净化不仅仅是一种单一的物化过程，而且成为一种精神性的内化过程。柏拉图说：“善人向神献祭，通过祈祷、献祭等方式与神交流，这是一切事务中最高尚最优秀的，也能导致非常适宜的幸福生活。但对恶人来说，情况正相反，因为恶人有一颗不洁的灵魂，而神是纯洁的，无论是善良的人还是神都不能从一个被污染的人那里不适当地接受礼物。无论在何地，不虔诚的人向神献祭都只是浪费时间，而若是由虔诚的人献祭，那么神是乐于接受的。”虽然柏拉图是古典时期的哲学家，但是他的话语反映了希腊社会自荷马时代以来的某种传统。从柏拉图的话语我们可以看出，净化和献祭是密不可分的。荷马史诗记载阿波罗向雅典军营降下瘟疫以后，阿伽门农向阿波罗献祭的时候就先举行了这样的净化仪式，“阿特柔斯的儿子命令将士沐浴洁身，他们就沐浴洁身，把脏水倒在海里，然后向阿波罗敬献隆重的百牲大祭”。这是阿波罗与净化仪式最早的联系。这种联系在古风时代有了进一步发展，在专门献给阿波罗的节日中体现得最为明显。阿提卡的塔格里亚节是献给阿波罗的一个重要节日，这个节日分成两天，前一天就是整个城市举行净化仪式，后一天才是向阿波罗献祭。另一个节日德里亚节，也是献给阿波罗的节日，雅典人每年在这个节日中将一种圣器送到德洛斯去，在圣器离开雅典的30天里，整个雅典城都要净化，不准宰杀任何牲畜，也不准执行死刑。
阿波罗与具体的个人的净化仪式的联系，主要体现在“涤罪”仪式中，涤罪仪式也是净化仪式的一种。据神话传说，阿波罗出生不久就杀死了奉赫拉之命追杀他母亲勒托的大蛇皮同。尽管阿波罗是为母亲报仇而杀死皮同，但是他还是需要进行涤罪，才能得到赦免，脱去凶手的罪过。于是宙斯命阿波罗来到埃吉莱亚（Aigialea），变成一位牧人，为国王阿德墨托斯（Admetus）放牧牛群，九年以后才回到希腊。人们之所以将阿波罗与净化、涤罪联系起来，尽管可能与这个神话传说有一定关系，但是更重要的是，在希腊人眼中，阿波罗具有独特的“纯洁”和“圣洁”属性。
在埃斯库罗斯的《奠酒人》中，阿波罗亲自主持涤罪仪式，为俄瑞斯忒斯洗去了弑母带来的血污，并告诉俄瑞斯忒斯“这是一个专为你举行的涤罪仪式：洛克西阿斯（阿波罗的别称）会将手放在你的身上，让你从这罪孽中解脱”。埃斯库罗斯的另一部悲剧《欧墨尼德斯》则详细地描述了涤罪仪式的程序，“我手上的血污已经沉寂、干涸，杀害母亲的血污也已被涤净，我曾在福玻斯的祭坛前，用猪做牺牲，请求清恕罪孽”。这里所说的用猪做牺牲的仪式，在巴黎卢浮宫中出自意大利阿普利亚（Apulian）钟形酒罐上就有着生动的描绘，其灵感应该是直接来自埃斯库罗斯的文本。阿波罗亲自把小猪举过坐着的俄瑞斯忒斯的头顶，然后刺穿小猪的脖子，猪血直接流过他的头上。但是随后猪血不见了，这意味着，罪责得以涤净了。
这种净化仪式与古代两河流域的洁净仪式有着非常多的相似之处，虽然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明希腊的仪式一定来自两河流域，但是语言学的证据能够说明一定问题。表示“清洁”或“净化”的希腊语词根καθαρ-在印欧语中找不到相应的词源，但是却与净化领域的闪米特语词根qatar有关，qatar的意思是“烟熏”。硫磺就是与这一词义背景有关的清洁物质，在荷马史诗中，硫磺既有实际用途，又具仪式意义。阿卡德语中表示“肮脏、被玷污的”和“玷污、污染”的词lu''u或者luwwu，与希腊仪式中所要清洁的污垢λύματα或λύθρον的读音相似，这一点同样富有启发性。
三、阿波罗相关节日中的东方元素
在献给阿波罗或者以他的名义举行的早期节日中，阿波罗一般都是作为丰产或者催熟之神。因为在古代社会，早春时节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播种生产。在这些节日中，最重要也最复杂的无疑是阿提卡的塔格里亚节。
塔格里亚节是在塔格里翁月（Thargelion）的第七天举行，大致相当于现代公历的5月20日。实际操作过程中，人们往往将塔格里翁月的第六天和第七天合起来算作塔格里亚节。按照阿提卡人和德洛斯人的传说，他们认为第六天是阿尔忒弥斯的诞生日，第七天是她的孪生兄弟阿波罗的诞生日。但是在这个节日里崇奉的神祇主要是阿波罗，与阿尔忒弥斯并没有多大的关系。θάργηλια一词有多种解释。首先是一种祭品，即新做的面包或者新出的水果和蔬菜，也指代装盛这种祭品的容器。赫赛齐乌斯的解释是θάργηλια·Ἀπόλλωνοςἑορτή. θάργηλος·ἡ ἱκετηρία.。“赫克特里亚”（ἱκετηρία）是一种“祈愿枝”，这种“祈愿枝”源自一个与忒修斯有关的故事，据说忒修斯在远征前用挂满了各种果子的橄榄枝向神祈祷，这种仪式保存下来，逐渐形成了祈愿枝的传统。
