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卷记述的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历史；既包括军事方面的主要战役，也包括政治、财经与外交等主要领域的发展演变情况。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同时也拉开了中华民族全体奋起抗战的序幕。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谋划和不断部署全面侵华的必然结果，虽然在这次事变爆发初始日本决策层的确提出过“现地解决”和“不扩大”方针，但那是以中国军队单方面的退让与妥协为前提的，是以强占整个华北乃至更大范围的中国领土为直接目标的，与日方提出该方针相应的，是连续不断地向华北、华东增派重兵，企图速战速决，攻略中国若干重要城市，击败中国军队的主力，迫使国民政府屈服，在三个月内就灭亡中国，使中国成为其独占的殖民地。

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清楚地表明外敌大规模的全面武装进犯已迫在眉睫。中国国民党最高决策当局的代表蒋介石终于顺应日益高涨的救亡民意，在庐山谈话会上表明了严正立场，即中国虽然希望和平解决事变，但为捍卫领土主权全体国民将不惜抗战和牺牲。面对日军的猖狂进犯，驻守平津地区的第二十九军奋起抗战，痛击来犯之敌，体现了保国卫民的英勇气概。随着1937年7月下旬平津地区的沦陷，国民党高层认识到中日两国间的全面冲突已经迫近，一场大战不可避免。除了走向抗战之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随着“八一三”淞沪会战的来临，国民党确立了战时体制，作出了抗战决策并予以实施，国民政府正式发布自卫抗战宣言，决定动员全国的军队和其他各方面的力量，投入这场正义的民族自卫战争。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国共两党共同推动下的第二次合作，取得了重大的进展。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表达了实现全国团结、共同抗日的愿望。在国共高层会谈中，中共方面主动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双方并就军事行动问题进行了具体接洽。在华北大战前夜，中共第二次发表对华北宣言，呼吁“以积极抵抗的方针去对付日寇的进攻，在日军四周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在淞沪抗战爆发后不久，中共领导的军队相继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出师敌后，打击日军，对于中国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1937年7月下旬到当年12月中旬，中国军队在华北和华东两大战场，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攻防作战。

平津失陷后，华北日军凭借优势兵力，沿着平绥、平汉和津浦各路，向山西、河南和山东进犯。在平绥路东段，从8月上旬起的半个多月里，中国军队对来犯日军进行了英勇抵抗，但最后南口和张家口相继失守。9月上旬，经过天镇、阳高等地的苦战，中国军队不得不放弃大同。在平汉路北段和津浦路北段，八九月份战事不断。在晋北的平型关、忻口战役和太原等地的战事中，八路军和国民党军队有很好的配合，沉重打击了来犯日军。1937年11月上旬太原失守，标志着华北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已经为日军占领。

在淞沪会战中，日本组成了“上海派遣军”，先后集中了三十万兵力，企图迅速占领上海，然后一举攻陷中国的首都南京，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为守卫上海，先后有近百万来自中国各地的军队，在没有任何地形可资有效屏障的情况下，与占有海空陆优势的日军展开浴血苦战，坚持了三个月之久，付出了重大伤亡，但也沉重打击了日军，使日本迅速灭亡中国的图谋破产，为中国方面组织大量人力和重要资源的西撤，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中国军队撤守上海后，首都南京顿时直面日军的凶焰，中国抗战事业面临严峻的局面。国民党当局果断决定国民政府西迁四川，中枢机关先迁至武汉，表现出与侵华日军长期抗衡的决心。1937年12月中旬，大批日军攻入南京，连日疯狂屠杀手无寸铁的民众，犯下了中日战争爆发以来最为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约半年时间里，中日军队从华北的局部冲突，迅速扩大为全面的战争，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接连遭受重挫，战线不得不做较大幅度的西移。日军攻占南京后，对华态度更趋嚣张强硬，逼迫国民政府订立城下之盟。国民党高层一度失败主义、悲观主义情绪弥漫，议和甚至乞和的主张若暗若明。与此同时，举国上下抗日救亡民意日趋高涨，中国共产党进一步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表明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立场。是否维护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尊严，成为对当政者的严峻考验。1938年1月中旬，日本政府宣布“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这实际上意味着日本帝国主义通过战争迅速灭亡中国的企图破灭，也使得打着“调停”、“议和”旗号的迫降活动趋于失败。日本的侵略与中国的反侵略，都出现了长期化的趋势。

