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与可能性：为《马丁·盖尔归来》所作的后记
一
非凡之处，几乎是令人叫绝的，在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所讲述的16世纪的故事，是如何呈现在当代人面前的。就此而论，首先呈现它的是法官让·德·科拉斯，实际上是他调查了该故事并将之记述下来的。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 1533—1592）在他的随笔《论跛子》（“Des boyteux”）中写道：“我记得……他（指科拉斯）将被判有罪的人的冒充行为描绘得那样不可思议，那样超出我们的理解力，也超出他，一个法官的理解力，所以我认为处之以绞刑的判决颇为冒失。”这是一个引人关注的判决，它引出了关于“我家毗邻的女巫们”（sorcieres de mon voisinage）的著名阐述，在蒙田看来，这些女巫实际上遭到了不可能且无法证实的罪名的指控。蒙田含蓄地把将女巫们判罪的法官与科拉斯的判决联系在一起：“如果他们所做诸事都会致使一个人被活活烧死的话，其使用推论的代价就太大了。”节制（sobriety），一种有所保留的意识——这些为蒙田所珍视的主题，构成了这篇随笔的引导性线索。恰在突然提到科拉斯之前，这些主题已启迪他萌发出美妙的语句：“当有人着手使可能性的事件成为确凿无疑之事的时候，他是想引我憎恶可能之事。我喜欢下面这些可以减少和轻缓我们的主张中那些冒失之举的词语或句子：‘也许’，‘可能’，‘多少有些’，‘某些’，‘据说’，‘我想’，以及诸如此类。”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可能与蒙田的主张相契合，因此在她参与的关于马丁·盖尔的电影时，感到不舒服，她意识到所有那些“在证据不足或错综复杂之际被历史学家作为救命稻草的‘也许’，‘或许’”都未出现。如果我们只将他们的心情视作一种来自终生埋头于档案馆和图书馆的严谨态度的话，我们就误解了他们。相反，戴维斯表示，恰恰是在电影拍摄过程中，看着罗杰·普朗雄用不同的语调尝试法官（科拉斯）的台词，“我利用自己的历史实验室，得出的不是证据，而是历史的可能性。”
当然，“历史实验室”（historical laboratory）的表述是在隐喻的意义上被使用的。如果根据实验室这一词语在严格意义上的定义，它是一个进行科学实验的地方，那么历史学家对于此种实验来说是被排除在外的研究者。对于诸如此类的研究暂时性的不可逆现象的学科来说，重新制造一场革命、一场动乱、一场宗教运动，不只是在精确的程度上，即便是大体上的重制，都是不可能的。该特点不仅适用于历史学；我们只要想想天体物理学和古生物学就可以了。以实际实验进行逆推的不可能性不会阻碍这种学科中的任何一者基于证据观念，在通常意义上践行他们自己的科学标准。
这种想法最初在法律领域得到详尽阐述，这一事实被当代历史学家们想当然地弃之不顾。直到不久前，以构建更具物质性的现象——经济，社会，文化——的名义发起的针对“叙事史”（histoire événementielle）的争论还制造了一种历史学和司法研究之间明显无法逾越的断裂。实际上，后者经常被视为一种源自更古老的政治性历史学的、从道德上进行谴责的消极模式。但是在最近几年中，作为分析根深蒂固的历史学诸倾向的彼此关联的理想领域，事件[event，如一场实际发生过的决定性战役，例如乔治·杜比研究的发生在布汶（Bouvines）的战役]的再度显现已经潜在地开启了对被认为已盖棺定论的问题的讨论。此外，且更特别的是，这种通过重建出身平凡的男人和女人的生活以窥清社会进程具体状况的尝试——戴维斯的书属于其中一例——再一次引出了历史学家和法官的观点之间存在的局部近似。之所以这样，只是因为对于此种类型的研究来说，最丰富的资料是世俗和教会法院留下的公文。在这些情况下，历史学家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他们是通过一种中介人——一个审讯者或一个法官——进行考察的。这种审判记录，要么是直接获取的，要么如戴维斯这种情况，是间接接触到的，就像是通过人类学家的田野记录搜集一手资料，并遗留给未来的历史学家。即使这些资料是珍贵的，但难免仍然不够充足：有无限多的历史学家要问自己的问题——且如果他能的话，也会去向实际的被告和证人问这些问题——没有被那些过去的法官和审讯人回答，它们也不会被回答。这不只是文化隔阂的问题，也在于目标不同的问题。将历史学家同今天的人类学家，以及同过去的法官和审判人之间做生硬的职业性的对号入座，会因其方法和目标的不同而在某些点上遇到障碍。然而，这不会淡化两种观点之间存在局部契合的事实。当历史学家和法官在同一社会且面对同样的情势下加以自省之时，我们会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一个经典问题，一个看起来本已被妥善解决的问题——历史学调查和司法调查之间的关系问题——揭示了意料之外的理论性和政治性的暗示。
