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卷内容起自1932年淞沪抗战，迄至1937年“七七”事变，共计五年半时间。主要叙述这一阶段的民国政治、军事与外交，也涉及财政、金融、经济、教育及科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由于国民党和东北当局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迅速沦亡。1932年初，日本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其侵略中国东北和策划成立伪满洲国的视线，并打击上海的抗日活动，又在上海挑起战争，布防淞沪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一二八”抗战爆发。此时正值宁粤合作，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与蒋介石联合执政。鉴于对日本侵略东北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上海又是国民政府的经济中心，国民党不愿重蹈“九一八”事变的覆辙。汪精卫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获得蒋介石的赞同，对十九路军抗战给予了支持，随后派第五军参战，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但同时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了不使战争持久扩大，又积极谋求妥协。在英美等国的调停下，中日双方举行上海停战谈判，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随即日本便如愿以偿地在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

在“一二八”抗战前，国民党即先后发动了三次“剿共”战争。淞沪抗战爆发后，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下，强调反对日本侵略的同时，必须进行推翻国民党的斗争；对蒋光鼐、蔡廷锴等爱国将领和十九路军做了错误的分析判断，将他们视为反动的反革命的军阀势力，没有能够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失去了联合抗日的机会。而国民党更视中共为心腹之患，淞沪抗战一结束，立即调集军力进行第四次“剿共”战争。

日本早就制定了灭亡中国的计划，侵占东北三省后，又于1933年3月进占热河，进而大举进攻长城各口。华北危在旦夕，中国守军在长城沿线与日军展开激战，予以重创。由于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指导，长城抗战最终未能坚持，而与日本签订了妥协屈辱的《塘沽协定》。

1935年日军越过长城，开始入侵华北，制造事端，挑起冲突，迫使国民党认可了后来日本所指称的“何梅协定”，并签订了《秦土协定》。中国在华北的军事力量从此大大削弱，华北几乎成为非武装地带。紧接着，日本便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策动华北“自治”，企图使包括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山西在内的华北五省脱离中国，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在此亡国灭种的惨祸迫在眉睫的危急时刻，在国民党内部，除了汪精卫等极少数亲日派分子主张继续“忍辱求全”，妥协退让外，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上层领导人物都采取了较强硬的立场，迫使日本分离华北的阴谋未能得逞。

华北事变向中国人民再次敲响了警钟，引起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的严重关注，知识分子尤为敏感。处于华北前线的北平学生发出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沉痛呼声，为挽救危亡而奋起救国，发起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与此同时，上海知识界人士也发起救国运动，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他们发表救国宣言，痛切地指出：“‘以土事敌，土不尽，敌不餍。’在这生死存亡间不容发的关头，肩负指导社会使命的文化界，再也不能苟且偷安，而应当立刻奋起，站在民众的前面领导救国运动！”1936年1月28日成立包括文化界、妇女界、职业界、大学教授等组成的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随后又与全国各地的救亡组织联系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救会要求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错误政策，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各党派团结一致，抵御外侮，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从此打破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抗战时期蓬勃发展的群众抗日运动被压制后的沉寂状态，南北救国运动进入一个狂飙突起的新时期，对于后来推动抗日战争的进程具有重大意义。

30年代初，蒋介石基本结束了军阀混战割据局面，初步统一了中国后，总揽兵权，控制全局，“创造了全盛的军事时代”。1933年，从国民党内部分裂出来的抗日民主派李济深、陈铭枢和黄琪翔在福建发动抗日反蒋的事变，但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分化瓦解相结合的压力下，很快归于失败。1936年，广东陈济棠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为了保存其两广的半独立状态，同时受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又打着“出兵抗日”的旗号，发动反蒋的“六一”事变，旋被蒋介石的分化收买所挫败。

