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护国军分路出征和黔桂响应

一　第一军北攻四川和贵州独立

云南宣布独立后次日，即12月26日，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部在昆明八省会馆正式成立。其主要成员除总司令官蔡锷外，还有参谋总长罗佩金、参议处长殷承、秘书处长李曰垓、副官处长何鹏翔、军需处长陈之阶等。总司令部下辖三个梯团，每梯团两个支队，刘云峰、赵又新、顾品珍各为一、二、三梯团长，邓泰中、杨蓁、董鸿勋、何海清、禄国藩、朱德各为一、二、三、四、五、六支队长。此外尚有耿金锡炮兵一大队、贾紫绶警卫一大队和宪兵一中队、骑兵一连。第一军虽是云南护国军的主力，但其总兵力也不过三个旅，约计九千人，武器装备仅一、二支队较为精良，配有德造管退炮四门、机枪四挺，其他支队多为旧式九子枪，甚至还有没有枪的士兵。

蔡锷的战略目标，首先在夺取四川。如前所说，这是他与梁启超等人早在京津密谋时就确定了的。当时，他们不仅密与云南联系，且与黔、桂暗通声息，深知两省必可于云南发难后继起响应；而四川雄踞长江上游，进可沿江东下，直取武汉，或北出秦、晋，直捣幽燕，退可以“天府”的富力，扼险自固，与袁世凯长期抗衡。这是他们以四川为战略进攻目标的主要根据。这一战略选择，得到唐继尧、罗佩金和多数滇军将领的赞同和支持，他们“扫境内之甲兵，以属之锷”⁽¹³⁷⁾，就是证明。然而，对具体的进军路线却存在分歧。罗佩金等人原拟“总大军，取道会理，袭成都”⁽¹³⁸⁾，而蔡锷则认为欲图四川，最重要的是占领其门户重庆，截断长江援路；否则即使侥幸取得成都，袁世凯也仍可利用长江水道源源派兵入川，成都便没有保障。因此，他主张：由他亲率赵又新、顾品珍二、三两梯团为主军，出永宁，取泸州，然后东下重庆；左翼由刘云峰率第一梯团出昭通，取叙州（今宜宾市），占领川南富庶之区，相机进迫成都；右翼由戴戡回贵州联络护军使刘显世驱逐巡按使龙建章，率黔军出綦江，会攻重庆。比较而言，蔡锷的主张是正确的。

总司令部成立后，所辖各部队依集中之迟速，分路向四川进发。左翼刘云峰率邓泰中、杨蓁两支队于27日首先出发。次年1月2日，右翼戴戡随护国第三军先遣纵队长徐进，离滇向贵阳前进。接着，刚从临安（今建水县）调省的中路先锋董鸿勋支队也于10日离省。但是，由于军队分驻各地，相距遥远，事前又无充分准备，加上交通不便，动员集中，极为濡滞，以致朱德支队延至1月28日才得以离开昆明。从上年底刘云峰率部出发起，出师先后延续近一月，这样迟缓的动作，加上过早宣布独立，给以后的战局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为鼓舞士气“而促进行”，蔡锷在兵力“不厚”的情况下，提前于1月16日向四川泸州进发。出发之际，他发表《告滇中父老书》，表示要“竭股肱之力，济之以忠贞，以求勿负我父老之厚望”⁽¹³⁹⁾，并率全体官兵宣誓，誓词为：“谁捍牧圉？曰维行者。与子同仇，不渝不舍。严尔纪律，服我方略。伐罪吊民，义闻赫濯。汝惟用命，功懋懋赏。违亦汝罚，钦哉弗谖。”⁽¹⁴⁰⁾这篇庄严的誓词对护国讨袁表现了高度的责任感。为避免辛亥年“滇川交恶”历史悲剧的重演和争取战争的胜利，他还特地发布《谕四川同胞文》等一系列告示，一面说明云南出兵讨袁是为了“永护中华民国”，护国军所以起于云南而先到四川，不过是为“补助四川同胞赶速举义”，并将“处处申明纪律，不许有丝毫扰害民间，若有不守规则之人骚扰民间，一经查出，或被告发，必定从严惩治，决不宽贷”，希望四川人民“切勿轻听谣言，妄相揣测，致有误会，转多妨碍”⁽¹⁴¹⁾；一面宣布：1．“本军所至，所有应用夫役，应专雇觅闲人，并照给资力，勿使人民感其苦累”⁽¹⁴²⁾；2．“各属人民如有能侦获逆军实情及擒获逆军间谍，或截获逆军军械、辎重，送交各该部队、县署者……自应权衡轻重，酌予优奖”⁽¹⁴³⁾。对各属原有地方官吏则要求：1．本军到后仍应一律照常供职，若有擅离职守及卷款潜逃情事，通缉拿获，均照军法从事；2．暂行直接受命于护国军总司令部，不得私通伪廷，违者重办；3．各属钱粮、税课、厘金及一切杂项收入应行报解者，统由各该经收人查照向章，按月解缴永宁道署，不得拖欠挪移，违者究办着赔；4．维持地方安宁秩序，如有土匪盗贼抢劫滋事，扰乱治安，或持械拒捕者，准予便宜行事，但办后仍应据实详报查核；5．皆应奉民国正朔，一切公文程式均仍用中华民国字样，不得稍有歧异，违者以叛逆论。此外，他还规定不准虐杀战俘，对“不甘从逆，自愿归诚，查无反复情事及间谍行为者，尤应优加待遇，俾得自效”⁽¹⁴⁴⁾。这些政策和措施，在争取川省人民的支持，瓦解敌军，推动护国战争的发展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蔡锷出发之日，左翼刘云峰两支队已进抵驻川北军川南镇守使伍祥祯旅设防的新场附近。1月17日晨，首战告捷，逼敌退守燕子坡。接着，刘命邓泰中作正面佯攻，自己与杨蓁率部“绕道许堰，突击敌军后路”⁽¹⁴⁵⁾，出其不意地击败了燕子坡守敌，然后又乘胜追击，连下黄泡耳、凤来场、棒印村。18日晨，刘部向横江挺进，下午2时，在黄果铺与敌展开激战。守敌以混成一团和巡防数营的优势兵力，依仗山高路险，企图俯击制胜。刘云峰仍采迂回包抄战术，以邓支队突入峡谷，猛攻敌之左翼，命杨支队绕出右翼，由山后冲上山顶，给敌以猝不及防的打击，当晚11时占领横江。19日，刘部乘胜向安边前进。安边地处金沙江北岸，背后是巍巍群峰，守敌高踞峰巅，以机枪、大炮严密封锁江面。刘云峰见正面进攻不易取胜，乃命邓支队以少数兵力留在南岸牵制敌军，自率主力从上游罗东地方渡江，直插安边后方。下午3时半，刘督队蜂拥登山，直扑守敌之背，击毙敌军营长戴鸿智一员，杀伤敌兵，缴获军械无数，次日晨终于攻占了安边这个通往叙州的要津。自此之后，伍旅将无斗志，兵无战意，竟弃柏树溪、三关楼、叙州城而走。汉军（巡防军）统领张占鸿败归叙城，见伍祥祯已去，也率残兵三十余人一走了之。21日夜10时，在叙城绅商各界代表的欢迎下，刘云峰率部进驻叙州，取得护国战争的头一个重大胜利。