不幸的是，图卢兹有名的针对重婚者和冒充者阿诺·迪蒂尔的司法记录已经遗失了。戴维斯自己不得不满足于诸如法官让·德·科拉斯的《难忘的判决》（Arrest memorable）和居洛默·勒叙厄尔（Guillaume Le Sueur）的《奇妙的故事》（A dmiranda historia）那样的文学式的再现。在她一丝不苟地阅读这些文本的过程中，伴随着其丰富的内容，我们察觉到了她对于司法材料遗失的惋惜（这种惋惜之情也会被读者充分地体会到）。我们很难想象审判记录将会给戴维斯这样的学者留下怎样不经意间留下（法官找不到的资料）的资料宝藏。但是她也向自己提出了一系列让·德·科拉斯及其来自图卢兹最高法院的同事曾在4个世纪前试图回答的问题。阿诺·迪蒂尔是怎样如此令人信服地持续扮演着马丁·盖尔这个真正的丈夫角色？这两个男人早就相识吗？并且在多大程度上，妻子贝特朗成为了冒充者的共犯？可以确定，如果戴维斯纠结于这些问题，这番叙事将仍限于逸闻趣事的层面。但重要的是，随着问题持续出现，相应的回复也在持续。整体上讲，除了一个重大的异议，戴维斯接受了对这位16世纪法官对所记事件的重建。图卢兹最高法院裁定贝特朗是无辜的，且认定她同其第二任丈夫生的孩子合法，因为她怀上这个孩子时确信阿诺是她真正的丈夫——从司法角度讲，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立论，科拉斯基于这一点在他的《难忘的判决》中展开了老道的论辩。但是根据戴维斯的研究，贝特朗几乎立刻察觉这个所谓的马丁·盖尔实际上是个陌生人，而且不是她的丈夫：如果她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上接受了他，那就是出于选择而不是因为她是骗局的无辜受害者。
该结论是基于推测。不幸的是，根据既有的证据，贝特朗的想法和感受没法触及，但对我们来说似乎十分明显。戴维斯与那些倾向于将该时期农民（特别是女人）塑造成实质上没有任何自由选择权的人的历史学家进行争论。他们在这一点上辩称这个案子是特例，而非典型，强调统计性表象（真实的或想象的）和历史性表象之间的模糊性。实际上，此争论从一开始就该转变思路：马丁·盖尔案的异常属性恰恰昭示了一种难于用文献证明的常态。相似的情形以某种方式反过来帮助戴维斯充实了她着手重建的故事的缺损：“当我在……无法发现我寻找的那个男人或女人时，我借助于来自同期本地的其他资料，努力地去发现他们也许看到过的世界，他们也许有过的反应。我在这里奉献给你们的，部分是出自我的发明，但那是经过过去的声音严格检验了的发明。”
“发明”（invention）这个词有故意挑衅的意味，却也有些欺骗性。戴维斯的研究（及叙事）并非基于将“真实的”（“true”）和“发明的”（“invented”）加以并置，而是以始终谨慎标注的“事实”（“reality”）和“可能性”（“possibility”）的融合为基础。由此思路看去，“或许”, “本应该”,“可以假设”, “必定”，以及诸如此类的在她的书中频繁使用的表述——这些表达在历史学家的语言中通常意味着“非常有可能”。在这一点上，法官和历史学家的差异性观念显现出来。对前者来说，不确定性靠近的是纯粹消极意义的且会导致“案情不明”（a non liquet），或用现代的说法，会导致“证据不足而放弃判决”（“a dismissal for lack of evidence”）。对于后者来说，不确定性则促动了进一步调查，联系特殊案例以融入情境，这在此处可被理解成以历史为基准的可能性王国。戴维斯笔下的人物生平一次又一次地与其他同时同地的男人和女人的生平类似，通过公证性的、司法性的和文学性的资料，其生平被睿智且耐心地再度建构起来。“真实的”, “有可能的”, “证据”，以及“可能性”相互交织，且同时仍然保持严格的区别。
我们已经谈到“叙事”与戴维斯的书之间的关联。认为所有历史学的书籍，包括基于统计资料、曲线图以及图表的研究，在本质上都是叙事性构成的观念，遭到很多人反对——在我看来，这种观念也是错误的。然而，所有人都会承认，有些历史书籍比其他书籍含有更丰富的叙事性表征，毫无疑问《马丁·盖尔归来》就是如此。马丁·盖尔的故事，如此戏剧性，如此丰富的耸人听闻的事件，显然有助于其自身选择这样一种解释方式。这个事件被法学家、小说家、历史学家和电影导演成功重述，使之成为这样一项个案研究，它有助于反思当今一个被广泛争论的问题——一般意义上的叙事和历史性叙事之间的关联问题。
对该事件的最初讲述——勒叙厄尔的《奇妙的故事》和让·德·科拉斯的《难忘的判决》——与它们有些不同，如戴维斯所提示的，尽管都是由职业法学家所著，但他们的共同之处却是都注重此假夫君案闻所未闻的传奇性。然而相对于《奇妙的故事》的灵感来自流行一时的异事史（histories of prodigious events）体裁，《难忘的判决》则展示了不同寻常的特点。在其叙事和学术性讲解之间的选择上，它具有严谨研究的结构。在其作品第一版的给瓦朗斯（Valence）主教让·德·蒙吕克（Jean de Monluc）的献词中，科拉斯谨慎地强调其作品在文字叙述上的局限：“我承认，传说是主体，延展不充分，调查粗略，写作风格过于粗糙。”相反，他赞美了其主题：“一桩事件，如此美好，如此吸引人并且如此荒唐怪异。”几乎与之对应，在勒叙厄尔的《奇妙的故事》[《一个冒牌并被误认的丈夫的奇妙故事》（Historie admirable d'un faux et supposémary）]的法语译本中，开篇写给读者的十四行诗着重宣称，该案件超出基督徒或异教徒所写的“奇异历史”,“古代诗人的寓言”（随后奥维德的《变形记》也被简略地提及），普劳图斯的诡计，特伦斯或“新的喜剧演员”的“大量的描述”，以及“最怪异的悲剧作家的作品的范畴”。