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五卅运动的形成与扩散

“五卅事件”发生后，上海即有规模空前的“三罢”运动举行，而在全国范围内，也随后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反帝情绪弥漫各地，民族主义的思想与实践在中国似达到一个高峰，此即通称的“五卅运动”⁽¹⁷³⁾。

一　上海“三罢”运动的发起

5月30日当天晚上，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上海的罢市、罢工、罢课运动，并决议公开成立上海总工会，同时与中共上海地委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以统一运动的领导⁽¹⁷⁴⁾；工人、学生的发动工作则由相关负责干部进行。下午4时，刘华、陶静轩等人即在沪西工友俱乐部召集工会代表开会，号召工人起来为被枪杀的学生报仇⁽¹⁷⁵⁾。恽代英在上海市学联以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秘书的身份召集各大中学校学生代表会议，决议各校自次日起一律罢课，并要求全市工商界罢工、罢市⁽¹⁷⁶⁾。

是晚，国民党方面叶楚伧、马超俊、刘庐隐等人在环龙路四十四号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决定支援惨案办法”⁽¹⁷⁷⁾。6月2日，又有约十五名“右翼”国民党员在居正住宅开会，讨论办法⁽¹⁷⁸⁾。其他团体，如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各工会、市民对日外交大会等均有会议召开⁽¹⁷⁹⁾。国民党人指导下的上海工团联合会对“三罢”运动之发起也起到一定作用。6月1日，上海工团联合会曾聚集二十余团体代表，举行紧急会议。3日该会又成立临时专门委员会，应付时局变化⁽¹⁸⁰⁾。在多方动员下，上海的“三罢”运动很快实现。

（1）罢工

中共领导下的上海总工会无疑是罢工运动发起的主要力量。正如郑超麟所说：比屠杀和罢市更出人意外的，就是次日忽然出现一个“上海总工会”向全上海工人发施号令了。……它成了俄国革命中的苏维埃⁽¹⁸¹⁾。南京路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经紧急筹备，便在次日正式成立“上海总工会”，6月1日公开登报。同时该会发表告全体工友书，“从六月二日起，上海全埠各业工友，全体一致罢工”⁽¹⁸²⁾。

6月2日，罢工首先自公共租界之外国企业开始，罢工人数超过5万，随即范围扩大。5日，租界之服务性行业工人亦加入罢工行列，罢工人数日益增多。华资企业工人自5月31日起在中共党员的发动下亦渐有罢工，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恒丰纱厂等，因此规模益加扩大。到6月8日，已罢工之外国工厂及机构共一百〇八处，计十三万余人，加上华资企业，罢工总人数达15．6万之众⁽¹⁸³⁾。据《五卅运动史料》所统计，五卅运动期间上海罢工、停工案共二百〇六起，涉及工人201，978人，其中华商三十五起，共33，868人参加罢工⁽¹⁸⁴⁾。

（2）罢课

5月30日晚，上海学生联合会召集各校代表会议，决定致电各地学生会，并派人到北京等处动员，同时规定次日学生出发到大马路，要求罢市⁽¹⁸⁵⁾。3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议决，自6月1日各校一致罢课⁽¹⁸⁶⁾，并继续发动罢市及工部局华捕罢岗运动⁽¹⁸⁷⁾。6月1日，全国学生总会在恽代英领导下成立⁽¹⁸⁸⁾，并即通电各地学生会及各团体，号召学生罢课演讲，举行示威运动，致力于将罢课运动扩展到全国范围⁽¹⁸⁹⁾。16日上海学联又通告各学生会，强调“在沪案交涉未了以前，各校一律不准上课”⁽¹⁹⁰⁾。18日，因各校为避免引起事端，多有提前放假之举动，全国学生总会为此特致函全国各学校校长，希望各校本期免放暑假⁽¹⁹¹⁾。上海参加罢课的学生人数据称有五万多人⁽¹⁹²⁾。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因参加罢课及运动，该校校长遂宣布放假一周，后以发生卜舫济校长禁止学生集会升旗，并夺走学生手中国旗之情事，因此，该校学生及附属中学学生多声明脱离该校⁽¹⁹³⁾。