1932年—1933年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苏区的战争失败后，接着又倾全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大规模的“围剿”战争，暂时取得了胜利，红军经历长征艰辛退处西北一隅。由于华北事变后中日矛盾进一步上升，民族危机加重，抗日救国运动的开展，1935年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开始有了一些变化，抗日倾向增长，对日外交趋向强硬，并有效地抗击了日本和伪蒙军对绥远的进攻，其“安内攘外”的政策有所淡化，但并没有完全放弃。1936年11月，正当上海救国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国民党开始进行镇压，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负责人沈钧儒等七人，投入苏州狱中，是为著名的“七君子”事件。

国民党的“安内攘外”政策，从一开始就遭到许多爱国民主人士的反对。特别是华北事变后，要求国民党改弦更张，团结一致，共御外侮，挽救危亡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也影响到国民党一些上层人物和高级将领政治态度的改变，张学良的思想转变就具有典型意义。张学良1934年从欧洲回国后，接受了蒋介石“剿共”的任务。但他在两年多的“剿共”内战中一再失利，损兵折将，开始省悟到追随蒋继续进行内战，不但于国不利，对自己也没有出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他终于由“安内攘外”政策的拥护者，转而成为它的反对者。他暗中与中共和红军进行联络。张学良几次向蒋介石诤谏，恳请他认清形势，改变政策，停止内战，释放上海被捕爱国领袖，共同抗日，遭到蒋的严厉申斥拒绝后，终于被“逼上梁山”，联合杨虎城走上了兵谏的道路，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无疑对蒋介石也是一副清醒剂。他开始认识到内战不可能再继续进行下去，团结一致抗日，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如不放弃“安内攘外”政策，就无法继续维持其统治，因而不得不同意“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并保证“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释放爱国领袖，西安事变因此得以和平解决。接着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国共关系、对日政策等问题。和平统一，抗日救国，开放民众运动，实行民主宪政，聚集人才，保护救国运动，成为与会中委们的共识和一致呼声；并做出了相应的有关决议，显示出与共产党重新合作的意向。此次全会是国民党内外政策基本转变的开始，标志着国民党已从十年内战、独裁和对日妥协，开始转向联合中共及其他社会政治力量走共同抗战的道路。

然而，历史是在曲折中前进的。国民党虽已开始由内战向抗战方面的转变，但并没有彻底转变，尤其是对人民群众的抗日救国运动继续采取压制迫害的政策。国民党没有完全履行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的几项承诺，反而扣押了送蒋回京的张学良，准备向西安发动军事进攻；并以“危害民国”罪对“七君子”提起公诉，随后江苏高等法院又两次开庭审理，企图定罪。

华北事变后国内政治格局的上述变化，促使中国共产党在政策上进行调整，这种调整反过来又影响政局的转变。1935年中共发表了“八一宣言”，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随后国共两党代表通过多种渠道秘密接触，就停止内战、合作抗日问题进行谈判。1936年下半年中共开始放弃反蒋的方针，由“抗日反蒋”改为“逼蒋抗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派周恩来等前往调解，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停止内战，起了重大作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共中央为争取实现停止内战，促进国共两党重新合作，迅速对日作战，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将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等定为国策；并相应作了重大的让步，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力暴动方针，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等四项保证。此后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商谈便积极进行，并于抗战爆发后不久达成合作协议。与此同时，中苏也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在蒋介石的干预下，“七君子”也被保释出狱。这样就在政治上为实现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对日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准备了条件。

国民政府为了稳固政权，在其成立的头十年特别是后六七年中，在财政、金融和经济以及教育、科学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一定成效。

在财政金融方面，初步建立起现代化的财政管理制度。在关税方面进行改革，实施海关行政改革和关税自主政策。关税自主政策实施后，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国内市场，促进了民族工商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1933年重订的第三个国定税则，对国内工业发展所需要的机械、机具、化学产品、工业原料等进口货物维持低税率，而对于洋货轻工业品则实行高关税，更进一步刺激了国内民族工业的发展。进口关税的提高，相应缩小了中国的外贸逆差。关税收入的增加，使政府财政困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并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资金改革税制，为废除厘金和其他苛捐杂税提供了财政基础和物质条件。

