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背景：关于新闻业的新闻——2010年的《纽约时报》
2010年，《纽约时报》与许多主流报纸非常显著的一个区别在于，它的记者不必日复一日地担心失业或报纸停刊。[58]在2010年普利策新闻奖公布当天，《纽约时报》捧回三个奖项，比尔·凯勒说：“我们在这里见证了新闻业将死的说法的夸大其辞。新闻业还好好地活着，并且生机盎然，尤其是《纽约时报》。”[59]之后，庆祝活动开始，大家握着倒上了香槟的塑料杯，在人们陶醉于为纸媒、网媒和数字化创新之间的合作而欢呼的时刻，新闻编辑室退到了不受重视的角落。但这并不是因为它自怜、恐惧或担心自己未来的发展。偶尔也有人拿公司股票价格的惨淡开开玩笑（事实上，在股票从2002年的最高点51美元跌落，又在2009年从跌到谷底的4美元反弹之后，如今又重新涨到了12美元之上，人们已经欣喜不已了）。记者詹妮弗·安德森（Jennifer Anderson）告诉我：
在参加各种晚宴时，经常有人会问我在新闻业消亡后想从事什么工作。可我根本就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我就是每天做好自己的工作，没时间去考虑这个问题，而且我也并不相信新闻业会死。[60]
《纽约时报》仍然有着与美国同行不一样的资源，还有1000多名编辑。这一事实让很多与我交谈过的记者感到安慰。因此，我的实地调查所展示的主要是一个数字技术带来的变革的故事，而绝非记者们应对经济衰退的故事。
不过，在真正开始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对《纽约时报》开展研究的相关背景和语境。为什么是2010年？为什么是新闻业发展的这一时刻？对此，本章将简要回顾很多新闻业观察人士所熟知的事——传统报业的衰落，但这并非又一个“新闻之死”的故事，尽管《纽约时报》在适应数字化时代的过程中，肯定存在潜在的经济成本和收益问题，以及即时、互动和参与如何成为新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为了把本书作为整体来考虑，有必要把我进入《纽约时报》新闻编辑室时那里的经济状况作一介绍。尽管相比绝大多数同行，这里的记者基本上并不理会这些。
但是，《纽约时报》究竟是如何走到2010年这一步的呢？《纽约时报》并没有清晰的新闻工作的网络发展史，更像是新闻编辑室各种工作人员一起拼凑的零零碎碎的故事集。在对网络史的研究进入尾声时，我仍心存疑问，但在其2013年买断式裁员30人之后，人们告诉我这个机构的许多记忆已经远去。因此，我打算由我们所知道的《纽约时报》向数字时代过渡的这个地方作为起点来进一步开展研究。
新闻的黑暗时代和创新契机
新闻编辑室（尤其是报纸的新闻编辑室）正陷于巨大的困境。报纸的发行量这几十年来一直在持续下降，而这种降幅在加剧，过去6年间，报业眼看着发行量的降幅从0.7%达到了7%。从某种层面来说，这是新闻行业面临的经济问题。但从另一层面看，这是美国民主体制出了大问题。当报纸的发行量下降，流失的不仅仅是报纸订阅者，他们还不得不降低广告收费。利润的减少最终会影响报纸的原创新闻报道的核心能力。营利的减少，对于耗时、耗力、耗人、耗资源的公共服务新闻的投入也必然会减少。
新闻机构原以为可以通过网络广告的收入来弥补报纸广告收入下降的部分，但事实证明这不是长久之计。我们被我们看到的网络广告数量误导了，这些数字每个季度都有起伏。网络广告常常是与报纸广告捆绑在一起的，一旦报纸广告撤走了，网络广告也会跟着撤掉。对于网络广告，广告商通过点击量来了解注意到他们广告的确切人数，而对报纸广告，他们无法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注意到了他们的广告，一旦你拿到了报纸，他们就假设你看到广告了。或许对报纸而言，更糟糕的情况是广告商已经意识到他们并不需要通过报纸把广告传递给消费者：可以直接通过网络。这时，作为中间人的新闻机构就被踢出了这个过程。
2000年以来的衰退，即新千年伊始出现的第一次下降，以及2007年至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第二次更为严重的衰退，使报业的情况尤为严峻。广告商的出价越来越低，也越来越不愿意投放网络广告，新闻编辑室（与许多其他行业一样）因此遭受了严重损失。而新闻业与其他行业的不同之处在于，即使经济回暖，情况也不会好转；事实上，报业的核心财务模型存在一个系统问题。《纽约时报》媒体记者大卫·卡尔（David Carr）认为，报纸的时代即将终结。他说：