叙州失守后，四川将军陈宧十分恐慌。他急忙悬赏五十万元，命冯玉祥率第十六混成旅两个营由泸州出发攻叙东，败将伍祥祯率残部由自流井回攻叙北，朱登五统汉军由犍为、屏山攻叙西，又由泸州别派两营经高、珙两县绕攻叙南，企图乘护国军立脚未稳之机一举夺回叙州。于是，紧接叙州克复，一场激烈的保卫战又开始了。26日，刘云峰命邓泰中支队开赴叙北宗场迎击伍旅，27日战于斗牛岩，30日再战于宗场，将敌全数击溃。接着，杨蓁支队也开赴叙东白沙场作战，31日与冯旅相遇，大战三昼夜，击杀、溺毙、捕获敌军无数，冯玉祥率残部遁去。南路敌军见北、东两路连遭惨败，不战而退。唯西路朱登五仍率众自柏树溪前进，遭刘云峰所派游击队痛击后，又绕出叙西牛喜场与陈宧所派亲军二营及新增北军倪文翰一混成团继续向叙州推进。2月7日，刘云峰一面以少数兵力在正面相持，一面由宗场分兵包抄其后，经五小时前后夹击，朱等兵败不支，亡命奔逃三十余里。至此，陈宧四路围攻叙州的计划遂告破产。

在左翼刘梯团节节胜利的鼓舞下，中路前锋董鸿勋支队也顶风冒雪，以每天八九十里的速度向泸州疾进。1月26日，董部抵达贵州毕节，遇川军师长刘存厚所派军事特派员，告以刘将“在彼内应”，“请滇军速进”，并共同约定：滇军一入蜀境，两军则伪装对垒，刘军“诈败而退”，滇军“步步尾追，迨抵泸州，则两军一合，直捣州城”⁽¹⁴⁶⁾。29日，董支队进至川边赤水河，30日在雪山关与刘军相会，依据前约，两军“佯作战争”，自雪山关至纳溪，不费一枪一弹，逐“敌”四百余里。在此过程中，尽管刘存厚、蔡锷采取了种种掩人耳目的措施，今日由刘电奏统率办事处，报告正与滇军“激战”⁽¹⁴⁷⁾，明日由蔡锷通电各方，鼓吹战胜刘部的“血战”⁽¹⁴⁸⁾之功，但由于刘存厚先前所发约请滇军速行入川的电讯为敌人所截获，泸州已严加戒备。刘存厚不得不于2月2日在纳溪提前宣布起义。刘、董合军巧取泸州的计划化为泡影。

2月4日，董支队到达纳溪，当晚即与刘存厚部署强攻泸州南大门蓝田坝事宜，并决定由刘部川军陈礼门团攻正面，董部绕牛背石向南寿山前进，攻其侧背。5日晨，陈、董两军分头出发。下午2时，董支队占领南寿山附近的烟墩山，陈团也进抵预定位置。6日黎明，两军同时向蓝田坝发起进攻，守敌稍事抵抗，便纷纷渡江逃命，仅用半个多小时就占领了蓝田坝和月亮岩。7日，董鸿勋将两地交陈礼门镇守，自率所部由泰安场渡江，占领大龙山、罗汉场一带，从东面完成了对泸州的包围。

至于右翼戴戡所部，直到贵州宣布独立后才正式组成，因此其进军速度自然也远不及左翼刘梯团和中路董支队敏捷。

如前所说，依梁启超、蔡锷等人原来的设想，贵州应与云南同时宣布独立。事实上，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在云南宣布独立前夕，态度也是明朗而积极的⁽¹⁴⁹⁾。他曾毅然复电云南，表示“赞成独立”，使蔡锷禁不住“距跃三百”⁽¹⁵⁰⁾。然而相比之下，贵州独立的困难却比云南大得多。从外部条件来说，贵州东接湖南，北邻四川，一旦宣布独立，即面临汤芗铭、陈宧的两面夹攻。就内部而言，一方面黔军只有步兵六团、旧式炮兵一营、未经改编的巡防军四、五营，总兵力不及云南三分之二，而且军械陈旧，又不及云南有自己的兵工厂可资补给和更新；另一方面耆老会刘春霖等又公开鼓吹反对独立，“倡言保全地方，不能因附和云南独立而首先受祸”⁽¹⁵¹⁾；特别是巡按使龙建章仰承袁世凯旨意，“多方扩张势力，各县知事，胥其羽党”，并借梁士诒交通系势力，完全控制着“黔省之交通机关”⁽¹⁵²⁾，以致云南致电刘显世也只能由兴义转电贵阳。加上“各省意存观望，甚至倡言立异”，袁政府又“虚声恫喝”⁽¹⁵³⁾，终于使贵州未能与云南同时宣布独立。

但是，贵州人民是拥护共和，反对帝制的。早在筹安会发生之初，贵州达德学校教员凌云、黄鲁连、聂正邦等十七人就旗帜鲜明地致电筹安会说：“君主之说，适足惑乱人心，甚非国家之福，望速解散。”⁽¹⁵⁴⁾云南独立后，又有爱国志士不受耆老会的鼓惑，上书刘显世说：“将军、巡按可欺，广大人民不可欺”，“滇中首义，海内同声，七百万黔民喁望弥殷，请讨尤急”，要求他步滇后尘，“以爱国之热忱，问其滔天之罪恶，相率牂牁子弟，还我河山”⁽¹⁵⁵⁾。至1916年1月17日，更发展到贵阳绅、商、农、工各界数千人在省议会举行联合大会，一致议决“为身家计，为地方计，为国家前途计，皆非先由本省亟谋自主不可”，并公推刘显世为“贵州军都督，与各省联合一致，乘方新之民气，振必胜之军威，驱彼北军，御之境外”⁽¹⁵⁶⁾。会后，各界举代表数百人齐赴护军使署，恳刘“承认”⁽¹⁵⁷⁾。

