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孙中山与中华革命党

一　中华革命党的成立

多年革命斗争的经验，使孙中山日益明确地认识到：革命事业要者有三，即立党、宣传、起义⁽⁷⁷⁾。其中首要是立党。他坚信，只有以革命党为根本，才有希望重振精神，拯救革命于危难之际，完成铲除民贼、还我共和的重任。为此，孙中山不顾面临的种种困难，倾全力于创建中华革命党的事业之中。

鉴于前车之失，孙中山提出了三条建党方针：一、改变不服从领袖的心理，绝对服从党魁命令；二、使以前散漫的组织，变得严密起来，团结起来；三、把党内一切不革命的分子、不纯粹的分子排除出去，正本清源。在孙中山的理想中，新生的中华革命党是一个“有统一的组织，坚固的宗旨，党员有纯洁的志趣”⁽⁷⁸⁾，朝气蓬勃，具有旺盛战斗力的党。

1913年9月27日，孙中山亲手拟定入党誓约，在东京“发起重新党帜”⁽⁷⁹⁾。他严格规定，凡欲加入中华革命党者，无论其在党的历史及资格如何深久，皆须重写誓约，加按指模，以示坚决。这天，王统、黄元秀、朱卓文、陆惠生、马素首立誓约，成为中华革命党第一批党员⁽⁸⁰⁾。其誓约全文如下：

立誓人某某，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痛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如左：

一、实行宗旨：

二、服从命令；

三、尽忠职务；

四、严守秘密；

五、誓共生死。

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

中华民国　省　县（捺指模）

中华民国　年　月　日

孙中山特别在誓约中提出，“附从孙先生”及每人加按指模，本意想借此加强党的集中统一，纯洁党的组织。他说：“立誓约，订新章，一切皆有鉴于前车，而统一事权、服从命令为主要。”⁽⁸¹⁾入党者在誓约上打指模是克服异党入据、以伪乱真的现象，同时也表示加入革命的决心⁽⁸²⁾。但是，由于孙中山片面地总结了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甚至错误地认为服从他，就是服从他所主张的革命，服从他的革命，自然应服从他。这种思想驱使他固执地改变了同盟会时期民主选举的组织原则，而且还借用了旧式会党的落后组织手段。其结果使秘密发展中的中华革命党染上了宗派主义的色彩，这不但对他党有讨袁之心又有所归向者，表现为简单排斥，就连许多昔日风雨同舟的人也难以接受。一些老同盟会员指出，以党魁统一事权，则近于专制。中华革命党的发展，因此而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但是也应看到，孙中山强调树立领袖的权威，同封建意义的独裁专制毕竟有着本质的区别。孙中山在革命处于低潮时这样做，也是用心良苦。正如他自己所说：“那时我没有法子，只得我一个人肩起这革命的担子，从新组织一个中华革命党。凡入党的人须完全服从我一个人。其理由既是鉴于前次失败，也是因为当时国内的新思想尚未发达，非由我一人督率起来，不易为力。”⁽⁸³⁾他主动挑起再举革命的重担，希望最大限度地发挥领袖的作用。在近似于“专制”的落后形式后面，仍不难看出他为国为民的一片忠心。

孙中山在开始发展党员的同时，在东京组织了通信机关，以调查亡命客人数，联络革命党人；随后又成立了“亡命客救护团”，办理流亡日本党员的登记、济助及归队工作。亡命客中，尤以下级军官为多。在失去组织联系、四散各方的情况下，时间一长，多数同志衣食无着，借贷无门，时逢冬季大雪，甚至有“不能向火而致疾者”⁽⁸⁴⁾。孙中山下令择最困窘者，每人送学生装二套，按月发给津贴日币十五圆⁽⁸⁵⁾，同时致函邓泽如，请南洋同志筹集资金相助解决。经孙中山等人的努力，多数亡命党人生活有了基本保障，精神也为之一振。孙中山激励大家：“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即使及身而不能成，四亿万苍生当亦有闻风而兴起者，毋怯也！”⁽⁸⁶⁾

在孙中山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人增强了再举革命的信心。他们认识到“革命无领导，怕牺牲，不服从领袖，是断难成功的”⁽⁸⁷⁾，大家的认识日渐统一，履行入党手续的人不断增多。继第一批入党同志之后，1913年10月陈其美、戴季陶等二十二人，11月邓铿等五十七人，12月夏重民等一百一十三人，在东京先后入党⁽⁸⁸⁾。在国内，中华革命党在大连和上海建立了两个发展党员的据点。1913年10月，张人杰（静江）、蒋介石在上海入党。12'月陈德出等六人在大连入党。此外，在菲律宾的吴宗明、郑国梁与在美洲的谢英伯，以及12月途经日本赴美的林森，也相继入党⁽⁸⁹⁾。中华革命党不断发展扩充，三次革命的火种从日本逐渐向国内和海外蔓延开来。

