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护国战争的发动与帝制取消

第一节　云南首义

一　梁、蔡拥袁立场的转变

随着袁世凯帝制活动的加紧，梁启超及其门生蔡锷等原进步党人的拥袁立场也起了根本的变化。

如前所述，梁启超本是拥袁派。至于原云南都督蔡锷，他领导过云南的辛亥“重九”起义，且在南北议和期间，对袁世凯的阴谋活动曾有所揭露。但是不久，随着清帝宣布退位和袁世凯的上台，他的态度也为之一变，与他的老师梁启超完全一致了。1912年2月，南北争都事起，他是袁世凯建都北京的支持者。六七月间，同盟会为组阁问题与袁世凯发生一系列冲突，他以政府拥护派自居，积极作袁后盾。在地方，他支持唐继尧控制贵州，联络黔、蜀、桂各都督为袁“保障西南”⁽¹⁾。在中央，他先后倡议军人不入党和解散一切政党，以瓦解同盟会，并且极力反对《临时约法》，主张予袁以自由解散议会和任命国务员之权。次年三四月，“宋案”和“善后大借款”事件相继发生，他无视全国舆情，为袁多所辩护。及至“二次革命”爆发，他又不顾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人对他的善意争取，公然奉袁世凯之命派兵入川，参加镇压重庆熊克武的起义。10月，蔡锷奉调入京，临行前，他当众宣布：衡量中国现在形势，非袁“不能维持。我此次入京，只有蠲除前嫌，帮助袁世凯渡过这一难关”⁽²⁾。到京后，他接受袁的任命，先后担任过政治会议委员、约法会议议员资格审定会会员、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职。

总之，直至筹安会发生前，无论是梁启超还是蔡锷，都没有公开揭出反袁的旗子。

但是，梁、蔡拥袁也是有一定条件和限度的。首先，他们拥袁，最终还是为了改良政治。而改良政治，他们认为只有战胜“官僚社会之腐败的势力”和“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指官僚派和革命派）才有可能。但是，这两大敌人“各皆有莫大之势力蟠亘国中”，以“极孤微之力与之奋斗”，欲同时“战而胜之”，实在是“力所不能逮”。于是，他们不得不急其所急，“认祸国最烈之派为第一敌，先注全力以与抗。而于第二敌转不得不暂时稍为假借”⁽³⁾。这便是他们在一定时期内拥袁的基本原因。

大体说来，1913年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前，梁、蔡“先注全力以与抗”的第一敌，是“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二次革命”被镇压后，由于革命派在国内已无立身之地，他们的注意力便开始转向先前的第二敌——“官僚社会之腐败的势力”了。蔡锷在1913年10月5日离滇前的一次演说中，曾明确说过：“暴烈派之失败，虽以兵力为之，而进步党之鼓吹社会扶助政府者，其功亦诚不小。今后进步党之所虑，惟在官僚派耳，诸君尚其注意。”⁽⁴⁾这表明梁、蔡与官僚派头子袁世凯的矛盾和冲突，有其不可避免的根源。

其次，梁、蔡并未因拥袁而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诚然，他们对民国成立后的政治多所不满，但却从未对共和国体提出异议。不仅蔡锷如此，即如民国成立前曾倡议过“虚君共和”的梁启超，也当众宣布过“拥护共和国体”为其“理论上必然之结果”⁽⁵⁾。1914年11月，他甚至在参政院与蔡锷等人一起，联名向袁世凯提出建议案，要求对淆乱国体的清室复辟派，“照刑律内乱罪从重惩治，以期消弭祸患于无形”⁽⁶⁾。他们始终坚信立宪制度是近百年来“一切政治之原动而国制组织之根本者”⁽⁷⁾，为世界各国“早晚必须采用之制度”⁽⁸⁾。因此，他们虽然同意袁世凯停止国会议员职务，但并不认为可以从此不要国会。1914年1月8日，蔡锷在政治会议茶话会上就特别强调：处置国会一事，只能按当时各都督原电所云，“给资回籍，另候召集”，“不能越其范围”⁽⁹⁾，言外之意就是不能因此取消国会。梁启超1915年7月20日发表的《复古思潮平议》一文，也明确指出：“民国初元之政，诚尤不足以餍人望也，然岂必其政之本体绝对不适用于中国？毋亦行之非其道非其人耳。既察某制度为今后所万不可不采行，前此行之而有弊，只能求其弊之所在而更张补救之耳。若并制度其物而根本摧弃之，天下宁有此政猷？例如民选议会制度，既为今世各国所共由，且为共和国体所尤不可缺，前此议会未善，改正其选举法可也，直接间接以求政党之改良可也，厘定其权限可也，若乃并议会其物而去之，安见其可？”⁽¹⁰⁾梁后来回忆说：他和蔡锷当时“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¹¹⁾。他所谓的“上政治轨道”，就是依照他的主张实行立宪政治。

再次，梁、蔡始终坚持以爱国为其拥袁的前提。梁启超不止一次地说过，他所以翼赞袁世凯，原因之一就是惧“邦本屡摇”，想借他的势力以“奠定国基，振兴中华”。至于蔡锷，直到1915年5月9日中日“二十一条”签字后，仍向人表示：“中日交涉，不出吾人所料，可为慨叹。来日方长，真不知税驾之所。”“主峰（指袁世凯）曾语兄（蔡自称）：交涉完，须咬定牙根，思一雪此耻。此言若信，诚吾国无疆之福，兄誓以血诚报之；如仍旧贯，则惟飘然远引，打个人之穷算盘已耳。”⁽¹²⁾

以上事实表明，梁启超、蔡锷虽然也拥袁实行开明专制，但同时却具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思想品德，这就决定了他们在一定的条件下，是会与袁世凯分道扬镳的。

梁、蔡对袁世凯的疑虑始于1914年下半年。正如前面所述，这年5月，袁世凯非但没有重开国会之意，而且公开宣布废除国务院，设立政事堂，改国务总理为国务卿，种种复古举动，实在使他们“越看越不对了”⁽¹³⁾。于是，一种“时事日非”、“国事不可论”的感觉渐渐在他们心头萌生、郁结、滋长起来。开始还只是二三朋辈间的窃窃私语，不久便公开见之于参政院了。他们不仅就外交、财政和军政问题向袁政府提出质问，梁启超还公开号召各参政不能“纯粹作政府一留声机器”，对其“不是之处”，应根据民意“立即纠正”，以利国计民生⁽¹⁴⁾。