6月2日，因租界戒严，中共决定不再组织学生到租界演讲，而是将运动扩展到全国⁽¹⁹⁴⁾。全国学生总会与上海学生联合会派代表计划分八路去作宣传募捐工作，每路三名学生⁽¹⁹⁵⁾。不过，6月中旬后，上海各大中学校负责当局多宣布放暑假，罢课遂在无形中结束了。

（3）罢市

三罢运动中，难度最大的便是罢市，因为此举与商人利益攸关。5月30日晚，上海学生联合会即决议次日发动学生上街动员商人罢市⁽¹⁹⁶⁾。31日上午，学生们便在租界中心区域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要求店员们打烊，但应者寥寥。下午3时左右，学生、工人等一千五百余人，聚集上海总商会要求宣布办法⁽¹⁹⁷⁾。男女学生把总商会会所包围起来，会所礼堂里亦挤满了学生与工人等，并在台上不停地发表演说，高呼罢市⁽¹⁹⁸⁾。正在三楼出席总商会会议的会董看到群众愤激的情形，多数退场，明显表示出消极反对之意，剩下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与会董邬志豪两人应付场面。直到方椒伯被迫签字同意次日即罢市，群众才散去。在当时的情形下，方如不签字，似乎无法下台⁽¹⁹⁹⁾。

群众大会后，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即印发总罢市通知⁽²⁰⁰⁾。晚间，谢永森代表上海总商会紧急约见工部局警务处总巡麦高云，解释方椒伯是受民众胁迫在宣布总罢市决议上签字的⁽²⁰¹⁾。但是上海租界当局认为方椒伯有布尔什维克主义倾向，所以并不相信方氏在宣布罢市后的报告⁽²⁰²⁾。方本人也拜见工部局总董费信惇（Stirling Fessenden），声明总商会并无排外之意，总罢市完全是强迫与威胁的结果，并保证对运动不会同情⁽²⁰³⁾。

相似地，6月4日晚，上海法租界商联会在议决不罢市后，即有数百人立即闯进商联会会长叶贶辰所开商店打砸一通。次日法租界各商店亦只有罢市⁽²⁰⁴⁾。可见在当时情形下，一些不愿停业的商人实际上已失去行动的“自由”，而不得不考虑外界的威胁。上海银钱业在各业罢市后仍照常交易，后来由于“外界压迫”，方宣告停业。但还是有人指责钱业交易实际上仍未停止，而英商银行亦依靠钱业的接济而渡过挤兑期⁽²⁰⁵⁾。

罢市之后，如果有商家开门，即使是食品店，亦会遭到袭击，而不得不闭门。江苏交涉公署交涉员在给外交部的报告中说，上海“各街道皆有流氓附和，每一店关门则拍手欢声四起” ⁽²⁰⁶⁾。在此情形下商家欲不罢市势所不能。6月1日，公共租界华人开的商店都上起了排门板，不过多数店家仍然通过门洞继续营业⁽²⁰⁷⁾，彻底的罢市在上海从未实现。

上海三罢运动的实现既与中共的号召有关，亦有国民党及各团体力量的介入。像对日外交市民大会、闸北保卫团、南市保卫团、店员联合会，甚至一些地域性的社团，中共均有联络，而这些团体在三罢运动的发起中似乎亦起到一定作用⁽²⁰⁸⁾。运动中一些恐怖手段的频繁出现，似乎暗示帮会势力在其中的作用⁽²⁰⁹⁾。如当时便有人以“铁血团”的名义对反对罢市者实施恐吓⁽²¹⁰⁾。“锄奸团”则散发激进的传单，表示要“干掉”不肯罢工的人以及无视民众意见的卖国贼、工贼等人⁽²¹¹⁾。而罢工运动中，上海工团联合会似乎亦在扮演一定的角色⁽²¹²⁾。

