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录者前言 创造朋友团体 永念师友情谊

为先父梁漱溟辑录整理其书信并出版，前后有四次。

1993年《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卷八中之“书信”部分，收入信函498件。这是第一次。

1996年出版《梁漱溟书信集》（中国文史出版社），收入信函400件。这是第二次。

2009年出版《梁漱溟往来书札手迹》（大象出版社），收有书信268件。这是第三次。此次为原色扫描印刷，分上下两卷精装，装帧朴素大方，颇具收藏价值。

2017年，《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由北京世纪文景公司出版，这是第四次。此次收入往来书信集共761件，超过此前的任何一次，收入信件之多为其不同于前三次之一大特点。

 

“文革”浩劫与书信收存

“文革”抄家浩劫，当时书信于现场遭焚毁的数量虽只三四十件，但保存价值较大。如蔡元培、梁启超、章士钊等先父之前辈来信，均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应留存于后世，先父曾特意送去加以装裱，却反而引起红卫兵之格外注意，全部作“四旧”，遭焚毁，化为缕缕青烟与堆堆灰烬了。

先父收存之其他书信于1966年8月24日遭抄家时，与日记、文稿和衣被等同时被劫掠运走。待“文革”后半期，抄走之物件发还若干（当时被告知：发还之物必须领走，不得因缺损而拒收；未能发还者，概不得提索还要求），其中书信均已收入本书，至于未发还的有多少，已无从查清了。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书信罕见

先父收存之书信，有两个时间段的甚为罕见。一是从事乡建运动时期（1930—1937年），二是奔走团结抗日、创建民盟与参与国共和谈时期（1938—1946年）。

从事乡建工作时，多忙于下乡指导学生，或至各地邀请专家学者参加工作，以及宣讲乡建运动意义与要旨，再加为学生授课，也要占用不少时间，往来书信收存之事难以兼顾。

参与奔走团结抗日、创建民盟前后，如有往来书信，其内容多有一定史料价值，如先父回忆在香港创办《光明报》一事：

 

余急草成《十大纲领》（即《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之简称。——辑录者），并写一长信，……信内重申“发表于会前，洽商于会外”之主张，而请求三事：（一）请决定迅速发表（拟在双十节）。（二）请速定《纲领》。（三）请速定《宣言》（即《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宣言一经内地发来，当即遵照，不再往返。

 

这里所说的那封长信，如今欲寻得之已绝无可能了。

 

看重师友书信之收存

从不见先父向名人搜求字画——机会很多，且不难。因此家中从不见有名人字画的存收或悬挂，而先父对师友昔日来信则甚为看重。

如在致陈政信中写道：“顷从旧纸堆中检得吾弟昔年答我一信札。兹寄奉一阅，仍乞寄还为幸。”（1976年12月30日）

又如致叶麟信中写道：“近从故纸堆中忽拣得兄往昔从法国寄我两封长信，特邮奉一阅。回首往事不觉五十余年，曷胜今昔之感。所恨久别远隔，不得与兄为一长谈深谈。彼此俱是八十多的暮年，不知更有此机缘否。”（1976年8月10日）

又一件致叶麟函中说：“我又从故纸堆中拣得兄往昔从法国来信，内中述及兄著书计划，寄奉一阅。阅后乞寄回给我，我欲同其他友好信札保存。”（1976年8月）

对师友昔日来函之看重，实出于对师友情谊之难忘。

 

亲师取友

师友昔日来信记录了先父一生生活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亲师取友。

他常向学生指出，为求自己心志清明，除了自觉反省，“唯一的方法就是亲师取友”。他自己也照此四字身体力行，聚合了若干青年朋友，形成了一个相勉于人生向上的朋友团体，相互策励终生。

先父任教北大头两三年，即先后有林宰平、伍庸伯、熊十力、张难先等几位先生，不耻下问，主动向先父表示愿纳交之意。他们交往是为了谈学，谈儒学，谈佛学。儒学与佛学都是与人生问题密切相关的学问，他们正是因关心人生问题而谈学的。这种共同的志趣使他们结交，且成为终生的朋友。当时先父不过二十多岁，而林先生等均长他十岁甚至二十岁，可算是忘年之友，因此先父尝说：“我看他们都是在师友之间的。”既是师长，又是朋友；他们之间的情谊，可说是谊兼师友。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问世前后一二年，有北大学生数人与先父交往密切，成了很好的朋友。其中三人与先父合影后，先父写下这样几句话：“这是我同三个顶好的朋友叶麟、朱谦之、黄庆的照像，他们都是北大的学生，却四个人年纪皆在二十几岁，差不许多。我们相与并无所谓先生和学生，只是朋友，而且是小孩子般的朋友。四人性格思想见解并不相同，几乎一个人是一个样子，所以议论每多不合，但总觉得彼此相与是第一乐事。”