类比为古典喜剧中角色混杂的状况不易引起注意：科拉斯本人已经将假马丁·盖尔的出现与普劳图斯的喜剧作品作对比。相反，勒叙厄尔则谈到了两种情况下的“悲剧”。在从100条注释扩展到111条的1565年新版的《难忘的判决》中，科拉斯所添加的部分是循着勒叙厄尔的样子做的。“悲剧”一词被加入其中，并伴随着一句评论：“由于那个彬彬有礼的乡下人的结局是难过且悲惨的，对于他来说这的确是一场悲剧，由此分辨悲剧和喜剧变得困难。”最后的话很快与一个明显的题外话相抵触，在此题外话中，科拉斯遵循西塞罗的方式，将喜剧与悲剧相对照，前者“以一种低等且卑下的风格描述和表现人们的私人事件，如年轻女孩的爱意和魅力”，后者“以崇高的和肃穆的风格，描述和表现充斥着首领、公爵、国王和王公的不幸的惯例、灾祸和生活”。但是，体裁上的等级区分与引发这种传统并置关系的社会等级制度之间的密切关联被科拉斯暗自抵制了，他仅仅接受了一面是喜剧和幸福结局，而另一面是悲剧和悲惨结局，将两者等价视之（这却与我们相似）。致使他抵触这种传统观念（尽管宣称不知道这种观念，但他确实是熟悉的）的是该事件的异常性质，尤其是它的主人公，阿诺·迪蒂尔，外号庞塞特，“那个有风度的乡巴佬”。戴维斯细腻地分析了科拉斯的男被告（身为法官，他将他的男被告送上了绞刑架）使他产生的那种有些矛盾的着迷。我们或许可以补充一下，这种自相抵触可以通过非常矛盾的表述gentilrustre（意为“有风度的乡巴佬”），一种被科拉斯重复使用两次的矛盾式的形容方式，准确地加以理解。“文雅”（“refinement”）是一种被认定专属于社会特权阶级的特质，一个农民能够文雅吗？并且，应该如何描述这种矛盾式的奇异状况？是通过这个形容词gentil所表达的“崇高且庄重的”风格的悲剧，还是对应于名词rustre的带有“低贱且粗鄙的”风格的喜剧？在一些问题上，勒叙厄尔甚至感到需要让主人公在他的故事中更博好感，他注意到对子嗣的期待“不只是大领主（great lords），也是老百姓（mechaniques）”所共有的，恰好马丁·盖尔与10岁的贝特朗又是幼年成婚。面对阿诺·迪蒂尔在审判中展现的“对于婚喜之事如此非凡的记忆力”*，科拉斯一时冲动，实际上在设法表示法官们已经打算将他看作“西庇阿，居鲁士，迪奥狄克底，米克里达梯，地米斯托克利，齐纳斯，梅特罗多勒斯或卢库勒斯”——换句话说，看成那些身为悲剧英雄的“首领、公爵、国王和王公”。然而几乎就像从着迷中回过神来一样，科拉斯补充到，阿诺的“悲剧性结局”会使这样的主人公们的光辉暗淡下来。阿诺·迪蒂尔，外号庞塞特的卑贱生活和在绞刑架上不光彩的死最终阻止他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悲剧性角色；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这个由科拉斯转达给我们的形象可以被准确地视为悲剧性角色。在由他看来好似笼罩在魔鬼光环中的阿诺那里，在这个农民冒充者心里，科拉斯滤去了以风格区分为基础的古典信念，暗暗认识到一种从人类的一般状况中集中体现出的确然存在的尊严——一个在他的同代人和批评家蒙田的思想中处于中心位置的主题。正如娜塔莉·戴维斯敏锐地洞察到的，法官以某种方式利用他的受害人成功地展示了他自己的好恶。双方有多大可能坚持对促成这件事的信念做改变，很难说。但是，在写《难忘的判决》时，科拉斯没有怀疑他自己注定要向一个“悲剧的结局”靠近：吊死——他已经加之于阿诺身上的相同结局。
将文学风格作区分的古典式做法及其经基督教教义颠覆过的形态，在埃里克·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 1892—1957）关于西方欧洲文学的事实表现的伟大著作中是支配性主题。分析古代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阿米亚奴斯·马塞利奴斯（AmmianusMarcellinus）]的作品和中世纪史家[图尔的格里高利（Gregory of Tours）]的作品，连同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的作品，奥尔巴赫提出了一种没有被进一步追问的取径。试着这样做并展现取自年代记和到远方旅行的书籍的事实是如何多多少少推动了小说的诞生——通过这一重要的中介——并催生了现代的历史学作品，将会是有意义的。在多重压力——视情况而定，社会的、文化的或自然的——之下，严苛的等级观念被弱化，在这些例子当中，让·德·科拉斯在阿诺·迪蒂尔事件中对悲剧标准的认定随后将会找到对应的位置。
二