国民政府西迁后，即开始部署全面抵抗，包括确定和开始实施持久消耗战的方针，重新划分战区，补充、调配装备和兵员，按照新的作战计划部署兵力；同时整饬军纪，严惩违抗军令、擅自撤退失地的将领，振奋士气。在政略方面，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包括总则和政治、军事、经济、民众运动、教育、外交等方面，对于实现一切抗日党派的团结、遏制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对于凝聚民众的抗日共识，进一步动员和组织抗日力量，有着重要的作用。

从1938年1月到10月，中国军队部署和先后实施了徐州和武汉两场大会战。在徐州会战中，日军华中派遣军和华北方面军共约24万兵力，从南北夹击徐州，意图打通津浦路，歼灭这一地区的中国军队主力，然后进犯武汉。中国方面则把控制津浦路等铁路干线视作拱卫武汉的需要，向第五战区先后增调数十万兵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路和津浦路沿线抗击日军，在包括苏北、鲁南、皖北和豫南在内的广大地区里，进行了多次战役、战斗，其中的台儿庄战役更是重创日军两个精锐师团的主力，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士气。徐州会战前后四个多月，延缓了日军主力的西进，为武汉会战的部署赢得了时间。攻占徐州之后，1938年6月日本调集华中派遣军主力九个师团共二十五万余人，沿长江西犯，力图尽可能多地歼灭中国兵力，攻占当时中国的抗战中心武汉，彻底打击国民政府，进而解决“中国事变”。国民政府方面极为重视武汉保卫战，军事委员会调动了一百二十余师参加会战，总兵力达100万。根据牵制消耗敌人和持久作战的方针，中国军队在武汉外围依托长江要塞、湖泊、山地、丘陵等地形，对沿长江两岸进犯的日军进行节节抵抗。在五个来月的会战时间里，中国军队英勇杀敌，对日军的大小战斗达数百次，消耗了日军大量兵力，基本上把日军主力阻遏在平汉线－粤汉线以东，掩护了大量人力物资自武汉进一步西撤。武汉会战的结束，以及大体同时广州被日军攻占，标志着中国方面“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目的基本达到，侵华日军则被分散牵制在漫长的战线上，从全局来看，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武汉、广州失守后，国民党最高当局调整了新的抗战指导方针，明确要连续发动有限攻势与反击，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游击战，打破日本“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准备反攻。根据这一方针和武汉会战后的日军态势，最高军事当局重新划分战区和调整了兵力部署，对部队进行整训补充。从1939年初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与敌军展开了多次战斗，其中大的会战有：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1939年的冬季作战、枣宜会战、上高会战、中条山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等。其中不少会战的开始阶段，中国军队都处于防御地位，但嗣后抓住战机反攻，甚至一度收复被占的重要城市，如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或者大体恢复战前的战线，如随枣会战。各次会战和战役都十分惨烈，中国军队往往付出重大牺牲，才得以收复重要城池，如昆仑关大战；或历时数月，终遭失败，如中条山会战。各次会战、战役的具体进退得失不尽相等，但都给日军沉重的打击。从整个战局来看，从武汉会战结束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军队并没有能够像卢沟桥事变后最初十六个月那样攻占大片的中国领土，中国军队与日军相持的战线也没有大幅度地内撤。