很显然，在经营僵局和无章法的尝试大幅削减成本之间，过去15年里一直担心即将到来的危机的纸媒始终在为维持原状而苦苦挣扎。当然，有些聪明人也在尝试创新，每天都发布大量的优秀新闻作品，但财务困境已更为明显。[61]
新闻业、学术界的顶尖人物以及那些关心民政事务的人——从知名富豪到科技行业的企业家——都表达了对新闻业前景的深深忧虑。学者方面，比如普林斯顿大学的保罗·斯塔尔（Paul Starr）指出，鉴于有关地方、州、国家和国际的报道在稳步下降，我们的“公民预警系统”（civic alarm systems）存在很大的危险。[62]一些重要的报告也指出，报纸发行量的下滑长期以来被视为原创新闻报道减少的源头。[63]全美排名前25位的报纸的发行量连续几年都在下滑，就连把网络订阅的数量也计入发行量的《华尔街日报》亦有小幅下滑。[64]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新闻媒体现状报告》（State of the News Media Report）显示，与2000年相比，报纸的新闻编辑室的规模缩小了30%。据行业分析师肯·多科特（Ken Doctor）估算，考虑到新闻编辑室的裁员情况，记者全年报道的新闻数量减少了80万个。[65]新闻报道本身也爆出了一些更令人吃惊的消息：《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指出，2009年《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的发行量减少了20.6%。[66]对于像亚历克斯·琼斯这样之前做过记者，如今任职于哈佛大学肖文斯坦中心（Shorenstein Center）的人而言，为失去调查性报道这样的新闻“硬核”而惋惜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这个“硬核”已经随着新闻编辑室试图少花钱多办事并以温和的小报式新闻来吸引读者的做法而逐渐失去其重要性。[67]
正如C·W·安德森、艾米莉·贝尔（Emily Bell）和克莱·舍基在他们题为《后工业时代的新闻业》（Post-Industrial Journalism）的一篇报告中（这个报告提及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目前已经进入旧“工业”时代终结后的阶段）所指出的：
新闻生态系统正在经历的变化导致了美国新闻质量的下降。现有资料表明，我们确信在美国新闻业的形势好转之前将会先经历一个恶化的过程，而有些地区（主要是没有日报的中小型城市）的情况会更糟。[68]
尽管我们可能都会说到传统新闻业存在的一些问题——从记者过于接近消息来源，到他们写作时过于（或者太不）注重客观性，再到记者对各种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缺乏兴趣、报道不够——但是，传统新闻机构[69]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报纸仍在为绝大部分社区提供原创新闻报道的基本事实，为收视率较高的地方电视新闻节目提供素材。美联社的通讯（wire reporting）独具特色并且有新闻价值，但在符合地方需求的具体新闻报道方面从无优势可言。
因此，很重要的一点是，新闻编辑室缩减了驻州议会，尤其是驻华盛顿的记者数量，以节约开支。《圣地亚哥联合论坛报》（San Diego Union-Tribune）的记者凭借对美国众议员兰迪·坎宁安（Randy "Duke" Cunningham）的腐败行为的报道而获得普利策奖的国内报道奖，该报却撤销了驻华盛顿办公室。驻新泽西州首府特伦顿（Trenton）的记者从2003年的35人减少到2009年的15人。在得克萨斯州，驻州议会的记者从28人减少到18人，佐治亚州的则从14人减少到6人。[70]当代表当地社区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的记者的数量减少，斯塔尔关于新闻将无力曝光腐败的警示是不无道理的。
报纸也是一片惨状，有些关闭，有些宣告破产，还有些维持着不死不活的状态。其中最让人遗憾的要算2009年丹佛的《落基山新闻》（Rocky Mountain News）和《西雅图邮报》（Seattle Post-Intelligencer）的停刊。[71]后者有着146年的历史，如今只保留了网络版。[72]但至少这两家所在的地方仍有两份报纸在发行。《费城问询报》在随着奈特—里德（Knight-Ridder）报业集团的解体而被出售后也宣告破产，并且5年内被转手了四位买家。[73]报业连锁也瓦解了：论坛报业集团（Tribune Company）2007年以82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地产大亨山姆·泽尔（Sam Zell），后因管理不善和糟糕的经济状况而申请破产。[74]当然，记者并没有因此而一损俱损，他们仍能在业内有所成就。比如，2012年，《费城问询报》因其为费城公立学校所做的贡献而摘得普利策奖的公共服务奖。