近几年来，如我们所提到的，历史写作中的叙事构成（narrative component）已成为哲学家们和学者们当中，且更为切近地，成为一些引领潮流的历史学家们当中热烈讨论的主题。但是由于他们之间交流不畅，阻碍着他们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哲学家通常研究的是脱离情境之外的单体式的历史学命题，忽视使之成为可能的预备阶段的研究。反过来，历史学家自问是否在最近这些年里叙事史已经回归了，忽视了各种类型叙事的认知性影响。正是刚才我们所讨论的科拉斯的记录使我们想起，所用的文体上的规范决定了某些方面的事实而不是其他方面的，强调了某些关联而不是其他的关联，建立了某些等级区别而不是其他的等级区别。所有这些与历史叙事和其他叙事类型在2500年的发展过程中——从史诗，到小说，到电影——之间在的关系变化相关联，这种联系显而易见。反过来，从历史角度分析这些关联——包括互通、杂糅、并置、单方面影响——会比提出经常潜在地或明确地起规范作用的抽象的理论阐述更有用。
一个例子大概就够了。资产阶级小说的第一部杰作名为《约克镇海员鲁滨逊·克鲁索自述他的生涯及惊奇冒险》（The Life and Strange Surpriz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of York, Mariner）。在序言中，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强调故事的真实性，以及“历史”与“虚构”截然不同：“故事以朴实、严谨的态度被讲述……编者相信事情是纯粹的关于事实的历史；在其中绝没有任何虚构的痕迹……”相反，亨利·菲尔丁为他最著名的书定名为《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om Jones, a Foundling），他解释说他依历史学家为范例，更偏爱“历史”，而非“生平”，或“对人生的申辩”：但所依的是哪种历史？“我们打算在此书中追索那些声称透露了诸国家革命的作者的方法，而不是模仿多愁善感且长篇累牍的历史学家，后一种历史学家保持着其系列著作的一致性，认为他自己有义务用没有发生值得注意之事的岁月琐事填满文稿，就如同他对待引人关注的人类舞台上最伟大的时刻那样。”
菲尔丁的模仿对象是爱德华·海德，克拉伦登伯爵一世，《叛乱的历史》（History of the Rebelion）的作者。从他那里，菲尔丁学会了浓缩或拉伸叙事的时间，打破了看似由无形的节拍器操控的编年史和史诗的统一时间框架。这种视角对菲尔丁来说如此重要，致使他从第4卷开始，在《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被划分出的每一卷中都附加上一种时间参照，到了第10卷，时间参照渐渐地、不规则地变得越来越简短：1年，6个月，3个星期，3天，2天，12个小时，不到12个小时。两个爱尔兰人，劳伦斯·斯特恩和詹姆斯·乔伊斯，此后揭示了与实际时日相关的叙事时间延展到极致的重要性：并且我们得到了一部全篇用于描述单独的、冗长的都柏林一日的小说。因此，当显著的叙事高潮到来时，我们看到了现代阶段首次伟大革命的历史。
在最近几十年里，历史学家们已经深度讨论了历史的节奏；但是，重要的是，他们少有甚至没有谈及历史叙事的节奏。如果我没弄错的话，由菲尔丁开启的叙事模式在20世纪历史学那里产生的可能性反响仍需被追问。反之，显见的，其萌发与“哥特式”潮流相悖的，是英国小说对更早的或当代的历史学的依赖——不仅限于对时间流（temporal flow）的处理。为着包裹于历史之上的信誉，如笛福和菲尔丁之类的作者追求着起初尚不被社会承认的文学体裁的合理性。我们想起，笛福简单明了地宣称鲁滨逊·克鲁索的冒险是“一种真实事实的历史”，没有“虚假的样貌”。用一种更圆滑的方式，菲尔丁声称他想要避免使用“小说”一词——实际上这个词本来就合乎《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的属性——以免落得“所有没有从记载中提取资料的历史学作者”所负有的坏名声。相反，菲尔丁断定，《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真正称得上“历史”的名号（这体现在题目上）：所有章节有材料佐证，因为他们与“浩瀚的、真正的自然界的末日审判书（doomsday-book）”并不是同一个步调。菲尔丁卓越地把由征服者威廉下令的封地入册运动的说法与传统的“自然之书”加以糅合，通过将他的作品比喻成档案研究，声称其写作是历史性的事实。你可以称历史学家是一些用“公共事件”充实自我的人，也可以将历史学家看成是像菲尔丁那样，一些将自我限制在“来自私人生活场合”的人。可是，对爱德华·吉本来说，即使在过高估计的水准上品断（“人性礼仪的高雅图景将会比西班牙的宫殿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国之鹰宫殿更长久”），《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却依然属于“传奇”（“Romance”），尽管其标题自称历史。