随着正面战场中日军队主战场内移，侵华日军占领的城镇和控制的铁路干线增多，敌后战场在袭扰消耗敌军兵力、破坏敌方供给线、牵制日军主力、振奋被占领区民气方面，所起的作用不仅是战术性的，更具有战略上不可或缺的地位。国民党军队主力后撤时，便留有少量部队进行敌后游击，各地也多有自发的民众抗日武装。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更是在明确的抗日游击战方针指导下，深入华北与华中敌后，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和组织民众，极大地壮大了敌后抗日武装。在华北，八路军主力先是在山西的吕梁山脉、晋东南和晋西北建立了抗日根据地，然后又在河北、山东、河南等省大力发展，组织起八路军的游击部队，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到1938年底，华北地区较大影响的抗日根据地就有十多个，包括晋察冀根据地、晋西北根据地、晋冀豫根据地、晋西南根据地、冀中根据地、冀热辽根据地、冀鲁豫根据地、山东根据地、鲁西北根据地、大青山根据地等。在华北的诸多重大战役中，如忻口战役、太原会战、台儿庄战役期间，八路军都作出过重要贡献。而1940年百团大战，更是严重破坏了日军在华北的主要交通线和通讯设施，摧毁了大批日伪军据点，沉重打击了日军在华北的统治，充分体现出敌后战场的巨大威力。在华中，新四军深入江苏、安徽、河南等敌后地区，广泛发动民众，组织和扩大抗日武装，创建了苏南、皖南、皖东、豫东、豫皖苏边、鄂豫边等抗日根据地，沉重打击了日本占领军和伪军。1941年的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四军军部迅速重建，各部队整编补充后，冲破顽固势力的阻扰，战略挺进大江南北广大地区，多次粉碎了日军“扫荡”和汪伪“清乡”，巩固发展了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在东北，为配合全国的抗战，东北抗日联军在极为艰苦卓绝的环境下积极组织抗日力量，主动打击日伪军，建立过多个游击区，取得不少战斗的胜利，即便在敌我对比悬殊的不利局势下，不惧牺牲，奋勇抗敌，谱写了抗战史上壮烈的篇章。敌后游击战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抗击外敌入侵的勇气、毅力、决心和智慧，在整个抗日战争的全局中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

