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直奉战后政治格局的变化

1924年初至国民革命军北伐前的两年半时间里，中国政治呈现极其复杂多变的状况。这期间，段祺瑞被推到权力中心的重要位置，又从政治的中心，再度推向边缘。从某种意义上讲，段之显隐起落，成了这两年半中国政治变化的晴雨表。段氏个人在政治上的起落，事事关乎奉张、国民军及旧直系力量的消长，关乎北、南两方及各自内部的形势变化，关乎中央与地方关系及文武关系的变动。段祺瑞不能很好地处理所面临的复杂政治关系，而外国势力深深卷入中国政治，成为中国政治变动的重要因素，又大大加深了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军事实力作为凭借的段祺瑞临时执政府仓促地结束自己的政治使命，实在是十分自然的。

一　中国政治中文武关系的变化

在政治传统上，中国是一个重文轻武、标榜文治的国家，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丰富了这一传统的内涵与底蕴。清季内忧外患频仍，国人亟欲寻找应付方略，尚武倾向开始出现。甲午战争以后，国民性改造主张在中国兴起。在稍后的改良运动中，“鼓民力”开始与“开民智”、“新民德”一样受到重视，从而开启了20世纪初国人鼓吹“力本论”的先河。为找回国人丧失殆尽的尚武精神，梁启超专门写了《中国之武士道》一书，希望中国的武士“魂兮归来”⁽¹⁵³⁾。此后二十余年里，中国人从观念到行为方式都发生了近乎根本性的变化，尚武之风盛行，军人地位飙升。1914年11月12日，原先只是为民间崇奉的关羽、岳飞正式被北京政府尊为“武圣”，与“文圣”孔子同列。与此相对应的，是文人实际地位的下降。20年代初，鉴于文武关系变化的现实，于右任尝对冯玉祥感叹说：“在中国，只有在要作对联、祭文、通电时，才想到文人，平时哪个把他们瞧在眼里。”⁽¹⁵⁴⁾

然而，由于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中国的政治语境出现了新的变化，文武关系在清末民初走了一段脱离传统的“新路”之后，明显表现出回归传统的迹象。

首先是战争造成的巨大破坏使国人普遍产生了厌战甚至反战的情绪。通常，战争的破坏程度与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成正比。第二次直奉战争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作战手段而且规模宏大，给社会造成的灾难空前严重。《国闻周报》当时的一篇社评揭露说：“此次东南东北之战事，杀人盈野，耗财千万，历时及两月，牵动遍全国。人民穷于供应，输卒毙于转徙，加以战地人民生命财产之丧害，与商业交通机关之损失，综其总数，殆不下数亿万元，元气丧，非一二十年不能恢复。”⁽¹⁵⁵⁾

其次是直系在战争中的失败使人们对“武力统一”政策能否产生预期效果产生了怀疑，有了新的觉悟。当时有人这样分析：“自民国成立以还，政治界有两大思想，一主中央集权，一主分权自治。自民国六年以后，政治界又有两大思想，一主武力统一，一主和平统一。当其初主张自治与和平者不过少数政客，寝假而得国民之同情，成为国民之一般心理。袁段之失败，实由于此。吴佩孚之崛起，亦全赖当时迎合国民之思潮，反对武力统一，故得打倒皖派，进握重权。惜乎吴氏一统成功，顿改面目，中央集权武力统一之思想，变本加厉。用兵川湘，扰乱粤桂，以无数万人之生命财产，供个人幻想之牺牲。今且以一念之私，蹂躏东南，破坏东北，连天烽火，举国骚然。武力统一之妄想，为祸之烈，至于如此。袁世凯地下有知，当亦自悔作俑之罪也。”⁽¹⁵⁶⁾

在这种语境下，文治主义思潮再度兴起。本来，北洋集团中就有主张“文治”的一派。“语其渊源，则肇始于北洋幕府”。袁世凯当政时，标榜“军人不得干政”，遂使幕中有政治才干者得以登进⁽¹⁵⁷⁾。王士珍、徐世昌就被视为北洋集团中“文治派”的代表⁽¹⁵⁸⁾。不过因为军阀实力过于强大，王、徐辈即便是在被推上总统和总理位置的情况下，也未能真正主政。现在，武力统一政策遭受重大失败的现实终于使国人认识到国家实施“文治”的重要性，偃武修文的呼声由是再度高涨。

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进步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文武关系的变化。不仅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群体在这一时期明显壮大，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学校教育已经具有鲜明的“国民教育”特征，它在给学生传授现代科学及人文知识的同时，亦注重近代民主意识的培养。从观念更新的角度分析，军阀统治虽然给中国带来了基于武力的政策，但由于思想意识领域“大一统”的局面不复存在，也带来了相对理性的争论与宣传。大量的报纸杂志得以发行流通，民主政治的观念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吴虬“中外大学专门学生，年有增进，革命性的人物日多，即北洋派潜势力日减”一语⁽¹⁵⁹⁾，清楚说明了当时文武势力消涨变化的原因。

这种文武观念变化的特殊语境使军阀不得不注意自己的身份认同，避免给人造成“干政”的印象，主张由政治家来决定国家政治问题。例如，曾经是“中国最有实力的军人”的吴佩孚，就一再宣称自己“只是个军人，不懂政治”，主张将政治问题交由政治家解决。1924年10月，正当势力如日中天之时，吴在参议院的宴会上表示，愿国会为之记名“入武庙”而不入“文庙”，以示不争政权之意，其军人的身份认同十分明确⁽¹⁶⁰⁾。正因为如此，在对奉张作战过程中，“洛阳的军事领袖极力证明汰除军人政府、恢复议会控制下的文官政府这一努力的正当性”⁽¹⁶¹⁾。值得注意的是，军人注意自己的身份认同在当时并非个别现象，曹锟、段祺瑞、张作霖等人都有类似表态⁽¹⁶²⁾。

国人在观念上由一段时间极度“尚武”到“右文”转变或回归的趋势，从这一时期军阀的大量通电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几乎没有哪个军阀在攻击自己的对手时会为军人干政辩护，而拥护民主共和、要求实施宪政、呼吁文官政治、反对“黩武主义”、要求废督裁兵、呼吁国家统一则成了军阀“电报战”的主题。美国学者拜耶（Lucian W．Pye）曾经对当时督军相互攻击的三百份通电、公共演说、公告以及谈话的内容作了分析统计，其中呼吁道德规范的有三十份（次，下同），拥护民主共和的有三十七份，要求实施宪政的有十九份，反对专制独裁的有二十六份，主张联省自治的有十一份，呼吁文官政治的有十份，反对“黩武主义”的有三十二份，要求废督裁军的有二十七份，呼吁国家统一的有三十八份，主张建立法律秩序的有三十七份，主张实践民权的有九份。总计可以划归“文治”类的主张交叉重复出现了近三百次，也就是说，几乎每次“军阀”的通电、布告、讲话，都在攻击对手的同时提出某些属于“文治”的政治主张⁽¹⁶³⁾。

一般认为，军阀往往是赳赳武夫，穷兵黩武，然而一个颇为诡谲的现象是，此时军阀似乎更加注重“文斗”。每次对其他军阀作战之前，都要打很长时间的“电报战”，攻击对方。如直皖战争实际战事不过数日，但战前双方的口舌笔墨之战却长达数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后战事也不过月余，但如果从曹锟贿选开始算起，“文斗”的时间至少延续了一年半。攻击对手是为了“师出有名”，而这个“名”被落实在维护“文治”上，且经常出现“文斗”比“武斗”更加激烈、持续时间更长的现象，这就有些耐人寻味。它说明至少在观念上，被称为“军阀”的地方实力派不得不以“文治”为国家政治的正常操作模式。

军阀在公开场合承认军人不宜干政，原因十分复杂。中国悠久的文治传统的作用与影响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一些“军阀”毕业于国内外近代军事学堂，受到西方军政分途制度及观念的影响，亦有以致之。军阀具有左右局势的实力，其是否真正愿意超越于政治当然存在疑问，但既已公开承认这一政治游戏规则，“文治主义”就不可能没有相应的实际内容。

在地方层面，“文治”倾向表现得十分明显。例如，在湖南，赵恒惕为“澄清吏治，昌明内政”，在长沙举行县长考试。初试科目为宪法大纲、现行行政法令、设案判断、草拟文牍四项；复试由主试委员任意口试。特邀章太炎担任考试委员长。初试题目之一是：“联治实行，制定国宪，对于国会制度，应采两院制乎？抑采一院制乎？试说明之。”体现出明显的“文治”意图⁽¹⁶⁴⁾。在四川，刘湘于1925年岁末召开了著名的成都会议，除军界人士参加之外，会议章程还规定四川148个县每县都有一个文职代表与会。会议最后通过的一项重要决议规定，省内实施文武分途、军民异治，军事领袖不能干预民政，并限制军人以各种借口对人民的自由权利横加干涉。会议虽然没能限制作为军人的刘湘本人对政治的“干预”，但至少对其下属作了某种限制，从而助涨了“文治”的空气⁽¹⁶⁵⁾。就是在奉张当道的东三省，从1925年2月起亦宣布实行“军民分治”⁽¹⁶⁶⁾。