当时，国民党海外支部多还存在。孙中山初意将海外支部也一律改为中华革命党。1914年初，他发给美洲支部三项指示：一、各埠党部取消国民党名目，自后一律须改称中华革命党；二、海外国民党员须一律重新填写中华革命党誓约及加盖指模；三、海外各党部应即设筹饷局⁽⁹⁰⁾。后因美洲支部提出，为便利筹饷，须沿用国民党名义。孙中山接受了这个建议。4月18日，他致函邓泽如，阐述立党宗旨，委托邓泽如在南洋各埠，“本此宗旨，设各埠支部，以张党势”⁽⁹¹⁾。

经孙中山等人几个月的宣传活动，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闻风倾慕，纷纷聚集到中华革命党的旗帜之下。至1914年四五月间，入党者“先后已得四五百人”⁽⁹²⁾。为此，孙中山深感欣慰地说：“吾党分崩之象悉已消灭。”⁽⁹³⁾他指示陈其美、居正、胡汉民、田桐、杨庶堪、周应时等人成立筹备委员会，讨论组织机构、干部选举、党员大会等问题，为成立中华革命党总部作准备。

为进一步扩大宣传，5月10日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创办了《民国》杂志。胡汉民任总编，朱执信、田桐、苏曼殊、戴季陶、邵元冲、邹鲁、叶夏声为编辑。《民国》杂志发表文章，揭露袁氏“袭民主之名，行帝制之实”⁽⁹⁴⁾的阴谋，并且针对革命党内一部分人存在的消极情绪，激励党员，应“发挥其能力，斩除其惰性，遇艰险而益厉，更丧败而益前”⁽⁹⁵⁾。《民国》杂志社不但是舆论机关，也是中华革命党人的活动中心。孙中山等人经常在这里召开会议，讨论党内的重大问题。5月14日，孙中山指示：“本党干部未成立以前，组织一筹备委员会。”⁽⁹⁶⁾16日，孙中山委任的筹备委员会委员柏文蔚、周应时、陈其美、刘承烈、邓家彦、胡汉民、杨庶堪、居正、侯度生、张肇基、凌钺、文群、陈扬镳、张百麟、田桐等，在《民国》杂志社召开第一次筹备委员会议。6月6日、孙中山在此召集陈其美、田桐、胡汉民等人讨论了中华革命党的干部人选，初步商定总理及各部部长名单⁽⁹⁷⁾。21日，在《民国》杂志社召开了筹备成立中华革命党的党员大会。陈其美逐条说明了中华革命党总章，介绍了各部部长的人选，与会党员对上述问题也发表了各自的意见。经过半年多的努力，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的条件日趋成熟。

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筑地精养轩举行成立大会，首由居正说明成立中华革命党总部的理由和大会宗旨，接着孙中山当众入盟，宣誓就任总理，并发表了近二小时的演说。他激励大家“发挥爱国之心，舍弃私心私利，专心为民国谋取福利”⁽⁹⁸⁾。最后孙中山号召全体党员：“在第三次革命兴起之际，务必团结一致，亲爱精诚，统一步伐，以国家百年大计为念，努力奋争。”⁽⁹⁹⁾经过半年多流亡生活的革命党人，又重新聚集在一起，聆听孙中山的演讲，无不倍感振奋。随后陈家鼐、蔡锐霆、田桐、熊尚文相继发表演说，与会同志也都纷纷表示坚持革命的决心，会场出现一派热烈的气氛。大会结束时，一致通过了《中华革命党总章》。

9月1日，中华革命党发布成立通告，将重整革命阵营的消息及该党的宗旨布达于世。总部陆续颁布了七十九次委任令，先后委任了八百三十二名各级干部⁽¹⁰⁰⁾，其中总部各部部长人选为：总务部正副部长陈其美、谢持；党务部正副部长居正、冯自由；军务部正副部长许崇智、周应时；政治部正副部长胡汉民、杨庶堪；财政部正副部长张人杰、廖仲恺。在总部直接指导下，国内十八个省成立了支部。孙中山亲自委任了各省支部长，同时派遣党内骨干到海外各埠筹建支部。通过他们的努力，先后在海外建立了三十九个支部和四十五个分支部。中华革命党在海内外组织系统建立后，新党员也不断增加，逐渐发展到了一万多人。

《中华革命党总章》是指导党员进行革命实践的纲领性文件。其中对党的宗旨、进行程序、组织等问题都作了具体规定，集中体现了孙中山在政党建设方面的探索，有些方面较之国民党的纲领也有所前进。

