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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德国人的观点：政治浪漫派作为反动和复辟的意识形态

根茨（Gentz）去世那年—1832年，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征兆已清晰可辨。这场新的革命运动把浪漫派视为自己的政治对手，即反动的绝对王权主义（Absolutismus）的意识形态，直到海姆（Rudolf Haym）的著作（1870年）奠定了历史客观性的观点以前，文学史对浪漫派的解释一直充满政治仇恨。

1815年后，德国的自由派把复辟、封建和教士势力的反动以及政治镇压，跟浪漫派精神联系在一起。于是，根茨—给梅特涅（Metternich）办报的人和著名浪漫派人士的朋友—成了政治浪漫派的典范。“浪漫派作为一个整体，从施莱格尔（Schlegel）【中译者注】施莱格尔是一个产生了好些文化名人的家族；除特别注明外，本书中的施莱格尔均指德国浪漫派旗手之一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而非其兄弟威廉·施莱格尔。其代表作的中译本有《雅典娜神殿断片集》（李伯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和根茨传给了最年轻的青年德意志人和来自柏林或哈勒祷告学校（Hallischen Betschule），甚至来自爱尔兰根那片死寂沼泽的最贫穷的祷告迷（Betbruder）” 参见卢格（Arnold Ruge）,“哲学宣言及其反对者”（Das Manifest der Philosophie und seine Gegner, 1840），见《卢格文集》第3卷（Mannheim, 1846），第167页。，在1815—1848年这个时期的年轻革命者眼里，浪漫派是他们的敌人。根茨尤其如此，他是“萨丹纳帕路斯式的”（sardanapalische）【中译者注】萨丹纳帕路斯（Sardanapalus, ? —公元前700），传说中的亚述末代国王，生活穷奢极欲，极为傲慢。放荡不羁的英雄、“卢琴德（Lucinde）的精神化身”、浪漫派傲慢无礼的楷模，其历史意义仅在于他把浪漫派的政治和实践后果集于一身。结果，为了反动的警察国家惬意的安宁，根茨牺牲了为自由而奋斗所作的努力。参见“根茨与享乐原则”（Friedrich von Gentz und das Prinzip der Genuβsucht），载卢格和埃希特迈尔（Echtermeyer）编，Hallische Jahrbücher（1839），第281页及以下。另参见卢格，《根茨和浪漫派的政治后果》（Friedrich Gentz und die politische Konsequenz der Romantik）,《卢格文集》第1卷，第432—450页。于是，根茨被当作浪漫派列入大量的文学史和政治著述。然而，人们逐渐认识到，就像迈斯特一样，根茨是个完全扎根于18世纪古典精神的人物。在读过他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通信—出版这些书信得归功于维特辛（F. C. Wittichen）参见维特辛编，《根茨书信集》（Briefe von und an Friedrich von Gentz,München und Berlin, 1909；引用时标明W. I, W. II, W. III 1 und 2）。 —之后，不可能再得出另一种判断。根茨与缪勒的友谊是一种反常的心理个案。像根茨这般敏感的人，接受浪漫派的无稽之谈，就像歌德的情况一样，证明不了什么。重要的在于，根茨的思想有着理性主义的明晰性，他的态度合理而务实，有法理的论辩力参见其对拿破仑的合法性的阐述，W. III, 1，第247页及以下。，意识到国家作用的局限性，从本能上反感施莱格尔之流，憎恨费希特（Fichte）。从思想上说，根茨和莱辛（Lessing）、利希滕柏格（Lichtenberg）、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一起，延续了18世纪。尤其在政治问题和国家哲学方面，浪漫派的每一次概念拆解都令根茨大惑不解，他拒绝跟“充满幻想、神秘莫解的格言和形而上学幻想”发生任何纠葛，即使出自他的朋友缪勒。根茨有着恰如其分的“平衡”感，在梅特涅复辟时期—尽管对梅特涅百依百顺—只要能让自己摆脱对革命的恐惧，根茨便表现出对自由主义的种种要求的理解。