但是随着小说声望的增长，形势变了。尽管他们继续将自己比附成历史学家，小说家们越来越少地表露他们的次等地位。巴尔扎克在其《人间喜剧》中的虚伪谦恭的（实际上是以傲慢的方式）声言，“法国社会将是真正的作者，我只能是秘书”，其所有的辛辣讽刺来自随后的简短话语：“我或许成功于写出如此多的历史学家已经忽视的历史：礼仪的历史。凭着耐心和坚持不懈，我或许为19世纪的法国创作了我们必须后悔罗马、雅典、推罗、孟菲斯、波斯和印度都没有遗留给我们的那种书著……”在宣称了一个历史学家们基本上无法企及的研究领域时，巴尔扎克抛给了他们一个巨大的挑战：“……我对每日可见的、或明或暗的事实，对个人生活的行为，对这类行为的原因和准则，都是十分重视的，甚至不亚于历史学家们迄今对各民族公共生活事件的重视。”巴尔扎克于1842年写下这段话。大概10年前，贾姆巴蒂斯塔·巴佐尼在其《峭壁上的鹰，或穆索的战斗》（Falco dellaRupe, o la Guerra di Musso）的序言中用相似的措辞做了这番自我表白：
历史小说是一面用于观察（由历史学家描绘的，以伟大人物为中心的）巨幅画像细节的大透镜；由此，以往几乎不可见的内容回归其本然的维度；（以此方式）轻描淡写勾勒出的轮廓变成了一种正规且完善的设计，或更确切地说，一种每一个客体都得其本色的创作。不再是通常的国王、公爵、行政长官，而是普通民俗、女人、儿童抛头露面；我们看到了行为上的恶习、家庭内部的美德，以及公共机构对私人习惯的影响、对生活的需求和幸福的影响，从根本上说，这些本应适用于人类普遍性的兴趣。
对于巴佐尼来说，起点显然是《约婚夫妇》。但在必须提及曼佐尼时，更多的是由那些出现在《论历史小说在体裁方面的历史性创作与发明性创作》[Del romanzostorico e, in genere, de'componimentimisti di storia e d' invenzione，英文是《论历史小说》（On the Historical Novel）]中的文章，在那些文章中，整个问题得到了细致的讨论。他认为历史小说不单与历史学写作不同，甚至还优于历史学写作的形式，并将该原因归功于虚构的讲述：
你的作品的目的是以一种新的和特殊的形式呈献给我一种比在更普遍地使用历史这个名称的作品中所发现的历史内容更丰富、更多变化、更彻底的历史，比如使用换喻（antonomasia）。我们期待从你那里而来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和军事事件的编年叙述，或者是偶尔有一些其他种类的离奇事件，而是一种关于人类状况的更为广泛的表现，相比于在历史一词更常规的意义上的历史著作所呈现的内容，它在一个时期和地点范围内所呈现的内容从本质上讲更为有限。在某种程度上，通常类型的历史和你自己的历史之间的区别，同地理学地图和地形学地图之间的差异相类似，前者显示着山峦、河流、城市、灯塔，以及开阔地区的主干道，后者在所有上述内容（并且其他任何东西都可能会在更具体的区域内加以显示）基础上都在更大程度上呈现出细节，并且，甚至较细微的海拔和无须写出的详情——沟壑、隧道、村庄、孤宅、小径的地形学地图——也被清楚地标注出来。习俗，看法，无论它们被广泛接受还是专属于某些社会阶级；公共事件，或称法律，或称强权意志，无论如何表达，这种更适合被称为历史性事件的东西对个人的影响——简言之，所有特定时代的特定社会都会通过每种生活方式及其相互作用对最显著的特征加以认领——至少在你所能驾驭的范围内，就是你通过长期的对于自我认知的艰苦探索，力求揭示的内容。
对于虚构的谈话者来说，该计划中发明性因素的呈现是矛盾的。这里曼佐尼是如何对此及其他关于历史小说的异议进行回应的，无关紧要。反之，所应明了的是他不再反对历史小说是一种“可能性的”历史，即使这已经被很多著作所提及，这些著作的“目的是要揭示，一个社会在特定时期的政治经历并不如其来自众多观点的日常生活方式那样丰富”。这些模糊的话语可立刻精简为一种直白的认知，即认为历史“仍然达不到其目标，仍然无法发掘出其主题是什么，（历史）不得不提供的，是从一种更广泛的和更哲学性的视角进行的考察和审视……”从这里生发出了对未来史家的吁求，即“搜寻你能够找到的那一时期的每一份文献。甚至那些其作者在落笔时从未想到自己的所写支撑了历史研究的公文书写，也要着手处理。”
当巴尔扎克论证个体的私人生活与国家的公共生活具有同等重要性时，他正在构思《幽谷百合》（Lys dans lavallée）:“在安德尔河谷中发生的莫瑟夫太太和她的情感之间不知名的战斗或许如同最著名的战役般伟大……”并且，当曼佐尼虚构的谈话者谈到“公共事件，或称法律，或称强权意志，无论如何表达，这种更适合被称为历史性事件的东西对个人的影响”的时候，他自然是在暗指《约婚夫妇》。但是在考虑巴尔扎克和曼佐尼都提到的普遍特点时，用现在的眼光看，不可能不再次发现他们关于近几十年的历史学研究的最显著特点的预见——从针对历史学局限于政治军事史的争论，到曼佐尼例举的个体和社会群体的心态史的地位提升，直到微观史学的理论化以及新的文献资料的系统应用。正如我们所说，这绝不是随意的，而是凭后见之利为指导的，以时代错置的方式加以解读的结果。历史学家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接受了由伟大的19世纪小说家们提出的挑战，从巴尔扎克到曼佐尼，从司汤达到托尔斯泰，他们投身到历史学家此前忽视的研究领域，用较之传统解释模式更为细致且复杂的模式给予了帮助。历史学家对于此前属于小说家的主题日增的兴趣（并且部分地也是对解释工具的兴趣）——一种不恰当地被定义为“叙事史的重生”的现象——只不过是在针对与事实有关的知识领域的长期挑战中的又一个阶段。相比于菲尔丁的时代，钟摆现在正在荡向相反的方向。