蔡锷这时与梁启超的态度大致是相同的。1915年1月16日，袁世凯特任蔡锷为经界局督办，命令发布前，蔡曾以“对于此事素少研究”为词，向袁力辞⁽¹⁵⁾。命令发布之日，他正在天津。次日，他急忙赶回北京，再次具呈表示“不愿身预其事”⁽¹⁶⁾。然而，一次又一次的辞呈均为袁世凯所拒绝。蔡锷无奈，只好勉强于22日就任，以便将计就计，从清理经界入手，解决征兵退伍后的移垦屯殖问题，为将来军事上改行征兵制度，增强国防力量准备条件。所以他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使所有筹办事宜“均粗具规模”⁽¹⁷⁾。接着，又于局中设立编译所，“督率各员搜集中外专籍，悉心探讨，编成《中国历代经界纪要》暨《各国经界纪要》各一册”⁽¹⁸⁾。蔡锷就任后，为贯彻己意，态度固然积极，但对袁的种种不满，也屡有流露。当有人问他：“各省设立经界行局，何时始有眉目？”他无可奈何地说：“如此办去，恐民国十年亦无何等效果。”又说：“当初李仲仙（李经羲）等再三不肯担任，我就知道此事不容易办。现在非但不容易办，而且办了也不讨好。任公先生办币制局毫无结果，将来恐怕我师生同一命运。”⁽¹⁹⁾至6月初，他又一次向袁具呈，请求解职。

不过，这时梁、蔡都没有想即起反抗。甚至到1915年1月，袁克定宴请梁启超透露变更国体后，梁还认为“改号事并非如此亟亟，尚有余日回旋”，仍按原定计划，“二月半南下，在沪小作勾留，便归粤为老亲介寿”⁽²⁰⁾。他们对袁的所作所为，仅仅是失望而非绝望，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只“思所以匡救之，阻止之”，而不“思所以裁制之，惩治之”。他们幻想袁世凯能在某天早上，接受他们的忠告，悬崖勒马。用蔡锷的话说，就是“竭忠尽智，希冀感格”⁽²¹⁾。这年6月底，梁启超匆匆离粤，随江苏将军冯国璋入京，还是抱着这样的目的。他回忆道：“那年阴历端午前后，我又出来，到南京玩耍，正值冯华甫做江苏将军，他和我说，听见要办帝制了，我们应该力争。他便拉我同车入京见袁世凯，着实进些忠告。”⁽²²⁾如前述，当梁氏听到袁世凯信誓旦旦地诡称：他绝无帝制自为之意，甚至说他，“已备数椽之室于英伦，若国民终不见舍，行将以彼土作汶上”⁽²³⁾。梁便相信了他的鬼话，“以为他真没有野心”，而回天津继续过其书斋生活了⁽²⁴⁾。

然而不久，袁世凯就自揭假面。8月14日，由他一手操纵的筹安会，在共和国的废墟上破土而出。梁启超、蔡锷数月来力图“匡救”和“阻止”的帝制，终于不以其意志为转移而发生了。这使他们受到一次莫大的嘲弄。多年来，针对革命派人士对袁世凯称帝野心的揭露，他们一直为袁向国人保证：“今日大势，子孙万世之业，决无人敢作此幻想。”⁽²⁵⁾现在袁世凯却无视他们的体面，公开打出帝制旗号，还有什么比这更为难堪的呢，他们在革命派面前又输了一着。面对当时“普天同愤”、“党人思逞”的形势，无论为公为私，都不容许他们继续缄默了。于是，梁启超、蔡锷从此走上积极反袁的道路。

二　京津策划军事讨袁

筹安会发表宣言后不久，蔡锷匆匆赶到天津，在汤觉顿寓所与梁启超等共同商定：为争四万万人的人格起见，非拼着生命与袁世凯干一场不可。具体步骤是：1．由梁启超作篇文章，迅速打出鲜明的反袁旗帜，切实掌握舆论主动权，并力争通过推心置腹的规劝，促袁世凯自行停止帝制，以免干戈四起，生灵涂炭；2．由蔡锷秘密联络云、贵旧部和各方反袁势力，以便规劝无效时，得以立即发动军事讨袁；3．由于军事讨袁尚需一定准备时间，而梁、蔡师生间的特殊关系又为众所周知，为使蔡锷不致因梁启超发表反袁文章而遭袁世凯忌恨，他们约定在一定时期内，表面上要装成“分家的样子”⁽²⁶⁾。

此后，梁、蔡二人便各依计而行。8月21日，梁启超用一夜的功夫，写成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交汤觉顿带京登报。梁在这次行动中表现了近年来少有的果敢精神和坚决态度。属稿之时，虽说也“痛楚不能自制，废然思辍者屡矣”⁽²⁷⁾，但主导思想还是如他对女儿梁思顺所说：“吾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²⁸⁾至于这篇文章发表前所经受的各方面的压力就更多了。先是筹安会打电报给他，直言“勿将此文公布”⁽²⁹⁾；继而袁世凯又亲派内使夏寿田赴津，贿以“二十万元，令勿印行”⁽³⁰⁾；但都被他严词拒绝。9月1日，他干脆呈明袁世凯：“近顷变更国体之论，沸腾中外”，“窃不敢有所瞻忌，辄为一文，拟登各报，相与商榷匡救，谨先录写敬呈钧览”⁽³¹⁾。袁见后更加恼怒，复遣人威胁道：“君亡命已十余年，此中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没想到这时的梁启超还是不怕死，他笑笑说：“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³²⁾不少好心的朋友恐他招祸，特派代表二人“赶至天津，劝其少安”。但他的回答是：除原文语气可略改婉转外，其他一概不改。他对来人说：“诸君虽爱我，但一息尚存，不能使自由二字扫地以尽。”⁽³³⁾随后，他遵循友人劝告，删去了“由此行之，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皆赞成，而梁某一人断不能赞成也”那一段痛斥帝制的文字，其余各段“亦改就和平”⁽³⁴⁾。为避免他人受累，又特地声明脱离进步党，以示纯为个人行动。经此周密布置后，《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终于发表出来，表现出进步党人反帝制运动的鲜明态度。