最令人头疼的是，面对这一切，似乎没有人能回答究竟怎样才能使传统的报业模式走出困境，尽管这些报业公司都在努力。为了节约成本，曾经的日报改为每周出三期，或者只发行网络版。先进出版公司（Advance Publications）决定把仍在营利的新奥尔良《时代花絮报》（The Time-Picayune）缩减为每周出版三期，引发员工（200名员工因此失去了工作）和当地人强烈不满的举措。[75]这一做法，先进出版公司其实是在效仿《底特律自由新闻报》（Detroit Free Press），后者才是第一个迈出这一步的。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和威斯康星州的《首都时报》（Capital Times）则是最早决定只保留网络版的。至于这些举措究竟是能节约成本还是具有破坏性，眼下还很难说。各家报纸的绝大部分收入仍然来自报纸广告和订阅服务，但印刷也在开支中占很大一笔。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新闻机构恰好刚刚迎来“全新的”新闻付费墙[76]时代，读者必须付费才能获取其网络版上的内容。《华尔街日报》的网络版一直设有付费墙，部分原因在于这样能准确锁定商业方面的专业人群，这些人很有可能会花钱订阅。但直到最近才有少数几家适合大众阅读的报纸尝试设置付费阅读。《纽约时报》于2005年至2007年间推出“时报精选”（TimesSelect），读者需付费阅读网上的一些专栏和专题报道。在一封致读者信中，他们表示采取这种做法是为了维护新闻生态对于争论和观点的需求。[77]
2011年3月17日，《纽约时报》推出“咪表付费墙”（metered paywall），在当时算是一次重大的改革举措。每个访问网站的人每月可以免费阅读20篇文章（2012年减为10篇），之后就会被询问是否进行网上订阅（这可以与订阅纸质版结合并有价格优惠）。这种付费墙模式采用多孔计量（porous）：通过社交网络发布的文章可免费阅读，不会被计入付费范围。《纽约时报》发言人艾琳·墨菲（Eileen Murphy）认为，这样做才能使《纽约时报》“既向所有人开放，又成为社交网站不可或缺的一部分”。[78]由此，《纽约时报》赢得了不少订阅用户，网络版和纸质版的都有。其他同行随之也纷纷以各种方式效仿：甘内特（Gannett）报业集团（除《今日美国》外）、《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和《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都对网络新闻采用了混合付费形式。自我开始研究《纽约时报》以来，1380家日报中有450家的新闻编辑室采用了付费墙模式。[79]
不过，早期有关付费墙的报告表明，可能只有最大的几家新闻机构能从中获利。而且有多种模式共存，从《纽约时报》的多孔计量付费墙模式，到《阿肯色民主党公报》（Arkansas Democrat-Gazette）2002年开始实施的模式——阅读任何出现在纸质版上的内容都要付费。对于一些地方新闻网站，付费墙模式可能会减缓但无法避免报纸衰落带来的损失。瑞安·切特姆（Ryan Chittum）在《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中称付费墙模式该结束了，认为并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模式的有效性以及报纸可能会因此获得额外营利。[80]《明尼阿波利斯星坛报》（Minneapolis Star Tribune）称它的付费用户在读者中只占了非常小的比例。
新闻业的这些变化发生在经济崩溃但创新力出色的时期。2010年，iPad的诞生带来了平板电脑领域的重大变革。社交网络继续普及，脸书的用户数量达到了全球人口的六分之一，其功能意义上的“公共性”早在它作为投资工具之前就已经具备了。宽带还在不断提速，无线和移动通信远比以往成本低廉（尽管数据存储的问题日益凸显）。在搜索、整合以及用户制作的内容（peer-produced content）上大大便利了信息的获取。