在塔格里亚节的两天时间里，要进行两种不同的庆典仪式。前一天主要是净化仪式，后一天主要是献祭仪式。在塔格里翁月的第六天，整个城市居民列队受净。关于这种传统的最早记载见于公元前3世纪的伊斯多斯（Istros）。他说雅典人有一习俗，“在塔格里亚节，整个城市居民列队受净，会有两个男人被逐出队伍，甚至执行死刑，作为一种净化城市的模式。这两个男人被称作‘法尔马科伊’（φαρμακοί），一个代表所有的男人，一个代表所有的女人”。他还说这种习俗来自一个传说，一个名叫法尔马科斯的人从阿波罗神庙中偷走了一些奠酒祭神仪式用的酒杯，抓住以后被阿喀琉斯的同伴用石头砸死了。他认为在塔格里亚节上所做的事情就是对这件事的模仿。从这个传说中推断，在雅典的两个替罪人可能真的被石头砸死了，或者假装被砸死了。间接提到这两个替罪人的结局的是里西阿斯（Lysias），他说得比较含糊，他认为城市可能“通过这种特殊的仪式净化自己，庄严地将他们作为替罪人逐出城门，并将他们藏起来”。
讽刺诗人希波纳科斯（Hipponax）记载了小亚细亚的以弗所（Ephesus）也举行同样的仪式。他说人们对待这两个替罪人的方式是用无花果枝条抽打他们，向他们投掷虾蛄。这种仪式的目的显然是用相对温和的方式取代先前将替罪人真正打死的残酷方式，而选用虾蛄的原因则是这种动物经常用作来举行净化仪式。
在塔格里翁月的第七天，许多谷类的果实将敬献给阿波罗，其敬献的方式也许就是所谓的“埃瑞西俄涅”（εἰρεσιώνη）,εἰρεσιώνη又称为祈愿枝，一般认为这一词起源于ἔριον（wool），即毛线做的捆束物。但是也可能起源于词根εἰρ-或ἐρ-（speak），源自发声祈祷的人。从赫赛齐乌斯的解释中，我们可以找到塔格里亚与埃瑞西俄涅的联系。埃瑞西俄涅是一束橄榄枝或月桂枝，用紫色或白色的毛线捆起来，周围挂着这个季节出产的各种各样果实，还有面粉糕饼、小罐蜂蜜、油和酒。这和前面所述赫克特里亚的形式和作用都极其相似。赫赛齐乌斯还说，整个塔格里翁月都是献给神的，并且在塔格里亚节日里，“所有新出的第一茬果实都要装在容器里敬献给神”。弗雷泽在《金枝》中也提到塔格里亚这个节日，他认为这不是一个春天的节日，而是一个庆祝早收的节日，因为这时一些谷类和水果已经成熟了。
在塔格里亚节中，阿波罗是作为能催熟所有植物的神祇而受到崇拜的。这一点与希腊文学和艺术尤其是阿提卡艺术中通常出现的阿波罗形象大有区别。一般神话认为，阿波罗曾经为国王阿德墨托斯放牧牛群，他能成为牧群的保护神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由于他自己出生以后生长迅速，所以他与年轻人的成长有着特殊的关系也可以理解。但是，他与农业和植物的培育并没有多少联系。这一功能最初属于德墨忒尔，至少在阿提卡地区，德墨忒尔是最早作为丰产和催熟植物的神祇受到崇拜的。在雅典娜来到雅典之前，可能也有为其所在地区人民保证食物的职能。
阿波罗是如何取得同样职能的呢？答案可能就来自于阿波罗崇拜中的东方元素。阿提卡地区的塔格里亚节所举行的农事性仪式，可能来自爱奥尼亚，而爱奥尼亚的仪式最初可能又来自小亚地区。也就是说，小亚地区的阿波罗保持了众多重要的功能，而在阿波罗崇拜的传播过程中，其他一些带有小亚地区特色的职能逐渐减少，带有希腊特色的职能逐渐增加，但是在阿提卡地区，由于农业生产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所以阿波罗祭仪中的丰产和催熟职能得以保留了下来。
四、比较宗教研究面临的难题及可能的解决方法