在贵州人民反对帝制的活动中，黔军中下级军官堪称为急先锋。黔军六团本由唐继尧督黔时的基干改编而成，军官大多为云南讲武堂毕业生，与滇军关系密切。“及闻云南举义，群情踊跃，咸有磨砺以须之势”⁽¹⁵⁸⁾。其中尤以刘显世外甥第一团团长王文华“主张最力”⁽¹⁵⁹⁾。最高军事当局刘显世，这时虽不能与中下级军官相提并论，但也多少还有一点军人的爱国心。当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他密函参政院参政陈国祥说：“此次交涉，若第损失利权，不至箝束国权，国体勉可图存，尚可承认。若必满其所欲，则战而亡与不战而亡等耳，岂甘心束手待毙，坐听宰割！”并表示：“弟十余年前即忧吾国之将沦，抱定必死之意。今忝列军人，若至国交决裂，将以求吾死所矣。”⁽¹⁶⁰⁾后来刘虽遵命以军民长官和国民代表两种名义通电赞成过袁世凯称帝，但他解释说，这是为了“塞外人之口”⁽¹⁶¹⁾。这些事实说明他在袁世凯不惜以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换取帝国主义支持，和七百万黔民“咸思奋袂”的条件下，与人民一道采取反对帝制的态度，不是偶然的。

因此，贵州虽未能与云南同时宣布独立，但早“已有义不返顾之决心矣”⁽¹⁶²⁾，一切部署和准备都在着着进行。首先，为争取准备时间，刘显世先后于1915年底及次年初多次通电全国，声明“所有滇省通电列有显世衔名者，均系由滇冒列”⁽¹⁶³⁾，并摆出“双方调处，委曲求全”的姿态，鼓吹“滇军北军均不入黔之说”⁽¹⁶⁴⁾，以暂时稳定袁世凯及其在贵州的代理人龙建章。其次，为防止北军进攻，他借口“滇变”，宣布全省戒严，派兵进驻龙建章一手控制的邮电机关，并严密封锁湘、蜀边境。湖南将军汤芗铭密告袁政府说：云南独立不久，贵阳便派出大批军队进驻黔东铜仁、镇远、天柱等地，“邮局、电局均派有兵”⁽¹⁶⁵⁾，“通湘各路隘口，黔军均驻扎两边，中间仅留一小隙”⁽¹⁶⁶⁾。四川南川县知县王承梁也报告：“黔省于交界地方有加重兵力之事”，“探问称系防备北军。凡有由川入黔之人，盘诘尤严，军警团练无论人数多寡，均不许过境”⁽¹⁶⁷⁾。但是，与此相反，对于经黔入川的云南护国军，他却大开方便之门，任其通过。唐继尧电告蔡锷说：“毕节及界连川边一带黔军概行撤往他处。所有军粮等项早经聂知事陆续预备，我军可以畅行。”⁽¹⁶⁸⁾其三，为加强经济和军事实力，刘显世宣布禁止现银出省，并一面向云南请兵，一面大力扩充黔军。据南川县知县王承梁调查，黔省“桐梓境内正在大招军队”，其“县属挨连黔边一带乡民，均有前往应募者，各处土匪投效更多”⁽¹⁶⁹⁾。

至1916年1月中旬，刘显世的“附滇”之心，已是路人皆知的了。龙建章见势不妙，于14日借出巡之名，潜离贵州。17日，刘接受贵阳绅、商、农、学、工各界的讨袁请求，表示“愿与父老昆季共生死，虽成败利钝不可预卜，但有一弹一刀，决不使其存在”⁽¹⁷⁰⁾。19日，戴戡及徐进所率护国第三军先遣纵队，经易资孔、两河头到达郎岱，贵阳鼎沸。刘显世以时机成熟，催他们兼程赴筑。24日，戴戡率二十骑先行驰抵贵阳。26日，绅、商、农、学、工各界千人在原省议会举行欢迎大会，主席吴协安致词说：戴戡回黔“不仅为黔人治安欢迎，且为中华民国之国家欢迎”。接着，戴戡发表长篇演说，揭露“袁世凯之在今日，岂惟帝制问题足以亡国，即以之充共和国行政首长，亦觉国无不亡”。“今日之事，非袁世凯死，即我等死而已，岂有他哉”⁽¹⁷¹⁾。他表示这次回黔，一不占各机关重要位置，二叫作何事便作何事，叫在何处死便在何处死，唯诸同志及共和国家之命是听。到会群众报以热烈的掌声。第二天，即1月27日，刘显世发布一号布告，宣布贵州响应云南独立，“同心巩固共和”，并升任王文华为东路司令，率吴传声、彭文治等团攻湘；任戴戡为护国第一军右翼总司令，统熊其勋梯团两支队及原徐进所辖炮队、机枪队北取川黔门户綦江。刘自居都督，统辖全省军民两政。

2月4日，戴戡率炮队、机枪队离筑北进，省内各机关自刘显世以下各长官、职员以及绅、商、农、学、工各界各团体，一齐出郊欢送，道旁环列至十数里。13日，经遵义抵松坎。次日拂晓，即命熊其勋及总司令部副官李雁宾亲往前线督率三路大军，向綦江境内之敌发动全面进攻：右路攻青羊寺，中路攻九盘子，左路攻东溪。战线宽约四十里，纵长约八九十里。经半天激战，下午2时，中路首传捷报，有炮二门、机枪二挺以及坚固防守工事的天险九盘子宣告攻克，并歼敌三十余，俘虏六十多人枪。紧接着，右路也攻占青羊寺，缴获机枪二挺，其由新州向南川方面进攻之部相继占领沙溪、大锅场、马桑等地。至晚9时，中路再奏凯歌，夺取赶水。15日，左路在中路友军的支援下攻克东溪。之后，三路大军乘胜前进，连占分水岭、柑子垭、马口垭等地。至18日，前锋直抵桥河场、鸡公嘴，距此仅一二十里的綦江，“大有朝不保暮之势”⁽¹⁷²⁾。

二　北军南下和川南、湘西之战

袁世凯历来是迷信武力的，对这次云南护国起义自然也不例外。事实上，从他获悉云南要求取消帝制的第一天起，就已下定了“荡平”云南的决心，并即向驻守湖南岳州（今岳阳）的第三师师长曹锟下达了备战密令。12月29日，曹致电参政院代行立法院等处，自称曾奉“讨贼”之令，就是证明⁽¹⁷³⁾。无奈云南道路险远，交通不便，兵难遽达，加上战争舆论尚未造成，尽管袁很不情愿，也只好采取“晓以情理，动以利害”的分化政策，以便拉拢唐继尧等人，妄图坐收不战而胜之功；同时鼓动各省军民长官，大造“讨伐”舆论，为其武力进攻制造“民意”。