在这些令人沮丧的传统新闻机构的故事中，也有令人为之一振的创新。如今我们亲眼可见的是，随着网络新闻机构的受众规模日益扩大，像Buzzfeed这样的新闻聚合网站为了提升原创内容已经开始大规模的招聘，尽管该网站有动物图片幻灯秀保证流量。而《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凭借对负伤的退伍军人细致入微的一组10篇系列报道，摘得2012年普利策奖的国内报道奖。[81]该网站还利用名人新闻和原创性评论来提高点击率。利基[82]型新闻网站也比较成功，比如美国政治新闻网（Politico），在提供精选的付费政治新闻的同时，也发行纸质版；TPM（Talking Points Memo）以博客起家，提供左派的政治报道，并以政治新闻与政治观点相结合的方式保持网站对美国政界的深度报道。《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自夸其推出的商业新闻平台Quartz吸引了来自《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机构的记者参与其中。其他的利基博客，比如以监督最高法院为己任的SCOTUSblog，也获得了大量关注。
基金会赞助的新闻编辑室也开始成为新闻生态系统的补充形式。《得克萨斯论坛报》（The Texas Tribune）最初靠风投资金起家，如今已吸引了一些公司赞助商，报道得州当地包括从政治到移民在内的各种新闻。其新闻内容不仅会发布到网站上，也会被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其他合作新闻机构采用。新闻网站ProPublica[83]最初以桑德勒（Sandler）家族的1000万美元资助起家，其经营方式与《得克萨斯论坛报》较为类似。这家新闻媒体数次荣获普利策奖，并将众包[84]作为其新闻报道的常规方式。略小的非营利机构，如《明尼苏达邮报》[85]《圣地亚哥之声》（Voice of San Diego）由奈特基金会这样的慈善机构提供资助，还从会员制、公共活动以及其他收入上获得资助，但目前仍缺乏能提供大笔资金的出资人。尽管它们在新闻圈内广为人知，但对一般新闻受众的影响仍然不大。马修·欣德曼（Matthew Hindman）指出，这些网站的流量还太小，还够不上去网络流量统计平台注册。[86]
参与作为一种价值和实践，也助推了其他类型的初创新闻媒体的发展。这些初创的新闻媒体意在向用户提供一个能自己制作新闻报道的机会，而不是等着收看专业记者制作好的内容。[87]Storify可能是其中最有名的一家，用户可以将推特上的信息整合成新闻故事。Matter则是风投的孵化器，宣称自己是“公共媒体价值与硅谷创业精神的交汇地”。[88]同样，奈特新闻挑战赛（Knight News Challenge）也为初创的新闻媒体注资数百万美元，强调具有新闻参与精神和创业精神的参赛者才可能获胜。[89]
甚至连黑客也开始把新闻业当作一个令人激动的探索领域。正如Mozilla基金会的执行董事马克·苏尔曼（Mark Surman）所说，新闻业是一个不断产生“新问题的地方”。[90]一些黑客在新闻编辑室之外开发了手机应用程序（app），这些客户端使人们可以参与到新闻生产之中。另一些黑客本身就是新闻编辑室的程序员，既开发互动图形工具帮助记者完成工作，也开发一些面向公众的应用程序。黑客与新闻界之间的合作是谷歌这样的科技巨头、Mozilla以及奈特这样的新闻基金会所乐见的。
那么，现在是新闻业最黑暗的时期吗？对于传统新闻业的现状我们的担心是有理由的。市民的参与和网络版新闻的补充，可能仍然无法取代安德森、贝尔和舍基等人一再强调的传统职业记者的核心功能：
从目击者提供的信息中提取关键信息，对经验丰富的政府官僚的口头回应做出强烈质疑，了解准确查找重要文件的方法，或者跟复杂的现代机构的惯例和癖好打交道，都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智力锻炼，也是对公众很好的发动。在许多例子里，单枪匹马进行的新闻工作最重要的东西仍然是那些他们一直就很擅长的方面，比如采访、现场观察和分析文件。[91]
因此，我们有理由对新闻抱有希望，新闻也有理由获得深切的关注。本书并非要宣布美国新闻业将死，也不是想预测新闻业的未来。但是，提供一个语境去理解《纽约时报》2010年发现的自身的企业前景是件非常重要的事。
《纽约时报》的现状
直到这项研究开始之前，我还差点被《纽约时报》拒之门外，部分原因是它们在2009年12月刚经历了一次百人“裁员”，并且有些编辑认为《纽约时报》当时仍处于相当敏感的时期。最终，在我2010年1月进入《纽约时报》时，新闻编辑室还有约1100名员工，但大家基本上都在正常工作，很少提及裁员和买断方面的事。从规模、资源以及发行人所承担的公共服务责任来看，《纽约时报》与当时的绝大多数同行相比略有不同，但这远不能使其幸免于整个新闻业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我刚去的时候，《纽约时报》无疑有着全球顶尖的新闻网站，在全球最受欢迎的新闻网站中位列第五，仅次于雅虎、MSN、CNN和BBC，每月的访问用户达3000万人。因为拥有一批才华横溢的设计师以及决定在新闻业而不是在硅谷工作的软件工程师，《纽约时报》成为全球最灵活、最快速、最稳定且互动性最强的新闻网站之一。发行人小阿瑟·奥克斯·苏兹伯格曾在伦敦经济学院对着一名观众自夸，称《纽约时报》是世界上“最社会化”的公司，其作为社交媒体的表现甚至超过了苹果和谷歌。[92]
