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堡》的寓言品质

有人说，《城堡》虽成书于20世纪初叶，但它是属于整个20世纪的书。今天看来，它也分明属于21世纪。它是人类阅读史上少有的历久弥新的一部书。我每次重新翻开它，都会感到有令人无法捉摸的新的意蕴扑面而来。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部预言书是毫不为过的。

一

《城堡》是卡夫卡最后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长篇，在他死后于1926年第一次出版。和《美国》《审判》一样，《城堡》也没有结尾。没有结尾在卡夫卡这里已成为一种模式，说明了小说的未完成性和开放性，同时也给小说的解释带来巨大的困难。从《城堡》问世以来，关于它的评论和解释的文章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主要的论点和角度就不下十几种，而且互相矛盾。从这点说，《城堡》的解释的历史堪称20世纪西方历史的一个小小缩影，也是西方思想混乱程度的一个象征。

现代主义小说的一大特征就是故事性的弱化。从讲故事的意义上来叙述《城堡》，几句话就可以讲完。小说主人公叫K，半夜踏雪来到一个位于城堡下面归城堡管辖的村庄，准备第二天进城堡。K自称是一个土地测量员，受城堡的聘请来丈量土地。但是一开始城堡并不承认聘请过土地测量员，因此K无权在村庄居住，更不能进入城堡。整部小说情节可以概括为K为进入城堡获得居住权所做的一场毫无希望的斗争。K首先去找村长，村长告诉他聘请K纯粹是城堡的一次失误。多年前城堡的A部门有过一个议案，要为它所管辖的这座村庄请一个土地测量员，议案发给了村长，村长写了封答复信，称并不需要土地测量员，但是这封信并没有送回A部门，而是阴错阳差地送到了B部门。滑稽的是村长也不知道信到底是不是送到了B部门，更大的可能性是中途丢失了，或者不知道在哪个环节压在一大堆文件底下去了。结果就是K被招聘来到了城堡，而城堡差不多已经把这件事忘了。所以K发现一个荒唐可笑的错误决定了他自己的命运，成了城堡官僚主义的牺牲品。他是一个对城堡毫无用处的人。城堡当局一直拒绝他的任何要求，连城堡管辖的村庄、村民以及村庄中的小学校、客栈都与K为敌。K最终也没能进入城堡。小说没有写完，卡夫卡的生前好友，《城堡》一书的编者马克斯·布洛德在《城堡》第一版附注中提到：“卡夫卡从未写出结尾的章节，但有一次我问起他这部小说如何结尾时，他曾告诉过我，那个名义上的土地测量员将得到部分的满足，他将不懈地进行斗争，斗争至筋疲力尽而死。村民们将围集在死者的床边，这时城堡当局传谕：虽然K提出在村中居住的要求缺乏合法的根据，但是考虑到其他某些情况，准许他在村中居住和工作。”其实没有这个结尾更好，小说会完全保持开放性，K的命运和结局更有不确定性，因此更有荒诞效果。

描述《城堡》的情节和故事是一件很费劲儿的事情，因为实在没有什么重大情节故事好讲。很多读者都是看了个开头发现实在没有什么故事就放弃了读下去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说，《城堡》是无法用讲故事的方式来描述的，必须从总体上把握《城堡》的叙事框架，把它看成是一个寓言，一个总体象征结构，小说才可能获得真正的解释。小说的每一部分细节，只有纳入到这个总体象征结构中才能获得意义。

评论者都意识到理解《城堡》的关键在于“城堡”意象。作为一个主题级意象它象征着什么？我们看看卡夫卡在小说的开头是怎样描写城堡的：

K到村子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村子深深地陷在雪地里。城堡所在的那个山冈笼罩在雾霭和夜色里看不见了，连一星儿显示出有一座城堡屹立在那儿的光亮也看不见。K站在一座从大路通向村子的木桥上，对着他头上那一片空洞虚无的幻景，凝视了好一会儿。