12月25日，袁世凯以政事堂名义致电唐继尧、任可澄说：“本政事堂实不信贵处有此极端反复之电，想系他人捏造，未便转呈。请另具印文，亲笔签名，迅速寄示，以便核转。”⁽¹⁷⁴⁾无中生有地硬把唐、任从云南反帝制领导集团中分割出去。26日，他虽强词夺理地通电逐条反驳唐、任首次讨袁通电，但最后又说：“纵有政见不同，尽可从容讨论。”为了加强“动以利害”的效果，并在结尾之处亲笔添了如下一段话：“尤可异者，立限答复，率部待命，慢上藐法，服从全无。倘滇之军民相率效尤，官将何以驭下？变恐生于肘腋，明哲当不出此。”⁽¹⁷⁵⁾

当然，袁世凯深知策反唐、任，谈何容易，因此，更要紧的是加紧准备武力“讨伐”。27日，他致电云南以外各省军民长官说：“唐继尧等曾迭电劝进，今忽反复，请取消帝制。诸长官有何意见，望速据实陈述，用备采纳。”⁽¹⁷⁶⁾其用意一在试探他们的忠诚，二在挑起战争。

果然，自28日起，各省军民长官请袁速行“天讨”的电文，纷纷而来。奉天将军段芝贵奏称：“现在国体已定，奚能为一二叛徒所动摇”，“芝贵等不敏，愿率所部将士驰赴云南，殄此凶顽。”⁽¹⁷⁷⁾安徽将军倪嗣冲也表示“愿整备三军，听候驱策”⁽¹⁷⁸⁾。山东将军靳云鹏、巡按使蔡儒楷则“请宣布该逆等罪状，俾与国人共弃，一面迅速进兵，以彰天讨”⁽¹⁷⁹⁾；等等。接着，岳州曹锟又报告说：“锟奉令讨贼，誓将出师，前队已拔，大军继发，天心既顺，荡平可期。”⁽¹⁸⁰⁾

在这“民意”大顺，战备告成以后，29日袁世凯通电全国，宣布唐、任、蔡“构中外恶感”、“违背国民公意”、“诬蔑元首”等三大罪状，令“开武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均着即行褫职，并夺去本官及爵位勋章，听候查办；蔡锷……应着褫职夺官，去勋位勋章，由该省地方官勒拿来京，一并听候查办”⁽¹⁸¹⁾。同日，又采汉高祖以金钱爵禄收买陈豨部将的策略，下令加滇军第一师师长张子贞将军衔，暂代督理云南军务；加第二师师长刘祖武少卿衔，代理云南巡按使。但是，仅仅两天之后，张、刘二人便与唐继尧、蔡锷等人联名发表讨袁檄文，宣告了这一策略的破产。随后，袁世凯一面于31日正式发布训令，“特派虎威将军曹锟为行军总司令，马继增为第一路司令官，督率第六师及第五旅由湖南经贵州向云南进发；张敬尧为第二路司令官，督率第七师及第六旅由四川向云南进发。该总司令由四川前进，务激厉将士，联合进行，早奏肤功”⁽¹⁸²⁾；一面命“近滇各省将军、巡按使，一体严筹防剿，毋稍疏忽”⁽¹⁸³⁾，并在新华宫丰泽园设立由他亲自主持的征滇临时军务处。稍后，又令保定李长泰第八师和南昌第六师齐燮元第十一旅入川增援张敬尧作战，奉天范国璋第二十师第二混成旅、河南唐天喜第七混成旅加入第一路作战。

1916年1月17日，第一路前锋进至黔边，第二路前锋行抵重庆。19日，曹锟遵命乘舰驶离岳州，西上入川督战。2月6日，所部吴佩孚旅王承斌团首先到达泸州。四天之后，张敬尧率十四旅一团也相继赶到。至此，第二路抵渝、泸兵力已超过一师以上。当时，泸州、纳溪一带形势，正如重庆镇守使周骏向袁世凯所报告的那样：“刘逆（指刘存厚）现据江（安）、纳（溪），截断攻叙军冯（玉祥）旅后路。此时若不派兵荡平江、纳，北岸冯旅危险实甚。现泸城西则敌已据方山，本军与冯旅联系既失，而距城东二十里之大安桥（疑指泰安场）敌又占领，泸（州）、合（江）之交通已断。城南即为刘逆主力，并裹胁滇、黔逆军及土匪，约计不下二万人。北则隆（昌）匪复窜入嘉明镇附近。距泸二三十里内均系敌兵，四面受敌，危状莫名。”⁽¹⁸⁴⁾因此，解救泸州之围便成了曹锟、张敬尧的燃眉之急。

2月9日下午2时，守泸旅长熊祥生以所部二营和驻川北军李炳之旅一营，在炮火掩护下，由泸南沙湾渡江，占领南岸营盘山。10日拂晓，即向刘存厚部据守的蓝田坝阵地发起攻击，并于午后6时占领了蓝田坝、月亮岩。护国军团长陈礼门退至纳溪斑竹林忧愤自戕，刘存厚退往江安。反攻泸东南董鸿勋支队的任务由新到曹军吴佩孚旅和李炳之旅一部担任。10日晨，吴及其所部团长王承斌分别由罗汉场、特凌场向中兴场进攻，李旅则直趋泰安场。由于兵力过于悬殊，且川军刘湘一团又有由合江绕向纳溪后方，截断护国军退路的企图，董鸿勋在大龙、高楼、高果等山顽强抗敌两天之后，遂于11日夜悄然渡江南撤。12日，熊、李两部占领泰安场等长江南岸各要地，泸围立解。

接着，曹锟又命张敬尧率所部三团会合熊祥生一旅直扑纳溪。但张敬尧在双河场被刚刚赶到的何海清支队打得大败。眼看护国军叙州增援部队又源源开到，北军不得不暂停攻势，转而与护国军相持于纳溪四围的深沟高垒之中。