与此同时，蔡锷依约装出与梁启超分家的样子。8月25日，不等梁文发表，他便约集袁世凯心腹原统率办事处总务厅长、新任参谋次长唐在礼和其他在京高级军官蒋尊簋、孙武、蒋作宾、陆锦、覃师范、张士钰、张一爵、姚鸿法、蒋方震、陈仪等十二人举行赞成帝制的签名活动。他不但亲书了“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于后。八月二十五日”题款一行，并带头签了“昭威将军蔡锷”六个字⁽³⁵⁾。随后，又以经界局督办身份代表全局与陆军训练总监蒋雁行等八人呈请袁世凯“乾衷独断，迅予施行”⁽³⁶⁾。9月16日，他还与田中玉、蒋尊簋、张士钰、唐在礼、蒋雁行、陆锦、蒋作宾、袁乃宽、张凤翙、马龙标、傅良佐、雷震春、孙武、丁槐、蒋廷梓、张钫、刘基炎等军界要人在东厂胡同将校联欢社，设筵款待由各省应筹安会请来的赴会代表八十余人，“要约始终抱定君主立宪主义”⁽³⁷⁾。不仅如此，他对所任各职，也较前更为主动和积极了。他按时出席参政院会议，充任帝制请愿案审查员，赞同由立法院向袁世凯提出建议案。在将军府，他继段祺瑞之后为“暂代主席”，主持讨论划分军区案及统一军械各项事宜。对于入值统率办事处，他奉命唯谨，从不渎职。他的这些表现，与梁启超长期蛰居天津，拒不出席参政院会议，甚至请求辞职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他逢人便说：我们先生（指梁启超）是“书呆子”，不识时务。此外，他还在生活上“姑从事妇人醇酒”，示人以“乐不思蜀”的样子。曾经传诵一时的真假掺杂的他与京中名妓筱凤仙的故事，便发生在这个时期。

然而，所有这些都不过是“带些权术作用”的斗争策略，签名赞成帝制尤其是这样。正如蔡锷后来答复统率办事处责难时所说：“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而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³⁸⁾他支持经界局秘书长周钟岳拒入筹安会，便证明了这一点。8月30日，唐继尧、任可澄在蔡锷的督促下，致电筹安会，称：“已派杨晋、赵鹤龄、周钟岳、杨本礼等四人充滇省军政商界代表就近赴会。”⁽³⁹⁾但周不欲“觍颜入会，与此辈同流合污”，请蔡准其“先行辞职”。他当即表示：“吾事尚须相烦料理，此时未便遽离，如不肯入会，吾可电蓂公，谓此间已派惺甫（周钟岳字）赴东三省调查经界事宜，请另派代表，并将此情通知筹安会可也。”⁽⁴⁰⁾果然，9月1日蔡即致电唐、任，谎称周“已派赴东省调查经界事宜，刻难回京，筹安会代表请另派替员”⁽⁴¹⁾。可见，蔡锷反对帝制的态度，在“自己人”中是毫不隐瞒的。

实际上，即在他赞成帝制的背后，一场以云贵为中心的军事讨袁战争，已在有计划有步骤的酝酿着。8月20日，蔡锷致电贵州护军使刘显世，一面告以“京中近组织筹安会，研究国体问题”；一面表示拟派人“前赴滇、黔，切商一是”⁽⁴²⁾。不久，原云南军官、经界局评议委员殷承便奉命出发了。9月3日，他又致电前贵州巡按使戴戡，促其早日入京。一星期后，戴即登程离筑，并于10月中旬抵京。这就是梁启超所说：“一面要蔡公先派人去，一面要打电报把重要人叫来。”他们预订的计划，正在具体实施。随后，由于帝制“迫速”，蔡锷不等殷到达云南，便不顾袁探检查邮电的危险，径直“用经界局关防发一密电往滇”，鼓动“人民反对帝制”⁽⁴³⁾。

但是，他也清醒地意识到：袁世凯正在密切注视着京外各省，特别是云、贵对帝制的反映，而他与云、贵的关系又是人所共知的。因此，他又频频指使云、贵随波逐流，尽可能向袁表示忠顺。8月26日，他复电贵州刘显世：“筹安会发起后，京外多主张赞同，军界重要诸人亦皆预闻其事”，“该会即有电相嘱，仍以推举代表为宜”。28日，他同时致电云南将军唐继尧和刘显世：“筹安会各省代表均将派齐，尊处希早日指派为要。”9月6日，又电刘显世：“至电呈一节，各省已大半照办，尊处似亦不妨以同。”18日，再电刘：“国体事现仍进行，各省军、巡来电，主张均归一致，尊处尽可电院表示赞同。”⁽⁴⁴⁾刘显世颇有感慨地说：国体问题，承“松公随时赐电，俾不致茫茫无主，感激何似”⁽⁴⁵⁾。

当然，蔡锷的策略也是灵活的，只要有机可乘，就绝不放弃宣传反对帝制。例如，9月6日，袁世凯派政事堂左丞杨士琦至参政院发表国体意见后，袁的意图已尽人皆知。用当时人的话说，就是“词意赞成改革，实已昭然若揭”⁽⁴⁶⁾。其实，蔡锷对此也是明白的。当参政院指定他为帝制请愿案审查员时，他就和其他审查员一样，表示“各请愿书可以成立”⁽⁴⁷⁾。但是，他在会后分别打给云贵的电报中却说：“主峰今日（派员）到参政院宣示意见，有维持共和，为其职责，更改国体认为与时事不合等语。”⁽⁴⁸⁾这表明他是在利用袁世凯的语言，合法地暗示云贵不可不反对帝制。

为使讨袁战争更有把握，蔡锷还在京内外进行了一系列的联络准备。如：9月29日，他在己宅与黑龙江将军朱庆澜“畅谈半日，叩其对于帝制问题，沉吟者久之”，“知其已有会心”⁽⁴⁹⁾。差不多同时，又与前四川都督胡景伊“熟筹川事，密约南旋”⁽⁵⁰⁾。他还了解到山东靳云鹏于筹安会发生时“颇形反对”，沿江各省如江苏、江西皆持异议。此外，筹安会初起，他便嘱经界局评议员袁家普“与上海民党暗通消息，得其真相报告之”⁽⁵¹⁾。9月底，又派专人给远在美国的黄兴，送去一封长达十七页的密信，“谈到当时国内形势以及袁世凯阴谋称帝的种种活动，并提出他自己准备潜赴西南发难的计划”⁽⁵²⁾，等等。