国民政府整理货币与废两改元的实施，是中国币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它既起到统一货币、发展经济和便利人民的作用，又有利于中央银行纸币的推行，为实行法币制度奠定了基础。1935年实施的法币改革，是中国货币金融史上的重大变革，对坚持抗战起了保证作用。实施法币政策后，经济形势大为好转。

国民政府为了发展经济，1935年设立资源委员会，进行工业建设；1936年创设全国经济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在公路建设、水利建设、农业建设、棉业统制、蚕丝改良及卫生设施六个方面的工作成绩较为显著。在发展国营经济，加强军工方面的建设，增强国防实力的同时，从清理整顿与奖励两方面扶持民营企业，对工业生产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使工业生产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有所发展。

由于国民政府在财政、金融与经济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1936年是旧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一年，工业、商业、农业较前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一势头，不幸被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破坏了。

为了改变我国教育和科学落后的状况，促进国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并增强国力，以抗御外侮，国民党内一些有识之士对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也给予较大的关注。国民政府把推进最低限度之教育，提高全国基本文化水平，作为发展教育的重点，教育主管部门对初等教育给予较多重视，在30年代初中期发展较快。对普通中学则主要着力于巩固、整顿、提高。职业教育则是发展最快的教育门类。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在民间涌现了一种倡导乡村教育的潮流，一些教育家做了不少工作，有一定的影响。国民政府对高等教育采取巩固、整顿的方针，发展速度缓慢，远远无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由于连年战乱，军费开支浩大，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是困扰大学教育的一个基本问题。

在学术研究方面，国民政府设立了中央研究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机关。中央研究院成立后，在经费异常支绌的情况下，筚路蓝缕，开拓前进，为中国科学事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它使我国科学逐渐摆脱了单纯介绍西方科学成就的局面，开始有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其中有的达到世界水平；并且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不少人才。除中央研究院外，还成立有北平研究院等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但是，由于中国学术发展的基础过于薄弱，30年代前后，中国科学技术研究水平总体说还是落后的。

本卷由于撰写人员的流动和其他任务诸原因，从拟订提纲，收集材料到完成书稿，时间前后共历八年。在此期间，著者利用海峡两岸整理出版的有关资料，翻阅了大量的报刊资料和部分外文资料，以及相当一部分尚未公布的档案、日记和回忆录。并吸收了现有的某些研究成果，力求写得比较符合历史真实。书中如有不妥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参加本卷编写的各人分担章节如下：

周天度 前言

第一章第一节至第六节（与张北根合作）

第五章第三节、第四节

第六章第二节、第五节

第七章第一节第五目

第八章第一节至第三节

郑则民 第二章第三节、第四节

第三章

第四章

第六章第三节第一目

齐福霖 第一章第七节

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

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

第十章

李义彬 第五章第五节

第六章第一节、第三节第三目、第四节

第七章（其中第一节第五目为周天度所写）

第八章第四节

董长芝 第九章

黄道炫 第十一章

张北根 第一章第一节至第六节（与周天度合作）

第六章第三节第二目

本卷由周天度主编。提纲初稿为周天度、郑则民、齐福霖共同草拟。在编写过程中周天度对部分章节提纲做了较多的增减变动；初稿写成后，又对全书做了文字加工修改，统一体例，核对部分史实，改正了其中某些差错，补充了个别材料，并最后定稿。王述曾看了大部分初稿。李新审阅了全书。郑则民前期做了组织工作，看了部分章节初稿。王士花翻译了部分日文资料。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何碧辉协助抄录了上海公安局档案资料。香港中国文化史研究所郑会欣博士帮助复印了当地1935年《中兴报》资料，并核对了《明报》上所载有关张学良的回忆材料。日本广岛大学教授水羽信男复印了部分日文资料。在编写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领导和图书资料室给予许多支持和帮助，还得到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宣部图书馆、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上海市公安局档案室、大连市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及档案室、香港大学图书馆、台北“国史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中国建设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对本书写作予以支持。中华书局的领导对本书的编辑出版多有贡献，特别是陈铮先生仔细审阅书稿，提了许多好的修改意见。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