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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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古斯塔夫·克里姆特。我在维也纳,看见旅游商店出售的各种纪念品上都印着克里姆特的《吻》(1907—1908)。这幅画相当漂亮,意思却略嫌简单。但也许正因为那简单的意思,它才广为流传。克里姆特同样著名的《女人的三个阶段》(1905)、《生与死》(1908—1911),以及《哲学》(1899—1907)、《医学》(1900—1907)、《法学》(1903—1907),所蕴含的象征意义也不复杂。我在日本见过富冈永洗所作一幅浮世绘,内容即与《女人的三个阶段》近似,创作时间好像还略早一些。在我看来,克里姆特的画作另有好处。在现代美术史上,精美虽然看似与构成主流的质朴相矛盾,但是如果承认精美也可以成为标准之一,克里姆特在这一方向上无疑前无古人,而且多半也后无来者。实际上现代艺术正是在“可能发生”与“不可能发生”这样两个坐标系上展开,质朴和精美是不同的标准,两者均有无限的前景,而“形式大于内容”之类的批评其实是外行话。

依我之见,在这里所谈到的画家中,要数克里姆特最具经典性——虽然我也知道,这一看法似乎过于传统和保守。不过当初得知克里姆特包括《哲学》《医学》《法学》三幅巨制在内的不少作品毁于二战期间,我的确痛切地感到是人类文化遗产不可弥补的损失,就像多年后得知塔利班炸毁了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伊斯兰国”炸毁了叙利亚的巴尔-夏明神庙古迹一样。我也是怀着一种瞻仰经典的心情去参观维也纳的分离派会馆的,这座建筑和所收藏的克里姆特长达三十四米的壁画《贝多芬横饰壁画》(1901)均在二战中遭到破坏,以后才得以重新修复。

我在维也纳的美景宫美术馆、利奥波德博物馆,以及巴黎和纽约的几处博物馆里看到不少克里姆特的画。他画的人物虽有背景,却都是装饰,并非实景;而他的风景画中则很少见到人物。克里姆特所留意的只是人的形象,而不是人本身;他不关心她们的生活环境,生存状态。美景宫中有一幅他未完成的《阿梅莉·祖克坎德尔》(1917—1918),只画了女模特儿的脸、肩和胸,背景只涂了底色,所穿的裙子也只画了一点——离完成还早着呢,而假如完成,画家也将会像画《吻》、《阿德勒·布洛赫-鲍尔Ⅰ》(1907)、《希望Ⅱ》(1907—1908)那样,在服饰和作为背景的草地上不厌其烦地花费功夫。那些留待最后画的才是画中最主要的部分。再看《贝多芬横饰壁画》,其中人物的头发和服饰也比他们的面目的分量要重。这多少有点“喧宾夺主”:人物的头发、衣饰和所处的背景都是极尽繁复的装饰性图案,占了一幅画中尽可能大的面积,人的脸和其他裸露的身体部分从中凸现出来,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只是肉体的部分画得特别写实、传神罢了。

古斯塔夫·克里姆特

《阿德勒·布洛赫-鲍尔I》

1907年

布面油画

138cm×138cm

纽约新艺廊藏

美国

古斯塔夫·克里姆特

《红鱼》

1901年—1902年

布面油画

181cm×66.5cm

私人收藏

也正因为如此,在克里姆特的《犹滴与荷罗孚尼的头颅Ⅰ》(1901)、《红鱼》(1901—1902)、《达娜厄》(1907—1908)、《莎乐美》(1909)、《亚当和夏娃》(1917—1918)中,都有一种内在的矛盾因素:一方面,女性裸体具有最大的性的魅力,甚至给人一种切肤的丰满和温暖之感;另一方面,她们置身金碧辉煌的平面图案之中,仿佛被深深禁锢着,是如此的不可企及。这是些壁画里鲜活的女人,是色情的,又是纯洁的。这里结合了最极致的,最世俗的,同时也是最不可能实现的东西,从而有一种近乎绝望的诱惑。人世间不可能有的种种美的折磨,美的沉迷和美的太息,是这么丰富饱满地展现在克里姆特笔下。克里姆特确实非要把永恒置于毁灭的边缘才肯予以表达。除了极少数情况,克里姆特的女人似乎都回避着与观者的接触,她们或者闭起眼睛,仿佛已经睡去,或者目光空洞茫然,心不在焉,但往往摆出最勾魂摄魄的姿态。而当她们意欲有所交流,仅仅是那狡黠的眼神就足以穿透一切,毁灭一切。这是些待在天上的堕落的天使,如果降临人间,恐怕会掀起一场肉欲的风暴。她们知道美是值得炫耀的,是对这个世界的挑战,甚至是种危险因素,而她们置身于一切危险之外。

克里姆特的女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如上所述,俗艳,淫荡;另外一类则高贵,典雅,甚至可以分别用“坏”和“好”来形容她们。后一类多是非裸体画像,如《埃米莉·弗勒格的画像》(1902)、《玛格丽特·施滕布劳-维特根斯坦的肖像》(1905)、《弗里恰·里德勒的画像》(1906)、《阿德勒·布洛赫-鲍尔的画像Ⅱ》(1912)、《弗雷德里克·玛丽娅·贝尔的画像》(1916)等,这时他把这些高大完美的女人置于珠光宝气的氛围里,她们被不可思议地装饰着,她们本身也成了不可思议的装饰物,与观者遥遥相望,美丽而孤独,和他笔下那些裸体女人一样,仿佛都是人间缥缈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