然而，袁世凯也没有睡大觉。他既早就认为蔡锷有阴谋，所以把他调来北京，现在冒险实行帝制，自然不能对他没有防备。果然，不久他便接到报告，据云南人说，京中有重要人物致密电该省，唆使人民反对帝制。经向电报局详细调查，此人用的是经界局关防⁽⁵³⁾。接着，路孝忱又报告说滇省反对帝制，蔡锷等人也“通信与谋”⁽⁵⁴⁾。为了拿到真凭实据，10月14日，他令军警进一步搜查棉花胡同蔡宅。这天上午10时，“有着军服者五人贸贸然来，声称系军政执法处卫队，奉处长谕：有大总统令，命查抄盐商何姓寄存之赃物。蔡宅家丁方欲拦阻，已排闼而入，翻箱倒笼，颇极骚扰，其势汹汹，不可理论。后阍者约集多人壮胆向前语之曰：‘此系昭威将军蔡大人住宅，汝等奉命有何凭据？何得无故动蛮？速言其故！’”军警见搜查无所得，这才顺水推舟，“云系奉总统令，查抄福宅寄存之何姓赃物。既现在为蔡宅，我等另向旁处搜查可也。遂相率驰去”⁽⁵⁵⁾。

至此，梁启超、蔡锷深感北京已不可久留，军事讨袁应从速作为主要方针提上议事日程。蔡宅被搜后三天，梁启超便退了北京正阳门内前细瓦厂的租屋，一切器具悉运天津。蔡锷也随即“称病，云非有温泉地方，不能适养身体”，为出京制造借口。但老奸巨猾的袁世凯却认袁克定常住的“汤山合宜，令其养病”⁽⁵⁶⁾。其时，适贵州戴戡、王伯群到达北京。经过密议，都认为“欲活民国，非出京不可”⁽⁵⁷⁾。随后，他们密约至天津，与梁启超、汤觉顿、蹇念益、陈国祥等，就起义事作进一步研究。“初议以梁任公往日本办报鼓吹，蔡、陈、戴、蹇与伯群或往云南，或往两广运动起义。讨论多时，佥谓办报东京，袁不许入口，无益于事，不如分头运动”。“蔡自担任云南，戴与伯群担任贵州”⁽⁵⁸⁾。他们计划滇、黔两省同时起义，具体步骤是先发一警告电，要求取消帝制；袁不应，再发最后通牒；又不应，即通电全国，宣告独立。为了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他们并决定：“由云南潜运军队到四川境后，乃始宣布独立。”⁽⁵⁹⁾最后，还深入讨论了不发军用票，通过扩大富滇银行解决财政问题，以及梁启超在外策应，暂不赴滇、黔等一系列具体措施。会后，王伯群带着蔡锷的密信直奔云南，梁启超留在天津准备各种起义文告，蔡锷回京做好出走准备。

三　云南反帝制斗争的酝酿

辛亥革命以后，云南当局曾经一度追随袁世凯反对同盟会和国民党。首任都督蔡锷是这样，继任都督唐继尧也不例外。唐本是蔡锷的部下。蔡任云南新军三十七协统领时，他是七十四标第一营管带。辛亥“重九”起义后，经蔡一手提拔、保荐，他一路顺风，由北伐军总司令而贵州都督，而云南都督。1913年11月，蔡虽然调离云南到了北京，为确保唐在云南的地位，仍不断为他向袁世凯说项。唐因此大受感动，他致电蔡说：“奉梗、有两电，公为滇计，划一事权，实佩远谟”⁽⁶⁰⁾，并且“萧规曹随”⁽⁶¹⁾，在云南继续奉行蔡锷先前确立的方针。他虽早年在日本参加过同盟会，这时却操着袁世凯的腔调，咒骂企图重返云南组织反袁起义的李烈钧、李根源等为“乱党”，一面通令本省文武“严密防范”，一面电请袁世凯商请法国驻京公使“迅电越南总督转饬海防、河内法官，于火车船站严密查拿”⁽⁶²⁾，甚至亲自审讯并杀害过孙中山派到云南的革命党人。

但是，云南毕竟不是袁世凯直接控制的地区。它经过辛亥革命血与火的考验，同盟会的影响根深蒂固，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正如唐继尧和云南巡按使任可澄向袁政府所报告的：“滇中军学界人士众多，十九为国民党籍，反正以来，嚣张已极，近虽潜伏，遗孽实多。故报馆论调，几全属于激烈一派。”⁽⁶³⁾广东巡按使张鸣岐和将军龙济光也说：滇军“将士自辛亥以来习于骄抗，即无国体问题发生，亦必乘机谋变”⁽⁶⁴⁾。因此，袁世凯帝制阴谋日益公开以后，不少云南籍或与云南有某种历史关系的革命党人，都利用云南富于革命传统而又地处边陲等有利条件，纷纷假借各种名义奔赴云南，从事反袁秘密活动。首任云南同盟会支部长吕志伊就以“创办纱厂，以塞漏卮”为名，于1915年春回到昆明。他在翠湖边赁住小楼一幢，表面“日以莳花种竹，饮酒赋诗为事”，暗中却与军学绅界，特别是军界的罗佩金、李曰垓、杨蓁、邓泰中等旧同盟会同志密筹反袁方略，并议定由他和邓泰中、杨蓁联络上中级军官，由日本回滇的老同盟会员杜韩甫、马骧和滇军营长田钟谷、李文汉等联络中下级军官和士卒。经他们多方活动，“滇中军界全体已隐有共同一致之轨道矣”⁽⁶⁵⁾，从而为日后云南的反帝制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8月，袁世凯使人组织筹安会鼓吹帝制的消息传到了云南。首先揭起反对旗帜的是昆明的言论界。当时，昆明的《滇声报》、《共和滇报》、《觉报》和《崇实报》等四种报纸，几乎没有不公开反对帝制的，其中尤以《觉报》为最激烈。《觉报》创刊于1915年7月30日，由徐纂武、唐质仙、杨光庭、张子琴分任总编辑、副编辑、总经理、总发行，主要编辑有罗小池、龚荫轩、徐虚舟等人。他们宣布：《觉报》所持言论、所持宗旨，“以造福国家、有益社会为目的，其他强权暴力，一概置而不计”⁽⁶⁶⁾。这是它敢于进行反帝制宣传的根本原因。