另外，三罢运动的形成，执政府及地方当局在开始阶段并未干涉⁽²¹³⁾，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扩散，也与“军阀袖手旁观”有一定关系⁽²¹⁴⁾，此不能不是运动得以形成气候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　上海罢工工人的维持

在上海的三罢运动中，持续时间最长且影响波及全国的是罢工，因此，罢工工人之维持关系到整个运动的走向。

上海工人罢工之维持费用数目甚巨。事后虞洽卿曾称：“自五卅事起，所有接济工人之费，总商会经募者，凡二百二十余万，学生联合会及济安会方面经募者，六百余万元（注：似为六十余万元之误）。”⁽²¹⁵⁾9月底，虞又称：“昔以全民之力，坚持抵抗，需费三百万，坚持四阅月。”⁽²¹⁶⁾英文《中国年鉴》报道：总共各方面的罢工基金，合计有五十万至一百万的银元⁽²¹⁷⁾。而据《上海总商会经收五卅捐款收支报告册》统计，自1925年6月至1926年6月，上海总商会经收的捐款共二百四十余万元⁽²¹⁸⁾。李键民经多方考证，认为上海得到的募捐款项总额大概在三百余万元，这其中，多数用于罢工工人维持经费之开支⁽²¹⁹⁾。

罢工维持费的发放是关系到罢工运动能否坚持的最关键因素⁽²²⁰⁾。上海罢工实现后，罢工工人每天可以领到二角钱的维持费，其发放或者是半月一次，或者一月一次，也有五天或十天发一次的，但发放标准基本一致⁽²²¹⁾。如果担任“纠察”或做“工会代表”，则另外领取薪水⁽²²²⁾。但如果工人不去报到则要扣钱⁽²²³⁾，有时罢工工人还可以领到馒头等食物⁽²²⁴⁾。据工人回忆，罢工前女工每天工钱也就是二角多钱，做了几年才能有三角多钱一天⁽²²⁵⁾。男工每天可拿三角一分或三角二分⁽²²⁶⁾。1924年英国“商务官”布雷特（Brett）的调查显示，上海纺织工人日平均工资在三角到四角之间⁽²²⁷⁾。因此，罢工期间歇业工人所得维持费约相当于70％的正常工资。

罢工维持费的来源广泛，但商界之募款及垫借无疑最重要。当时在上海指挥运动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承认：“上海的总罢工和其他地方的部分罢工有十分之九的经费是靠资产阶级提供的。”⁽²²⁸⁾上海总商会是五卅期间罢工经费筹募的主渠道⁽²²⁹⁾。由于其在国内商界及社会上的信誉与号召力，所以各地商界、学界多将筹集到的捐款汇寄到上海总商会。运动初期，外人曾对上海十多万罢工工人是否能保持镇静而不引起混乱表示怀疑。然段祺瑞对此则表现得很有信心：“上海罢工已派虞洽卿赴沪，大致无妨。”⁽²³⁰⁾这点显示上海总商会之维持罢工经费，似得到执政府的认可。

在商界的捐款中，海外侨商及本国企业的捐助尤其引人注目。虞洽卿曾承认，“捐款中以南洋华侨所助之款为最巨”⁽²³¹⁾。而在本国企业中，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²³²⁾。运动开始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宣布捐献一万元作罢工基金，并将该厂工人在运动期间加班劳动所实现的利润，移交罢工工人⁽²³³⁾。此种利润，大约为每天一千元⁽²³⁴⁾，南洋公司还另外向总商会捐十万元，表示其支持态度，有时该公司还直接将款项给总工会，以解决经费支拙的难题⁽²³⁵⁾。上海工团联合会给工人发放罢工维持费，亦得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支持⁽²³⁶⁾。

在罢工维持费无法发出时，商界的垫款便异常重要。7月1日，总商会秘书徐可升曾在总商会会董会上表示，罢工维持费只能维持一二天，是次会议决定向各华商银行借款10万元，待各地汇款寄到即归还⁽²³⁷⁾。正因为商界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所以英国方面因无法结束罢工而攻击上海总商会，指责总商会胁迫自愿复工的工人⁽²³⁸⁾。英国驻沪领事巴尔敦（Barton，Sir S·ney）则指斥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为排英运动的第一号祸首。至八月间，美日英三国领事甚至报告公使团，虞氏该负起此次上海罢业及对中外关系产生恶劣影响之一切责任⁽²³⁹⁾。