一、重申民权主义。孙中山在最初阐述三民主义时，把推翻满清暴政，建立共和国作为民权主义的主要内容。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曾沉浸在民主战胜专制的喜悦之中，以为从此共和国将植根在中国的土地之上。然而，袁世凯“以一姓之尊而奴视五族”的惨淡的政治图景，无情地改变了他民族、民权二层已达，唯民生未做到的天真想法⁽¹⁰¹⁾，迫使他重新作出为实现民权主义而奋斗的决定。孙中山在总章中再度提出“本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¹⁰²⁾，这并非是简单的重复，而是集十几年革命成功与失败的经验，赋予了民权主义更深刻的内容。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原因时，孙中山惋惜地指出：“吾人虽革去满洲皇统，而尚留陈腐之官僚系统未予扫除。”⁽¹⁰³⁾因此，孙中山在发动三次革命，为实现民权主义而斗争时，不仅揭穿了袁世凯独裁专制的实质及其帝制自为的阴谋，同时还告诫人们，只除去袁世凯一人，并不能完成再造共和的重任，只有同时清除其属下的全部官僚，才能保证中国不再蒙受此辈邪恶的影响。孙中山的这一思想，加深了民权主义的内在含义，使其有了更现实的社会意义。

注：一、本表只录第一任支部长。

实现民权主义的根本问题，是掌握国家政权。孙中山在总章中把《同盟会宣言》中所规定的革命程序，重新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大阶段，并统称为“革命时期”，目的在于改变过去“《约法》之治”时造成袁氏篡权，约法却无能为力，反被袁氏废弃的被动局面。为避免历史悲剧重演，总章强调，训政时期不再以《约法》为依据，而是“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¹⁰⁴⁾。以此加强党在巩固政权时的地位和领导作用。虽然这些规定存在着轻视人民群众力量的消极方面，但在探索如何巩固政权，如何实现民权主义的道路上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二、在思想上，强调恢复同盟会时的革命精神；在组织上，强调党的集中统一。孙中山认为，国民党丢掉了同盟会时代的革命精神，致使内部鱼龙混杂，组织涣散，不攻自溃。所以，孙中山在重建新党时特别指出：政党中最要紧的事，是各位党员有一种牺牲精神⁽¹⁰⁵⁾。当革命处于艰苦时期，立志加入中华革命党者，“只有牺牲，没有权利”⁽¹⁰⁶⁾。因此，入党本身就是能否保持革命精神的一次严峻考验。孙中山强调指出：“中华革命党唯一宗旨，是以革命精神图主义之实现者”⁽¹⁰⁷⁾，谁志愿加入中华革命党，必须明确地表示他是革命党员，“如果不愿意挂革命党党员的招牌的人，尽管不进党好了”⁽¹⁰⁸⁾。为此，总章中明确规定：“凡进本党者，必须以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远遵守。”⁽¹⁰⁹⁾只有每个党员真正具备了这样的革命精神，才能有效地保证党内纯洁，使新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在组织上，孙中山把革命党能否统一，看作革命事业能否成功的关键。他说：“革命党能统一，则革命事业已成功过半矣；不能统一，则即使成功，等于第一次，其结果亦必如今日矣。”⁽¹¹⁰⁾为改变前期内部意见分歧的弊病，孙中山规定加入中华革命党者，“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¹¹¹⁾。值得惋惜的是，孙中山从痛苦的失败中换取的正确认识，却以绝对服从领袖个人的落后形式表现出来。目的和手段的矛盾，正是孙中山建党时矛盾思想的反映。孙中山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奋斗，但又痛感西方的议会民主在中国难以抵御旧势力的冲击。他无法解决这一矛盾，只有以集权于个人的方式，来强化党的统一。正如他自己所说：“吾人亦本素所怀抱平等自由主义，行权于建设之初期，为公乎？为私乎？以待天下后世之论定可耳。”⁽¹¹²⁾诚然，孙中山的这种作法是不足取的，但是在建党时，他力图从组织上加强党的隼中统一，也是当时斗争的迫切需要，这对于纯洁党的组织，使全党在统一的指挥下发挥更大的作用，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三、坚持武装斗争。二次革命失败，使资产阶级革命派深知，欲雪癸丑之耻，竟辛亥之功，只能以武力推翻袁氏的反动统治。孙中山强调“以军事为先决问题”，把武装讨袁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十分重视建立革命的武装力量。他说：“国事未定，则吾人须有不可侮之实力，质言之，即是武力。”⁽¹¹³⁾《中华革命党总章》中也明确规定，本党“以积极武力，扫除一切障碍，而奠定民国基础”⁽¹¹⁴⁾。

为解决中华革命党的建军指导思想及一系列军事问题，孙中山在1914年初便开始编写《革命方略》。4月初，他把已写完的《革命方略》初稿，秘密散发给党内核心人物，并逐条加以说明，征求他们的意见。⁽¹¹⁵⁾从9月至11月，孙中山在东京召集陈其美、胡汉民、许崇智、戴季陶、廖仲恺等人，开了十七次会议，对《革命方略》进行了逐章逐节的认真讨论。《革命方略》分为六篇，其中对革命军的目的、服制、勋记、饷项，军政府的组织，军律，军法，举义前后之要务，攻取响应之要点等都作了具体规定。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党最完备的一部军事著作。《革命方略》指出：“推翻专制政府，建设完全民国，启发人民生业，巩固国家主权”⁽¹¹⁶⁾，是中华革命军的最终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华革命党倾全力发动武力讨袁。