 

朋友团体形成始于此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书末，先父提出了“再创中国古人讲学之风与近代社会运动结合为一”的主张，想要聚合一些朋友，试作一种书院式的讲学活动，而随后就有人响应。除了几位北大学生，还有北平之外远道而来的青年，如四川的王维彻，海南岛的云颂天先生等。这些青年人都是“很想求得自己人生生活”，而“不愿模模糊糊过下去的人”。当时大家同在距北大不远的地安门吉安所（街道名），赁屋多间，过起同处共学的生活。以先父为中心的朋友团体的形成自此开始。这大约是1922—1923年的事。

这个朋友团体自成立之日起，数十年间过的是一种团体生活，但并无什么会章，而大家可以聚合不散，或联系不断，全赖“志同道合”四个字，即同有志于“人生向上”，而这正是这一团体建立的根本宗旨。

 

朋友团体聚合地多有转移

此后，随先父与大家用心及致力之所在不同，朋友团体聚合之地多有转移。

1924年因先父接办山东省六中高中，朋友团体遂转往菏泽。

1928年因接办广东省立一中，朋友团体成员多随先父往广东，进行教育改革约三年。

1931年创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于邹平县，朋友团体成员随先父至此，成为农村工作的骨干或领导。此时又邀约数以百计的专家学者从城市至农村参与工作，同时又召集千百农村青年，经培养训练回乡开展地方自治试验，为国家民主政治打基础等工作。

好景不长。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全面侵华战争，战火烧及山东，乡建院关闭，人员大部分留山东本乡本土投入敌后抗日工作，少部分往四川大后方。

 

敌后朋友处境艰难

留在敌后的朋友处境艰难险恶。1939年先父至敌后巡视及返回四川大后方之后，不断传来令人痛心的消息。

同年6月，李星三同学代表所领导游击队往伪军驻地洽商其投入抗日事，而伪军实为诈降，李星三被活埋。

同年7月初，公竹川同学被杀，弃尸无头。公竹川曾在敌后引导先父及随行人员，从蒙阴境群山间与敌周旋近月，终得冲出重围，分手次日即发生此事。“呜呼痛哉！彼时游击区内党派纷繁，互相猜忌仇怨，盖莫由确知其故云。”（《纪念亡友公竹川》）（1987年6月12日《中共临沂地委组织部文件》:“公竹川同志……‘肃托’时被杀，实属冤案……”）

同年9月，先父自敌后返回四川大后方，又传来黄孝方、李鼐等同学被害消息。“黄生在抗战后极努力工作，然竟被诬为托匪而杀之！”

 

北碚终成朋友团体聚合与联络处

1937年自山东撤往四川的朋友，经过南充璧山一二年的周折，终寻得重庆北碚为落脚点，在此创办勉仁中学、勉仁文学院及勉仁书院。从此北碚成为朋友团体的聚合地与联络处。

自有朋友团体之后，先父尝说：“于是我的生活几乎是成了两面的了；一面是家庭的一员，一面是朋友团体的一员。”“朋友相聚处就是我的家。”

可是在北碚相聚九年之后，朋友团体分别星散了。

1949年重庆解放，先父创办之中学、学院、书院均奉命由当地人民政府接管（当时政策是私人不得办学）。先父1950年初出川去北京，朋友团体随之星散。大家同聚于北碚前后九年，至此成为过去。

 

昔日友人多因衰病而分手

昔日朋友因步入暮年，又加衰老多病，竟早于先父先后离开人世。

陈亚三先生因肺癌1964年病逝于北京，终年六十九岁。

黄艮庸先生1966年以“逃亡地主”莫须有罪名，遭红卫兵押回广东老家，途中时遭“不是文斗，直至不能支持”。回到番禺老家劳动改造，捡粪挣工分糊口。1972年解除劳改回京。1976年11月病故。据艮庸先生家人说，先生曾表示愿在京侍奉老师至百年后，然后返回故乡终老，不料竟先于老师而去。先父对此尝说：“艮庸自二十岁从游于我，垂五十七年之久。其他人或早死，或随我较晚，或中道分手，皆不及他。”（致田镐信，1976年11月27日）