为了打破北军的围攻，蔡锷于19日指挥全军分三路进行反击：一路由禄国藩率一营“由黄土坡向蓝田坝进攻”；一路由何海清率两营由永宁河“右岸向双河场进攻”；一路由朱德率两营附炮兵一连、机枪队一排，由“棉花坡向菱角塘进攻”；同时命刘存厚以一部“担任纳溪城内外及其附近市街之警戒及掩护”，一部北渡长江，“对龙透关急作佯攻”⁽¹⁸⁵⁾。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各路皆取得一定胜利，有时且“颇占优势”⁽¹⁸⁶⁾。如朱德等部曾迫使菱角塘之敌“退据原阵地之后”⁽¹⁸⁷⁾；何海清支队“毙敌十四名，捕虏二名，夺获枪枝、子弹甚多”⁽¹⁸⁸⁾；义勇军张煦支队甚至于22日黎明占领了张敬尧设在牛背石的司令部⁽¹⁸⁹⁾。但总的说来，敌人仍占有极大的优势，而且敌第七师又源源开到泸州，投入战斗。加上护国军自身伤亡颇众，曹之骅、雷淦光等营排长相继阵亡，后方弹药补充也难以为继，蔡锷不得不命令各部队自23日起暂取防御，整顿队伍，待转攻势。

28日，经过五天休整和部署，蔡锷再次发动反攻，并带病亲往前线督战。这次反攻，主攻部队由何海清支队担任，其任务是“从侧面攻击逆军阵地据点之石色沟、七块田等处”；朱德、王秉钧支队和刘存厚部均属“助攻部队”，从正面掩护何支队前进⁽¹⁹⁰⁾；刚从叙州赶来增援的金汉鼎支队为总预备队。蔡锷对这次反攻抱有很大希望，虽因“地形艰险，守易攻难”，头两天的战果并不理想，因而“其正面尚依然未动”⁽¹⁹¹⁾，但他仍决心“继续猛攻”，以图击溃敌军，“转危为安”⁽¹⁹²⁾。

然而就在这时，敌探侦悉叙州护国军“所留与袁军抵抗者，惟少数之部队与新招之士兵数百而已。所有劲旅，悉开赴泸城”⁽¹⁹³⁾。为了夺回叙州，并配合泸州张敬尧作战，陈宧乘机命冯玉祥督率所部约五千人和伍祥祯所部赵锡龄一团，向叙州发动猛烈进攻。29日，冯旅声势汹汹，迫近叙州。当时驻守叙州的护国军仅田钟谷一营二三百人。他们兵力虽单，却毫无惧色。3月1日，田营英勇顽强地在催锅、光斗两山和吊黄楼一带，进行了整整一天的抵抗，虽死伤过半，弹药告罄，仍“有用石而将敌击退者”⁽¹⁹⁴⁾。但是，力量对比毕竟过于悬殊，次日拂晓，所剩七十余人不得不撤离阵地，退往安边。3日，冯玉祥侵占叙州。

叙州失守，给战斗在纳溪前线的护国军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心理影响。从董鸿勋2月5日围攻泸州起，他们已在这里战斗近三十个日日夜夜了。由于旷日持久，弹乏饷竭，士气本已不高，现叙州又失，“其颓丧之情，自然益甚于前”。不仅一般将士如此，即如罗佩金、刘存厚等高级将领，也认为“非暂退不足以全师”⁽¹⁹⁵⁾。蔡锷虽曾“一意主积极”，“退却之命，缮定不发者屡日，既发复予迁延一日”，但在各方“煎迫”之下，也“不得不以退为进矣”⁽¹⁹⁶⁾。3月6日夜，他终于最后决定于次日凌晨分左、中、右三路退出纳溪，南撤至大洲驿、上马场一线，“另择阵地扼守，一以伺敌以制胜，一以迁延时日，用待时变”⁽¹⁹⁷⁾，并深为罗、刘“熬不过最后之五分钟”而“扼腕”。7日上午10时，张敬尧进据纳溪。8日，刘湘进驻刘存厚放弃的江安，次日再占南溪。蔡锷的反攻又一次落了空。

纳溪本是护国军主动放弃的一座空城，其撤离时，张敬尧也“未发一追兵”⁽¹⁹⁸⁾。可是事后，他却煞有介事地与副司令熊祥生联名电告袁世凯等人说：“今日拂晓……逆势不支，遂向永宁、仁怀方面败退。我军尾随痛追，将逆之坚固堡垒暨最高之无底山、螺丝山全行夺据，稍留防兵，余仍事追击，十时多完全克复纳溪。”⁽¹⁹⁹⁾

几乎与中路护国军退守大洲驿的同时，分兵略取綦江的右翼戴戡部也因兵力单薄，防守不足，竭力缩小范围，于3月1日退守东溪、赶水一线，不久又遵蔡锷之命退往黔边松坎。

在此形势下，袁世凯得意洋洋地于9日发布申令说：“蔡锷蓄谋作乱，借端称兵，竟敢攻略国土，扰害闾阎，希图割据，破坏统一，实属异常谬妄。现叙州先经克复，纳溪大股悍寇亦经溃败，当不难指日荡平。”⁽²⁰⁰⁾并晋授张敬尧勋三位，升授旅长熊祥生、吴佩孚、吴新田为陆军中将。13日，又以“刘湘奋力督战，连复要邑，肃清江岸，勤勇可嘉，着授为陆军少将，并授以勋五位”⁽²⁰¹⁾。

然而，袁世凯高兴得太早了。他的申令墨迹未干，泸州前线就又传来了护国军反攻的隆隆炮声。

蔡锷兵退大洲驿后，除留金汉鼎、王秉钧支队在三层铺、白节滩一线轮番警戒外，其余“皆集合后方从事休养”⁽²⁰²⁾，并重新调整了部队建制。经过十天的休整和训练，精神面貌，焕然一新。17日，蔡锷乘势对泸州发动第三次攻击。其中路为顾品珍梯团，任务是占领茶塘子高地，以威胁鹞子岩。左路为何海清支队和刘存厚部，由何支队进驻和丰场一带，警戒顾品珍左侧；刘部进驻牛滚场一带，威胁江安之敌。右路是这次反攻的主力，由白节滩向牛背石、纳溪及蓝田坝前进，以扫清长江南岸为目的，参战部队为赵又新梯团的金汉鼎、朱德支队和义勇队的张煦、廖月疆支队，其中朱德支队又担负着右路的主攻任务。15日蔡锷特召朱德到大洲驿总司令部面授机宜⁽²⁰³⁾。