《觉报》的反帝制宣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它对筹安会进行了公开的揭露与批驳。9月28日，《觉报》发表了反对筹安会的第一篇社论《对于筹安会之商榷》，紧接着又连续发表《驳筹安会》、《驳君宪救国论》、《辟筹安会所谓势力说之谬》等一系列社论，揭露筹安会头目杨度等人“阳借筹安之名，阴行劝进之术”⁽⁶⁷⁾，并不点名地把攻击矛头指向袁世凯，说：“信誓旦旦不许帝制复活之×××，对此紊乱国宪之妖人，不惟不予以刑法制裁，甚至闻以大宗款项补助筹安会经费，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之。”⁽⁶⁸⁾它斥责筹安会鼓吹“共和不洽国俗民情”是一派胡言，认为“吾国人备受君主专制之流毒，其厌专制而喜共和也久矣”。“现在五族之中，除宗社党仍思复辟，库伦⁽⁶⁹⁾一隅妄冀独立外，夫谓共和制与国俗民情不洽者，吾始未之或闻”⁽⁷⁰⁾。文章并指出：我国衰弱到现在这地步，“实出数千年专制流毒之所赐，绝非共和之所致”⁽⁷¹⁾，并以世界历史为证，说明只有由专制变为立宪，由君主立宪变为民主共和的先例，“从未有立宪而专制，由共和而君主也”。而且“旷观全球，横览五洲，几无一非共和国也。即有一二君主国，将且不能存在，归诸淘汰矣”。因此，筹安会此举“究非世界大势趋向之所宜”，将来“难免天演之公例”⁽⁷²⁾。对于筹安会的前途，它作了令人信服的预言：“以此孤独之势力而欲以之宰治天下，抵抗国民，岂能始终必其足以制人而不为人所制耶？恐狼狈周章、众叛亲离之变即随之于其后也。”⁽⁷³⁾

其次，《觉报》还积极与国内其他反帝制派别或个人互为声援，“或传播其言论，或表彰其事迹”。例如，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后，它不惜篇幅，于10月1日全文转载。原进步党党务部副部长孙洪伊致电袁世凯，斥其“妄行帝制”。它为此发表题为《此之谓大丈夫》的时评，称赞孙“正直不阿，清高自爱”，“真可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也”⁽⁷⁴⁾，等等。对于帝制派，特别是云南人士的劝进活动，它却报以无情的嘲讽和抨击。10月间，原云南民政长、滇军第二师师长李鸿祥在京以云南代表名义屡上劝进书，《觉报》立即发表《可笑哉李鸿祥》的专题短评，斥其无权代表云南⁽⁷⁵⁾。不久，各省奉命举办所谓国体投票、征求民意的把戏，它又发表时评指出：“各省之投票解决国体问题也，除赞成二字外，不闻有若何之音响”⁽⁷⁶⁾，并抨击云南议员对此国家安危大计，采取不负责的态度，“以有用之金钱，作无益之报效”⁽⁷⁷⁾。

最后，号召人民“举大名”，推翻帝制，是《觉报》反帝制宣传的又一重要内容。《觉报》认为“姑今无论渠等发起之筹安会为学理的研究，抑非学理的研究，要之，欲破坏共和制，即为共和之蟊贼，民国之公敌，不问汉满蒙回藏人，咸当急起而攻，伸罪致讨，维护此共和之雏，以尽国民之天职”⁽⁷⁸⁾。它激励人民为保卫共和奋起战斗，号召人民“振衣千仞，倒挽狂澜。或著书立说，触破奸邪；或鼓吹嘘唏，唤醒国民”⁽⁷⁹⁾。它更鼓吹“壮士不死则已，死则举大名耳！彼王莽、杨雄今安在耶？惟忠臣义士斯不朽耳”⁽⁸⁰⁾！

与言论界公开倡言反对帝制的同时，军界也在加紧密筹武装讨袁。

自筹安会发生，滇军各中下级军官愤慨异常，酝酿武装讨袁。起初，他们“三五组集”，各自为谋，互不通问。李曰垓与赵又新、黄毓成“同为一组”；罗佩金、顾品珍、邓泰中、杨蓁、董鸿勋、吕志伊等又“各有组集”⁽⁸¹⁾；而李文汉、田钟谷、金汉鼎等则“每星期日到景虹街杜韩甫家讨论”⁽⁸²⁾。后经彼此“相聚倾吐”，知道宗旨大同，目的一致，逐渐形成有组织有计划的统一行动。

当时，他们以唐继尧身居将军要职，由他出面领导反帝制斗争，不仅可收省内一致之效，而且在省外也有一定的号召力。因此，他们不约而同地都把争取唐继尧列为首要任务。他们推举1912年曾随唐赴黔任过旅长、时正在家闲居的黄毓成和唐最信赖的两位团长邓泰中、杨蓁为进言代表，屡促他早下决心，速定讨袁大计。但由于唐一不了解蔡锷等人的“意向”，二不熟悉各省各方“真相”⁽⁸³⁾，加上“云南只有两师兵力，尚不及北洋十分之一”⁽⁸⁴⁾，且财力也很匮乏，因此，他虽然私下表示过不愿“臣袁”⁽⁸⁵⁾，然而真要他公开宣布，却也不免顾虑重重。9月，他在征求对筹安会意见的军政会上，告诫首先表示反对意见的杨蓁：“宜量力，无易言。”⁽⁸⁶⁾10月，又在中下级军官会上提出“一、须有数百万外款接济；二、须得三两省同意”等等条件，方可宣布独立，始终未能“斩截决定”⁽⁸⁷⁾。