执政府的经济支持亦值得一提。据李健民统计，北京政府财政部前后共汇拨上海25万元⁽²⁴⁰⁾。如7月12日，报载消息称财政部汇款5万元给上海总商会，并指定发给受伤华人与死者家属，此点经租界警务处查证属实⁽²⁴¹⁾。7月30日，上海已收到北京政府汇来的10万元罢工维持费，半数交总商会，半数交工商学联合会⁽²⁴²⁾。英《泰晤士报》亦称“罢工能持久，由于中国政府拨款资助，邮电路中外雇员已奉交通部通告，每员以每月一日之工金捐助上海罢工，此为中国政府力助排外举动之确证。”⁽²⁴³⁾此消息系指交通部电政司6月26日要求“交通界同人，各捐本月份薪水之三十分之一”之饬文。英使为此特照会外交部表示抗议⁽²⁴⁴⁾。

值得注意的还有苏俄的经费援助。据现有资料，1925年6月-8月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名义从苏联国库寄给上海的经费是20万卢布⁽²⁴⁵⁾。6月11日，俄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从苏联人民委员会储备基金中拨款5万卢布交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处理，立即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名义电汇上海⁽²⁴⁶⁾，并决议开始为中国工人募捐。6月13日，俄共中央政治局又决定再从苏联人民委员会储备基金中补充拨款5万卢布，交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处理⁽²⁴⁷⁾。8月5日-7日的俄共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上，重又决定“建议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紧急汇款10万卢布交由上海、香港和中国其他城市的罢工者支配”⁽²⁴⁸⁾。另外，据称俄总商会亦有3万金卢布汇给上海总商会⁽²⁴⁹⁾。而以冯玉祥等人的名义及广州方面的捐款似乎亦与苏俄有些关系⁽²⁵⁰⁾。在国际赤色工会的号召下，据称德国柏林工会募集到5万金卢布，而法国工会则汇给上海工人4万法郎及5000卢布⁽²⁵¹⁾。

由于罢工工人众多，因此罢工经费的接收与发放便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亦直接与工人秩序之维持相关连。当时具体负责此事的主要有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总商会、学生联合会会、总工会，以及由上海各慈善团体组织的临时济安会。6月4日，由全国学生联合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总工会、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四团体组成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成为工、商、学三界联合办事机关。6月10日，上海总商会设立“五卅事件”委员会，以专门办理沪案之相关问题，尤其是罢工工人救济。上海学生联合会设有筹款部，主要负责募款收支管理工作。上海总工会则有经济科负责此事，但其经收的捐款与会费并不作区分⁽²⁵²⁾。临时济安会成立于6月9日，上海各慈善团体发起，主要负责工人救济款项的给发⁽²⁵³⁾。

三　运动在外地的扩展

陈叔谅将五卅事件后的民众运动按形式分为四种：宣传、罢工、抵制英日货、济工⁽²⁵⁴⁾。相似地，李健民亦将反英运动概括为三个部分：反英宣传；罢工及抵制英货、提倡国货；募捐运动。三者彼此运作，形成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²⁵⁵⁾。据统计，至1925年底，中国各处因“五卅案”而发生同情罢工者，共一百三十五起⁽²⁵⁶⁾。至于以各种形式直接参与运动的人数，刘少奇估计有一千二百万人左右⁽²⁵⁷⁾。

5月31日，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起来响应，掀起一个全国性的反帝运动⁽²⁵⁸⁾。6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公开宣言《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指出“血肉横飞的上海，现在已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屠场了”，号召民众起来“打倒野蛮残暴的帝国主义”⁽²⁵⁹⁾。在地方的响应上，中共地方党团组织及其控制下的学生联合会及国民会议促进会等团体扮演主要的推动作用。北方运动发起的重心在中共北方区委，而中共上海地（区）委下属支部的活动则是江浙一带运动高涨的重要诱因⁽²⁶⁰⁾。