中央虽然无力实施像省级政权那样的对于基层政权的控制，但也尽量作出姿态，采取措施，恢复“文治”。1925年2月，执政府通饬各省长官严格考核吏治，规定按《县知事任用条例》，对县知事进行考试，以觇学识，表示“果能认真甄别，不难拔选真才。地方长官用人行政，本有专责，其他军事机关，非职权内所应管者，一概不得干预，以清权限”⁽¹⁶⁷⁾。对于国家根本建设问题，段祺瑞力主采取和平方式加以解决，就是基于对文武关系变化的认识。他在一份通电中说：“历年屡试屡败之武人中心主义，心劳日拙之命令政策，愚者犹知其不可，于此而欲改弦更张，别辟径途，以挽末流之失，用成中兴之治，则舍会议解决而外，无他道也。”⁽¹⁶⁸⁾旨在处理直奉战争遗留问题并谋求和平统一的善后会议之所以能召开，这应该是重要的原因。

在用人方面，这一时期多数军阀都比较注意网络知识人才，为其所用。例如1924年至1925年进占成都，担任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兼摄民政的杨森，“其用人也，喜欢用一般持手杖穿洋服的青年，只要说是何处毕业，便可立地收入夹袋”，挂上秘书职务，进入智囊团⁽¹⁶⁹⁾。在浙江，孙传芳礼聘丁文江担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全权总办之职就是典型的例子。在中央，政府各部更是充斥着众多的专业人才。例如外交部，就几乎一直是由在国外接受过现代教育，谙习外交事务及外交技术的顾维钧、颜惠庆、王正廷、施肇基、唐绍仪、黄郛等人主持部务。顾维钧能够在民初七届内阁中担任外长，并能被不同的政治家接受，显然与他的“专业人才”身份分不开。顾氏记录吴毓麟对唐绍仪的一段谈话，用以说明顾氏自己，也大体适合：“少川，因为你在国内、国外受过教育，并且已经建立了你现在的声望，无论哪个派系当权，都会邀请你参加政府工作。但对我们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如果曹三爷（曹锟）下台，我们就要失业。”⁽¹⁷⁰⁾

军阀任用知识分子尤其是其中的精英人物，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现代外交、经济等方面的事务极其复杂，非单纯具有军事实力的人所能应付。曹锟在一次政治会议上反对吴毓麟等政府成员插手某驻外使节之任命时说：“因为我不懂外交，才请顾先生来当外交总长。顾先生办外交有经验，我把这摊工作完全委托给他，你们为什么要来干预？这件事应该完全由顾总长决定。”⁽¹⁷¹⁾

不过军阀任用知识分子，大多只是看重他们的一技之长，将他们当作“技术型”人才，安排在专业性很强的部门，而不大愿意让他们参与政治。这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知识分子发挥自己才智的机会。有意思的是，被军阀任用的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的自我身份认同却与军阀对他们的看法相近。顾维钧就承认：“这些年来，像我、王宠惠博士、汤尔和先生、罗文幹博士这样的人一直努力保持我们的独立地位，我们自己没有分外之想。也正因为外界认为我们超然于政争之外，不依附任何政治派系和任何军事集团，所以他们都愿意延纳我们。”⁽¹⁷²⁾超出这一领域，情况就不一样了。例如，当丁文江担任淞沪总办时，孙传芳“居然能完全信任他，给他全权，在他八个月任内从没有干预他的用人行政”，大体接受了他提出的建设“大上海”的计划。但当丁向他提出改革中国高等军事教育的建议时，孙传芳却拒绝说：“丁先生，你是个大学问家，我很佩服。但是军事教育我还懂得一点——我还懂得一点。现在还不敢请教你。”⁽¹⁷³⁾

更有甚者，一些军阀在公开场合主张恢复文治，实际上仍牢牢操纵着政治的决定权。临时执政府建立之初，不断唱军人不干政高调的张作霖，在现实政治中始终是“外避干政之名，阴行干政之实”。段祺瑞担任临时执政之后，“奉张虽宣言不干涉政治，但彼之意旨，又处处托卢（永祥）转达，请段依照施行，致段每生困难之感”⁽¹⁷⁴⁾。因此尽管文人成为军阀延揽的对象，也能够被任用，但所从事的工作却难著成效。文人以超越政治的姿态去为政府效力，“并不能制止那些认为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的军事集团”⁽¹⁷⁵⁾。而政府中的文职人员为协调与军阀的关系，也尽可能地对他们实施优待。例如，1925年夏秋之际，政府财政困难，支出告竭，军人索饷风波迭起。中秋前，政府通过几家银行筹集到一笔款项用于支饷。在分配这笔钱时，政府部门只得到应得款项的40％，而军人则得到应得款项的70％⁽¹⁷⁶⁾。

这种状况的存在，说明对这一时期文武关系发生的变化，尚不宜估计过高，至少在军阀统治区域内是这样。在军阀统治区域内任职的知识分子的地位，即便是其中最优秀者如顾、王、丁、颜之流，也只不过相当于旧时官僚机构内“吏”的角色，而不是能够对政治作出最终决策的“官”，等而次之者则只能充当类似“幕僚”的配角。因而，尽管文武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弛张变化，文治呼声日益高涨，甚至有人提出“以文吏驾武人”的主张⁽¹⁷⁷⁾，但许多人仍不敢奢望通过政治家或通过国民会议的方式完全实施文治，因为武人在中国政治中的实际地位与作用仍十分突出。

1923年《密勒氏评论报》作“中国当今十二位伟人”（the twelve greatest living Chinese）问卷调查，结果侧身前十二名的人当中竟有冯玉祥、吴佩孚、阎锡山、黎元洪等四位军阀出身的人。陈炯明排名第十五位，段祺瑞排名第十六位。进入前十二名的尚有孙中山、顾维钧、王正廷、王宠惠、蔡元培、张謇、胡适、余日章等八位文人及政治家⁽¹⁷⁸⁾。这次调查表明，虽然国人在观念上已更加认同文士，但武人的地位仍不可低估。章太炎在给《癸亥政变纪略》一书写序时说：“承平者尚文，处乱者任武，无中坚爪牙之力，而倔居于骄将乱卒之上，虽唐尧不能终日安也。”⁽¹⁷⁹⁾这应该是比较现实的考虑。

这就提出了废督裁兵、实施文治的条件是否已经成熟的问题。从政治运作的角度分析，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当军人干政的政治局面形成之后，有时军人暂不干政，政局尚有难以维持之虞⁽¹⁸⁰⁾。另外，主张文治者提出“废督裁兵”，用意虽好，但被裁之“兵”通常都转变成匪。兵虽作恶，毕竟有所节制，若沦为匪，危害更大。尽管主张文治者提出了“化兵为工”的办法，但限于资金及环境等方面的因素，可操作性也不大。

于是主张文治的人只好退而求其次，将实施文治的希望寄托在一些多少具有书卷气的军阀身上，企图通过这些介于文武之间的政治角色，达到实施文治的政治目的。在湖南，从20年代初开始，人们经常可以听到“三个秀才携手合作，可以统一中国”的说法。三个秀才分别是指具有“秀才”和“军阀”双重身份的吴佩孚、赵恒惕和陈炯明⁽¹⁸¹⁾。杨荫杭曾把尚文的军人称作“有力之优秀分子”，认为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除南北两方有力之优秀分子互相提携外，实无他法”⁽¹⁸²⁾。当时不少文人都在致力于争取“有力之优秀分子”，像胡适、丁文江等人提出“好人政府”的主张，很明显就包含了这样的用意。甚至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和陈独秀，也在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指示下，在南、北分别做吴佩孚和陈炯明的工作。

而军阀也纷纷做出“文”的姿态，以争取得到社会舆论的青睐。张作霖、张宗昌等没有现代文、武学堂背景的武夫固然无法附庸风雅，稍有这方面背景者，都尽量表现自己。例如段祺瑞当上临时执政之后，曾作《内感篇》，用半文半白的语言，表明政见及心迹，虽然遭到一些人挖苦嘲笑，但也赢得了慷慨赠送谀词、称之为“武人中之能文者”的个别捧场者⁽¹⁸³⁾。

这种情况自然的逻辑结果，是中国政治出现了军阀、政客两相勾结，共同为恶的局面。《国闻周报》发表社评指出：“今蠹国之物有二，即军阀与政客是也。军阀已至末路……而政客之掀风作浪，尚未有已。政客依军阀为活，复乘军阀之弱，利用甲军阀打倒乙军阀，而居中渔利焉。东南之事，自齐夑元投奔上海，本可暂告段落，孙传芳苟延浙江，亦不至遽敢兴戎，而彼辈政客，日事包围怂恿，……于是无端风浪，复起上海。人民罹难，政客实为之祟。……军阀政客，相依为命，我民苟能致力于推倒军阀，则政客亦将失所凭依，而欲速推倒军阀之成功，则政客毒物，尤当有以惩创也。”⁽¹⁸⁴⁾这段评论的提示性含义在于，中国革命不仅要打倒军阀的黩武政治，对于“文治”，也应当在内涵上有所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南、北两方在这一问题上已开始出现某些重要差别。在北方，在旧北洋系统的权力范围内，尽管文治呼声再度兴起，但文武关系并没有转变到政治可以由政治家来讨论决定的程度。然而在南方，尤其是在广东国民政府的统辖区内，情况却有异于斯。从国外归来的留学生大多被委以重任，直接参与政治军事决策。正如任职北方的顾维钧所言：“作为对手的国民党方面情况就不同了，他们是文武双方密切配合，都是同一党派的一部分。”⁽¹⁸⁵⁾