可以说，小说一开头就引入了“城堡”这一意象，城堡是这一段中占据最核心的位置的意象。由于对“城堡”的刻意强调，读者甚至会忽略这一段中另外两个重要因素，即主人公“K”和“村子”。从第一段我们了解到城堡的方位是在山冈上，在K的头上，有一种凌驾于主人公以及村庄的气势。这肯定是卡夫卡精心构思的情境。但卡夫卡的叙事策略更有意思，他首先把城堡写成一个巨大的实体，但这个实体却是K看不见的，“城堡所在的那个山冈笼罩在雾霭和夜色里看不见了，连一星儿显示出有一座城堡屹立在那儿的光亮也看不见”。所以K“凝视了好一会儿”的，只是“头上那一片空洞虚无的幻景”。可以说一开始，卡夫卡就赋予了城堡双重含义，既是一个实体的存在，又是一个虚无的幻象，像一个迷宫，所以小说一开始就营造了一种近乎梦幻的氛围。这种氛围对于读者介入小说世界有一种总体上的提示性。小说家大都表白说写小说最困难的是写第一句话，第一段文字。因为它将奠定小说的总体语气、叙事方式和艺术风格，更重要的是奠定了展开叙事的角度与起点。《城堡》的第一段文字首先奠定的是小说的某种基调与氛围，“城堡”既是现实的，又是虚幻的。可以感觉到它的存在，又无法真实地看到它，此后的小说正是这样，K一直想进城堡，但只能围着它转，到死也没见过它的真实面目。所以第一段肯定有一种暗示性、提示性，而且它还提示着小说的诗学风格，用存在主义大师加缪的话说，就是用逻辑性表现荒诞，用真实表现幻象。细部是彻底的现实主义，是极其精细的现实主义，而总体上却显示为荒诞性。

这种总体的荒诞性潜在地制约着读者对小说的象征性内涵的理解。《城堡》与一般的象征小说不同，一般的有象征色彩的小说，都会在小说情节中透露出作者想表达的深层意义。如《围城》的书名是一个寓言，也可以看成一个象征，钱锺书借助小说中苏小姐的话表达了小说题目的寓意：“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这本是谈婚姻是一个“围城”，后来方鸿渐又把它上升为人类境遇的象征：“我还记得那一次苏小姐讲的什么‘围城’，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但《城堡》不一样，小说故事情节中没有只言片语透露一点点象征意义，它没有提供给我们任何哲理性的暗示，构成小说的，只是一连串不可理解的事件。有评论家指出：传统所理解的象征以其真实的存在来证明理念的存在，就是说从具体的象征意象是可以理解它象征的理念的。而今天我们在卡夫卡小说中面对的是密码与记号。“符号的作用取代了象征的内含理念。”破译这些密码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卡夫卡小说世界的图景。所谓城堡是一个“解释的迷宫”，正是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些密码与记号，而小说的编码程序已经随着卡夫卡的仙逝彻底成了一个谜。

二

评论家们在解释《城堡》的过程中，发现以往的象征主义式的批评方式在这部小说中不太适用了。象征主义批评是解读具有深度模式和深层内蕴的小说的最好方式，在凡是有象征意象和结构的小说中，人们总是有一种探究它到底象征什么的好奇心，因而就产生了象征主义批评。一个象征的产生必须有两个平面。加缪说：一个平面是感觉的世界，一个平面是观念的世界。简单地说，就是用具象表达抽象。具象与抽象是一个统一体，互为前提。比如，十字架象征基督。一出现十字架我们就知道它象征基督，而不会联想到它是农民立在田里吓唬鸟的。在这里，十字架的具象形式与它的象征物是一个不可割裂的统一体。宗教意义的产生正依赖于这种统一体的稳定。假如有一天，说十字架不再象征基督，它就是用来代替稻草人吓唬鸟的，那么整个西方的宗教释义系统就彻底垮掉了。人们再也无法表达大家普遍接受的超验与宗教性意义了。尼采说上帝死了产生的震荡就类似这种效果。而卡夫卡的出现，正是西方的传统的象征方式开始变得困难的时期。卡夫卡的小说里处处是象征，40年代就有中国的评论家说卡夫卡的小说“象征之内另有象征，譬喻之后又有譬喻，总是探测不到渊底”。但到底象征着什么，却是非自明的。尤其是“城堡”意象本身，更是一个阐释的迷宫和陷阱。