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后，规模较大的示威运动出现在北京、广州、南京等地，而引起严重交涉及后果的则主要有汉口事件、沙基事件及南京、九江、重庆、镇江等地发生的冲突案。

“五卅事件”消息传至汉口后，民众情绪便趋激烈。自6月2日起，学生开始罢课游行，并动员工人罢工及商人罢市。6月11日，汉口码头工人2千余人因前一天“太古”轮船管栈印捕殴伤码头工人一名，结队游行，向该公司理论，湖北地方当局即派军队维持秩序，群众向租界奔避，英国租界义勇队及海军陆战队即开机关枪，毙八人，伤平民十一人，以及巡士十三名。扰乱中有日商店数家被毁，日商水谷洋行业主水谷邦次于混乱中被殴打重伤致死⁽²⁶¹⁾。次日，汉口租界戒严，外舰陆战队登陆防守，中国当局亦派兵保护街市。

5月31日，中共广东区委接获中共中央来电，并立即召开会议，讨论实行办法⁽²⁶²⁾。但当时由于广州正发生刘杨战争，故群众运动无法发动。不过，中共方面仍派邓中夏、杨殷及李森、刘尔崧等人分赴香港与沙面开始发动工人罢工⁽²⁶³⁾。刘、杨战事结束后，6月15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即发表启事，设立省港罢工委员会，并致函香港各工团，要求立即罢工。在苏兆征、邓中夏等人的发动下，全港工团联合会得以成立。该会并派人到广州接洽，得到了广东政府的全力支持⁽²⁶⁴⁾。19日，在中共指挥下的香港海员、电车及印刷等行业工会首先宣布罢工，洋货业、装卸业、煤炭业及其他各业工人亦相继罢工。前后15日，香港工人全部罢工，并有工人开始分批返回广州⁽²⁶⁵⁾。21日，广州沙面英租界华工也响应中华全国总工会号召一致罢工，退出沙面租界。省港罢工完全实现。

23日，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及广东国民政府的支持发动下，广州工、农、学、商、军各界共五六万人举行援助沪案示威运动大会。会后列队游行，并有飞机散发传单⁽²⁶⁶⁾。经过沙基租界时，对岸沙面英、法等国外兵，突向人群开枪，继以机关枪扫射，英法等国军舰亦发炮射击，当场死伤群众近百人⁽²⁶⁷⁾。

在镇江，则因为6月5日学生及其他各界人士之游行示威，而引起租界内不稳之迹象，界内游民与工部局之职员发生冲突，而英人担心发生“排外暴动”，将所有妇孺送上轮船，地方驻军亦开进租界进行弹压，故风潮未致酿大⁽²⁶⁸⁾。6月13日，九江因工人与租界巡捕冲突，英、日驻浔领事馆受到冲击，久已歇业的台湾银行亦突然起火，经地方军警维持，秩序始靖。南京下关则发生英商和记洋行工人罢工被枪杀案⁽²⁶⁹⁾。

运动中，亦出现激进者，如主张暗杀外人、练学生军、对英宣战的都有⁽²⁷⁰⁾。有地方甚至出现了“英国人、日本人和狗不得进入中国公共场所”的标语⁽²⁷¹⁾。骚动中，外人死伤的消息亦不时出现⁽²⁷²⁾。