然而，如果你调查一下报纸的财务状况就会发现，尽管比绝大多数同行要强，但情况仍然不稳定。2009年，迈克尔·赫肖恩（Michael Hirschorn）预言《纽约时报》将在6个月内倒闭。[93]记者塞斯·姆努金（Seth Mnookin）在各种杂志上发表过有关《纽约时报》各时段财务状况变化的文章。[94]从中可以看出《纽约时报》的财务情况是多么不稳定。2009年1月，《纽约时报》公司向墨西哥电信巨头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借款2.5亿美元。两个月后，又签下“售后回租”协定，将总部大楼抵押2.25亿美元。2009年至2012年，《纽约时报》的报纸订户连续三年每年减少约10万个。
当然，也有一些情况是在扭转这种螺旋下滑的局面：报纸价格的翻倍并未引起任何读者的不满，数字订阅的情形看上去也颇为乐观。到2011年夏，《纽约时报》提前还清了斯利姆的高息贷款。然而在公司内部，高层仍存在不稳定性，一些重要人物纷纷离职，令众多媒体观察家大为震惊：2011年，首席执行官珍妮特·罗宾逊（Janet Robinson）辞职，对外宣称是由于公司的业绩不够稳定；[95]而数字运营部高级副总裁马丁·尼森霍尔茨（Martin Nisenholtz）之前也刚宣布年底退休，他的重要性是无可替代的，下文还会讨论他为《纽约时报》数字化设计的“参与”战略。截至2012年，《纽约时报》仍对其付费墙业务避而不谈，只对外宣称实现了1亿美元的收益。对于因流量下降而导致的广告收入的损失也基本不提。[96]
在我完成本书时，情况仍不太明了。2012年2月29日，《纽约时报》的工会成员打断了下午的头版会议，抗议公司削减工资、医疗福利和退休保障。根据工会官网（nyguild.org）的报道，超过250名员工参与了这次抗议，许多人身上还贴着“没有我们，就没有时报”的口号。这次抗议发生在罗宾逊的离职协议曝光后，据传她拿到了2100万美元的遣散费。[97]2012年，《纽约时报》再次买断式裁员30人。此次买断发生在广告下滑的情况下，小苏兹伯格在声明中指出：“现在我们处在财政困难时期……虽然我们的数字订阅计划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但广告收入仍不稳定，而且我们也不认为短期内会有所改观。”[98]
尽管如此，小苏兹伯格仍大肆宣扬自己对报纸的抱负，一而再地把《纽约时报》称为新闻界的标杆，来看看他接受采访时是怎么说的：“（《纽约时报》）如今是一份国际性报纸。我的意思是它非常非常的重要。《纽约时报》和《国际先驱论坛报》[99]都是《纽约时报》公司旗下的，不必我说，你们也知道究竟是谁撑起了公司的新闻业务。而无论是纸质版还是网络版，我们都是国际性的报纸。”[100]2011年，他在伦敦经济学院演讲时提及《纽约时报》所面临的挑战，他说：“我们生产的内容使我们在业界出类拔萃。如今，我们也面临着一个难题，即我们该如何吸引那些在众多选择之间犹豫不决的读者。”[101]我在本书中提出的三种网络新闻价值观——即时、互动和参与——进一步印证了《纽约时报》乃至整个新闻业在2010年代所面临的挑战。在《纽约时报》内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价值观既受到欢迎，也引发争论。但在进一步探讨这三种价值观之前，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纽约时报》网络版的发展史。这段历史的价值在于预示了新闻编辑室存在的一些问题，而且在我从事研究期间它体现出了《纽约时报》的积极性。
《纽约时报》网络版简史
对于《纽约时报》网络版的发展过程，员工的记忆提供了一些制度性的视角。1980年代，《纽约时报》是最受欢迎的通过电子信号——传真机——传递的报纸之一。[102]不过，这4到6页的新闻、专题和社论终究还是缺乏商业可行性，最终没有得到主要新闻编辑室的支持。该报还使用了当时普遍流行于排名领先的同行中的一种可视数据（videotext）技术，它通过电子信号将新闻发送到酒店和公司的一种类似于现在个人电脑的机器上。还有一个名为“纽约脉搏”（The New York Pulse）的计划，它通过早年的拨号上网方式把内容发送给最早拥有个人电脑的用户。