中华革命党以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坚持民主革命的道路，是其积极的一面。但是，洋溢着革命热情的中华革命党纲领中，同样也暴露了它本身所存在的弱点和错误。

首先，在民族矛盾尖锐之际，中华革命党纲领中却没有提出含有反帝内容的民族主义。孙中山最初提出民族主义时，就忽略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族主义只是排满。因此，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他便认为民族革命已经完成。再则，辛亥革命时期，日本为扩大在中国南方的权益，曾由大陆浪人引线，暗中向革命党提供了武器和贷款。二次革命爆发，日本政府内部又有人主张，以“援助”南方革命党来牵制亲英美的袁氏政权。日本政府虽未采纳这种意见，但其对革命党的政策，比全力支持袁世凯的英美两国要缓和得多。再加上革命党流亡日本，得到了日本浪人及部分主张援助革命党以取得中国南方权益的日本政界人士的支持。这些因素促使孙中山仍然对日本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希图“联日讨袁”。他曾对日本财界元老涩泽荣说：“我们这些同志，准备卧薪尝胆，如果军费筹集能获解决，则图再组织讨袁军队。”⁽¹¹⁷⁾并希望涩泽荣说服日本政府，尤其是陆海军省，对此行动给以援助⁽¹¹⁸⁾。同时，他又致函日本内阁首相大隈重信，要求日本政府支援中国革命，以“救东亚危局”⁽¹¹⁹⁾。

中日交涉事起，民族矛盾骤然激化，国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爱国运动，中华革命党却没有给予积极支持。孙中山指出：“袁氏实为误国卖国之魁，设非急速去袁，则祸至无日。”⁽¹²⁰⁾他只强调内反国贼的一面，而没有鲜明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口号。这个方针对急于解除国难的民众缺乏号召力，使中华革命党与国内人民的斗争脱节，在反日爱国运动中影响甚微。相反，袁世凯却乘机散布孙中山为日作伥，“第一次革命后与日本之某某重要人物有最惠之约”⁽¹²¹⁾，借以离间中华革命党与民众的关系。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的威信，也因之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孙中山依赖帝国主义力量进行中国革命的幻想，使他的认识难以升华到明确提出反帝纲领的高度。这不能不直接影响到中华革命党的发展规模和斗争水平。

其次，孙中山在总结教训时，只看到党员脱离领袖的表面现象，却没意识到阶级脱离政党、政党脱离人民的深刻危机。当他准备再举革命时，仍然没把争取国内资产阶级支持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中华革命党的纲领虽代表了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但超出其实际认识水平。它过分地着重于军事，而忽视对群众的发动。孙中山没有针对本阶级和一般人民的迫切愿望，提出维护其切身利益的口号，以吸引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加入三次革命的行列。

再次，中华革命党轻视群众，脱离群众，因此势孤力单。其总章中错误地按入党先后，把党员分为三等，规定在革命军起义以前入党的是“首义党员”，革命时期称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革命军起义后入党的是“协助党员”，称为“有功公民”，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革命政府成立后入党的是“普通党员”，称为“先进公民”，只享有选举权利⁽¹²²⁾。而非党员在革命时期内，连公民资格也没有。孙中山如此规定，意在将“革命时期”的政权掌握在忠于革命的“首义党员”和“协助党员”手中，防止革命成果被投机分子篡夺，但客观上则造成党内等级森严，人为地形成一个权力阶层，并在党员和群众中划出一条分明的界线，从而加深了党内外的隔膜，使党脱离群众。孙中山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少数志士仁人身上，认识不到发动、组织群众的力量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所在。

历时三年的白朗起义，把斗争矛头直指袁氏政府，纵横五省。与此同时，群众自发的反袁斗争也此起彼伏，不断出现。中华革命党不但不有效地利用这一局面，领导群众力量共同对敌，却错误地认为国内民众“与政治无争”，唯有等待他们的恩赐；甚至对人民的公民权利，也要待将来革命胜利，“宪政既成，则举而还之齐民”⁽¹²³⁾。结果是把自己孤立于群众斗争之外，孤掌难鸣，只能从帝国主义和地方军阀中寻求援助，或则把讨袁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孤注一掷的军事冒险行动之上。

综上所述，中华革命党是以反对封建独裁专制，维护民主共和制度为纲领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并拥有万名以上的党员。它的成立，标志着革命党人在二次革命失败后，重新振作起来，在袁世凯的黑暗统治下，再度举起民主主义的战斗旗帜。