国民政府统治区域内“文武合流”这一变化的出现，使“文治”开始有了某些实质性的内容。这主要表现为国民政府已设法改变军队的性质，使之成为一支承认中国文官政治传统，在体制上从属于文官政府的军队，将“武功”仅仅视为恢复“文治”的手段。为区别于军阀单纯的军事力量，“民军”、“党军”乃至“国军”的概念被郑重地提了出来。

曾经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对此作了明确的表述。他在一次演说中强调，要“使军队受党的指挥，使军事的训练和政治的训练并重，使革命的武力与民众结合”。在稍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再次强调军人必须“无条件的听从党的决定，接受党的制裁”⁽¹⁸⁶⁾。李宗仁在九江牯岭与蒋介石讨论革命方略时，亦申论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主张“扫除中国军队传统以个人为中心的恶习，使全国军队一元化，使革命军成为单纯党的军队，庶几将来可蜕变为国家的军队，为三民主义建国而奋斗”⁽¹⁸⁷⁾。为实施党对军队的领导，国民革命军推行了党代表制度、政治工作制度，设立了政治部。虽然在国民政府统治下，南方军队始终未能真正如李宗仁所愿，由“党军”蜕变为“国军”，但“党军”较之同时代军阀的私人武装，差异亦是实质性的。

当然，国民党意识到这一点也经历了一个过程。最初国民党一直将大部分精力用于从事军事行动。在“联俄”过程中，孙中山曾希望说服苏俄支持其在蒙古建立反对军阀的根据地，组织新军，但遭到苏俄拒绝。莫斯科甚至认为孙中山领导的军事斗争的失败是中国国民革命的“福音”，要求孙中山将主要精力用于从事“政治斗争”⁽¹⁸⁸⁾。俄国的意见，虽然有自己国家利益的考虑，但毕竟说到了中国国民革命的要害，是符合当时中国文武关系转化的特殊语境的。受苏俄影响，也鉴于单纯军事斗争一再失败的教训，国民党最终接受了苏俄的意见，在从事军队建设的同时，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政党建设和“主义”的宣传。这一变化，使南北双方斗争的整体态势为之改观。

如果单就军事力量而言，广东国民政府方面显然居于劣势。但北伐并不是一场单纯的军事较量，在北伐的刀光剑影背后，还隐伏着一场激烈的政治上的高下之争，这就是近代的“黩武主义”与传统的“文治主义”的较量。南方要想在军事力量不及敌军的情况下获胜，其克敌制胜的“法宝”显然只能到军事领域以外去寻找。在这方面，国民党人实实在在地做了许多工作，尤其是“打倒军阀”、“打倒列强”一类宣传，不仅使国民革命军在民众心目中树立起“有主义”的军队形象，而且起到了动员民众的社会效果。北伐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可以从南、北双方在这一问题的差别上获得部分解释。

二　地方意识兴起与中国政治的区域化

清季以还，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是政治家深感棘手的问题。清末实施立宪，地方成立咨议局议决地方事务，使乡土观念本来就很强的国人愈发看重地方利益。武昌起义发生后，各省以宣布“独立”的方式响应，事后虽建立了临时中央政权，但各省的“独立”已显示出地方意识的潜滋暗长。民国肇建之初，因袁世凯北洋势力强大，中央积极有为，地方势力暂时受到压抑，没有多少表现自身意志的机会。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分裂，强大的中央政权不复存在，地方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得以自行其是，呈现出类似“五代”时期的分裂局面，而掌握中央权柄的军阀政客又不甘心政权虚设，极力奉行不同形式的“统一”政策，致使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呈现极其复杂的局面。

1923年10月，曹锟以贿赂当选总统，使本来就存在的中央与地方的紧张关系进一步恶化。且不论不承认曹、吴统治合法性的奉张、浙卢、皖段和广东国民党政府（曹、吴将他们视为“地方”，力图将其纳入统治的范围；他们却自视为“敌体”，试图取而代之，根本就没有将曹、吴政权视为中央政府），就是暂时聚集在直系麾下的各省军阀，亦各自为政，不听中央使唤，地方与中央的离心倾向十分明显。

为了安抚内部，同时为了对付东北及西南等方实力派，就任之后，曹锟即“重以职权”，将酝酿多日未决的直鲁豫、两湖、苏皖赣三巡阅使分别让吴佩孚、萧耀南、齐燮元担任，加上同年任命的热察绥巡阅使王怀庆，闽浙巡阅使孙传芳等，直系的统治区域实际上已形成“列土分封”的局面⁽¹⁸⁹⁾。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治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化特征。每个巡阅使都力图对中央行政具有一定的支配权，也就是说，他们都希望成为政权中枢的主体。但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又独自构成一个政治、经济及军事单元，彼此为发展势力而争夺，各自确定势力范围。1924年直系统治范围内的吴佩孚、齐燮元之争即凸显了这样的特征。《甲子内乱始末纪实》的作者分析说：“吴氏握有黄河流域，而扩其实力于长江上游，日为武力统一之计划，对西南做功夫，谋粤、谋川、谋湘，到底不懈。齐氏以后起之人，欲加吴而上之，故年来对闽对粤下功夫不少。前此王永泉在闽，齐为援助，今又谋利用孙传芳，而陈炯明方面齐亦与往来，匪伊朝夕者。其欲与吴平分西南之功业所不待言，而其对浙计划，则一面谋扩张长江上游之势力，以与吴抗衡；一面有以今之反直者为浙与奉，奉事吴任之，而急切不能下手且奏功较难，齐遂欲先取两浙，自建大功，而又成于吴氏取奉之前，以为驾吴而上之计。江西一隅既划入彼之巡阅区内，亦欲实行统一，以与吴氏属下之湖北划一鸿沟。此齐不甘居吴下之雄心，即吴之所大忌也。”⁽¹⁹⁰⁾

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曹锟统治被颠覆，段祺瑞在反直三角同盟的“拥戴”下登上临时执政的位置，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一步变化。这时，段祺瑞已丧失早先所具有的军事政治实力，拥戴他的各方也没有一方像吴佩孚对待曹锟那样有着至少能尽其“愚忠”的“臣属”的自我定位。所谓“非段莫属”的表态很大程度上乃各方相持不下时达成的妥协。因而段祺瑞当上临时执政之后，很快就发现自己处于类似他人政治傀儡的尴尬地位。段具有政治抱负，当然不甘受人支配，曾竭尽全力确立中央政权的名份与地位。召开善后会议就是他整合北洋各派系使之重新纳入自身权力体系的一次努力，但未著成效⁽¹⁹¹⁾。此后段氏只得依靠实力派之间的“均势”来维持统治，这使中央政府进一步丧失了对地方政权的支配力量，形成中央权力弱小而地方权力偏大的政治格局。

在此政治格局下，中国的政治权力重心发生转移，北京所具有的俯视天下的崇高地位迅速下降，国内政治家对它的重视程度远不如前。过去北京乃京师重地，是中国政治权力的重心所在，一切上升性的社会流动都指向北京。到北京去的人总不免怀着某种“朝圣”心态，历朝历代的“觐见”制度，就是利用臣民对于“圣上”和“京师”的敬畏而制定的。然而这种状况在几年间就变成了昔日的辉煌，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已经暮色笼罩，紫禁城更是夜色惨淡。唐绍仪1924年11月27日的一次谈话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北京所发生之事实，于全国无重大影响，北京乃一隅，而非全国，且不能统治全国。当今急务，在乎联合各省成就一种结合，庶日后渐能遵从合宜之当轴。历来北京政府从未为此，且亦未尝图及，不过推翻某某军阀，迎入某某军阀，以暴易暴，徒事激起内争而已。”⁽¹⁹²⁾

与北京地位下降相对应的是地方在国家政治中发言权的扩大。其中东北地位的上升尤为引人注目。控制东北的奉系原先不过是直系旁支，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一跃成为最大的实力派。张作霖在战后虽曾表示，“既〈负〉助段氏出任以收拾时局之责，则三省之取消独立，服从中央，是当然之事”⁽¹⁹³⁾，并作出返回奉天，避开政局中心的姿态。但他对中央政局的操纵控制是路人皆知的。首先是派奉军入关，并指示高维岳统帅的第七师进驻北京，名曰“拱卫京师”，实则要挟中央⁽¹⁹⁴⁾。其次是对中央财政实施监督控制。先拟改组财政中枢，以熊希龄担任财政总长，未成；又以东北“某案”为借口，提出收回巨额现款的要求，甚至向中央提出“彻查收支”的恐吓，迫使财政总长李思浩托曹汝霖“携带财政部帐簿赴奉”，说明情况，以求奉张谅解⁽¹⁹⁵⁾。加上早先就已存在的对于中央的“司法独立”⁽¹⁹⁶⁾，事实上出现了东北可以干预中央，而中央却不能反过来过问其境内事务的局面。邓如琢通电指责奉张“挟执政以令藩封”⁽¹⁹⁷⁾，堪称言中窾要。