1983年到1986年间，《纽约时报》约有25位编辑和十几名技术人员在“纽约脉搏”工作，尽管最终它只拿下200到250名付费订户。“纽约脉搏”的办公地点不在时报总部，而在联合广场（Union Square），但员工偶尔也会长途跋涉去上城走走。[103]电子版有自己的原创内容，尤其是纽约餐馆的信息，还有《纽约时报》内容的综合汇编。此外，据曾在“纽约脉搏”工作的文字编辑苏珊·雅各布森回忆，读者可以在“纽约脉搏”上率先读到第二天报纸上会出现的内容。不过，这个项目正赶上1980年代后期的经济不景气，考虑到研发成本且很难形成规模效应，未能获得新闻编辑室的支持，于是在1986年被骤然关闭。
《纽约时报》花了近十年时间才重返网络新闻市场。第一个重要举措是在美国在线（American Online）上设站点，由此开始扎根互联网。1994年上线的这个站点名为@times，当时，许多美国家庭正好开始购入他们的第一台电脑。站点的原创内容很少，但设立了用户论坛供用户在此讨论新闻。里奇·迈斯林曾在1998年至2001年间担任《纽约时报》电子媒体公司[104]（当时是叫这个名字）的主编，他认为，与其说@times是一条成长之路，不如说是一次营销机会。而新闻编辑室的编辑实际上“根本没有参与”。[105]
1995年夏，新闻编辑室的一些人开始考虑网络版的策略和内容。但据网站最早的编辑之一伯纳德·格韦茨曼称，对于新闻编辑室的大多数人来说“只要好好想想，就会发现网站是个事后诸葛亮”。[106]网站在《纽约时报》大楼之外的另一幢建筑里办公，在2007年《纽约时报》搬入新大楼之前，网络版和纸质版一直是分开办公的状态。
1996年1月22日，星期一，《纽约时报》官方网站正式上线。据时任网站编辑部主任的凯文·麦肯纳称，早在1995年10月初，《纽约时报》对其官网进行过测试，报道了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访美之旅。网站几乎照搬报纸上的新闻，有人甚至称其为“铲品”[107]，因为它原样再现了印在报纸上的内容。但是，它也有一些原创文章，是为吸引网络用户而设的。
创建于1996年的站点Cyber Times[108]，是《纽约时报》第一次大举进军网络原创新闻。曾在Cyber Times担任编辑的约翰·哈斯金斯对我讲解说：
当时大多数网民都是“追求新科技的人”（early adopter），于是我们推出了一个关于科技文化的板块。我们会写些科技文章，一天1到2篇，关于互联网的，并且开设了4到5个专栏。当时甚至还有一个新闻专题，发表诸如“网上订帐篷，轻松户外行”之类的文章。[109]
除专栏作家之外，Cyber Times还有12位自由撰稿人，他们的文章从法律问题到教育，再到电子商务的发展趋势，几乎无所不包。Cyber Times最终于1998年并入《纽约时报》公司官网的技术部。正如巴勃罗·博奇科夫斯基笔下所写，Cyber Times的诞生标志着传统的纸质出版惯例被打破，如今新闻编辑室的职责变成了为互联网生产内容。[110]
1999年，《纽约时报》又迈出新的一步，尝试将纸质版和网络版的新闻编辑室合而为一，创建不间断新闻部。据副主编吉姆·罗伯茨称，不间断新闻部的目标是：
管理网络版上可以不受纸质版新闻周期限制的报道。要更新网上内容，但必须在不给纸质版记者增加过多负担的前提下进行……要采取一种非常低调的方式，以保护记者不受网络的伤害。[111]
不间断新闻部的职能是以有线（wire）方式把原创报道提供给网站，进行内容更新，而其他记者负责纸质版的主要新闻。当时，记者都不想为网络写作，认为网络写作使他们无法完成全方位报道所需的深度分析（这种想法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在他们看来，应由少数记者负责更新突发新闻，而纸质版记者专注于报纸上的新闻。
罗伯茨认为，“9·11事件”印证了不间断新闻部是有用的。记者可以去这个部门，即时在网上获取材料。2001年9月12日，当报纸头版登出“美国遇袭”的粗体大标题以及被火焰吞噬的双子塔依然屹立的照片时，似乎暗示了传统报纸的重要性依然存在，即便这已经是一个实时更新的重要性貌似不容置疑的时代。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9月11日这天，当手机线路拥塞、其他网站出现故障的时候，《纽约时报》的网站却能处理潮水般涌来的信息流。然而，即便是在清楚了解实时更新的重要性之后，记者和尚未将网络新闻编辑工作视为其职责的编辑之间依然存在摩擦。一位网页制作人告诉我，网络新闻编辑室仍然与报纸新闻编辑室分开，在另一幢大楼办公。