二　武力讨袁活动

中华革命党的武装讨袁活动，与其筹建工作几乎是同时展开的。1914年初，孙中山召集陈其美、戴季陶等人商议回国策动起事的军事计划。鉴于当前的形势，陈其美建议暂时避开袁军重兵密布的东南，先从敌军力量相对薄弱的东北地区建立革命基础。他说：“辛亥、癸丑二役，皆不能贯彻革命党之三民主义者，以东北各省之根基薄弱，不能直捣北京，以扫专制恶魔之巢穴。自今以往，如徒注重南方，而于北方仍不稍加意，是犹覆其辙而不自悟者也。”因此“谋第三次革命，当于东北数省培植根基，以为犁庭捣穴之计”⁽¹²⁴⁾。孙中山采纳了他的建议，于1914年1月派陈其美和戴季陶前往大连设立机关，联络东北各省，继续策动讨袁军事⁽¹²⁵⁾；3月又派夏重民、邓铿等到香港部署南方军事，以为东北声援。

1月23日，陈其美自神户乘船密抵大连，当时在大连潜伏的革命党人有山东的吴大洲、薄子明、刘大同、孙祥夫；东北的刘艺舟、朱霁青、刘纯一、宁武；山西的王庆肇、王殿松及二次革命后到大连的沈缦云等。他们在资金缺乏、衣食不周的困境下正准备举事。陈其美认为起义时机不成熟，一面“力戒大连革命党人不要轻举妄动”⁽¹²⁶⁾，一面致函孙中山“迅予筹款接济”；同时派陈宁等前去运动黑龙江的军队，为配合奉鲁方面发动作准备；并发给宁梦岩手枪二百支，令其带领手下三百余人，活动于公主岭一带，继续扩展力量。此后，他又召集大家商议下步活动计划，决定在大连暂设机关，以吉林、奉天、黑龙江三省为主点，外与东京总部及各省革命党联络，聚集力量，运动军队，等待时机成熟，“关外一动，南京继之，而江北、山东同时并起”⁽¹²⁷⁾。

但是，陈其美在东北的消息，不久便被吉林护军使孟恩远所探知。他密报袁世凯说：“陈其美、戴天仇、宁秉然、谢宝轩共同谋乱，扰害治安。”⁽¹²⁸⁾袁世凯闻悉，大为震动，即命各省都督、民政长令饬所属各营队“严密查缉，勿令煽乱”⁽¹²⁹⁾，并与日本政府交涉，“以陈其美有刺杀商务印书馆经理人夏粹芳等嫌疑，要求引渡到案”⁽¹³⁰⁾。张作霖奉命向满铁副总裁伊藤大八秘密表示：“大总统有命令，不论用任何手段，都得要将陈其美逮捕。”⁽¹³¹⁾日本关东都督府对陈其美等人的态度也发生变化，对革命党人的行动百般干涉，甚至下令逐客。在敌人严密的监视下，革命党人难以立足，开展工作更是困难重重。孙中山了解到东北进行情况，也认为在没有足够实力的情况下轻率举事，反倒造成不利局面。于是，他密电陈其美，嘱其“暂缓进行”。陈其美见在东北一时难于进展，便将东北举兵事宜划归刘纯一负责，山东举兵事宜划归刘大同负责，交给他短枪四十只，命其编队回鲁。3月15日，陈其美、戴季陶乘船离开大连。

在东北进行的同时，湖南、浙江、广东等南方几省的中华革命党人，也在加紧筹划武装起事。

6月初，中华革命党总部接到贵州的报告，得知袁世凯为提防革命党在湘、粤、桂之间发展势力，将贵州前都督杨荩诚在沪所购大批军械取道湘西运往贵州，调拨给护军使刘显世。总部决定派凌霄秘密赴湘，招集同志及黔军旧属截劫军械，就地起义。凌霄奉命赴常德，计划起事成功，便占领湘西，再图进展，如起事不成，便将军械炸毁，削弱敌人力量。但因准备时走漏了风声，欧阳煜、李贵成、田文魁三党人遇难。凌霄被捕，死里逃生。7月，王伯乔、陈元霆、周永广在浙江台州筹划攻占临海，也因计划败露而被包围。王伯乔等率众与敌军激战，不得脱身，多数人在战斗中牺牲。同月，夏之麒在浙江筹备起事。有人劝夏之麒为自己前途考虑，不要轻举妄动。他当即回答：“诸君为我谋善，然我不更为我四万万同胞乎？”⁽¹³²⁾遂决定加紧在杭垣设立机关，计划7月24日举事。起事发动之前，不幸密设机关被破获，三十余名党人被捕遇难。夏之麒、黄化宙等再次逃往日本。

上述几次准备发动的起事，都因事漏而夭折。二次革命失败后，首次爆发的武装起事，是1914年6月李国柱在湖南郴县发动的。

李国柱字石琴，湖南嘉禾人，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去日本，在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奉孙中山之命回湘起兵讨袁。回湘后，他立即召集同志，重组力量，在宜章、临武、郴县、零陵等处暗设机关，以联络各县驻防军、团防局、警备队为主要策略。数月间，各县的运动工作颇见成效，军中“歃血订盟，誓志讨袁者，日有所闻”⁽¹³³⁾。起事准备日渐成熟，起事地点确定郴县。恰逢汤芗铭正在湖南调动部队，办理守备队退伍事宜。李国柱决定趁部队换防、裁撤人员的混乱时机发动起事。