其他地区的实力派亦纷纷实行与中央若即若离的区域性统治，所提口号体现了强烈的地方意识。例如，孙传芳曾以“尊重浙人公意”为由，提出“保境安民”的口号。作为地方建设的一部分，孙传芳还雄心勃勃地提出了“大上海计划”，要将租界之外的上海地区建设成一个可供其他地区效法的“模范城市”以及远离国内战火的“非战区”⁽¹⁹⁸⁾。在四川，至迟在1926年，青年军人及知识界人士提出的“川人治川”口号得到了实现。“虽然不能说四川人完全统治了自己的省份，但至少那些掌权者都是四川人。自治理想已成为现实：四川出生的领袖确实掌握了本省事务，并且将这一权力行使近十年之久，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四川已从中国的国家政治中正式退出”⁽¹⁹⁹⁾。担任西北边防督办的冯玉祥，此时亦积极致力于筹划地方建设，奉行“大西北主义”，力图将陕甘建成独立行使权力的区域⁽²⁰⁰⁾。一些地方实力派为寻求统治的稳定，要求各方严守疆界，公开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口号⁽²⁰¹⁾。更有甚者，由萧耀南、岳维峻等发起召开的旨在洽商“联防”的鸡公山会议，打出“保境安民”的旗号，居然被北京国务会议视为“宗旨正大”，主张“不必干涉”⁽²⁰²⁾。

作为中国政治区域化的重要表征，政治权力分配上的地域排他性也逐渐凸显，一些实力派人士提出的“由某省人督某省”的口号开始在较大范围内被接受。北京政变不久，陕督刘镇华即致电段祺瑞，请调河南，而以胡景翼督陕，其理由是自己为河南人，胡为陕西人。另外，李景林继王承斌督直，亦以其为直隶人。张作霖派张宗昌赴山东接受德州兵工厂，因张宗昌系山东籍，故张作霖决定以之督鲁⁽²⁰³⁾。这种观念甚至在孙中山身上也有体现。在与方本仁争江西时，孙派江西籍的李烈钧“回赣”主持军政，理由是李与“赣中诸将甚稔”⁽²⁰⁴⁾。这表明他多少认同（或是有意识地利用）了当时人们的地方意识。这种“由某省人督某省”的主张及其在政治中的实施，对旨在加强中央集权、避免因裙带关系而产生政治腐败的传统“避亲避籍”制度，是明显的突破，它有利于地方势力的增强，却进一步削弱了本来就软弱无力的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一些有“问鼎”之志的“地方政权”完全独立于中央之外，更加剧了这一时期政治区域化的特点。广东是在1925年7月1日宣布成立“国民政府”的，虽然在此之前，它“没有明明白白与北京脱离关系”，实际上仍然处于“地方政府”的地位⁽²⁰⁵⁾。但是，广东政权在政治、经济及军事上已经完全自行其是。此后直至1926年北伐之前，国民政府都一直致力于两广地区的建设，使该地区在事实上脱离了中央政府。顾敦说，当时“不但独立各市，在事实上都脱离中央政府的关系，而以省政府为最高的监督机关，在法律上也进一步取得同样的地位”⁽²⁰⁶⁾。这种说法，可以通过段祺瑞担任临时执政之后一年多时间里的政治状况，得到证实。

随着地方势力日益强大，中央权力逐渐被抽成真空。此时，严格意义上的中央军权已不存在，掌握军权的是分散各地的实力派。陆军部和海军部不仅没有直接统辖的军队，对各省军队也没有调度指挥权。孙中山指示李烈钧不就执政府的参谋总长职而争江西地方职务⁽²⁰⁷⁾，充分说明中央军事职能部门在地方实力派人士心中的地位。

地方权力的分配也体现了实力派的操纵控制，争执异常激烈。像苏、直、豫、鲁、赣等省军民两政长官的任命，与其说是中央的安排，不如说是地方实力派意志的体现。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实力派无视中央，自我委任，陈调元宣布自任苏督，王桂林宣布自任江苏省长就是典型事例⁽²⁰⁸⁾。在财政方面，地方更是自行其是。1925年1月，段祺瑞通电各省，要求务于旧历年内酌解款项至京，以济中央要需。除了山西的阎锡山汇解60万元，山东的郑士琦承诺“即解数万”之外，多数省份对电令都置之不理⁽²⁰⁹⁾。不仅如此，地方实力派还纷纷截留本应交纳中央的税款，段政府虽甚为不满，却无计可施⁽²¹⁰⁾。到了这年年底，财政部穷敝到了连“一百元之款亦不能开出”的可悲地步⁽²¹¹⁾。

中央政府处于虚置状态，国家政局遂以地方实力派的意志为转移，直接受到地方的支配。在北方，近两年的时间里政治的焦点都集中在张作霖与冯玉祥的关系上。冯玉祥为反张而运动郭松龄倒戈，同时欲与吴佩孚捐弃前嫌，共谋大计。出于“非倒段释曹，不足以迎合吴氏而得其欢心”的考虑，冯采取了包括政变在内的一系列“倒段”措施，殊不知却促成了奉张与旧直系的“合作”⁽²¹²⁾。在南方，则有孙传芳起兵讨奉。这两起事件，使标榜和平统一的段祺瑞执政府威信扫地。萧耀南鉴于段不能继续利用，对于吴佩孚不再继续排拒，吴遂得以从岳州而至汉口，在查家墩设立“讨贼联军总司令部”，借此东山再起⁽²¹³⁾。之后，直系政客形成“拥曹”与“护宪”两派。吴派政客提出“大帅所在，即中央所在”之说⁽²¹⁴⁾，使原先就复杂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更加复杂化。吴佩孚采纳护宪之说，与张达成“吴不拥曹，张不戴段”之约⁽²¹⁵⁾，于是形成冯玉祥和奉张都不再拥段的局面。显然，北京政变后两年的中国政局，都是在地方实力派的操作下发生变化。本应在政治上“执牛耳”的临时执政段祺瑞，此时只能依违在各地方实力派之间，作需要他人驱动的木偶式的政治表演。

如果说，19世纪末，中国的地方主义是一种“分”在客观上有利于“合”的“中央方向上的地方主义”（center oriented regionalism）⁽²¹⁶⁾，那么此时的地方主义显然已经偏离了以前具有的“中央方向”。这使政局呈现极为动荡不稳的状况。大局变化的周期由民国初期的三四年变成两年甚至一年⁽²¹⁷⁾。段祺瑞很快陷入统治困境。执政不到两个月，便有人将其与徐世昌相比，指出段氏“已入十年东海境地”⁽²¹⁸⁾。时论也将北京政府视为“世界政治史上……最无权能之政府”⁽²¹⁹⁾。以后段的处境越发困难。从1925年下半年开始，北京频频发生民众“驱段运动”，地方实力派尤其是南方国民党人开始利用时机，以实现自己的目的⁽²²⁰⁾。“三一八”事件之后，段祺瑞的执政府统治更加穷途末路，中国事实上已处于无中央政府状态，成为地方实力派的天下。1926年4月20日，临时执政府统治宣告终结。

段祺瑞临时执政府被推倒之后，张作霖、吴佩孚暂时保留了临时执政府的统治形式。北伐前夕中国的政治格局，就派系而言主要有奉张、冯玉祥及其国民军、重新崛起的旧直系，以及占据两广的国民党系四支力量的对垒；就政权而言，除了由颜惠庆主阁、被奉张操纵的“中央”政府之外，尚有江苏的孙传芳政府、武汉的吴佩孚政府、湖南的赵恒惕政府，以及广东国民政府等多方政府、多种政治力量。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养精蓄锐，广东国民政府逐渐巩固了后方，力量壮大。而北方军阀则在频繁的战争中消耗了实力。南北对峙的局面再度形成。此时，北方政局之支离破碎，达到民国以来最甚程度，这为国民政府北伐的成功，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盖不待北伐军起，北洋军人政府，已自行瓦解矣”⁽²²¹⁾。

三　外交与内政混一政治格局的形成

北伐前夕，中国政治形成外交与内政交织甚至混一的特殊格局，外国势力的存在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变化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利益上的关联。北京《远东时报》主笔当时所说的一句话，“如在中国的中心要开一枪，没有不射着外国的利益的”⁽²²²⁾，堪称这一政治现象深刻而又形象的说明。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是列强新一轮争夺的场所。当时在华争夺的国家，“大抵英、美为一团，日、法为一团，俄国则异军突起，另造一特殊地位”⁽²²³⁾。日本与英、美利益不能协调，是当时列强在华争夺的症结所在。日本在经济上将中国东北三省作为根据地，却并不以此为满足，在华南和长江流域它与英国的利益发生冲突，在北部“政治中心”地区则与美国是“死敌”。日、美两国在诸如移民问题上的矛盾，以及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几年以来曾经有好几次的显露冲突，常引起世人所谓‘太平洋上之大战的幻想’”⁽²²⁴⁾。俄国则因革命后在政治上自成一体，与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存在矛盾和利益冲突。