四　运动的衰退与中止

上海交涉会议开始后，群众运动实际便开始步上衰退之途。

对上海总商会而言，罢市之举既是出于被迫，而亦有做交涉后盾之考虑⁽²⁷³⁾。但罢市给上海商界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²⁷⁴⁾。加之，端午节即至，商家按惯例需结清账务，因此一些大的商家希望尽早开市。基于此，上海谈判失败后，商界随即决议开市。6月19日，即上海中外委员谈判破裂的次日，上海总商会召集七十六个团体集议开市日期⁽²⁷⁵⁾，决定自6月21日起开市。同一天，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也致电北京政府，强烈要求与英国的谈判须于6月24日前结束⁽²⁷⁶⁾。但各商家或由于怕外力干涉，或由于想回避债务，对21日开市的决定，响应者寥寥⁽²⁷⁷⁾。而上海各团体外交后援会则公开反对⁽²⁷⁸⁾。为了早日实现开市，23日，总商会与工商学联合会举行联席会议，终于决定26日开市⁽²⁷⁹⁾。

驻扎淞沪地区的奉军对运动的态度亦与上海谈判密切相关。6月18日，交涉还在进行之时，张学良曾发布通告，称：“公众所提各项要求已提交谈判会议，务望各位静候和平解决。凡假借某工会或联合会所赋予权力，扰乱治安或危害外侨生命财产者，均将依法惩办。”⁽²⁸⁰⁾该布告似乎是应上海外人的要求所发，目标直指上海总工会与上海工商学联合会。19日，《警务日报》消息称，张学良应上海领事团要求，已向张作霖要求调徐州邢士廉旅来上海应付局势⁽²⁸¹⁾。22日，张学良离沪，由奉军第一旅旅长邢士廉接防，并以江苏省长郑谦名义布告上海华界戒严，委邢为戒严司令，常之英为副司令。邢抵沪后即发布布告，称“嗣后无论何种团体，务须认清题目，沪案交涉为一事，而利用机会自便私图者，又为一事，总之题目以内之事，行动不加干涉，题目以外之行动，即属越轨”⁽²⁸²⁾。

同时，公共租界当局亦采取措施对罢工运动施加压力。7月4日，租界工部局电气处以工人罢工电力缺乏，通告各大工厂六日起停给马达电力。7月6日，工部局决定中断租界区域内华商纱厂之电力供应。据称仅中国工厂因电气供应中断，而陡增失业工人四五万人，而自来水断绝之传言更让民众惊慌⁽²⁸³⁾。

中共在工会运动中曾利用青帮力量，但这种关系到7月底趋于破裂⁽²⁸⁴⁾。以“各省旅沪公民会、五卅救国同志会、上海工界自卫团”署名的传单《揭破上海总工会的黑幕》亦被人大量散发，攻击上海总工会与李立三⁽²⁸⁵⁾。6月26日，又有2千多名“浦东的失业工人”到总工会要钱，当总工会拒绝发钱时，即开始抢劫附近的商家，殴打总工会职员⁽²⁸⁶⁾。这些人似乎不是真正的工人，公共租界警务处与淞沪警察厅均怀疑他们与青帮有关系⁽²⁸⁷⁾。27日，继续有四五百人以工人身份去总工会领罢工维持费⁽²⁸⁸⁾。9月18日，上海总工会被淞沪戒严司令部以“利用时机，擅刊印信，发行捐照，鼓动风潮，阻止工人上工”、“假工会会之名，敛钱自私”等理由查封⁽²⁸⁹⁾。

上海领导运动的团体内部亦出现问题。首先是学生联合会发生分裂，上海学生联合会本身因国民党的分化而存在左右两派⁽²⁹⁰⁾，运动发起后，他们之间便出现了矛盾与斗争。6月22日，上海法政大学与浸会学院的学生为抗议上海学生联合会“贪污成风”断绝与联合会的关系。据称支持运动的七十五所学校中后来有三十五所退出。到7月初，上海学生联合会裁员30％⁽²⁹¹⁾。恽代英称“五卅运动”发展到后期，学生自身亦存在种种缺陷，直接影响到学生会的力量⁽²⁹²⁾。邓中夏则指出，学生放假，纷纷回籍，学生联合会的力量便形削弱。等到假期结束学生回校，“他们已如隔世人，热度冰消。学生生活本来富于浪漫性，热度当然难以持久。故在运动的后半期，学生便毫无力量表现了”⁽²⁹³⁾。