要让记者为网站而不是为不间断新闻部写稿，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为很多记者都很抗拒应该为网站写稿的想法。新闻编辑部的理念是将最好的内容发表在报纸上，记者希望网站看上去就像报纸一样，从而确保两者的新闻质量达到同一水平。不过，据主编助理苏珊·埃杰利称，2002年前后，驻外记者和商业记者看到了网络新闻的价值，开始全力写作、积极署名，而不再依靠不间断新闻部。[112]国际部记者希望在网上看见自己的新闻报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印着他们新闻稿的报纸无法在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和肯尼亚等国买到。商业记者则是看到了即时性的重要性，因为他们想与《华尔街日报》和其他商业新闻机构，包括商业资讯机构一较高下。
莱恩·阿普卡2002年成为《纽约时报》官网的编辑，开始为新闻编辑室寻找可以放到网上的东西。他定期召集午餐会议，这样记者们可以借机碰个面、互通消息，比如“‘我看到了光’，于是站起来说出我的证言”，或者向其他记者宣讲网络的好处。[113]他回忆了政治新闻记者基蒂·席里耶所讲述的事，即通过博客来直播2004年美国总统的竞选辩论。他说“当时很多人都觉得这种方式很邪乎”，认为在编辑工作和反思都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写所谓的报道，似乎与《纽约时报》的核心思想背道而驰。阿普卡的另一次大动作，是要求网站工作人员和报纸工作人员会面：他把网页制作人带到各个部门，介绍他们互相认识，以便让大家了解网页制作人的工作内容。
不过，也许当执行总编比尔·凯勒宣布网络版和纸质版的新闻编辑室将合并的那一刻，变革才真正到来了，对于合并，他用了个时髦词儿——“整合”（integration）。为报纸工作的人最终承担了为网络版服务的工作，另一些人仍将主要从事网站的制作及其相关活动。然而，到2005年，这种公司文化的变化并非凯勒或其他主管所能决定的，记者们也必须认同这种变化。我和各种岗位的人们交谈过，谈及向一个一体的新闻编辑室过渡，网络版和纸质版的工作人员可以在其中一起工作时，他们已很快意识到，网络版是未来他们在行业中生存的关键之一。
这时，《纽约时报》作为一个新闻机构正在尝试拥有网络上的各种新花样。用博客直播仍是报道事件进展的一个新途径，博客一个接一个如雨后春笋，但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可能是创建于2007年的博客City Room。该博客主要致力于实时报道纽约地铁新闻，有专门的记者撰写博文，（本书导论中提到的记者）西威尔·陈便是City Room的第一位编辑。可以说，City Room是一个尝试多媒体和用户评论的平台。
与《纽约时报》当时的做法不同的是，City Room还会链接到《纽约时报》之外的其他网站，包括竞争对手的，旨在成为纽约人获取这座城市的新闻的首选。City Room风格新颖，篇幅简短，可读性更强，甚至还会关注严肃的地铁报道可能会忽略的线索，以及那些不太可能上报纸的原创内容。
凯勒解释了如何进行内部激励，并举了City Room之类的例子，说明它们是如何促进“整合”过程的。他说：“大家可以看看这家伙（指西威尔·陈）在做什么，看到他做得很好。我们之所以领先是因为新闻编辑室的一些榜样，因而当人们工作极为出色时我们会让所有人都知道。”[114]
乔纳森·兰德曼，人称“整合计划的沙皇”，他在新闻编辑室逢人便说网络的好处。2007年至2009年间，他写了100多封备忘录邮件（大约每周一封），记录了《纽约时报》网站方面的进展情况。这些资料仍可在2010年的《纽约时报》内网上找到。兰德曼此举旨在向人们展示网络的力量。他在2010年说了下面这段话：
我就像个穿白大褂的人。如果你想开博客，可以。你不必参加什么会议或具备其他什么东西。我想发掘些博客爱好者，想劝服还没喜欢上博客的人。没错，有了技术的发展，然后说话间就有了博客。[115]
当然，在各家新闻编辑室仍然存在反对者：那些就是不想为网络写作的人，还有从不将为网络写作视为职责的人。但正如埃杰利所说：“任何一个还在这样看问题的人都应该跳出这种思维方式去看看。固守成规是绝对行不通了。”
在我采访和跟踪观察的人中，大多数都认为“两个新闻编辑室”合并的最大变化在于《纽约时报》2007年搬进了第八大道的新办公楼。从那时起，网页制作人真正加入了各部门的工作，网页制作成了可见的工作流程。正如记者黛安娜·亨里克斯所告诉我的：“我可以真切地看到这些人谁是谁。如果我碰到问题，就可以去找他们。”[116]
凯勒对这些变化做了如下描述：