这种本属各国之间在华的外交争夺，很快就演化到中国的内政上。1924年9月发生的江浙之战，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曹锟贿选之后大约一年时间里，江苏虽在直系支配之下，但上海却为日本支持的浙江军阀卢永祥控制。这显然是英、美和直系都不能容忍的⁽²²⁵⁾。卢永祥兵败之后逃到日本，随后张作霖入关与直系争雄，于是爆发第二次直奉战争。关于这次战争的爆发及其结果与参战双方背后列强之间争夺的联系，中国共产党1924年9月发表的时局宣言指出：“我们可以推定这次战争之结果：第一，直胜，则美国将扶助直系在中国政治的统一压制，以成就美国在中国经济的统一侵略。第二，直败，则为日本势力结合安福奉张，支配中国的政治经济。”⁽²²⁶⁾

事实上，不仅战争的结局会造成列强中的一方支配中国政治，在整个直奉战争中，列强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按照赵世炎的看法：“北京事变明明是日、法帝国主义外交之胜利，是日、法与英、美两派帝国主义在中国造成战争，继而因日、法援助张作霖军事而得胜利，结果英、美帝国主义对日、法妥协，弄成了现在的局面。”⁽²²⁷⁾作为战败的一方，吴佩孚辗转退到长江中游一带，最终也在英、美支持下，获得东山再起的机会。对此孙中山分析说：“吴佩孚这次在山海关打败仗之后，退到天津，本是途穷末路，国民军本可一网打尽，战事本可以结束。但是有某国人对吴佩孚说：‘长江是我们的势力，如果你再退到那里，我们帮助你，你还是很有希望。’所以吴佩孚才再退回长江。”⁽²²⁸⁾

事实表明，军阀之间的争斗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列强之间的争斗。时人批评中国军阀驱使士兵在战场上交锋“公然像‘两国相争，各为其主’”⁽²²⁹⁾，言词虽稍嫌激烈，却也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事实。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段祺瑞组建临时执政府时，外国因素的影响亦十分明显。政变不久，列强就在巴黎开会，“讨论中国新政府问题”⁽²³⁰⁾。段祺瑞后来以临时执政身份入主北京，身后就有日本支持，英国方面也是默认了的。差别在于日本人所需要的是段祺瑞的“狄克推多”；而英国人则倡导“和平会议”，亟欲使“道威斯计划”在中国实施⁽²³¹⁾。在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之后的“外交承认”问题上，列强插手中国内政的意图更加明显。曹段代谢本来只是政权转移，并非国体变更，中华民国依然存在，原无所谓外交承认问题。外交团所谓“承认”，是企图要挟中国对“金佛郎案”作出让步。恰恰孙中山此时应段祺瑞之邀北上，极力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声望日高，形成在政治上压倒段祺瑞的优势。列强虽不愿失去要挟段祺瑞的机会，但更不愿孙中山掌握政权，于是本来准备采取拖延方式以要挟段祺瑞的“承认”问题，遂因孙中山宣传“反帝”而得到顺利解决。其间外国对中国政治的干预十分明显⁽²³²⁾。

后来郭松龄反戈之“奉变”发生，在冯玉祥的主张下，段祺瑞拟修改临时政府制，设责任内阁，并做出准备“通电下野”的姿态。在此形势下，委员制呼声又起。因委员制多少带有“苏俄政制”色彩，列强表现出强烈的反对态度。“外交团对黄郛声明，如中央政府采用委员制，即下旗回国”⁽²³³⁾，致使委员制主张很快销声匿迹。就是直接导致段祺瑞政府垮台的“三一八”事件，也是因为列强在国民军与奉、直军阀的战争中，支持后者，引发大沽炮击事件，八国公使团联合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激起中国各界的愤怒，与执政府卫队发生冲突所致⁽²³⁴⁾。

中国政治中外交与内政交织甚至混一的特征，《国闻周报》当时的一篇社评分析得十分透彻：“民国十三年，战乱相寻，杀戮无穷，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国人但知由于军阀之攘权夺利，而不知尚有由于外人之竞争势力；但知军阀与军阀相争，而不知尚有某国与某国暗斗；但见国内军阀之此起彼仆，而不知尚寓有外国势力之互为消涨。……即如最近战事，说者谓江浙之役，促成于导淮借款，金佛郎案若成，曹吴之败，不至若是之速。北方局面之变换，无异于某国战胜它国。扬子江流域，以英人之势力范围，而竟成护宪政府之策源地。战事中，英美与日法新闻机关之针锋相对之宣传，无不显示列强对华外交方针之分歧。而内争中搀杂外交意味最浓者，亦当以此次为甚。外人既亲投火种于中国，致招焚如，则复转而科主人之责任，勒索其赔偿，要挟其利权，既乘风打劫于烈焰之中，复多方刁难于灰烬之余。……民国以前之痛史，无不因内乱而招外侮，民国以来之痛史，则因外交而致内乱不戢，复因内乱而致外侮迭来。外交乎，内乱乎，国人固当知所注意，而今后政府之外交政策如何，尤当为将来内乱与否之关系所在矣。”⁽²³⁵⁾

外国因素在中国政治中的存在从两个方面导致了中国政治内涵的改变：一方面是外国极力干预中国政治，将列强的意志强加于中国政治的实践；另一方面，由于力量有限，中国政治家在实际政治中往往寻求外国的支持与帮助，南北皆然，于是造成外交与内政混一的奇特状况。《市声周报》时评结合郭松龄倒戈后日人助张抑郭，致使张作霖转败为胜一事，将此情状一语道破：“吾人以帝国主义存在，改革内政必无希望。盖内政与外交，在我国今日实已打成一片，不可复分。”⁽²³⁶⁾

这种外交与内政“打成一片”的特殊政治语境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使不少政治家、思想家意识到“反帝”对于中国命运前途的重要性。“五卅”前后一波接一波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即其表征。当时，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在反帝问题上表现最为激进。从发表《北上宣言》起，直到去世，孙中山北上途中所发表言论的基调几乎都是“反帝”，并明确提出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和领事裁判权，变更外债性质，使列强不能利用外债将中国置于“次殖民地之地位”等具体主张⁽²³⁷⁾。

由于外国势力对不同政治军事集团的支持，当时中国已呈现类似五代的分裂气象，国家的独立与统一成为急务。于是“攘外”与“安内”或“废约”与“统一”孰先孰后、孰重孰轻的问题尖锐地摆在国人面前，引出各种不同的回答。《国闻周报》社评指出：“近代国家，内政与外交常互相维系，不能分离。故善于谋国者，首务修明内政，然后折衷撙俎，乃有所恃而立于不败之地。”⁽²³⁸⁾孙中山也主张先安内后攘外，这一权衡使他不惜在谋求统一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寻求外国尤其是俄国和日本的援助。

章太炎一类思想家却选择了借“攘外”以“安内”政治取径，认为中国问题的关键是要“攘外”，因为这一努力的成功有助于在国内建立统治威信。章氏很早就意识到，在列强环伺的形势下，中国国内处于角逐状态中的实力派不用说将列强全部打倒，只须战胜其中一国，“则大号自归，民间焉有异议”⁽²³⁹⁾。这一思想被章氏贯彻始终，但其“安内”的手段不是实现大一统，而是地方自治。“五卅”之后，章氏将“攘外”上升到更加突出的地位，以致为达目的不惜暂时支持自己并不拥戴的中央政府及段祺瑞。当唐绍仪与章太炎商量倒段时，章太炎态度十分明确：“外交紧急，须外人承认者方能与开谈判。若贸然倡议倒段，人将以不恤外患、好兴内争相訾，必无与吾党表同情者。”⁽²⁴⁰⁾

由于国民党方面在高扬打倒帝国主义旗帜的同时，积极从事“联俄”的工作，这就在“攘外”与“安内”孰先孰后的讨论中派生出一场有关苏俄问题的争执。辩论的中心问题是苏俄究竟是不是帝国主义，中国究竟是应该“联俄”，还是应当在“反帝”的口号下将苏俄一并加以反对⁽²⁴¹⁾。

苏俄很明显已深深介入中国事务。据学者研究，20年代初，苏俄对华外交经历了由重视吴佩孚轻视孙中山，到同时联络吴孙、争取二者合作，再到弃吴取孙的转变⁽²⁴²⁾。在谋求北京政府的外交承认与北京政府举行谈判过程中，苏俄曾赤裸裸的干涉中国内政。例如在蒙古问题上，中国外长顾维钧坚持要俄军立即撤出蒙古，否则双方不展开谈判。苏俄代表越飞利用洛派对北京的影响，向吴佩孚表示顾维钧是无法对话的谈判代表，要求吴对政府施加影响，撤掉顾维钧，“起用另一个更适合的部长去代替他”。与此同时，苏俄又利用中国的南、北矛盾，加紧与在广东开府的国民党方面接触，希望孙中山“在尽快开始俄中谈判方面行使自己的影响”⁽²⁴³⁾。双管齐下的结果，迫使北京政府作出不将苏俄从蒙古撤军作为谈判先决条件的重大让步。