自17至23日，三路护国大军“连日激战，大获胜利”。中路顾品珍梯团20日夜袭成功后，“逐次穷追”，先后攻占金盘山、龙头铺、大湾坡、茶塘子、鹞子岩等地，击落敌人侦察飞机两架，“杀伤逆敌共约五百余人，夺获山炮三门、机关枪四挺、子弹百余箱、饷银粮秣等数船，又虏获总兵站长陈庆周一员”，正面之敌“已无反攻之勇气”⁽²⁰⁴⁾。左路何支队和刘存厚部分别收复了江安和南溪。右路金支队从红花地出发，连克沙山、大小山坪、牛背石，前锋直趋双河场；朱支队更是长驱百里，所向披靡，相继夺取五里山、十二湾、鱼登坪、女儿井、背猪坳、白石塔、观音榜等地，像尖刀一样直插张敬尧的大本营泸州。其先头部队甚至到达距离泸州仅仅十余里地的南寿山附近。张敬尧损兵折将，恐慌万状，—面收缩战线，放弃安富街、纳溪等城镇，于双河场、棉花坡、南寿山一带专务“固守”；一面飞电各方，请“火速分兵援泸”⁽²⁰⁵⁾。护国军终于化险为夷，胜利地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与此同时，由湖南经贵州进攻云南的马继增第一路军，也在湘西被护国第一军右翼东路军王文华部打败，主将身亡，全军上下不可收拾。早在1月17日，第一路军前锋汪学谦旅即已沿沅水西上，抵达湘西芷江（沅州府治所在地）。因贵州刘显世以重兵封锁黔东各要隘，无法继续西进，马继增不得不暂设大本营于沅陵，屯兵黔边。不久，贵州响应云南独立，王文华出任护国军第一军右翼东路司令兼第一团团长，分兵三路，进攻湖南。于是，北起永顺，南至武冈的湘西大地即刻成了埋葬“洪宪”王朝的第二战场。

1月30日，中路王文华率第一团，一马当先，突入湖南晃州属大鱼塘。2月3日晨，激战三小时，占领晃州，毙敌“三十余人，生擒十一人，夺获枪枝、子弹甚多”⁽²⁰⁶⁾。4日下午，又击破晃州败敌及其二营增援部队的恃险顽抗，攻克蜈蚣关。晃州从此成了王文华东路军司令部所在地。右路吴传声第三团，由天柱相机进取圫口寨、黔阳、会同、洪江等地。2月2日，吴率所部到达黔湘边境瓮洞，3日，进入湖南，“在泸平、矿山等处与逆军接战，击毙逆军兵士十四名，生擒数名，击伤逆军连长一名、兵士十余名”⁽²⁰⁷⁾。5日攻克黔阳，俘获敌军二百五十余名，步枪二百余枝，银洋二万余元，其他军用器材、粮秣、辎重无数。经此胜利，士气更旺，吴乘势于6日占领洪江。王文华见洪江克复，芷江后路已断，且守敌为增援麻阳分拨三营而去，内部十分空虚，即于13日命一团二营长胡瑛率部直攻齐天界，并调吴传声团由右翼截出，两面夹攻芷江。吴身先士卒，不幸阵亡。14日午前，在王文华亲率袁祖铭第一营及王天培部的增援下，将芷江“完全占领，逆军纷纷逃溃”⁽²⁰⁸⁾。

左路卢焘第二团由铜仁向麻阳进攻。2月2日，其前锋由漾头司渡河进驻半坡田，直逼湘西重要门户文昌阁。3日，卢一面致函湘西镇守使田应诏所部文昌阁守军，请“假道进兵，限三日答复”⁽²⁰⁹⁾，一面派兵进驻牛角坪等地，对文昌阁造成四面包围之势。田为保存实力，主动撤防。卢部遂于5日进逼麻属咽喉要隘小坡，威胁麻阳。芷江汪学谦闻报，大惊失色，一边急电马继增、周文炳火速派队“救应麻阳”，一边请湖南将军汤芗铭飞电田应诏“无分畛域，加兵速救”⁽²¹⁰⁾。当日，马继增所部殷本浩营赶到麻阳，分兵把守童湘溪。10日，卢焘于童湘溪相持数日后，改采声东击西之法，以一部与童湘溪之敌周旋，大部分路投入麻阳攻城战。13日，王文华发动芷江战役，麻阳之敌分兵回援，卢乘机向麻阳发动总攻击。经三天激战，敌营长赵景忠身负重伤，士卒死伤数百，其余纷纷向凤凰、江口、高村败退。17日晨，恶战兼旬的麻阳战役，以护国军的最后胜利而告终。

此外，2月12日，游击队统带王华裔联络湘军进攻靖县，也获大胜。“逆军两营抗战一夜，天明时仓皇奔逃。我军追击，连占通道、绥宁诸城”⁽²¹¹⁾，残敌退入武冈一带。

马继增见所部连连败北，晃州、黔阳、洪江、会同、麻阳、芷江等县相继落入护国军之手，难向袁世凯交差，遂于2月29日服毒自杀，所遗司令一职，由周文炳代理。袁世凯为掩饰败绩，稳定军心，却发表策令说“该中将……忧愤成疾，军中暴卒”⁽²¹²⁾，并追赠他为上将，从优议恤，颁发治丧银一万元。

为了挽回败局，周文炳亲率大军自3月3日起向王文华部进行反扑。他由辰溪出发，先占高村，然后分三支队向麻阳进攻。团长毕化东率右支队向岩门推进，团长宋大霈率左支队沿麻阳河右岸推进，旅长张中和率中支队由麻阳河左岸推进。4日，中、左支队猛攻江口，下午进抵心仁溪，右支队占领岩门。5日，左、中支队侵占江口，右支队逼近麻阳东。6日，三支队会攻麻阳。王文华在敌我兵力异常悬殊的情况下，顽强抵抗一天后，向铜仁、芷江撤退。下午6时，麻阳失陷。8日，武冈一带也遭到周文炳所部刘跃龙旅的猛烈攻击，高沙、渡头桥、曹家巷等地先后被占。13日，花园、武阳相继失守。不久，绥宁、洪江、黔阳、罗旧、巴州塘、怀化、芷江皆失。数月来愁肠满肚的袁世凯以为皇帝梦又可继续作下去了，忙发申令嘉奖，授周文炳为陆军中将，并给予二等文虎章；张中和授为陆军少将，并给予三等文虎章；卢金山给予二等文虎章，毕化东授为陆军少将⁽²¹³⁾。

但是，王文华并未被周文炳的嚣张气焰所吓倒。3月10日，麻阳陷落仅四天，他即调集兵力举行反攻。激烈的战斗进行了四天，虽未能最后收复麻阳，但其英勇顽强的精神，连敌人也不能不叹服。周文炳在其作战报告中写道：“我军克复麻阳后，正分兵预备进剿，寇调铜仁六股及晃、芷一带溃寇约近万人，携管退山炮及机关枪多尊，于三月初十晚七时向麻阳猛袭”，“至十一日拂晓，寇三面包围我之左翼”，“下午六时，寇始暂却，仍激战终夕。十二日，又相持竟日。……是役连战数昼夜之久，肉搏十余次”⁽²¹⁴⁾。此后，王文华便主要不以攻取北军集结的县城为目标，而将部队化整为零，“每起至多不过十数人，占据要路山顶等处”，并与所谓“土匪及下等社会”的人民反袁力量相结合，利用湘西山路崎岖的有利条件，广泛开展灵活多变的游击战争，专袭敌人“兵力单弱之处”⁽²¹⁵⁾，如此一直坚持到袁世凯命四川将军陈宧与蔡锷谈判议和。