1914年6月28日，李国柱在郴县组成讨袁军，旗书“中华民国民主孙”⁽¹³⁴⁾，布告远近，宣布讨袁。讨袁军骤起，敌军措手不及，五营营长吴万春当场被击毙。三营长企图调兵抵抗，“而兵不用命”⁽¹³⁵⁾，义军很快占领了县城。袁世凯电令汤芗铭“厚集兵力，迅即荡平”，“勿任乘虚响应，致启燎原”⁽¹³⁶⁾。汤芗铭迅疾调兵前往郴县一带，但并不能阻止义军的发展。义军一路由邬云陛率领，挥戈北进，“突袭耒阳、永兴，图攻衡阳，声势颇盛”⁽¹³⁷⁾。另一路由陈广章率领，进兵宜章，在刘延扬等人的接应下，义军迅速占领宜章。

与此同时，雷瀛、雷英等人率众于7月1日在桂阳起兵。雷瀛继李国柱之后，奉孙中山之命回国，在湖南策动武装讨袁。他先赴保定，邀雷英一道回湖南，以办理矿务为名，在桂阳城内设置“协记矿务公司”，作为联络各地民军的总机关。他们利用建立县警大队的机会，密选地方壮丁充任警兵，逐渐将县警两连掌握在自己手中，又到粤桂边境的大山中，联络潜伏在当地的一千多民军。雷瀛派人到韶关、坪石一带，向驻军购买枪支装备民军。经过近半年的筹划，组成了以雷英为司令、雷瀛为参谋长的湖南讨袁军。义军在桂阳起事，约定义旗一举，粤桂边境民军即攻占临武、蓝山、嘉禾等县，然后至桂阳集合，南下袭击衡阳。

7月26日，陈校经、陈应品、邓蔚林一路在临武县起事。义军杀官据城。陈校经率队出西门入嘉禾，击毙清乡委员汤勋等数人，占领嘉禾县，随后又率军进攻蓝山。

不到一个月内，各地接踵而起，“各县纷纷告变”⁽¹³⁸⁾。汤芗铭调集重兵“围剿”义军。汤军营长贾凯率领一路，由耒阳、永兴至郴县，以郴县为根据，扼守东路；团长赵锡龄由常宁出发，以桂阳为根据，扼守中路；营长罗先闿由蓝山进行，“三路会剿，以期包击”⁽¹³⁹⁾。同时，北洋军王承斌、张福来、伍祥祯部溯江进击，进驻衡州，以便指挥中东两路。汤芗铭仍感力量不足，急电袁世凯，“令饬广东、广西、江西各省一体防堵，俾免溃窜蔓延”⁽¹⁴⁰⁾。袁世凯电令广东龙济光、广西陆荣廷“遣得力军队，联络湘军越境协剿”⁽¹⁴¹⁾；又命江西李纯“迅饬所属，妥为防堵”⁽¹⁴²⁾。龙济光派陆军四营由坪石出境，开赴宜章、桂阳一带；派驻防军三营由连县出境，直向临武，援蓝山、嘉禾等地。陆荣廷也派兵入湘增援，以期各路夹击，“剿灭”义军。

在敌军强大的攻势下，义军虽顽强抵抗，但因交通不便，呼应不灵，各路之间缺乏联系，不能互相支援，配合作战，陷于孤军作战的境地。再加以饷械不足，难以坚持。始则败退于永兴、耒阳之间，后撤往临武、蓝山、嘉禾交界处的部队，又遭宁远、蓝山知事率部伏击。陈校经被捕遇难，其余人多数也当场阵亡。攻占宜章一路，则在敌军的夹击下撤出宜章，曾纪光在战斗中牺牲，余部向广东境内撤退。

雷瀛、雷英一路起兵占领桂阳后，原计划粤、桂民军集合响应，但时隔半月，粤、桂民军仍无消息。经派人急往探询，才知道民军误向零陵方面前进，路遇零陵镇守使望云亭派往桂阳攻击讨袁军的一团兵力。民军不敌，多被缴械，余众败退山区。雷瀛所部正待行动，衡阳镇守使赵春霆的部队一团已开到了距桂阳仅六十余华里的郴州附近。义军基本部队不过五六百人，一部分开赴郴州，途中与袁军遭遇，寡不敌众，顿告溃败。其余部队更觉势单，挡不住敌军的进攻，遂一哄而散。雷英往汉口转赴上海走日本，雷瀛由坪石走韶关，经广州往香港避难。