直到不久前，绝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对历史学之科学性的强调（被偏颇地等同于历史性的科学）与其文学维度的认知之间绝对无法兼容。如今，在不考虑这种意识必然地暗示着来自支持此意识者的消极判断的情况下，这种意识也越来越多地扩展到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著作中。然而，通常所强调的，不是在虚构性叙述——例如小说——中所能看到的认知性内核，而是在以学术为掩饰，以历史性叙述为起点的叙述中的虚构性内核。两种叙事形式的契合——长话短说——应该在艺术的范畴，而不是科学的范畴中加以考察。例如，海登·怀特（Hayden White, 1928—）已经以“历史想象”的形式考察了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以及布克哈特的著作。同时，未受怀特影响，而是有可能受米歇尔·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 1925—1986）作品影响的弗朗索瓦·哈托格（François Hartog, 1946—），将希罗多德关于西徐亚人（Scythians）的第4卷鉴定为一种自断式的讨论，其本身完全是关于想象世界的描述。两个例子中的分析没有触及历史叙事中的号称为事实的问题。可以确定的是，哈托格并未通过比如黑海北部地区的考古发掘结果，或是关于西徐亚人、奥塞特人（Ossetians）的那些旁系后裔的民俗学研究，从原则上拒绝希罗多德的比较性描写的合理性。
但是，俄罗斯民俗学家们在19世纪末搜罗了奥塞特人的文献，与之进行的偶然比较促使哈托格得出结论，即在一个关键点上，希罗多德“弱化且误读了”西徐亚人占卜行为的“他异性”（alterity），或者说，“他者属性”（otherness）。这一“呈现他者的实验”（哈托格的著作的副标题）怎能不使我们必然地认为它意味着一种在希罗多德的文本和其他文献系列之间进行枯燥的比较？相似地，怀特宣称他欲将其研究集中于19世纪的“现实主义”（realistic）史学中的“艺术性”因素[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诸如此类的学者所运用的“现实主义”理念，在埃里克·奥尔巴赫（《摹仿论》）和E. H．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那里被削弱了]。即使这两本伟大的著作各有不同（怀特恰如其分地强调了二者的不同），但它们都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在对历史的或是固有的事实进行核实之后，有可能决定了一部小说或一幅画从表现的观察点上看比另一部小说或另一幅画更为充实或不足。对于降至这一层面的、从根本上说是以相对的方式所做的拒绝，使怀特所使用的“现实主义”分类成为一种不切实际的推论。对从涉及讨论具体问题的历史叙事中取得认领的事实进行分析，关系到资料和研究技巧，在其著作中，史家个人都将根据其自身状况对这些资料和研究技巧加以使用。如果我们如怀特那样忽视了这些因素，历史学采用的就是一种纯粹的且简单的意识形态文献的形式。
这是阿尔纳尔多·莫米利亚诺（ArnaldoMomigliano, 1908—1987）对于怀特最近作品的批评（其内容略作变化，也可以扩展到对哈托格的批评）。莫米利亚诺不以为然地呼吁某些基本的事实：一方面，历史学家的著作是与已知的和将要被发现的资料相关联的；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促成了最初的研究，但随后必定保持距离。不过，其最终的处理使问题过分简单化了。莫米利亚诺本身已经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好地证明，在历史学工作的每一个阶段中——从鉴别客观性和文献的筛选到研究方法和证据的衡量，并且甚至是文字表现上——真实原则（the principle of reality）与意识形态，文献学分析与回到当下问题的过去状态的计划之间都彼此纠缠，相互制约。单方面地将这么多内容之间复杂的相互交织的状况简化为一种对关于历史想象的争议不为所动的做法，如怀特和哈托格所指出的，显得最终的分析收效甚微。恰恰要感谢由事实原则（或者我们随便称它为别的什么）引发的针对“他者”的争论，这种争论通过对历史学家赖以为起点的认知方式进行深刻修正而得以展开，有时则以一种十分平常的方式进行，尽管一切早已有之，但从希罗多德时代开始，历史学家就已经不再广泛地适应于“他者”了。贡布里希所说的“表现的病理学”（pathology of representation）则为可能性留有了余地。如果无法在来自外部领域的反响基础上修正我们已有的想象、期待以及意识形态，那么人类物种早就灭绝了。在使我们适应我们周遭的环境（自然的和社会的），依此方法改变形态的诸多智识装置中，历史学必定也在其列。
三