这一事实，使章太炎等强调民族主义的思想家、政治家认为有理由将苏俄视为“攘”的对象。由于当时不少人认为苏俄的“帝国主义”色彩是赤色的，故又引发了中国政治中“赤化”与反“赤化”之争。所谓“赤化”的内涵就是苏俄的“共产”制度，就是共产党正极力宣传的种种主义。由于国民党实施“联俄”与“容共”的政策，故国民党也沾上了“赤化”嫌疑。此外，同苏俄多有接触的国民军也被目为“赤化”。蒋介石与冯玉祥则被视为“南北二赤”，就连张作霖对他们的攻击也打着反赤的旗帜：“冯玉祥、蒋中正等，勾结外援，侵略祖国，是石敬瑭何异。蒋中正复甘受鲍罗廷之指挥，则并石敬瑭而不若”，“吾人不爱国则已，若爱国则非信奉圣道不可；吾人不爱身家则已，若爱身家则非灭绝赤化不可”⁽²⁴⁴⁾。

章太炎等人没有看清楚，其实“赤化”在多数国民党领袖那里，也不被认同。孙中山与越飞发表的联合宣言曾明确宣称，苏俄的共产制度不适合于中国。因而国民党的“赤化”，最多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国民党表面上的“赤化”，在一定范围内可能构成对自身的伤害，故其自我保护手段之一就是为自己的“赤化”辩诬。但“赤化”的形象和色彩，又会对众多在北洋军阀统治下不得志的阶层（包括南方下层社会成员及青年学子，以及北方的部分知识精英）产生亲和力，从而造成“国内许多思想较新的人”“集中在党军旗帜之下”的局面，这是北方实力派及反“赤化”人士始料未及的⁽²⁴⁵⁾。

不管各方存在多大分歧和误解，在外交与内政混一局面形成，民族主义高涨的形势下，中国需要“反帝”已成为社会多数群体的共同认知，少有歧议。而对当时国内政治力量中的任何一方来说，仅仅依靠自身的微薄力量去实现“反帝”和“统一”都不现实。因此，如何在“反帝”前提下争取来自境外的支持，处理好坚持“反帝”立场与争取外援这一矛盾也就成了问题的关键。这好比是一块政治平衡木，谁能在上面立住脚跟，谁就可能成为国内政治军事角逐中获胜的一方。

在这个问题的把握上，孙中山显得技高一筹。十月革命成功之后，苏俄曾两次宣布将废除沙俄时代与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这些外交宣言对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北京大学所作民意调查中，列宁取代威尔逊成为被调查者心中的“世界第一伟人”，清楚显示了这一做法的效果⁽²⁴⁶⁾。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孙中山鲜明地打出了“联俄”旗帜。鉴于多数国人并不能将“联俄”的政治行为与军阀援引列强的举动加以区别，孙中山在实施“联俄”政策时十分小心。其具体做法是强调苏俄主张“废约”的一面，宣称苏俄是“平等待我之民族”，并高喊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以此淡化“联俄”在国人心目中的负面影响，同时又不至影响与苏俄的关系。

这一做法成效显著。众所周知，反对“帝国主义”不只是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也是苏俄实现其国家利益的一项重要选择。苏俄谋求与广东国民政府“联合”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借中国的外交承认来打破帝国主义封锁，摆脱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并向其境外推进“世界革命”计划。因此，苏俄愿意有条件地向国民党提供经济及军事援助。孙中山准确把握了苏俄的意图，推出“联俄”政策，也就收到一举两得的功效，实现了坚持“反帝”立场与争取外来援助的统一。

但对其他政治力量来说，在将苏俄排斥在一边的情况下，将面临两难境地：要想得到外国人的支持援助，便可能因不能坚持“反帝”立场而丧失民众支持；而坚持“反帝”立场，又难以得到期望的外国援助。即便不将“外国”看成一个整体，而实施联络某一个或几个国家以反对另外的列强的策略，也同样会因为实际已丧失“反帝”立场而不能得到国内笃信民族主义的力量的同情，在实现统一的民众动员方面居于劣势。在这种情况下，既有“反帝”口号作动员并因此得到民众拥护支持，又有苏俄经济、军事援助的国民党在各派政治力量角逐中占据优势，是不难预见的。

————————————————————

(1)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602页。

(2) 《冯玉祥与柯乐文谈话》，《申报》1924年11月8日。

(3) 沈亦云著：《亦云回忆》上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202-203页；《袁良致褚辅成函》，《申报》1924年1月22日。

(4) 《易培基长教之由来》，《申报》1924年11月16日；《北京通信》，《申报》1924年11月13日。

(5) 尧日：《天津特约通信》，《申报》1924年11月27日。

(6) 《东三省要人为张办寿》，《大公报》1925年3月6日。

(7) 如山西的阎锡山，广东的陈炯明，西南方面的唐继尧、熊克武、石青阳、但懋辛、刘湘、刘成勋、赖心辉，甘肃督军陆洪涛，陕西的刘镇华，山东的郑士琦，浙江的孙传芳，湖南的赵恒惕，安徽的马联甲，热河的米振标，察哈尔的张锡元等，都电请段祺瑞出山。当时的一篇报道曾明确指出：“此后可代曹吴政府之联合势力中心人物，除合肥之外，当无它属。此乃中外所公认者也。”（《段合肥与本报记者论时局》，《顺天时报》1924年10月24日）

(8) 《论段张冯的外交战》，《日日新报》（日文）1924年11月19日，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0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1页。

(9) 《政治重心之天津》，《申报》1924年11月18日。

(10) 《北京电》，《申报》1924年11月1日。

(11) 《唐绍仪主废总统制》，《顺天时报》1924年10月31日；《唐绍仪对于时局之谈话》，《申报》1924年11月5日。

(12) 《章太炎再发表改革意见书》，《申报》1924年11月15日。

(13)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654页。

(14)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11月13日。

(15) 详见季宇著《段祺瑞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5页。

(16) 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见尚明轩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81页。

(17) 《滇唐对于时局之谈话》，《申报》1924年11月27日。

(18) 《国会开非常会议之猛进》，《顺天时报》1924年11月24日。

(19) 《天津特约通信》，《申报》1924年11月27日；《执政府与委员制》，《申报》1924年11月26日。

(20)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654页。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0辑第202页。

(22) 《张作霖等人通电》（1924年11月15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7-1478页。

(23)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655页。

(24) 截止11月6日，已有21省区疆吏通电拥戴段祺瑞出山，奉张、国冯及其主要将领，亦通电敦促，造成在拥段问题上“全国一致”的形势。（尧日：《段祺瑞应时而兴》，《申报》1924年11月14日；费保彦：《善后会议史》，第20-21页，北京寰宇印刷局1925年版）

(25) 《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并发表国是主张通电》（1924年11月21日），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78页。

(26)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北洋政府公报》1924年11月25日。

(27) 《临时法制院官制》，《北洋政府公报》1924年12月3日；《临时法制院办事细则》，《北洋政府公报》1925年1月12日。

(28) 《临时参政院条例》、《修正领事参政院条例》、《各省区法定团体会长互选参政程序令》，《北洋政府公报》1925年4月14日，5月2日、4日。

(29) 费保彦：《善后会议史》，第23页。

(30) 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6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255—267页。

(31) 参阅诚夫《收拾时局与环境》，《国闻周报》第2卷11期，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5辑，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年版，第114页。诚夫将孙中山的革命势力与唐继尧等为代表的西南军阀视为一派，似不恰当。本书根据派系分野的实际情况，作了适当调整。

(32) 《王吉占之〈对时局下一观察〉》，《国闻周报》第2卷7期，收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5辑，第97—98页。

(33)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近代稗海》第6辑，第282-283页。

(34) 《奉张对中央政局之悲观》，《顺天时报》1925年1月18日。

(35) 《国内专电》，《申报》1925年2月26日。

(36) 《时局中之悲观》，《益世报》1924年12月4日。

(37) 《王楫唐通电取消安福党》，季啸风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7册，广西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第239页。

(38) 这一点，连冯玉祥自己也有所感受，他在日记中写道：“段公上台对军事不敢以命令式指挥，所以他夹于两大势力之间，凡事均不好办。”（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67页）

(39) 《张学良对日记者团之谈话》，《申报》1925年2月13日。

(40) 《天津会议正讨论军事》，《顺天时报》1924年11月15日。

(41) 《王楫唐通电取消安福党》，《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7册，第239页。

(42) 据丁文江统计，截止1925年9月，冯玉祥所部国民军已达8万，加上岳维峻及孙岳部下，全部国民军的人数，应不下30万人，而奉军8部，共计35万人，从数量上看双方已较为接近。（丁文江：《民国军事近纪》，《近代稗海》第6辑，第407页）