三　第二军东出桂粤和广西独立

按护国军最初所拟出师计划，第二军的战略目标是东出桂、粤，转道入赣。1916年1月，以李烈钧为总司令，何国钧为参谋总长（未到任）的第二军总司令部在昆明成立。该军由两个梯团、一个警卫大队组成。第一梯团长为驻防开化（今文山）的原云南陆军迤南边防第一旅长张开儒，参谋长为成珖，第一、二支队长为钱开甲和盛荣超。第二梯团长为新从海外抵滇的方声涛，参谋长为李炳荣，第三、四支队长为黄永社和马为麟。2月21日下午，李烈钧率总司令部和第二梯团部乘滇越铁路火车离开昆明前往广南，准备与张开儒梯团会合后向广西进发。这一天，全城商民一律悬挂五色国旗，军、政、绅、商、学各界齐赴火车站送行，“军容甚壮，观者如流，极一时之盛”⁽²¹⁶⁾。

这时，广东振武上将军龙济光正奉袁世凯之命，派其兄兼代广东巡按使、广惠镇守使、广东陆军第一师师长龙觐光为云南查办使，督师由广西进攻云南，并密使其子龙体乾与侄龙毓乾潜回云南老家蒙自犒吾卡等地，组织力量为内应。1月30日，龙觐光行抵南宁，2月下旬分兵五路向云南发动进攻。第一路以署广东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李文富为司令，出百色攻滇边军事重镇剥隘；第二路以虎门要塞司令黄恩锡为司令，间道入广南，以遏援剥之师，并相机会攻剥隘；第三、四两路分别以广西将军陆荣廷所荐桂林正司令张耀山、田南道尹兼陆军游击副司令吕春琯为司令，作一、二路后援；第五路以朱朝瑛为司令，直趋黔边，阻贵州方面的护国军南下，以保后路。

2月29日，李文富进至百色，3月1日驰赴罗村口，晚8时开始攻击剥隘。当时，李烈钧大队尚未赶到，剥隘守军仅两连，约三百人，不及敌军五分之一，虽经一夜的英勇抗击，仍不免寡不敌众，于次日晨为敌所陷。随后，李文富乘势夺取者桑，进据皈朝。龙觐光大本营也由南宁移驻百色。其二路司令黄恩锡2月19日由百色出发，经广西逻里、旧州、八达、古障，于3月上旬进据云南龙潭、石洞一带，离广南已不到五十里。此外，他还派著名匪首唐惠、吴华两人潜入竹园、朋普、弥勒、十八寨等地，或购枪招人，或秘密设立机关，或与地方保卫团首相勾结，妄图里应外合，扰乱护国军后方。与此同时，龙体乾等人在犒吾卡、纳更等地纠集一批土匪、游民、无赖，于3月9日夜间同时蜂起，分扑临安、蒙自、个旧三县，并于次日攻陷个旧县城。在此情况下，迎战龙觐光就成了挥戈东进的护国第二军的首要任务。

3月初，李烈钧率部经阿迷、蒙自、马塘、开化、江那里、阿基街、板郎等地抵达广南后，一面命张开儒、方声涛各率所部开赴皈朝和石洞、龙潭前线，阻击李文富、黄恩锡；一面电请唐继尧急调正经贵州开赴湘西的挺进军司令黄毓成和护国第三军第一梯团长赵钟奇各率所部改道南下，直趋广西百色，协攻敌后。

张开儒奉命后，迅即驰往皈朝，与李文富激战七八昼夜。至16日，渐不能支，有的部队竟未奉命令而自行撤退。面对如此险恶的形势，张开儒镇静如故。他亲临前线，指挥炮兵连长鲁梓材准确地摧毁敌炮阵地，然后趁敌慌乱，命各部队冲锋向前，一鼓作气收复了皈朝，紧接着又乘胜击破者桑、剥隘之敌，夺获大炮二尊、机关枪四挺，其余枪支子弹无算，杀敌千余。在龙潭方面，方声涛所率朱培德、毛本良两营及张怀信警卫大队一个中队与黄恩锡部血战三昼夜，于16日先后夺占石洞、龙潭。黄率残部窜走架衣、丘北、弥勒、竹园、十八寨等地，企图与龙体乾汇合。

其间，奉唐继尧之命援救蒙自、临安、个旧的赵世铭、马为麟两支队，也在南防剿匪军总司令刘祖武的指挥下，于击溃围攻临安、蒙自之敌后，在蒙自境内的鼓山击败龙体乾主力，20日收复了个旧。之后又回师阿迷，配合警卫第四团长李识韩击溃自龙潭败后窜入丘、弥等地的黄恩锡部，先后于4月6、8、12日收复竹园、十八寨、弥勒和丘北，龙体乾、黄恩锡相继败退江外。

赵钟奇、黄毓成所部则依李烈钧所请，分别于3月4、5两日从贵州黄草坝、兴义出发，南下会攻龙觐光大本营百色。他们途经西隆、西林、旧州、潞城等地，一路上龙军望风而逃，未遇什么抵抗，仅仅黄毓成所部于16日在黄南田与其第五路司令朱朝瑛进行过一昼夜的激战。次日，朱部大溃，黄乘势追至距百色不过八十里的塘升，与剥隘东进的张开儒梯团和桂军马济部对百色形成包围之势。龙觐光见大势已去，被迫缴械投降，并于17日发表通电，宣布辞去“云南查办使责任，赞助共和，以谢天下”⁽²¹⁷⁾。至此，袁世凯企图由广西攻取云南的计划也宣告破产。

导致龙觐光缴械投降的主要原因固然是攻滇军事的失败，然而与3月15日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其退路被截断，也是密不可分的。