现今，正如我们所见，在强调历史学的叙事维度（的每一种类型，即使不是在同等程度之上）的同时，伴随的是倾向于抹消实际存在于“虚构”与“历史”之间，以及抹消异想天开的叙事与号称事实的叙事之间的所有差别的相对性立场。对于这些更大程度地认识叙事维度的倾向，并不是要去强调其毫不意味着由历史学所提供的认知可能性在弱化，反之，应强调的是它意味着历史学所提供的认知可能性在强化。这将成为一种广泛的历史学的语言批判的起点，它至今尚不被推崇。
感谢莫米利亚诺，我们了解到古文物研究多方面地促成了现代史学的诞生。但是，正是莫米利亚诺称之为嗜古癖与历史哲学混合体象征的爱德华·吉本本人，在书下注解中以自我检讨的方式指斥了其《罗马帝国衰亡史》第31章的状况。他在着手研究5世纪上半叶的不列颠的状况——特别是，从叙事方式着手，改变了讲述研究发现的效果：“对于我自己和历史事实，我都有义务宣称，这些段落中的一些情形只是以推测和类推为基础的。我们的语言死板，有时迫使我从‘条件’语气改成了‘陈述’语气。”从曼佐尼的立场出发，在其《论历史小说》中的文章里，他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在将地理地图和地形地图分别类比于传统史学的形象和“一种新的特殊的历史形式……，更丰富、更多样、更完整的”历史小说的形象之后，曼佐尼通过引导我们在地图之中区分了确凿和推测，使暗喻复杂化。该说法本身没有新意：长期以来，相似的做法在文献学家和古文物研究那里已被运用。但是，扩展到叙事史确实不寻常，正如前面提及的来自吉本的文章所证明的。用曼佐尼的话说：
或许这样说并非言过其实，历史有时也使用似是而非的东西，而如果运用得当且如此般加以呈现，同时与真实的东西区分开，就不会形成伤害……人在缺乏创造性的状态下，其特点体现为他只能了解一些已经确定的事，即使是在他自己的狭小世界中；而人之可贵和有力的一面是他可以超出其实际所能知道的范畴进行推测。当历史诉诸似是而非的内容时，只是出于喜好或是推动这一趋势。相反，它要时不时停下讲述并运用归纳式的推理，因为常规的叙述在此处并非最好的工具，且在适应不同状况的过程中，它迎合着新的目的。实际上，在事实和似是而非的内容之间需要澄清的全部，就是这两者所表现出的差别。历史所起的作用就相当于一个人绘制城市地图时，用特殊颜色标出的为将来所规划的街道、广场以及建筑物，或是在从实际内容中区分出可能性内容的过程中，使我们看到整体的逻辑性。此时，我会指出，放弃叙事，只不过是为了制造更好的叙事。在推测的成分和叙述的成分差不多的情况下，历史倾向事实；其完整性也就体现于该处。
吉本将缺损的部分集中起来（并且是在声明之后立刻着手进行）的工作，可比作被理解为大幅度复绘的一种绘画修复工作；而曼佐尼对于历史推测的系统阐述或许就像一个用细微的线索进行辨认缺损的内容，使之复原的例子。从每一种意义上讲，这种处理方式都是超越其时代的。曼佐尼的文本尚未引起反响。我们在散文《想象、轶事与历史学》（“Immaginazione, aneddotica e storiografica”）中甚至没有找到一丝痕迹，在此文中，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66—1952）洞见深刻地讨论了由“组合想象”（“combinatory imagination”）所催生的不可靠的大量叙事。就此而言，克罗齐显著地通过专门地观察那些与历史小说有着密切关联的轶事，贬低它们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历史学，从这一词汇的严格的和最高端的意义上讲，并不受这类风险的影响。正如我们所见，如吉本这样的历史学家并不持这种观点。
阿塞尼奥·弗鲁戈尼（Arsenio Frugoni, 1914—1970）在远为激进的意义上对克罗齐散文的意涵进行了解析。在他的《布雷西亚的阿尔纳尔多》（Arnaldo da Brescia）中，他尖锐地指责“文献组合的方法”（“philological-combinatory method”）——换句话说，指责学者们对于来自过去证据的碰巧的、补充性的方面的执意而虔诚的崇信。这种信念造就了一个虚构的、不足为信的阿尔纳尔多的形象，弗鲁戈尼深入地阅读每一份资料，细细端详，颠覆了以此信念塑造的形象，揭示了这个人物的独一无二。从圣·伯纳德的作品，弗莱辛的奥托的作品，赖歇尔斯贝格的格尔霍赫的作品，以及类似人物的作品中，出现了在多重视角下得出的布雷西亚的阿尔纳尔多的其他形象。但是在可能性的限度内努力“还其本色”（“restoration”），就要试着对“真的”阿尔纳尔多的人物个性加以重建：“我们的描写所展现的就如同那些古代塑像的一块残片，凭着有活力的启示性灵感创造而来（我在自欺欺人吗？），这种灵感不受后来掺杂着衍生品的堆砌物的影响。”
弗鲁戈尼的《布雷西亚的阿尔纳尔多》出版于1954年，只有专业人士对此书进行了讨论。但是很明显，此书面对的并不仅仅是中世纪异端或12世纪宗教运动的研究者。现今，此书问世已数十年，我们可以将之当作一本有预见性的作品来阅读，在将其最初的批判性倾向导向这一结论的方面，这一作品或许受到某种胆怯的影响。以事后之明的利害关系判断，如今看起来清楚的是，其指责的目标并不单是与文献学相结合的方法，还有传统的历史叙事，两者经常眼巴巴地倾向于（用副词、介词、形容词或是陈述句，而不是条件句、动词）使文献中的残片成为整体，将未完成的作品转化为完工的塑像。