(43) 何柱国：《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18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

(44) 《捉拿吴佩孚之代价》，《顺天时报》1924年10月31日。

(45) 《北京通信》，《申报》1924年11月24日。

(46) 冯玉祥亦意识到张作霖对自己不放心，他在日记中写道：“吴佩孚与我为良友，我既将其推倒，张雨亭何能放心于我？若不放心，将来尚不知发生何事。”（《冯玉祥日记》第1册，第659页）

(47) 《吴佩孚致冯玉祥书》，《申报》1924年11月29日；《冯辞后之中国时局观》，《申报》1924年11月29日。昔日吴虽参与倒段之役，“然平居恒认段为中国唯一之当国人物”，其效忠曹锟，系束缚于旧礼教之缘故，而非敬重曹之才能。故只要冯辞职，其拥段是完全可能的。

(48) 《段对吴刚柔并施》，《晨报》1924年12月6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8册，第274页。

(49) 《吴佩孚对于时局之表示》，《晨报》1924年11月28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8册，第251页。

(50) 杜春和等整理：《白坚武日记》第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99页。

(51) 《最近的政局》，《中国青年》第54期，1924年11月。

(52) 诚夫：《西南大局之趋势》，《国闻周报》第2卷7期。

(53) 滇唐、湘赵等与在上海的唐继尧、章太炎等在联治问题上的呼应，可参阅汤志钧著《章太炎年谱长编》中收录的有关章氏的言论及时论，见该书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69—804页。

(54) 《北京电》，《申报》1924年11月16日。

(55) 截止1925年1月上旬，奉张向段政府举荐之人有：于冲谟，荐为驻日公使；朱庆澜，荐为直省省长或京兆尹；王大中，周大文，所荐职官不详，然其受张推荐则属实。参阅《张作霖向段举荐之人员》，《申报》1925年1月10日。

(56) 《国内专电》，《申报》1925年1月1日；《冯玉祥日记》第1册，第645页。

(57) 《昨日之三道执政命令》，《顺天时报》1924年11月25日。

(58) 公展：《北京政变记》，《北洋军阀》（1912-1928）第4册，第972—973页。

(59) 《北京特约通信》，《申报》1924年11月22日。

(60) 《冯玉祥日记》第1册，第654页。

(61) 《国内专电》，《申报》1925年1月1日。

(62) 《奉张无更易直督意》，《顺天时报》1925年7月20日。

(63) 《北京特约通信》，《申报》1924年11月22日。

(64) 《张宗昌督直与李景林长直》，《顺天时报》1924年11月14日；《李景林就任直长》，《益世报》1924年11月18日。

(65) 《李景林作战之前因后果》，《市声周报》第4卷第1期，《北洋军阀》（1912-1928）第5卷，第280—281页。

(66) 丁文江：《民国军事近纪》，《近代稗海》第6辑，第407页。

(67) 《新皖长王楫唐昨日抵京》，《顺天时报》1924年11月30日。

(68) 《苏长问题内容尚极复杂》，《晨报》1925年3月21日；《苏绅之拥卢电》，《顺天时报》1925年3月22日。

(69) 《卢永祥辞呈昨日送府》，《顺天时报》1925年7月15日。

(70) 《大批疆吏发表之经过》，《晨报》1925年8月31日。

(71)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近代稗海》第6辑，第256页。

(72) 《西报论中国内乱》，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23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48页。

(73) 《白坚武日记》第1册第499页。

(74) 《旧直系之现在与将来》，《顺天时报》1925年8月19日。

(75) 随波：《段祺瑞入京前之津讯》，《申报》1924年11月25日。

(76) 《北京通讯》，《申报》1925年1月16日。

(77) 何柱国：《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18册，第28页。

(78) 管美蓉：《吴景濂与民初国会》，台北“国史馆”1995年版，第230页。

(79) 《褚辅成等出京之宣言》，顾敦《中国议会史》，《民国丛书》第3编第21辑，上海书店据苏州渎心正堂1931年版影印，第368页。

(80) 韩玉辰：《政学会的政治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209—210页；陈九韶：《众议院十二年亲历记》，《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237页。

(81) 谢彬：《民国政党史》，《近代稗海》第6辑，第91—94页。

(82) 谢彬：《民国政党史》，第94页。

(83) 《内务部强制执行撤换众议院警卫》，北京《晨报》1923年12月21日；《吴景濂昨日出京》，《顺天时报》1923年12月22日；《吴景濂出京》，《益世报》1923年12月22日。

(84) 宋教仁：《致北京各报馆书》，《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1页；梁启超：《莅民主党欢迎会演说辞》，《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页。

(85) 杨天宏：《梁启超与宋教仁议会民主思想异同论》，《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5期，第91—99页。

(86) 《众议院议员选举日期令》，《政府公报》1924年1月6日。

(87) 根据《参议院公报》第3期第15—19册“议事录”、“委员会记事”、“速记录”、“公文”、“建议案”、“法律案”、“提议案”统计。

(88)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议院法》中有关国会弹劾总统、国务员的规定，以及《中华民国宪法》对于议会这一权力的重申，见《北洋军阀》（1912—1928）第1卷，第682、707、737页。

(89) 梁启超：《同意权与解散权》，《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页。

(90) 《参议院审判规则案》，《参议院公报》第3期第15册“法律案”，第1—4页；《参议院审判审判委员会组织规则案》、《参议院审判法案》，《参议院公报》第3期第16册“法律案”，第1—8页。

(91) 《省议会议员选举法案》，《参议院公报》第3期第17册“法律案”，第9—22页。

(92) 《张树枏议员之发言》，《参议院公报》第3期第17册“法律案”，第9—22页。

(9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20页。

(94) 当时的国会文件表明：“参、众两院对于此事，均提有质问书，而国务院迄未答复。”《参议院公报》第3期第15册“速记录”，第31页。

(95) 《陈寿如议员发言》，《参议院公报》第3期第15册“速记录”，第14页。

(96) 《郑江灏议员发言》，《参议院公报》第3期第15册“速记录”，第16页。

(97) 《国务总理孙宝琦答国会质问》，《参议院公报》第3期第15册“速记录”，第32页。

(98) 《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77页。

(99) 《片马救济策建议案》，《参议院公报》第3期第15册“建议案”，第1—8页。

(100) 《咨国务院送达议员何畏等片马救济策建议案文》，《参议院公报》第3期第16册“公文”，第3页。

(101) 参阅刘培华：《近代中国外交史》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86-292页。

(102) 《参议院公报》第3期第17册“速记录”，第5页。

(103) 《议员潘江、陈铭鉴、郭步瀛等发言》，《参议院公报》第3期第17册“速记录”，第19—22页。

(104) 《议员龚焕辰发言》，《参议院公报》第3期第17册“速记录”，第29—30页。

(105) 诚夫：《处置贿选议员之我见》，《国闻周报》第1卷第19期。

(106) 《冯玉祥对国会之措置难》，《申报》1924年11月16日。

(107) 《北京电》，《申报》1924年11月25日。

(108) 《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并发表国是主张通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78页。

(109) 《段合肥对非常会议之意见》，《顺天时报》1924年11月27日。

(110) 《段祺瑞就职情形》，《申报》1924年11月30日。

(111) 《北京电》，《申报》1924年11月14日。

(112) 《与日本大阪〈每日新闻〉记者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0页。

(113) 《北京电》，《申报》1924年11月9日。

(114) 《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33页。

(115) 《时事日志》，《东方杂志》第21卷第23号，第139页；《国会议员请监视曹锟》，《申报》1924年11月13日。

(116) 《移沪国会议员昨日开会》，《申报》1924年11月11日。

(117) 《国会开非常会议之猛进》，《顺天时报》1924年11月24日。

(118) 《北京电》，《申报》1924年11月7日。

(119) 《北京电》，《申报》1924年11月12日。

(120) 《众院紧急会议无结果》，《申报》1924年11月14日。

(121) 《北京电》、《众院向财部索薪》，《申报》1925年1月15日、31日。

(122) 《北京电》，《申报》1924年11月19日。

(123) 《昨日大捕贿选议员》，《晨报》1924年12月1日。

(124) 《法庭昨日实行检查众院》，《顺天时报》1924年12月9日。

(125) 《执政府表示革命行为》，《顺天时报》1924年12月15日。

(126) 《推翻法统之三令尚难即下》，《顺天时报》1924年12月16日。

(127) 《取消法统命令已搁浅》，《顺天时报》1924年12月17日。

(128) 《取消法统命令已搁浅》，《顺天时报》1924年12月17日。

(129) 《取消法统令解决有待》，《晨报》1924年12月3日。

(130) 《政府公报》1924年4月25日。

(131) 《非常国会不能自由开会矣》，《晨报》1925年4月28日。

(132) 顾敦：《中国议会史》，《民国丛书》第3编第21辑，第407—408页。

(133) 《林长民之宪法起草谈话》，《顺天时报》1925年10月15日。

(134) 顾敦：《中国议会史》，《民国丛书》第3编第21辑，第407—408页。

(135) 诚夫：《处置贿选议员之我见》，《国闻周报》第1卷第19期。

(136) 《总商会对于时局之两电》，《申报》1924年11月17日。

(137) 《北京公联会对于国会问题之通电》，《申报》1924年11月27日。

(138) 参阅罗志田著《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1页。

(139) 1923年12月，北大进行民意测量，投票选举世界第一伟人。在497票中列宁独得227票居第一，威尔逊得51票居第二。这一投票结果很能反映出中国思想及政治权势的转移。北大民意测量的情况参见上引罗志田书第72页。