在宗教研究领域，比较研究曾经作为对“其他民族”及其信仰的客观描述、分类和比较的显赫之学而流行。宗教学这门学科从一诞生开始，比较宗教研究就是其核心内容，甚至宗教学本身都被冠之以“比较宗教学”的名号。麦克斯·缪勒及其在欧洲的师友称这一门新兴的学科为“宗教学”（The Science of Religion），但是另一些人则强调必须比较的方面，因此把这类研究称为宗教的“比较研究”。后来的学者们逐渐放弃了“宗教学”这个概念，而用“比较宗教”（Comparative Religion）和“比较宗教研究”（Comparative Study of Religions）这两个名称，强调宗教学就是对各种不同的宗教进行比较性的说明和研究，避而不谈这门学问是否是“科学”（Science）的问题。早期的“比较研究”主要是广泛收集古代欧洲和古代东方各种原始宗教的材料，对各种形态的宗教进行历史的比较，这就形成了“宗教史学”（History of Religions），事实上就是“比较宗教学”的代名词。虽然从名称上看，二者似乎相差甚远，但是实际上是一回事，因为西方宗教学者所谓的“宗教史学”，实际上是按照各种宗教在历史上出现的顺序，对这些宗教现象及其形态进行一种经验描述。
然而，随着学科的精细化发展，比较宗教学这种宏观研究似乎已经不再受到重视。研究宗教的学者更趋向于深入挖掘历史上各种宗教中的具体问题，尤其是每种具体宗教本身的发展演变历程以及每个阶段或每个方面的特性。在这些具体宗教的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有其自身的研究途径，都有适合于这种具体研究的一套方法。曾聚集在“比较宗教学”这一总目之下的所有材料的绝对重量，被分散到了宗教史学、宗教心理学、宗教社会学、宗教现象学和宗教哲学等分支学科中去了。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比较宗教研究的方法和范式更是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后现代主义认为，说得难听点，比较宗教研究只是文化偏见的主观混合物，只能带来曲解；说得好听点，也不过是一种富于想象、富于关联的“游戏”。后现代主义主张“他者、差异和例外”，摒弃秩序和有序原则，并且因为支持“流变状态”而力图“改变现状”。因而，学术的完整性只存在于那种对于具有独特地位和具有个性的“他者”的反省之中。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不同宗教传统的比较，或者传统内部诸因素或诸现状之间的比较，总会控制它们并最终破坏它们。
对比较宗教研究提出最大挑战的是芝加哥大学宗教史研究专家乔纳森·史密斯（Jonathan Smith）的《巫术栖身于比较》一文，史密斯断言，人文学科的比较研究已经很可疑，比较研究并不科学，而且缺乏具体规则。他认为比较宗教研究含有一种类似弗雷泽所谓的“顺势巫术”那样的“巫术”，“因为，正如学术实践所表明的那样，比较一直是一种收集相似性的活儿……其做法带有顺势巫术的特点，其理论建立在交感之上……差异问题已被忘得一干二净”。对史密斯来说，以往比较宗教研究中的那种不幸的“巫术”，类似于弗雷泽所谓的原始巫术，即借助于表面相似性而实现观念联合，从而混淆主观联系和客观联系。他认为，比较宗教研究的主要缺陷是易混淆、凭印象和不科学。
比较宗教研究方法所受到的质疑主要有三个方面：（1）对差异性没有足够的重视。这些研究倾向于在各种宗教传统中，只关注宗教现象的共同特征和结构相似性，因此对那些使每个传统变得独特和完整的差异性没有足够的重视。（2）对历时分析的维度没有足够的重视。在他们对相似性和连续性的研究中，这些研究主要关注于共时性结构，因此导致了对宗教现象的历时性分析维度的忽视。从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宗教现象被当成一种静态的永恒结构，因此一种动态的、变化的宗教现象的本质被忽略了。（3）对语境没有足够的重视。这些研究没有对那些由这些宗教出现时就开始有的特殊语境——文本的、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和（或）宗教的——所形塑的每个具体宗教现象的有特色的轮廓，给予充分的重视。
后现代主义对比较宗教研究的批评并非没有道理，然而这种批评恰恰也为比较宗教研究在新的学术环境下的发展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思路。我们在进行比较宗教研究之时，确实应该更加注意差异性、历时性和语境。在这三个问题中，语境问题又是最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差异性和历时性问题也属于语境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在对不同宗教进行比较研究之时，一定要考虑到文化交流中的接受问题，要考虑到某种文明吸收借鉴其他文明之时所进行的“适应性改造”。