7月中旬，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亦出现分裂，部分会员指责邬志豪因为贪污罢工维持费而积累了大量财产。浙江路、云南路、吴淞路等十五路的代表，“鉴于该总联会已不再代表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的观点”，决定与其脱离关系，并成立一新的总联会——淞沪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²⁹⁴⁾。

导致运动渐渐进入低潮的更重要原因，在于罢工经费无以为继。在7月初，临时济安会的一些人便希望停发罢工维持费⁽²⁹⁵⁾。7月5日，临时济安会因王一亭等人以办事棘手辞职，该会遂停止工作。8日，在总商会的推动下，复由该会与总工会、学生会等团体重新组织，以作为工人救济之总负责机关⁽²⁹⁶⁾，然经费问题仍未有妥善解决办法。7月30日，刘贯之在上海总工会的会议上称手头已无救济款，而接下来半个月的救济金尚需要40万元，不知如何筹措⁽²⁹⁷⁾。到8月初，工人似乎已开始衡量继续罢工与复工间的利益大小。一些工人已开始放弃总工会的领款甚至退回工会发的钱，自动复工⁽²⁹⁸⁾。虽然总工会有重新发动总罢工的企图，但工部局估计已不可能成功⁽²⁹⁹⁾。在28日上海总工会会议上，代理委员谢文近表示救济金已将告罄⁽³⁰⁰⁾。尽管在群众会议上，刘少奇、李立三等人仍在尽力为工人鼓气，表示有许多新的罢工经费来源⁽³⁰¹⁾。但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上海总工会似乎有“适时停止罢工”的倡议⁽³⁰²⁾。实际上，此时日本纱厂案的解决与总工会所遇到的罢工经费困难有莫大关系⁽³⁰³⁾。

8月10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发表《告全国工人兵士学生》书，正式提出改变罢工策略，以工人的经济要求和地方性质的政治要求为复工条件，至于全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工商学界提出的条件，工人当以全力继续奋斗⁽³⁰⁴⁾。同时，上海总工会提出九项复工条件：一、无条件交回上海会审公廨；二、租界内出版、言论、集会、结社自由；三、租界华人须与外人有同等参政权利；四、承认工人有自由组织工会之权，并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五、工人一律上工，不得因此次罢工开除工人；六、发给罢工期内工资百分之五十；七、增加工资百分之十五；八、优待工人，尤须改善女工、童工工作条件；九、赔偿死伤学生、工人⁽³⁰⁵⁾。这九条不但比起“十七条”是大让步，而且比上海总商会提出的“十三条”亦要低调得多，但这些条件因种种原因最后亦未能实现⁽³⁰⁶⁾。

上海交涉中止后，执政府对苏俄之有意“赤化”亦甚在意。7月2日，与外交部关系甚密的中华工会负责人孙宗昉、朱锡麟等人在给沈瑞麟的信中表示：“中英交涉无论胜利或失败，将来尚有挽救之时，若赤化问题一经传染，祸更烈于洪水猛兽。”⁽³⁰⁷⁾24日，北京政府内政部密令各地“严防共产运动”⁽³⁰⁸⁾。8月底后更日趋于妥协。基于其对10月份即将开幕的关税会议的期望与交涉的停顿日久，而民众运动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影响下日益膨胀，8月20日，执政府通电保护工业，取缔煽惑罢工⁽³⁰⁹⁾。18日，执政府将邀请英、美、日、法、意、比、荷、葡八国参与关税特别会议通牒送各使馆，同时奉军开始对上海的各激进团体采取措施。9月19日，段祺瑞发布命令，宣布总工会为非法团体，应予立即解散，并通缉李立三等人⁽³¹⁰⁾。至此，执政府对“民气”的战略运用因目的基本达到而告一段落。

不过在9月5日，上海总商会还在发起“中华爱国募金大会”，以救济仍在罢工之工人，但成效有限。其实，该运动的发起，更真切的原因是因为上海总商会及虞洽卿等人为“五卅”一案垫款甚巨又无处得到补偿，而欲藉此得些经济上的弥补⁽³¹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