辛亥革命以后，陆荣廷同样是袁世凯的积极追随者和支持者。1913年“二次革命”期间，他不仅残酷镇压了广西革命党人为响应二次革命而发动的柳州起义，杀害过刘古香、蒋翊武、农实达、李群等大批革命党人，而且在饷械和兵力方面大力支持其儿女姻亲龙济光进攻广东讨袁军。为此，袁于1914年6月30日授以宁武将军，次年3月晋升为耀武上将军，督理广西军务。但是，随着陆荣廷实力地位的加强，袁对陆的戒心也愈来愈大。1913年8月3日，袁世凯任龙济光为广东都督；1915年7月13日，任其心腹王祖同为广西巡按使；接着又以派充侍卫武官为名，调陆荣廷之子陆裕勋入北京，等于人质。凡此种种，无一不是为了控制和对付陆荣廷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在陆的心里埋下了对袁不满的种子。因此，陆荣廷在袁世凯卖国称帝，国人“痛心召侮，无地不然”的时候，便下决心与他决裂了。

广西独立，酝酿颇早。还在筹安会发生之初，陆荣廷就通过蔡锷所派代表黄实、黄永社与蔡有所计议。嗣后，他又先后接受了革命党人林虎以及老上级岑春煊的进言和劝告，赞成反对帝制。他先以病假为掩护，对帝制“独守缄默”⁽²¹⁸⁾；继又采取消极态度，暗中抵制。截止1915年11月15日，全国已有二十个省和特别行政区遵命举办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代表投票赞成帝制，并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大皇帝，但陆荣廷却迟迟未动，以致“浮言”四起，“传闻”纷纷，连他自己也感觉到了袁世凯对他已有所怀疑，不得不赶紧与王祖同联名发表一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通电，声明广西办理选举稍后于各省，是由于“交通不便”，并预先保证：“将来投票结果，必能一致。”⁽²¹⁹⁾这说明早在云南独立前，陆荣廷的反袁已有所表现。所以蔡锷说，桂省陆（荣廷）、陈（炳焜），“早已决心，业作准备”⁽²²⁰⁾。

但是，云南独立后，陆荣廷由于饷械不足和龙济光、汤芗铭逼处东、北，并未立即循蔡锷、唐继尧所请，宣布广西独立，而继续与袁世凯虚与委蛇，佯装拥护帝制。1915年12月26日，他通电各省，说明他已与王祖同会电警告唐、任，“并约川、湘、鄂、粤军巡各帅合词诘责”⁽²²¹⁾。28日，他特电请袁“大伸天讨”⁽²²²⁾，随后一面派旅长陆裕光、团长李祥禄率步兵两营、炮兵一营先后出发，“防守边地”；一面电请龙济光所派征滇军万人迅即出发⁽²²³⁾。次年1月3日，他请袁“早正大位，以定民心”⁽²²⁴⁾。嗣又于18日公开辟谣说：“近日沪上《中华新报》载有广西独立之耗，似此造谣煽乱，殊堪痛恨。除电请外交部暨冯（国璋）上将军、齐（耀琳）巡按使请向领团交涉，将该报查禁外，特电声明。”⁽²²⁵⁾如此等等。

在上述活动的掩护下，陆荣廷悄悄地部署着独立的各项准备工作。他一面“派其义子曾彦至滇接洽”，说明“桂省饷力、械力俱不足以有为，只好暂守中立，待机而发”⁽²²⁶⁾；一面“托商会以损害商业为辞”，拒绝袁世凯派北军由桂征滇⁽²²⁷⁾。龙济光承担攻滇任务后，陆荣廷明知其为假虞灭虢之计，但也不便再拒，乃遣其子陆裕光、桂军将领张耀山、吕春琯等统兵随行，暗中监视，同时“戒龙少带兵士，多携饷械”。龙济光不知是计，又以粤中党人环伺，兵不敷用，欣然电令陆荣廷所荐张、吕二人就地招兵四千，以候进取，并先后运桂六厘米八无烟枪九千五百枝、七生的克虏伯开花炮六尊、机关枪三十五架、子弹称量、饷银一百五十万元⁽²²⁸⁾，成了名符其实的帮助陆荣廷的义务运输大队长。为团结内部，1916年2月14日，陆荣廷召集陈炳焜等主要将领二十余人宣誓说：“皇天后土，鉴临廷等。一德一心，驱逐国贼。保卫民生，保障共和。如有违异，饮弹而死。”⁽²²⁹⁾接着，陆一面暗中动员军队，一面派陈祖虞、唐绍慧前往沪、宁，联络冯国璋和迎梁启超入桂。陈、唐向梁启超声称：梁朝至，桂省独立夕发矣。3月4日，梁启超一行七人踏上了艰苦的赴桂征途。

随着时间的推移，陆荣廷不稳的消息渐为袁世凯所知。3月7日，他接过陆自请率师攻黔的饰词，特任陆为贵州宣抚使，“将剿抚事宜，悉心筹画”⁽²³⁰⁾，妄图调虎离山，另任他人督理广西军务，以便激成变端，继续控制广西。然而，这恰恰为陆荣廷提供了名正言顺向袁索饷要械和遣兵北进的借口。陆受命后，张口就索取军饷百万和大批军械，与袁讨价还价。袁世凯有苦难言，只好“如数拨给”⁽²³¹⁾。接着，他领兵北上柳州，屯兵湘桂边境。这时，如前所述，入滇粤军在李烈钧所率护国第二军的攻击下，正节节向广西败退，云南挺进军和护国第三军又从贵州南下，抄其后路，龙觐光困守百色，已成瓮中之鳖。而且梁启超代表汤觉顿已抵南宁，并向陆荣廷报告说：梁已启程，不日即到。于是，陆荣廷一面命令随粤军出发的桂军反戈相向，配合云南护国军围攻百色；一面指使南宁陈炳焜等立即通电讨袁，宣布广西独立。15日，陈等致电陆说：“当经会议表决，即日宣布广西独立，公推我上将军为广西都督。”⁽²³²⁾同日，陆荣廷继贵州刘显世之后，以都督名义通电反袁，号召“各省文武忠勇志士，协心戮力，诛彼独夫，载宣国威”⁽²³³⁾。

广西独立，不但直接促成了龙觐光的缴械投降，巩固了护国军的大本营云南，而且有力支援了正在川南、湘西各战线浴血奋战的护国军。当时川南前线一位梯团长说：“设广西再有十天不宣布独立，真不知如何收场。”⁽²³⁴⁾同样，它对袁世凯集团的打击也是十分沉重的。广西独立后三天，四川将军陈宧忧心忡忡地致电王士珍说：“陆（指陆荣廷）既如此，龙（指广东龙济光）必可虑”，“瞻念大局，切抱隐忧”⁽²³⁵⁾。同日，湖南巡按使沈金鉴在给政事堂和统率办事处的电报中也说：广西独立，致湖南于“四路受敌”之中，“湘危，则大局益不可收拾”⁽²³⁶⁾。“洪宪”王朝的末日为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