抗日战争的爆发，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领域。为了因应全面民族自卫战争的需要，国民党主导的中央政权进行了体制机制的调整。抗战爆发之初，国民党中央决定成立国防最高会议，作为国防最高决策机关，并直接对国民党中政会负责；组成大本营，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执掌最高军事统帅权。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实行领袖制，蒋介石被推为国民党总裁。1938年底汪精卫出走后，国民党中央当局旋即把国防最高会议改组为国防最高委员会，统一党政军之指挥，并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会之职权。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被定为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委员长，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此外，蒋介石还担任了四联总处理事长，可以便宜方式，对政府金融机构下达指令。这方面的体制性安排，有助于国民党中央当局排除悲观主义和妥协主张的干扰，作出抗战决策并守住抗战的基本立场；但是也强化了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体制，妨碍了战时政治民主的推进，不适当地助长了国民党内顽固派的气焰，对于全面抗战的持续开展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维系，起了消极的作用。尤其是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国民党顽固派不是全力抵御外敌入侵，而是从狭隘的党派私利私见出发，无视中共等爱国力量的抗日救亡权利，提防乃至限制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壮大，不时制造摩擦，直至1941年初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严重损害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则从民族大义出发，在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的原则下，在处理与友党友军的关系中顾全大局，在回击顽固派的挑衅时做到有理、有利、有节，维护了全民族团结抗战的神圣事业。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是对中国所有政治力量乃至整个民族的严峻考验。国民党内部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悲观主义者，在战争初始就宣扬畏战、乞和的立场，在重大问题的决断上彷徨、避责；待到正面战场接连失利、武汉广州失守，他们终于抛却“低调”的面具“出走”，很快投入日本侵略者的怀抱，由失败主义走向投降主义。更有甚者，汪精卫集团打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旗号招摇撞骗，成立侵略者卵翼下的伪政权，标榜“和平反共救国”，与伪满洲国和其他地区的伪政权一样，其实质是赤裸裸的投敌卖国祸民，通过伪政权的司法、财税、军队、警察、特务等体制，帮助日军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力量，在沦陷区搜捕迫害抗日人士，掠夺民众，成为日本“以华治华”、“以战养战”战略的帮凶。与汪精卫等伪政权之间展开的政治军事诸领域的斗争，是整个抗日战争的组成部分，这些斗争加强了抗日力量之间的团结，打击了日本侵略者，鼓舞着沦陷区民众抵制和反对日伪统治。国民参政会的召开，是抗战时期国内各种力量团结抗日的重要标志。国民参政会虽然是由1938年的国民党临时全国大会决议组织，大部分成员是由国民党当局确定的，其召集和运作的主要环节，也都是由国民党方面主导的，但依然得到包括中共和其他各界人士的响应。从1938年7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参政会召开了两届共六次大会，提出和通过了大量的议案，对政府施政报告进行了询问和审议，在坚持抗战建国纲领、坚持持久抗战、推进战时民主法治与宪政、促进战时经济建设、确立战时新闻政策以及打击汉奸卖国贼等方面，都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通过国民参政会，各方进步力量推动着国民党在坚持抗战的道路上迈出重大的步子。国民党最高当局也确实曾经考虑过推进政治民主、实施宪政，并且让国民参政会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最终却止步于对国民党既有体制和主要人事的维系方面。参政会对政府的监督，整体上还流于形式上，所通过的决议案的实际执行效果，也是非常有限的。即便如此，参政会依然是战时中国政治民主取得明显进步的重要体现。日本全面侵华的战火，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的经济。在一年半时间里，中国原先工商业较发达的地区和主要外贸口岸几乎全都遭日军占领，当时居于较先进水准的工矿业和交通设施，或直接毁于战火，或无法正常运作。在日伪统治区，日本侵略者在财经领域进行疯狂的殖民掠夺和推行“以战养战”的政策，主要工商城市的社会经济陷于畸形状态。另一方面，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确定和实施军事抵抗的过程中，主导和组织了沿海工矿业的内迁，尽可能把重要设施、原材料和有关人才辗转移至距离战区较远的西部地区，极大地促进了大后方近代工矿业体系的形成。国民政府还颁行了鼓励发展工矿业的一系列政策，尤其加大对于采掘、冶炼业和基础工业的投入，也注意对于民生工业的扶持。后方工矿业对于战时中国的军需民用，贡献良多。另外，大后方的主要交通和通讯事业承续了战前的建设规划，较大提高了运输和通讯能力。后方主要地区战时农业生产有了明显发展，主要农产品产量比战前有较大的提高，为支持抗战军事和维持民生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抗战爆发后，由于正常财税收入减少，开支增加，此外仰赖国外输入大量军事物资和工业品，国民政府的财政赤字明显加大，除了加强财政征收和加大举借内外债之外，不得不仰赖发行货币，通货膨胀开始失控。加上生产领域和流通环节都受到战争的影响，市场供需关系失衡，政府当局虽然采取了取缔囤积、限定物价的举措，后方城市的物价涨风难以遏止，社会经济的正常运作和广大民众生计的维系日趋艰难。在金融领域，国民政府通过设立四联总处并强化其统制权限，总体上控制着后方地区银钱业的运作，但在沦陷地区，国民政府要推行其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还受到了来自日伪方面的蓄意破坏，互相之间的较量构成抗战前期军事领域之外的金融战、货币战。