唐继尧的暧昧态度，激起了中下级军官的强烈不满。在北京又传来蔡锷被抄家的消息。在这些刺激下，他们愤怒地议决：“一、于适当时期，要求唐氏表示态度；二、如唐氏反对帝制，则仍拥其为领袖；三、如中立，则将彼送往安南；四、如赞成帝制，则杀之。”⁽⁸⁸⁾当然，他们的立足点仍在促唐反袁。他们认为：以大局而言，仍以促唐早下决心为上策，“因发之自上，秩序井然；如发之自下，秩序难免紊乱，反为不利”⁽⁸⁹⁾。为使唐继尧早日宣布讨袁，他们采取了通过董鸿勋“佯言先解决滇局，以耸人听”⁽⁹⁰⁾的策略。董到处扬言：“如唐不反袁，我们就倒唐。”⁽⁹¹⁾至11月上旬，唐继尧通过明察暗访，发现如再不宣布宗旨，两师滇军就不是他所能掌握的了。于是，他不得不向驻省连长以上军官表示：对国家大事，等时机成熟，他“自有决定。一旦国家有事，使用军队，最低限度如投石入水，要激起一个波浪”，并命令他们“好好练兵，好好掌握部队”⁽⁹²⁾。话说得虽然含蓄，但“安定军心”的意思，却是人人都理解得到的。从此，中下级军官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11月25日贵州刘显世函告北京陈国祥、戴戡说：“滇事至唐开武（唐继尧被袁世凯授为开武将军）宣示宗旨后，军界已大定。”⁽⁹³⁾

随着唐继尧的转变，军界的反帝制斗争，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下级军官的活动已不再限于“进言于蓂督，并探询主张，以定进止”，而是公开地抵制帝制和具体地进行反帝制准备了。当任可澄派人向省议会商借会场，以选举所谓国民代表，投票取决国体时，董鸿勋决然通知省议会：“不许借与。”⁽⁹⁴⁾当袁世凯派宣讲官至滇军各部队宣传袁是“真命天子，有百神庇护”等谬说，并散发袁的所谓训令、训条，以灌输拥袁思想时，杨蓁断然拒绝到他步七团“演说”⁽⁹⁵⁾。在反帝制的具体准备方面，他们一面嘱吕志伊“出外联络”，一面密请唐继尧“为各种之筹备，如退职军官之起用，铁路存款之保留，兵工厂、制革厂等之加工赶造”⁽⁹⁶⁾，等等。为厚集军费，杨蓁还与任可澄针锋相对，坚持暂时缩减教育经费⁽⁹⁷⁾。

与此同时，唐继尧也化被动为主动，转而积极与中下级军官合作。他虽屡向袁世凯奏报云南国民代表大会的召集、选举是在他与任可澄的“亲临监视”下进行的⁽⁹⁸⁾，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据巡署内务科主事李子辉后来回忆说：这是任可澄在唐继尧“置之不理”的情况下，由“巡署单独办理”的⁽⁹⁹⁾。其实，唐继尧这时所最关心的已不是怎样为袁制造民意，拥戴他为“中华帝国皇帝”，而是如何顺从民意反对帝制，巩固自己的统治问题。因此，他接受中下级军官的建议，于11月下旬颁布了第一号饬令，要求历年来曾在各军队充任中下级官长，或因过撤销差使，或因故自请长假，而现愿报效的赋闲人员，迅即照表填注履历，限十日内详报到署，听候定期查验；如果才质可取，过差可原，即“分别酌予任用，俾得及时自效。其有赋闲日久，学术荒疏者，应令补习学术，亦着听候传取入校，授以相当教育，以备异时补充之选”⁽¹⁰⁰⁾。接着又先后采取：1．召集退伍士兵；2．编练警卫二团；3．招添讲武学员；4．添练新兵；5．征补各团营缺额；6．筹备军需军械等多项措施，以扩充和加强军队。为了解省外形势和取得外援，他还与中下级军官议定：“一、密与贵州军界约，二、招纳海内外同志，三、派员赴各省联络，四、派员侦察各省军情。”⁽¹⁰¹⁾

此后，吕志伊、李宗黄、刘云峰等在唐继尧的支持下，纷纷离滇前往港、沪等地，从事反袁联络活动。方声涛、张煦、李烈钧、熊克武、但懋辛等大批欧事研究会成员，被陆续迎到昆明。同时，“得力可靠军队”奉唐继尧之命开始“集中省城”，其中两营并在“协捕匪徒，助铲烟苗”的旗号下向川边进发⁽¹⁰²⁾，至12月中旬，云南已是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即使政治盲人也能感到地火的奔突和大地的微微颤抖了。14日，任可澄致电袁世凯，建议他“立下取消帝制之命”，或“申明延期，俟数年后斟酌国势，再议实行”，使“乱党无可藉口，外人无从置词”⁽¹⁰³⁾，就是这一政治形势的反映。

四　蔡锷抵滇与云南宣布独立

正当云南军事讨袁一触即发之际，1915年12月19日，蔡锷历尽艰险，胜利到达昆明，给云南人民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带来了新的希望和信心。

蔡锷自10月下旬在天津与梁启超等人具体议定军事讨袁计划后，一直在京寻机南下。他自知恶网四布，一举一动都有密探监视。要脱离虎口，不但需要勇敢，更需要机智和谋略。其时，他恰巧喉病初起，于是便将计就计，以此为借口，于28日试探性地呈请袁世凯给假五天。袁不知是计，据呈照准了。11月3日，假期届满，蔡锷一面“遵即销假，趋公照常办事”，一面又以“病势日益加剧，精力实有难支”为由，再上一呈，要求续假，“赴津就医”。袁仍不疑，欣然批道：“准予续假七日，俾资调治矣。”⁽¹⁰⁴⁾蔡于是名正言顺地到了天津⁽¹⁰⁵⁾，顺利地实现了南下计划的第一步。帝制谋士杨度听说蔡锷已引病出京，连忙提醒袁世凯说：“此人一去，无异纵虎归山，放鱼入海，从此我华无宁日矣。”⁽¹⁰⁶⁾袁急饬“派人察视”。但侦探回报说：蔡锷在津，“时赴病院，时或不往”⁽¹⁰⁷⁾，有时还“溷迹于娼寮中”⁽¹⁰⁸⁾。这才使袁世凯一块石头落了地。其实，这正是蔡锷为逃离虎口而精心设计的“误侦者耳目”的骗局。待监视稍懈时，他却“旋移德义楼，由该楼茶役夜间送其登火车站”⁽¹⁰⁹⁾，转乘日轮山东丸破浪而去。这一天是11月18日⁽¹¹⁰⁾。袁世凯虽然目睹这一切，却始终“不知其意何居”⁽¹¹¹⁾。