整合不仅仅是管理问题，不是说把所有人塞进一幢楼就行了，它涉及很多心理和文化方面的因素，要让那些以上报纸头版为己任的人再多从网站首页的角度考虑，让他们领会博客的价值，去了解视频、音频、幻灯片和交互图形，但不是把它们视为新闻报道的点缀，而是新闻所应该包含的元素。我不会对外或对行政部门宣称我们在管理、文化和心理方面已经成了一个幸福的大家庭，但我们确实比以前更亲密了。[117]
但在凯勒看来，新闻业的现实情况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有趣的是，报纸业务中“具有挑战性的”经济形势这一委婉说法有助于激励人们[改变]。[人们意识到]网站的勃兴是未来趋势，报刊遭遇了困境，[因此]“我最好顺应潮流，最好弄清楚它，并看看还有什么技能是我该学习的”。当然，职业危机感也是促使人们更充分地接受网络的原因之一。[118]
值得注意的是，在凯勒等人提到的整合时期，推动整合的主要力量并非理论上预测的那些把观众清楚地想象为新读者的人。相反，竞争、生存和内部激励对于鼓励整合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
究竟新闻编辑室的整合达到了何种程度，凯勒无法给出定论。2009年，《纽约时报》允许兰德曼退出整合小组，开始担任文化编辑一职。宣布这一消息的文章指出，整合期已经结束：
在发给员工的备忘录中，凯勒先生说，随着整合工作的完成，这个职位[指兰德曼]未来或许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其他高级编辑要承担起更多网络运营方面的工作。[119]
但是当我问凯勒，2010年是否确实完成了整合工作时，他说：“5年后，我试着不提我们有个整合而成的新闻编辑室。”[120]凯勒的这种矛盾心理恰好为本书内容提供了很好的预览：在一个新闻编辑室里，纸质版和网络版有着截然不同的节奏和时效性。尽管如此，记者却能游走于这个整合而成的环境中，这是他们在10年前甚至5年前无法做到的。记者毫不犹豫地为网站写作，他们所在版面的网页制作人就坐在编辑的旁边，每个部门都有网页编辑。一天24小时、一周7天运作的新闻编辑室已经就位。
下一章中将会提到，《纽约时报》的问题远不止网络版和纸质版之间。2010年，《纽约时报》所面临的新闻现实使网络版在发展早期遇到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到2010年，所有的记者都不得不学着在适应越快越好的网络竞争节奏的同时满足纸质版的需求。而且，记者还不得不准备好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工作——不仅要为网络创作纯文字内容，还要与人合作，创造出以视频、音频来呈现的互动内容，并且要欢迎受众以新形式加入，共同完成专题报道。在面对广大社交媒体时，传统记者有感于自己不得不承担起新的职责。在互动参与这一点上，《纽约时报》并没有明确规定甚至没有设定指导方针，但记者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必须赶上这波潮流。
一线记者很少花时间思考《纽约时报》的经济前景。即使是在“付费墙”首次公开宣布上线的那天，商业版记者也只是互相逗趣，开了几个玩笑，问起这付费墙是怎么回事，然后又照常工作了。虽然《纽约时报》的记者某种程度上是置身于较大范围的行业极端情况之外的，但他们协调即时、互动和参与这些有时相互冲突的需求的能力确实对报纸的经济效益产生了影响。下文中，我们将会看到记者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是如何应对这些新的网络新闻价值观的，以及他们的新闻实践（尤其是在互动和参与方面）对《纽约时报》可能产生的经济影响。
在下一章，我将会详细展现2010年《纽约时报》的竞争节奏和新闻需求。其中出现的一些小细节，包括从记者无需请示便可订机票，到研发部门的出现，说明了《纽约时报》在新闻行业中的独特地位。与此同时，与任何新闻机构一样，《纽约时报》也正在适应在一个尚未形成确定的生存策略却要随需应变的环境的行业从事新闻工作。
我们将会看到，《纽约时报》的记者是如何在网络新闻环境下对内容生产的需求进行协商的。当时，新价值正在影响工作惯例和职业观念，尽管并非没有反对意见。我们会在整本书中看到，网络世界中的即时、互动和参与所形成的价值观从根本上重构了记者的想法，即自己在新闻编辑室中的工作性质和工作重点。这些价值本身尚未形成确定的意涵，但正在通过实践来界定。每一种价值，尤其是互动和参与，都与经济策略有着明确的关联。然而，大多数记者感到迫切需要去适应数字时代，并非出自经济原因，而是为了使自己赶上《纽约时报》的网络时代发展步伐，或者不想落于人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