从象征方式的构成这一诗学角度来说，《城堡》的象征的困难在于具象与抽象之间的脱节。我们只看到眼前的具体的东西，但无法说清它背后象征的东西。或者说，困难的产生，在于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确定。卡夫卡的一个重要研究者，奥地利的埃里希·海勒在1948年指出：“在我们时代，象征的困难（在文学上是象征主义的困难）是由‘现实’及其意义之间的分裂造成的。普遍公认的象征性或先验性的事物的秩序不存在了。”因此已经无法建立一个具象世界与超验世界的单纯的统一体。我认为这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小说家和艺术家创造了大量的丰富的意象，但不知道这些意象有什么用，找不到它们可以象征什么，与意义分裂了。用德里达式的解构主义语言来说，意象只是一些“能指的狂欢”，而所指和意义被无限地延宕了。另外一种情况则是抽象世界的意义被悬搁在天上或彼岸干着急，不知道现实世界中有什么具象的东西可以表达这些抽象意义。形象地说，就是天上的基督突然发现地上的十字架不再代表他了，他肯定急了，不知道会有什么来代表他。于是抽象意义就会采取强行登陆的方式，“将随时附着于现实某个经验的片段上，以不可抗拒的暴力突入这片段之中”（海勒语）。如果仍然用十字架的例子，可以说当十字架不再象征基督，情急之下他可能在某一天以不可抗拒的暴力突入到稻草人身上。那么，至少在某一片刻，稻草人就象征了基督。这种例子在现代艺术、电影中屡见不鲜。比如梵高笔下的向日葵、鸢尾花、丝柏，在别的画家那里可能仅仅是静物画，但在梵高这里绝不是静物。梵高是有强烈宗教情绪的画家，但他很少画真正意义上的宗教题材，他的狂热的宗教想象，都投射到向日葵、鸢尾花、丝柏这类植物上了，所以他的向日葵、丝柏有一种内在的宗教迷狂，包括他画的“麦地”也一样。所以发现“麦地”“麦子”意象的诗人海子、骆一禾也有宗教情绪。可以说，上帝在梵高那里，终于找到了重新显形的方式。海勒下面的话说得更加精彩：

于是一双靴子，或画家阁楼上的一把椅子，或山坡上的一棵孤树，或一座威尼斯教堂里的一行模糊不清的字会突然成为本来没有焦点的宇宙的中心。

这指的就是宇宙的意义一下子在人类的经验片段上得以显现。现代理论家非常注意这种宇宙意义突然显现的时刻，比如对苏联电影大师塔可夫斯基的影片《伊万的童年》《镜子》《乡愁》《牺牲》中频频处理的田野中一棵兀立的孤树的关注。而海勒提到的一双靴子，则使人联想到梵高的名画《农靴》。海德格尔重要的美学著作《艺术作品的起源》正是建立在对梵高这幅画的阐释的基础上。海德格尔认为一双旧鞋最能反映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本质，反映人类的劳作以及人与物、人与土地的关系。一位农妇穿着这双鞋，在田地里劳动，在土地上行走，终于踏出了一条“田野里的小径”，这种“田野里的小径”是海德格尔最爱用的关于人类生活的象征，象征了人类怎样在无意义的物质世界留下自己的足迹，创造出不同于物质世界的东西，这就是意义，也是人类生存的目的。大心理学家荣格说：“人类生存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在纯粹自在的黑暗中点起一盏灯来。”海德格尔理解中的农靴即是大地上的一盏灯。当初梵高画这双鞋的时候，可能不会想到海德格尔以后会大做文章。艺术家可能并没有充分料到，当世界的意义变得无法表达的时候，当现实与彼岸分裂了之后，或者说当传统的象征方式变得困难了之后，世界的意义会突入和附着在他们笔下的艺术形象上。

三

《城堡》的出现，则是现代小说中象征方式面临困境的一种信号，具体的小说符号表层到底象征什么，已经很难说清。正是在这个解释的困境中，现代寓言批评开始勃兴。

所谓寓言，指的是首先有一个表面的故事，但寓言的目的不是这个表面故事，而是为了表面故事之外的寓义。因此，真正的寓义不是它表面上显现出来的，而是需要重新解释的。詹姆逊说：“寓言的意思就是从思想观念的角度重新讲或再写一个故事。”比如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是酸的，这是表面故事，而它真正的寓意与狐狸、葡萄都不相关，它讲的是关于人类的一种人性或一种心理机制。寓言的表层意义不是自足的，它总是指向另一个故事和意义。所以理论家说寓言所代表的不是它自己而是另一个故事，这和象征区分了开来。象征就是它所代表的东西，它本身是具象和抽象的统一体，比如从十字架看到上帝并不是解释出来的，而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内人们的共识。象征是自足的存在，而寓言则相反，它总是使作品主题关涉到外在于艺术作品的各种对象，这就可能产生出多重的含义，而象征从具象到抽象的途径则是单一的。