蔡锷安全逃出京、津后，不由得深深地舒了一口气。他在山东丸上致书友人说：“脱离故国，心绪少定，现食能下咽，夜能获睡矣。”⁽¹¹²⁾然而，要到云南，海天万里，潜在危险依然存在，为防不测，袁世凯的护身符仍不可不备。19日，蔡锷按事先约定先斩后奏之计，电告北京经界局周钟岳他已上船离津，可速拟续假三月赴日就医之文代呈袁世凯。22日，周代蔡呈袁续假三月，并请派员代理经界局督办和参政院参政职务。袁当即批令给假两月，并于24日特任龚心湛、张元奇分别代蔡锷兼署督办经界局事务和署理参政院参政。周见事顺利，随又代上一呈，径直呈明：“锷病根久伏，殊非旦夕所能就痊。而北地严寒，亦非孱弱之躯所能耐……查日本天气温和，山水清旷，且医治肺胃设有专科，于养病甚属相宜。兹航海东渡，赴日就医，以期早痊。”袁见木已成舟，虽不情愿，也只好假惺惺地批道：“呈悉。一俟调治就愈，仍望早日回国销假任事，用副倚任。”⁽¹¹³⁾

12月初，蔡锷安抵日本东京。他事先曾派殷承赴日与欧事研究会成员石陶钧、张孝准等联络，请设法避去新闻记者。但还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注意。据当时报载：“留东人士闻之，一如飞将军从天而下，争往探问。即日本官场中及新闻界亦多有来访者。”⁽¹¹⁴⁾蔡锷深知，东京虽比北京安全，仍不可不谨慎从事。因此，当有人问其抵日后意欲何为时，他只答以“吾辞呈内本曰迁地调理，此行当往热海避寒”⁽¹¹⁵⁾。“有叩以时局上之意见者，则但答以多病之人，不欲多谈耳”⁽¹¹⁶⁾。“同学之往见者，皆不肯见。住所亦无一定，往来飘忽，不可捉摸”⁽¹¹⁷⁾。直到离日前夕，他才致袁一电，“切词披布腹心”⁽¹¹⁸⁾，首次对帝制提出异议。随后，即在石陶钧、张孝准等人的周密布置下，悄悄离开日本，经上海、香港转赴越南河内，直奔云南。

袁世凯接到蔡锷东京来电，大吃一惊。明知上当，却也无可如何，唯一的希望是唐继尧能践其拥护帝制的诺言，拒之于外，或击之于途。19日，他致电唐说：“蔡锷、戴戡偕同乱党入滇，应严密查访。”⁽¹¹⁹⁾并于越南海防、河内、老街一带广布密探，以求截杀。然而，他哪里知道，这时的唐继尧已非两年前甚至两月前可比。就在他下令严防蔡锷入滇“煽乱”时，蔡锷一行即在唐继尧所派委员唐继虞、邓泰中的严密保护下，有效地挫败了蒙自道尹周沆、阿迷（今开远）知事张一鹍的行刺阴谋，安全到了昆明。唐却于次日复电给袁说：“皓两电均悉。昨据探报：蔡锷、戴戡到港，似有赴滇之意。当以两君行踪倏忽，莫测其情，经即飞电劝阻，昨复加派委员驰往探阻，未据报告。倘两君径行到滇，当确探其宗旨，如果有密谋情事，当正言开譬，竭力消阻。否亦令其速即离滇赴京，勿稍逗留。”并信誓旦旦地表示：“继尧宗旨夙定，布置周密，但得生命不受危险，绝不致有变故发生。”⁽¹²⁰⁾这对奸诈过人的袁世凯，真是莫大的捉弄。

蔡锷二次入滇，受到云南人民的极大欢迎。正如他自己所说：“锷经越入滇，注意颇属周到，不欲以色相示人。乃此秘密消息，不瞬息而传遍，盖船埠、车栈、旅馆均有人坐候，遂至无可避匿。抵滇之日，儿童走卒群相告语，欣然色喜。不数日，金融恐慌为之立平，物价亦均平静。”⁽¹²¹⁾云南人民的信赖，增强了蔡锷反袁的信心和力量。抵滇当日，他便不顾旅途劳顿，立即开始了各项准备工作。他一面致电上海梁启超、贵州刘显世、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和四川将军陈宧的参谋雷飙等，或报告情况，或请示方略，或授以机宜；一面据京津所议，与唐继尧具体安排了先出兵后宣布，出其不意打击袁世凯的作战计划。按照这个计划，滇军一旅将于23日向四川进发，待其抢占川南各战略要地后，滇、黔同时通电全国，宣布独立。这中间，大概需要二十天时间。

但是，刚于12月18日秘密到达上海的梁启超突接有关情报说：袁世凯将以补贺日皇加冕为名，派周自齐为贺礼赠勋特使，赴日洽谈条件，以换取日本承认帝制。紧接着，江苏将军冯国璋又派人至沪传言，说他“盼滇速起”，且将“立应”⁽¹²²⁾。在这外交紧急、内助得人的情况下，梁启超感到有必要打破京津成议，提前发难；何况蔡锷、戴戡现已抵达云南，“滇局亦不能久持秘密”⁽¹²³⁾。于是，他一面通过日本驻华公使小幡运动日本政府拒绝周自齐赴日⁽¹²⁴⁾；一面于20日托南京友人代发一电至唐继尧代转蔡锷：“外交紧急，袁将卖国，请即发动。”⁽¹²⁵⁾唐、蔡以为梁“已经在南京，冯华甫准备着就要响应了”⁽¹²⁶⁾，加上袁世凯又严电唐继尧查缉蔡锷，一时“风声大起，迟恐生变”⁽¹²⁷⁾，遂决定改变计划，及早发动。