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语词混乱。根茨过世后，梅特涅给一位朋友写道：“说到底，根茨给予他的帮助是想象力方面的”；在梅特涅看来，根茨与浪漫派无涉，只是在最后几年，从他身上才可以看到某种浪漫派的东西，这时结局已经开始。参见维特辛的文章，载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sforschung，卷30（1910），第110页。在这里，梅特涅把浪漫派理解为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倾向，在他看来，根茨似乎没有彻底摆脱它。这不是梅特涅个人的说法。复辟时期的贵族在这方面非常敏感。宽容、人权和个人自由，皆属于革命、卢梭主义和无约束的主体主义，所以也属于浪漫派。

然而，在德国反动时期的革命派如卢格看来，这是浪漫的基本特征，他们常常难以让自己的说法至少在表面上避免自相矛盾。卢格宣称：“所有浪漫派的基础是不安分的反叛勇气”，这就是为何浪漫派被说成脱胎于新教主义（Protestantismus）、脱胎于自由自我的原则。新教主义与浪漫派的关联一目了然。不但天主教的反革命派注意到了这一点，德国的新教徒也如此。不久前，一位德国学者指出，法国人“有充分理由”感到，浪漫派中有些新教的东西。克伦佩雷尔（Victor Klemperer）,《浪漫派和法国的浪漫派：沃斯勒纪念文集》（Romantik und französische Romantik,Festschrift für Karl Voβler,Heidelberg,1922），第27页。贝洛（Georg von Below）也持这种观点：浪漫派虽然“不是新教精神的产物，但确实是新教土壤及其国家即普鲁士的产物”。参见《自由战争至今的德国历史学》（Die deutsche Geschichtsschreibung von den Freiheitskriegen bis zu unsern Tagen,2.Auflage,München und Leipzig,1924），第4页；关于伦茨，参见Jahrbuch der Goethe-Gesellschaft,1915,II，第299页。反动时期的那些反浪漫主义的革命派只是补充说，浪漫派是滋生动乱和专横的酵母，是想让世界屈服于自身的过度的个人自由。“浪漫派是专横精神的战争宣言——对当时的自由和守法精神最咄咄逼人、最专断、最固执的专横”。它们与反动的政治形成了辩证关系，因此作为一种否定，浪漫派虽然确实包含着革命性原则，但因其主体主义的专横，浪漫派又是“限制真正的自由”的敌人，它摒弃了肇端于启蒙运动的革命。对于年轻的革命者来说，法国大革命是自由精神的展现。浪漫派则是没有精神的自然主义，是不迈向观念和自我意识的实体。因此，“政治浪漫派要把植物或者动物树为国家的理想，鼓吹国家模仿植物的生长和动物机体的本能运动”。

这类黑格尔主义的建构，无疑比今天流俗的关于浪漫派特征的种种说法更为深刻和正确。不过，这些建构仍然包含着一个严重的混淆：极端个人主义和植物性的麻木被并称为［浪漫派的］特征。此外，黑格尔主义者作为“真正的精神”的代表，指责自然主义的浪漫派以超验和抽象的方式逃避现实生活。据说浪漫派—就像我们今天很可能会说的那样—仅仅是一种向往中的完美，一种没有真正得到满足的渴望在幻想中的满足。于是，浪漫派被解释成德国可悲的政治处境的结果。“浪漫派植根于尘世的痛苦，这就是人们为何会认为，一个民族的处境越不幸，就越浪漫和哀怨。” 卢格，“真正的浪漫派：一份反宣言”（Die wahre Romantik, ein Gegenmanifest）,《卢格文集》第3卷，第134页。由此可见，浪漫主义是一种期盼。就连克服浪漫主义的期盼也是浪漫主义；尽可能充分地享受自由，“这是我们这个焦虑时代最隐秘的心愿”。黑格尔派革命者的现实主义也反对“基督教”的属灵论及其对现实的贬低，反对缺乏“对象性”，尽管他们未能运用简洁的概念成功俘获其自相矛盾而又多变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