李国柱、雷瀛发动的武装起义，经过近二个月的激战，死伤二千余人，在袁军几省力量联合进攻下失败了。这是中华革命党在革命低潮时发动的第一次起义。这次起义的枪声，表明革命党人又重新拿起武器投入战斗，打破了二次革命后的沉闷局面。

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不久，正值欧战爆发。孙中山认为：“刻下欧州战乱，确为中国革命之空前绝后之良机。”⁽¹⁴³⁾决定乘时起兵举事。经与陈其美、戴季陶、周应时等商议，他改变了最先在东北建立革命基础的方针，转注全力于江、浙与广东三省。遂派“邓铿图粤，夏之麒图浙，复灵兄弟图宁，互为犄角，策划决定”⁽¹⁴⁴⁾。为便于统一指挥，又决定在上海设立总部，并派蒋介石和陆惠生前往筹办；同时派遣大批党员回国，调查情况，运动军队，筹备起事。8月下旬，三百多名党员相继从东京、大阪、长崎回国。

8月17日，哈在田等人在江苏南通率先举旗讨袁。革命党人获悉袁军在南通戒备稍弛，哈在田招集吴俊、陈强等人在上海法租界恺自尔路瑞康里273号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力量在南通举事，并推选哈在田为总指挥。

17日半夜12时左右，哈在田等三十余人，一部分身着便服，一部分换上日本学生服，暗中携带武器弹药，搭乘吉和轮由上海开赴南通。

翌晨9时许，哈在田一行抵芦沟港时，得知革命党在南通的秘密机关已被破获，原定在港口接应的同志一无所见。港口已戒备森严，港警严密检查登岸同志的行装，当场“搜出凶器”⁽¹⁴⁵⁾。哈在田见事已败露，不得不拼死一击，遂掏出手枪、炸弹向港警发动攻击，其他同志一齐发动，击退港警，夺得枪支，整队分三部向城中进发。行至城下，见城门紧闭，革命党人以万死一生之计，以手枪、炸弹攻城，在城下与袁军激战数小时，党人受伤者十余人。此时敌人援兵又至，革命党人力不能支，哈志才、李广生、姚文等相继阵亡，其余二十四人因弹尽被捕。起事在仓猝中发难，迅速失败了。

邓铿回到广东与朱执信商议，由邓铿负责惠州、潮州、韶州、增城、龙门东北方面与香山、江门两处；朱执信负责南海、顺德、番禺、花县、清远、新会、高州、恩平、开平、阳江、阳春西南方面。他们决定派革命党人分赴各县，以在南洋、香港、安南、东京筹得的捐款，分头联络绿林，运动军队，待活动成熟，即同时并举，合攻省城，根除龙济光，在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

东北一路，邓铿派邓国平负责增城、龙门，洪兆麟负责惠州，陈景桓、林景云两人负责香山，约定10月27日同时发动。

10月27日，邓国平集众于增、龙，如期发动。但本已答应同时举事的两营军队临时变化，拒不响应。义军击溃驻军一连后，改变计划，转攻东莞、石龙。在东莞与敌军激战一日，义军因子弹已尽，又得不到石龙增援，遂败。

洪兆麟在惠州运动军队，驻军两营长应允相助。绿林听说有军队相助，也想起义。10月27日，洪兆麟欲率部发动，与增、龙呼应，但驻军不应，举事受阻。11月1日，洪兆麟赴三多祝集众，号称万人，直取平山，实际上义军只有枪一千余支，又缺乏子弹。在平山附近，义军前锋遭到敌军伏击，死伤甚众。11月2日，义军向平山发起总攻，洪兆麟身先士卒，亲自率领部队冲锋，不幸中弹负伤。11月3日，龙济光所派两营援兵到达平山。洪兆麟本约定由陈景桓、林景云举香山之众前来增援，但陈、林二人因炸药案在香港被捕，不能按期发动。义军孤立无援，弹药已尽，被迫退至三多祝。洪兆麟伤势日重，邓铿派邓国平前去代洪指挥。但没等邓国平到达，三多祝的义军在敌军的夹击下已经溃散。

因内地信息不通，朱执信不知东北路成败如何，决定派邓子瑜在博罗起事，以番禺、花县、清远、南海、顺德之众响应。11月3日，邓子瑜集众一千余人，在博罗附近狗仔潭举事，与从省城调往惠州的敌军遭遇。义军见其势大，料不能敌，便转赴增城。但增城守军已有准备，义军见难以攻城，遂各自散去。