21日，唐继尧在其寓所召集有蔡锷、李烈钧、任可澄、罗佩金、刘祖武、张子贞、方声涛、顾品珍、熊克武、黄毓承、殷承、由云龙、籍忠寅、刘云峰、杨蓁、唐继虞、李曰垓、戴戡、孙永安、龚振鹏、戢翼翘、但懋辛、周官和、王伯群、李雁宾、庾恩旸等云南省内外重要人士参加的紧急会议，当众宣读了梁启超的来电，指出：“宣布举义日期，不可再缓。”⁽¹²⁸⁾接着，蔡锷介绍了袁世凯阴谋称帝的经过和各方面反对帝制的情况。他说：“大家都是抱心非的态度，都怀疑这个皇帝是否做得成。至于一般的人，则没有不反对的。所以，只要云南起义，闻风响应者必多，袁氏一定被打倒。我们必先出其不意，从速发动。”⁽¹²⁹⁾与会者一致赞成，并共同议决举义步骤如下：1．先以唐继尧、任可澄名义致电袁世凯，令其取消帝制；2．届时无圆满答复，即以武力解决之。随后，蔡锷命戴戡宣读梁启超早在天津就起草好的讨袁通电，征求同意。多数人认为，由于袁世凯已于12月12日宣布接受帝位，因此原稿中“幸大总统始终持稳重冷静之态度，未尝有所表示，及今转圜，易如反掌”以下一段文字已不切时宜，须略加删改，方可为用。但戴戡坚持任公文章，他人不得更改一字，要改也要电请任公自己改。后经李烈钧调和折中，方同意由隶籍进步党的任可澄代笔。这表明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在这次护国起义中的确具有较大的权威性。接着，又讨论了军队命名和出兵方略等具体问题。对军队命名，蔡锷欲袭明永乐靖难之例，命为“讨贼军”或“讨逆军”，而吕志伊、李根源方面人士却提议“护国军”或“共和军”。李烈钧以元、二年有“共和党”之故，为避免误会，反对用“共和军”。李曰垓则从反对帝制和救国救民双重意义出发，主张采用“护国军”。讨论结果，一致采纳了李曰垓的意见。对于首脑机关，戴戡根据天津成议，提议设立元帅府，但遭到多数与会者的反对，认为如此即近于竞争权利，殊失大公。蔡锷也坚持应“力事谦抑，以待来者”，主张暂时“从缓”。最后议决仍采民国元二年旧制，“合并军、巡两署，恢复都督府，召集省议会”⁽¹³⁰⁾。至都督人选，因唐、蔡推让不止，只好公决唐留守，任中华民国云南都督府都督，兼中华民国护国军第三军总司令官；蔡出征，任中华民国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官，并推李烈钧任中华民国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官兼筹饷总局总办。其出兵总方略是：第一军北出四川，第二军东进广西，第三军居中策应，以四川为战略进攻的重点。

次日晚10时，唐继尧、蔡锷、李烈钧、戴戡、王伯群、殷承与上校以上军官及各机关长官在将军署举行宣誓典礼，一致表示：“拥护共和，吾辈之责。兴师起义，誓灭国贼。成败利钝，与同休戚。万苦千辛，舍命不逾。凡我同人，坚持定力。有逾此盟，神明必殛。”⁽¹³¹⁾23日夜11时，唐、任署名的首通反帝制电报正式发出。电报操着进步党人的老腔调首先指出：“窃惟大总统两次即位宣誓，皆言恪遵约法，拥护共和。皇天后土，实闻斯言，亿兆铭心，万邦倾耳。记曰：‘与国人交止于言。’又曰：‘民无信不立。’食言背誓，何以御民。纪纲不张，本实先拔，以此图治，非所敢闻。计自停止国会，改正约法以来，大权集于一人，凡百设施，无不如意。凭藉此势，以改良政治，巩固国基，草偃风从，何惧不给，有何不得已而必冒犯叛逆之罪，以图变更国体。”要求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段芝贵、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袁乃宽等十二人“即日明正典刑，以谢天下；涣发明誓，拥护共和”，并以云南军民“痛愤久积，非得有中央永除帝制之实据，万难镇劝”为词，限25日10时以前答复⁽¹³²⁾。同日，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蔡锷、戴戡等人并联名照录此电通告全国，请“一致进行”。24日，蔡锷、戴戡二人再电袁世凯，促其“迅予照准”唐、任“所陈各节”⁽¹³³⁾。

当然，唐、蔡等人十分清楚，袁世凯早已利令智昏，仅凭一纸通电，是休想让他取消帝制的。因此，电报发出后，他们并没有坐待袁的答复，而是加紧作武力解决的准备。24日，唐继尧继21日之后，再次任命了一大批下级军官，并放饷发械，积极做好出征准备。同日，又推吕志伊撰就对外照会五款。及25日期满，未见袁世凯的答复，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蔡锷、戴戡遂联名发出二次通电，称袁世凯既为“背叛民国之罪人，当然丧失总统之资格”，并宣布他们“深受国恩，义不从贼，今已严拒伪命，奠定滇黔诸地，即日宣布独立”⁽¹³⁴⁾。

次日下午1时，唐、任召集省会所有各机关科长、各学校校长以上人员于第一师部大礼堂庄严宣告：为反抗袁世凯称帝，云南已宣布独立，希各照常办事。27日，唐继尧、蔡锷、任可澄、刘显世、戴戡及军政全体发布讨袁檄文⁽¹³⁵⁾，历数袁世凯辛亥革命以后不仁、不义、不智、不信、不让等等丑行。31日，唐、蔡、任、刘、戴与张子贞、刘祖武联名发表梁启超手撰通电，宣布护国军的最终目的是：1．与全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2．划定中央、地方权限，图各省民力之自由发展；3．建设名实相副之立宪政治，以适应世界大势；4．以诚意巩固邦交，增进国际团体上之资格。同日，唐、任并照会英、德、法、俄、日等国驻华公使、领事，发表类似辛亥革命时期湖北军政府所发的五点声明：1．帝制问题发生以前，民国政府及前清政府以前与各国所定结之条约均继续有效，赔款及借债均仍旧担任；2．本将军、巡按使占领地域内居留之各国人民，其生命财产力任保护；3．自帝制问题发生以后，袁世凯及其政府与各国所订结之条约、契约及借款等项，民国概不承认；4．各国如有助袁政府以战时禁制品者，查出概行没收；5．如各国官商人民有赞助袁政府为妨害本将军、巡按使之行为时，即反对之⁽¹³⁶⁾。蔡锷等人向全世界宣布：护国战争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