(140) 例如，国民党元老胡汉民1925年12月12日在莫斯科与拉菲斯谈话时，曾明确指出“君主制度”与“议会共和制”均不适合中国，提出要在中国建立“人民专政”的政权统治形式：“这种政权组织形式有点像苏维埃，但它所包容的阶层比苏联的苏维埃所包容的要多一些。”胡氏在国民党内属于政治立场偏右的一派，尚且如此，其他国民党人士可想而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765-766页）

(141) 《天津特约通信》，《申报》1924年11月27日。

(142) 以选举为例，就是在代议制发展最为成熟的英国，也一度出现“贿赂公行”，选票“涨价”的现象。参阅邱昌渭：《国会制度》，上海书店据世界书局1933年版影印，第81-82页，第399—402页；（美）威尔逊著：《国会政体-美国政治研究》，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5、130页。

(143) 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

(144) 陈九韶：《众议院十二年亲历记》，《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238页。

(145) 汪建刚：《国会生活的片段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第191页。

(146)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371页。

(147) 《汉口国会议员反对段祺瑞出任执政并对其私自与外国缔结之各项条约概为无效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政治（二），第1482—1483页。

(148)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660-661页。

(149) 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第48—49页。

(150) 《参议院公报》第3期第15册“速记录”，第28页。

(151) 章太炎：《与章行严论改革国会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88-792页。

(152) 毛以亨：《代议制革新议》，《东方杂志》第21卷第23号，第17—26页。

(153) 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1页。

(154) 冯玉祥：《我的生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74页。

(155) 诚公：《国人对时局应具之感觉》，《国闻周报》第1卷第16期。

(156) 政之：《战争与国民思想之趋势》，《国闻周报》第1卷第10期。

(157)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崩溃》，《近代稗海》第6册，第272—273页。

(158) Wou Odoric Y．K．Militarism in Modern China：the career of Wu P'ei-fu，1916-1939．Studies of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Columbia University．1978，p．83．

(159)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崩溃》，《近代稗海》第6册，第283页。

(160) 鲍威尔著、邢建榕等译：《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页；《白坚武日记》第1册，第494页。

(161) Lucian W．Pye Warlord Politics：Conflict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p．124，Praeger Publishers，Inc．，1971．

(162) Warlord Politics：Conflict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pp．123-124；《张作霖关于政府主政人选问题主张军人不干政公开讨论为原则通电》，1926年5月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政治（二），第1502—1503页。

(163) Warlord Politics：Conflict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pp．115-116．

(164) 《湖南考试县长之初复试》，《申报》1925年10月5日。

(165) Robert A．Kapp，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1911-1938，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pp．21-23．

(166) 《东三省实行军民分治》，《大公报》1925年2月16日。

(167) 《通饬各省长官考核吏治》，《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19辑，第195页。

(168) 《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19辑，第141—142页。

(169) 《杨邓交恶之由来》，《申报》1924年9月3日。

(170)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66页。

(171)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68页。

(172)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64页。

(173) 胡适：《丁文江传》，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5页。

(174) 《冯玉祥辞职之原因》，《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18辑，第1613-1614页。

(175)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97页。

(176)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90页。

(177) 杨荫杭：《老圃遗文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52页。

(178) The Twelve Greatest Living Chinese，The 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January 6，1923．pp．224-226．

(179) 章太炎：《癸亥政变纪略序》，《章太炎全集》（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142页。

(180) 罗志田：《五代式的民国：一个忧国知识分子对北伐前数年政治格局的即时观察》，《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65—66页。

(181) 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6页。

(182) 杨荫杭：《老圃遗文辑》，第601页。

(183) 《段祺瑞作内感篇》，《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23辑，第626-632页。

(184) 慎之：《军阀之崩溃》，《国闻周报》第2卷第3期。

(185)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97页。

(186) 引自曾宪林等：《北伐战争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7页。

(187) 《李宗仁回忆录》上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10-311页。

(188) 《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第322—324页。

(189) 刘寿林等编：《民国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76页；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261页。

(190)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272页。

(191) 参见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详见本书第四章《善后会议》。

(192) 《唐绍仪与外报记者谈话》，《申报》1924年11月27日。

(193) 《张作霖关于时局之谈话》，《申报》1924年11月9日。

(194) 《奉军将实行拱卫京师》、《奉军拱卫京师之实现》，《顺天时报》1925年5月13、24日。

(195) 《奉方监视中之中央财政》、《财部帐簿出关》，《顺天时报》1925年5月21、22日。

(196) 《奉天对北政府实行司法独立》，《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18册，第1069页。

(197) 《邓如琢通电》（1925年10月24日），《北洋军阀》（1912—1928）第5卷，第261页。

(198) 胡适：《丁文江传》，《胡适文集》第7卷，第477页。

(199) Robert A．Kapp，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1911-1938，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p．21．

(200) 《国民军欲夺陕西地盘》，《顺天时报》1925年9月7日。

(201) 《鄂督通电辟谣》、《姚震口中之时局形势》，《顺天时报》1925年10月2、10日。

(202) 《昨日国议内容》，《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8册，503页。

(203) 《占领地盘之新标帜》、《刘镇华谋督豫》，《晨报》1924年11月13、18日。

(204) 《孙段电商赣局》，《民国日报》（上海）1924年12月25日。

(205) 孙中山：《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02页。

(206) 顾敦：《中国市制概观》，《东方杂志》第26卷第17号。

(207) 参阅杨天宏《国民党与善后会议关系考析》，《近代史研究》2000年3期，第106—108页。

(208) 《陈调元自称苏督说》，《益世报》1925年10月22日。

(209) 《国内专电·北京电》，《申报》1925年月18日。

(210) 《浙孙强截税款》，《顺天时报》1925年5月5日。

(211) 《冯玉祥派员来京接洽与奉合作》，《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9册，第490页。

(212)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崩溃》，《近代稗海》第6册，第256页。

(213) 《白坚武日记》第1册，第500-501页。

(214)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崩溃》，《近代稗海》第6册，第258页。

(215) 政之：《北京政坛蜕嬗纪》（下），《北洋军阀》（1912—1928）第5卷，第355页。

(216) Harold Z．Schiffrin，Military and Politics in China：is the Warlord Model Pertinent？Asia Quarterly：A Journal from Europe，3（1975），pp．196-197．

(217) 《暂时的相忍为国之政局》，《申报》1925年1月16日。

(218) 《国内专电·北京电》，《申报》1924年1月7日。

(219) 《王吉占之〈对时局下一观察〉》，《国闻周报》第2卷第8期。

(220)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01页。

(221)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崩溃》，《近代稗海》第6册，第258页。

(222) 孙铎：《中国改造之外国援助》，《向导》第29期。

(223) 政之：《世界大势之逆转与中国之国际环境》，《国闻周报》第2卷第2期。

(224) 士炎：《国际情势与中国时局》，《政治生活》第22期，1924年11月23日。

(225)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88-189页。

(226)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宣言》，《向导》第82期。

(227) 《冯玉祥配称革命么》，《政治生活》第20期，1924年11月7日。

(228) 《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340页。

(229) 《国际情势与中国时局》，《政治生活》22期，1924年11月23日。

(230) 《国内专电·北京电》，《申报》1924年11月22日。

(231) 《国际情势与中国时局》，《政治生活》第22期，1924年11月23日。

(232) 《外交团与临时政府》，《国闻周报》第1卷第21期。

(233) 《北京政局》，《国闻周报》第2卷第47期。

(234) 段永林：《三·一八惨案与执政府的垮台》，王维礼等主编《中国现代史大事纪事本末》上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4-379页。

(235) 天生：《外交与内乱》，《国闻周报》第1卷第19期。

(236) 平：《内乱与外患》，原载《市声周报》4卷2期（1926年1月3日），《北洋军阀》（1912—1928）第5卷，第255—267页。

(237) 《北上宣言》、《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讲》，《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95、337页。

(238) 政之：《对内乎对外乎》，《国闻周报》第2卷第38期。

(239)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425页。

(240) 章太炎：《致李根源书》（1925年7月11日），《近代史资料》总36号，第144页。

(241) 参阅罗志田《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历史研究》1997年，第6期。

(242) 参阅杨雨青《国家利益：苏俄对在华合作者的选择》，《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

(243)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1辑，第106、156—157页。

(244) 《张作霖宣言》（1926年12月6日），《北洋军阀》第5卷，第383—384页。

(245) 百忧：《以科学眼光解剖时局》，《晨报副刊》1926年10月5日。

(246) 朱悟禅：《北大25周年纪念民意调查之分析》，《新民国杂志》第1卷第5期（1924年3月30日），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