就阿波罗崇拜来说，尽管我们可以确定希腊“东方化时代”的阿波罗崇拜有着较多的东方元素，但是正如沃尔尼克（K. Wernicke）在保利—维索瓦（Pauly-Wissowa）古典辞书中所说，“任何想要从一个单独的起源来构建阿波罗这个有多重宗教文化元素的神祇，以及阿波罗崇拜这样一种社会历史进程，可能都会导致谬误”。笔者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依据考古学和语源学的材料，重构了阿波罗崇拜中的主要成分：一种成分属于希腊北方南移民族，一种成分属于希腊原住民族，一种成分属于东方小亚细亚民族。阿波罗崇拜的发展，一定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希腊人吸纳了其他地区不同的宗教元素和各种小神祇，这些众多宗教元素和小神祇逐渐汇聚到“阿波罗”的名称之下。这一阶段至少是在阿波罗得到希腊人的普遍认可、位列奥林帕斯十二主神之前。
宗教观念的传播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当一种观念、一种教导或者仪式越过文化边界时，它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在其延续性的表面下未必总是能够被发现。每种外来现象都会被误解，或者加以重新解释，使其适应现存的宗教和社会模式。因此，正如奥斯温·默里所说，我们必须记住，对信仰者来说，他的信仰的起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仰的合理性以及与尘世生活的关系。尽管我们说阿波罗是一个融合了多种文明元素的神祇，也可以将阿波罗崇拜某一方面的起源追溯到很远古的时代。但是，就成体系的阿波罗崇拜来说，无疑具有典型的希腊本族特色，也就是说，多种文明元素融合后的阿波罗被塑造成了一个典型的希腊本族神。因为，在与东方文明的接触和交流之时，希腊人所汲取的，总是适应于希腊本土土壤的元素。事实上，在古典时代，不管我们在哪里见到阿波罗，他都已经是声名远扬，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随处可见他的影子。他是辟邪之神、纯净之神、疗伤之神、预言之神。任何这些功能中的一种或几种，都有可能是他最初本质的反映，希腊人从东方（或其他地方）接受这样一个神祇，也是因为他具有这些功能中的一种或多种。经过后来的进一步净化和提升，这些功能明显具有了神圣性。在阿波罗的这些功能神圣化以后，他逐渐成为“最具希腊性的神”，他所代表的年轻、明智、节制，给了希腊文化一种特殊的气质。阿波罗崇拜形成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则在希腊人的普遍认同感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最后，我们回到史密斯对比较宗教研究的激烈批评。实际上，他所批评的是当前比较宗教研究的具体方法，但是他并没有否定比较研究的价值，而是激励我们去探寻一种新的、更具自我批评精神的比较研究。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关于比较研究的评述值得在这里完整引用，并且值得将其作为本文的结语：
比较过程是人类理智的基本特征。不管是在逻辑的分组之中，在甜美的微笑中，在模仿中，还是在其他类似的活动中，都显示出了比较的作用。比较就是将两个或多个对象集中起来，并不是为了别的什么目的，只是为了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或差异性。比较是人类思想中普遍的基础信念。没有它，我们就不能说话、感知、学习或者推理……确实，比较有时候会使我们迷失；但是，比较仍然是一种学术方法，这同样是毫无疑问的。
（李永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文明区划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