云颂天先生于1970年、1975年两度长途跋涉，自四川北碚来京看望老师。1983年中风复发病故于重庆，享年八十二岁。据先生子女说，云先生因中风已举步维艰，仍多次嘱子女为其购车票，打算再次赴京拜望老师。先父尝写道：“颂天为学恳切为己，师友侪辈无不钦重其为人。自1924年远从广东海南岛来投我，同学共处达数十年，愚自忖受朋友之益，必不能不念及颂天。”

先父暮年写成《略记当年师友会合之缘》，怀念昔日师友之情流露于字里行间，他生活中不可一日无师友，由此可见。

 

朋友团体之终结

1988年6月23日，先父梁漱溟病逝于北京。此时朋友团体成员多早于先父身故，而如今起着精神领袖的中心又逝去，这一朋友团体走向最后终结。回顾此朋友团体从开始形成，至最后终结（1922—1988年），历时达六十六年。

 

现在中国社会与以前老社会不同。由个人相交而成朋友的，这是老的方式，以后朋友的关系要生变化，不单是个人彼此的关系，说朋友就是集团，是很多人在一起；或自己加入集团，或自己创造集团。

 

这是先父上世纪30年代初于朝会上向青年学生说的话（见《朝话》一书）。

先父与青年朋友交往中，以思想的引领与精神的感召，使朋友团体逐渐形成，这是一方面；而青年朋友做出回应，这是另一方面。两方面的合力，使团体得以凝聚不散，遂实现了“创造集团”之事。在这创造中，先父的作用较多，自是当然。

“人生的意义在创造！”（《朝话·人生的意义》）先父与青年朋友们实践了人生的意义。

 

关于家书

本书最后一辑为家书之汇编。

说到家书，在写寄我兄弟二人的信中，年代最早的写于1938年，是先父初访延安后，再至开封做短暂逗留，又到江苏徐州写成并付邮的。此时距著名的台儿庄大会战前约两个月，徐州尚在中国军队守卫之中。此信寄达的目的地为日军占领下的北平，而这时笔者兄弟二人正随堂姐滞留于此。此时约在1938年2月中旬，华北已沦入日军之手；此信当是经过苏北、山东、河北等敌占区，然后才到北平的。想不到这么一封短信，竟有如此曲折的经历，而它被保留下来，至今已达七十九年！

自母亲1935年病故于山东邹平后，父子三人聚少离多，书信成为父子联系的重要工具，而显得更加可贵了。可惜“文革”中被抄没，后只寻回一部分，损失大部分；有幸劫后余生的部分，就更弥足珍贵了。古人诗句“家书抵万金”，借用于此，也是很合适的。

还要指出，先父写示给我兄弟二人的书信，其珍贵之处何在？那就是他关心和教育儿女的指导思想与方法，有其独到之处。如果读者已为人父母，更请细读这些家书，自然会有许多体会，从而受益。

 

记得在编成《梁漱溟日记》后，笔者曾在前言中写下这样几句话：“这些日记是他全为自己备忘而写，并无身后发表之意；可是如今它却可为人们了解他，提供一个‘窗口’。发挥这种‘窗口’作用，就是将其汇编出版的用意所在。”

以上的几句话用于《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一书，也是很合适的。

为使读者能够完整领略书信原貌，此书中留存有原件或底稿的部分书信格式复原了其本来的样态，如为表对收信人的尊敬，其称呼前有空格，或另行；为表自谦，写信人自称时字号小于书信正文等。部分信件后的附件为原信所有，此次一并收入。缺字、疑误字以“ 〔〕 ”标之，无法辨识者以“□”示之，缺损处以“ （×缺） ”并楷体说明。部分书信原本没有标点，均由我一一添加补足。

辑录与编成此书信集的过程，得到世纪文景何晓涛等同志全力协助，如果没有他们诸位的辛勤工作，由我一人去完成它，是绝无可能的。因此应当在此表示感谢之意。

至于此书如有不当或差错之处，还望读者指出，以便改正。谢谢！

辑录者梁培宽

于北大承泽园

2016年11月26日 时年九十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