皮埃特罗·泽尔比（Pietro Zerbi, 1922—2008），一位谨慎的评论家，在弗鲁戈尼的书中不安地看到了一种“历史学的不可知论”（“historiographical agnosticism”）的趋向，只是将之微微地调整表述，称它是“一种真实的历史心态的意向，但如果感受到的只是沙尘，即使是金沙，其本身却是羞于示人的。”这种担忧并不是无来由的：如在弗鲁戈尼的例子中那样（并且也来自在整体上属于不同文化预设的哈托格那里），加之于叙事资料的过多的重负，含有一种唯心主义的将历史学稀释为史学史的端倪。但是弗鲁戈尼如此精明地提出的史料批判原则不仅没有排除，而且还进一步将不同的文献种类与一种老式的合成方法中没有的意识结合起来。在这个向度上，仍大有可为。
四
如此时所考鉴的，正当提出将推测引入历史叙事之时，曼佐尼以有点别扭的方式重申“历史……不屑于为了接近那些作为叙事对象，以可能性的方式讲述传说。”在曼佐尼眼中，在推测和历史学的呈陈之间存在着明显无法兼容的内容，这可被理解为事实的积极一面的显现。相反，如今，伴随着关于对立的研究性假设的讨论，事实与可能性交织，历史重构的部分掺杂其中的这些情况，已不再使我们感到困惑。我们作为读者的洞见能力已经历过了一种得益于M. I．罗斯托夫泽夫和马克·布洛赫的，同时也得益于马塞尔·普鲁斯特和罗伯特·穆齐尔的变化。发生转变的不只是历史叙事的范畴，还有叙事本身。讲述者和事实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不确定，更具争议。
然而，历史学家有时踌躇于承认这种局面。并且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更加能够理解为什么娜塔莉·戴维斯会称关于马丁·盖尔的电影的剪辑室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实验室”。罗杰·普朗雄试着用不同的语调念诵法官科拉斯的一系列情景陡然间（in one swoop，吉本就是这么说的）使历史叙事从陈述句式转变为条件句式。费德里科·费里尼的电影《八部半》的观众（无论是不是历史学家）已经用相似的方式体验了一个情景，即各种各样的怀着憧憬的女演员，在作为主人公的导演面前逐一登上舞台，扮演同一个人物角色，倦怠地或是拙劣地说着同样的台词。在费里尼的电影里，这种“非现实化”（“dis-realization”）的效果通过这样一种情况而得到加强，即观众所看到的，怀着憧憬的“女演员”去努力扮演的“真实的”人——其本身是一个电影人物的“真实的”人物。这一令人眩晕的镜中游戏使我们想起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真实与虚构、事实与可能性之间的相互交织，是这个世纪的艺术性作品的核心。娜塔莉·泽蒙·戴维斯使我们意识到，历史学家可以从中获得对其工作有益的内容。
“虚构”和“可能性”之类的词汇必定无法欺瞒我们。无论何时，证据问题都是历史研究的关键：但是，在这样一个时期，即与过去有关的不同主题摆在面前，并有多样化的文献做辅助，证据的状况必然得到改善。戴维斯试图利用在空间和时间上与那些遗失或未经整理的材料相近的档案材料，针对历史缺损的部分进行研究，这只是很多可能的解决方案中的一种。但是可扩展到什么程度？这将是值得讨论的。自从一些最值得纪念的19世纪小说家已经对诉诸发明表示蔑视，讽刺式地将之归为历史学家自己的属性，发明就成了我们会立刻予以拒绝的一种解决方案，不仅是因为它与已有的说法相抵触，还因为它是荒谬的。“发明是这部灵魂之作中最易为之且最粗鄙的，它最缺少反思，并且甚至缺乏想象力，”曼佐尼在其《给肖维先生的信》（Lettreà Monsieur Chauvet）中写到，相反，他呼吁在一个排除了历史的情感世界里探寻诗性。“幸运的是”，正如我们从《约婚夫妇》那里读到的，这是同样的习惯于推测的历史。简·奥斯丁（Jane Austen, 1775—1817）笔下的一个人物反思道，“我总是认为，要说历史是枯燥无味的，那就怪了，因为大多数历史是编造出来的。”“表现和阐释过去是两种作者（小说家和历史学家）中任何一者的任务，”亨利·詹姆斯在19世纪末写道，“而我们所见的唯一不同是，对于小说家的荣誉头衔来说，在搜集其证据方面有着更多困难的情况下的工作所得，与他组合出的内容的成功程度是成正比的，这与作为纯粹文学的内容相去甚远。”这个问题将继续下去。
反之，对于一个多世纪以前的小说家来说，历史学的声望是以绝对诚实的形象为基础的，其中，运用推测毫无立足之地。当菲尔丁将忙于“公共事务”的历史学家与其他的，如他自己那样的立足于“个人生活场景”的历史学家相比时，他不情愿地承认，前者的立场基于“公共性的记载，伴之以很多作者共同提及的证据”，拥有更多的信任：换句话说，是以档案和叙事性的资料为基础的公认的证据。这种将历史学家与小说家进行对比的做法如今看起来似乎离我们很遥远。今天，历史学家宣称有权关注图拉真、安敦尼·庇护、尼禄或是卡里古拉的公共法案（这是菲尔丁列举的例子），但也宣布有权关注外号庞塞特的阿诺·迪蒂尔、马丁·盖尔以及他的妻子贝特朗的私人生活的景象。娜塔莉·戴维斯已经向我们展示，通过熟练地将渊博的知识和想象力、证据和可能性加以结合，我们甚至可以写如他们这样的男人或女人的历史。
（李根，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