现代批评引申了寓言的这种多重指涉性和复义性，认为寓言的方式与现代世界的分裂性是一致的。寓言构成了“那种物与意义、精神和人类的真实存在相割裂的世界的表现方式”。如果说，“象征”对应着一部理想的整体性的历史，那么“寓言”则对应着颓败与破碎的历史，不再有整体性。“与象征所体现的有机整体相对立，寓言表现了一个分崩离析的无机世界”，正像《城堡》表现的那样，细节没有从总体中获得意义，或者也可以说没有总体意义，整个图景是破碎的。因此小说中以及许多现代艺术中的细节是可以替换的。就像我们可以用稻草人替换十字架一样。“这种寓意项的可替代性不仅瓦解了艺术形式表面的自足性，也瓦解了整个人类意义体系的完整性。”正像一旦用稻草人代替十字架之后，宗教意义体系已有的完整性就打破了，中国的禅宗就是这样衰落的。禅宗在后来过分强调参禅悟道的个人性，拈花微笑象征着参禅，木头棍干屎橛里也有禅机，最后禅与道无所不在，谁都宣称自己参了禅，只有彻底的个人性，没有了通约性，禅宗体系的瓦解也就不奇怪了。

卡夫卡《城堡》多重寓意性正可以在寓言批评这里找到解释。卢卡契就认为，卡夫卡最本质的创作原则，是把世界表现为一种超验、虚无的寓言。而在卡夫卡作品中，由于加进了虚无的因素，创作上的统一性就被寓言撕裂了。因而《城堡》不可能没有歧义性。而只有寓言批评才能揭示《城堡》的多义性和复数性质。詹姆逊也认为：“寓言精神具有极度的断续性，充满了分裂和异质，带有梦幻一样的多种解释，而不是对符号的单一的表述。”这都意味着现代寓言批评在解释现代世界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生长性。而把寓言批评方式用于解读《城堡》，并不是说《城堡》就是一个寓言，而是说《城堡》具有某些寓言性质。同时现代寓言批评得以勃兴，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像《城堡》这样的复义性的小说的存在。

事实上，卡夫卡的研究者有相当一部分反对把《城堡》看成一个寓言，这是从传统的修辞学立场出发，认为寓言是一种小儿科的文体。而实际上，现代寓言批评却是一种有力度和深度的诗学批评，比如本雅明的核心方法论就是寓言批评，他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已成为寓言批评的经典。在本雅明看来，寓言是我们自己在这个时代所拥有的一种特权，在中心离散时代，在自我意识分割后，只有寓言是产生多种组合的文体方式，拒斥单一模式，本身就有“复调性”，因此小说吸收了寓言的营养是不言自明的事情。

从寓言批评的角度看，《城堡》拒斥对它的单一解释。有论者指出，“卡夫卡的作品的本质在于问题的提出而不在于答案的获得”，因此，对卡夫卡的作品“就得提出最后的一个问题：这些作品能解释吗”。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堡》是无解的，或者说，它的解释是很难穷尽的，它是对生存境遇的无穷追问，它的最大特征是未完成性。这种未完成性是现代主义小说的重要的特征，不仅仅指《城堡》没有结尾，而是指它最终无法获得总体意义图景和统一性的世界图式。一切未完成的小说（包括中国现代小说，如茅盾的《霜叶红于二月花》、沈从文的《长河》、废名的《桥》等）都是这样，其未完成的原因从意识形态视野的意义上说，是小说中“远景形象”的匮乏。又比如《尤利西斯》只写了一天的事情，小说以女主人公意识流的胡思乱想结尾，写的只是生活场景中一个杂乱无章的片段而已，事实上也标志着小说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结尾，只是一天的二十四小时结束了，下一天又从头开始了。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四重奏式的，可以循环往复地演奏下去，但也可以在某一旋律上突然停住，而昆德拉对存在的无穷追问是没有终点的。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阿根廷作家普伊格的《蜘蛛女之吻》，都是由系列故事串成，每个故事之间互相没有必然联系，可以无穷地串下去，像糖葫芦，只要竹签够长，就可以一直串下去。这就是现代小说的未完成性。卡夫卡小说的寓言品质正与这种未完成性密切相关。

可以说，正是卡夫卡小说的寓言性为人类历史提供了无穷的预言性。卡夫卡小说令人着迷的正是这种预言维度。他的小说与我们经历的世界都不像，但又太像了。而从整体上说，卡夫卡提供的是关于人类生存境遇和生存方式的未来可能性的想象，他可以称得上20世纪最伟大的预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