抗日战争爆发之初，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并不尽如人意，欧美大国或持中立观望，或明里暗里对日妥协，中国在外交领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同时也致力于打开新的局面。中国政府曾在国际联盟有关场合以及九国公约签约国会议上揭露日本的侵略行径，试图达到孤立日本进而解决事变的目的。虽然这些国际交涉并没有能够遏制日本对华侵略，但使得中国获得了更多的国际同情。有关的大国之中，德国较早便确定了亲日疏华的方针，从执意承认伪满洲国到召回在华军事顾问和驻华大使，单方面停止履行对华提供军需物资，进而与日本、意大利结成法西斯轴心国同盟，甚至承认汪伪政权，中国致力改善对德关系的努力难以奏效，最终导致绝交和宣战。中国分别向苏联以及法、英、美等国寻求援助，其中苏联在日本全面侵华后不久便与中国签署了互不侵犯协定，对华提供最急需的军事物资，以商业信用贷款和易货的方式解决支付问题，还派出志愿飞行员和军事顾问直接支持中国抗战。中国还寻求过法国援华和双方对日的军事合作，但在对中国抗战有着重大影响的输出入货品过境越南问题上，法国屈服于日本的压力，给中国带来困难；进而公开对日妥协，导致中法政治关系倒退。在对英国关系方面，寻求财经援助和反对对日妥协，始终是中国对英交涉的重点所在。英国虽然向中国提供过一些商业信贷，并在提供平准基金借款方面采取了较积极的步骤，然而基于对中国抗战的消极评估，英国当时把避免与日本正面冲突作为其远东政策的基本点，在诸如中国海关、天津租界和白银、滇缅路的关闭与重开等关乎中国主权和重大利益问题上，不惜牺牲中国、对日妥协，两国关系演进中不无曲折。抗战爆发之初，中国在促请美国出面解决中日冲突方面没有获得进展，美国对华的经济援助，也限于数额不大的商业信贷；汪伪政权出笼以及日本加紧在越南等地的军事扩张后，美国政府开始加大对仍在从事抗战的国民政府提供援助，包括扩大商业信贷的数额、提供平准基金和成立中英美联合平准基金会，乃至把中国正式纳入租借法案受援国，围绕援助中国坚持抗战的重要性，两国之间逐步形成战略意义的共识，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正式结盟打下了基础。总体看来，在抗战的前四年里，中国抵御住了日本的军事进攻而没有灭亡和投降，中国战场成功地牵制了数十万日本兵力，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上升。

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41年12月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无论战略防御还是相持阶段，一切抗日的军队和其他武装力量为守土卫民，不惜牺牲，浴血苦战；全体中国人民，无论是日本占领区、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游击区以及大后方地区，乃至海外的华人华侨，有着共同的觉醒和最大限度的奋争，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本卷主要记述了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的重大事件、主要政策的确定实施概况和发展演变基本脉络，由于篇幅、体例和掌握的史料史实等所限，较少个案性的详细介绍，挂一漏万更是难免；对于思想、文化和社会等领域，对于边疆民族地区及海外地区的有关情况，亦未能顾及周全。这些都有待再版修订时予以弥补充实。

本卷的工作开始于1995年，先后有吴景平、曹振威、张济顺、章红参加了章节结构和主要内容、若干史实和参考文献等方面的商讨工作，由于种种原因，张济顺女士与章红女士最后没有参加书稿的执笔，但却对书稿的写作与成稿非常关心，贡献良多。曹嘉涵博士、蒋立场博士、石涛博士曾参与了有关军事、政治领域部分章节的拟稿工作；徐昂、贾钦涵在查找有关文献史料、校对清样方面做了相当多的工作。本卷成稿各章节中，吴景平承担前言，第一章第三节，以及第三、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一章；曹振威承担第一章的第一、第二、第四节，以及第二、第四、第五、第十章。最后的统稿由吴景平承担。

本卷从立项、分工、确定大纲章节到成稿和校对清样，自始至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汪朝光研究员的关心、帮助和推动，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在资料文献方面，则得到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和历史系资料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台北“国史馆”和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等机构的帮助，在此一并表达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