11月10日，朱执信、陆领在南海、顺德起兵响应，率领数千人，进攻佛山，与佛山敌兵钟子材部及济军李嘉所部遭遇，“彼此相持，枪弹如雨”⁽¹⁴⁶⁾，自半夜战至天明。11日，敌军三千人由省赶到，义军以主力移向火车站迎击，击毙敌军三百余人。下午敌军增兵，义军相持至午后3时，收兵退驻张槎，夜间又转移至沙坑。13日，义军在沙坑拟集大都、濠滘、沙岗等处各队再攻佛山。但敌军贺文彪率部进攻沙岗，打破了义军集中的计划。此时，龙济光又调重兵集中佛山附近，会同原驻军合攻义军。义军急忙向各县求救。但此时博罗之军已散，花县刘济川集众三千余人，苦于经费不足，离去半数，又为谣言所惑，其余亦归散各处，附近几县皆不能发兵增援。义军人困马乏，饷械已竭，虽“党人不顾一切，奋勇向前”⁽¹⁴⁷⁾，终因寡不敌众，败退下来。

高山一路，朱执信委李海云、林拯民负责，另由陆志云、许国平往电白县策动。李海云等闻佛山已起事，聚集绿林及退伍士兵准备发动响应。但中途因办事机关被敌人破获，林拯民等十余人被捕，不能应时起兵。先期到达电白县的陆志云不知高山事变，仍决定11月16日举事，进攻电白城。义军虽有三千余人，但发难时有枪者不足二千。陆志云为防备省城驻兵及邻省兵自东面来增援，先以一千余人据守东方之白花山，而以数百人夜袭电白城。在陆志云的策动下，城内陆军营长林成登已约定反正，乡团警察皆同情义军。17日晨，内应陆军开门迎义军进城，义军占领城内各衙署，出告示安民。城内“商民皆燃炮竹、竖旗，表欢迎意”⁽¹⁴⁸⁾。18日夜，陆军营长林成登中途叛变，领所部进城后直奔县署司令部，假意要见司令取襟章，进县署第二道门时，便向义军开枪。义军急忙应战，同时派一支部队绕道去夺济军枪械。两军遭遇，激战至天明，击毙济军连长一名及数十名士兵。驻白花山部队知城内有变，急忙前来增援，路遇敌军拦击，因而不能入城。城内义军连续奋战两昼夜，弹尽粮绝，又无增援，只得放弃县署，退到白花山、望夫山一带。他们凭借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多次击退敌军的进攻。在此连战十余日，敌军死伤数百，义军伤亡也不小，守住了阵地。他们在广东讨龙之役失败的情况下，保存了这支力量，等待新的机会到来，再度举旗起事。

与江苏、广东发动武装起义的同时，东北、江西等地革命党人也在积极策动武力讨袁。1914年7月，邱丕振在东北组成关外讨袁军总司令部。9月，邱丕振以关外讨袁军总司令名义发布借券，筹集军费，准备起事。借券写明：“袁贼无道，本司令兴师问罪，伐暴救民，军需不足，不得不就地筹措，以充军用。”⁽¹⁴⁹⁾讨袁军联络绿林数百人，计划先攻下昌图，以南满为根据，然后第一军占领营口，第二军占领安东，第三军占领铁岭。9月5日，邱丕振以昌图敌军戒备甚严，拟改攻通江口。但敌军先闻风声，迅速调集各路巡警赴通江口要道，“扼要设卡，以图邀击”⁽¹⁵⁰⁾。这天又逢暴雨，各路讨袁军与绿林不能按期会合。9月6日，讨袁军驻孙家站机关被破获，整个讨袁计划由此而失败。邱丕振一路刚刚失败，活动于本溪的革命党人紧接着又发动了起义。9月8日革命党人联合绿林，树起讨袁军旗帜，向县署警署进攻⁽¹⁵¹⁾，迅即占领了本溪县城。义军捣毁衙署，打开监狱，释放囚犯。省中闻知，即派重兵“驰剿”。义军力量单薄，又无支援，很快就被击败。零散的义军多潜入抚顺境内十金寨地区。陈中孚、刘廷汉继续联络绿林，策动矿区工人共同起事，谋再进攻本溪。但此事为抚顺县知事侦知，刘廷汉等人不幸被捕，起事又遭顿挫。

在徐州方面，韩恢于9月1日在宿迁颍口一带联络绿林，集众八百余人，高举讨袁军大旗，发动起义。义军初发，声势颇大，当地知事惊恐万分，急忙向省中发电求援说：“该处兵力单薄，民穷思乱，风声甚为吃紧。”⁽¹⁵²⁾徐州即派兵增援，义军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在上海方面，由范鸿仙主持，运动上海及附近的北方部队。范鸿仙等人通过一段时间的秘密活动，“运动北军过半”⁽¹⁵³⁾，准备以此力量攻取制造局。但走漏了风声，范鸿仙于9月20日被刺身死，革命党人前功尽弃。12月，江西南昌革命党人筹划运动省城驻军、退伍士兵组织决死队⁽¹⁵⁴⁾，1915年1月范玉田、张拱民在江苏南通再次筹划起义⁽¹⁵⁵⁾，同月，广东刘光、蔡苏在横江组织讨袁军筹备起事⁽¹⁵⁶⁾，都因事泄，半途而废。各地起义纷纷失败。孙中山利用欧战爆发之机，在国内重组力量发动武力讨袁的计划，再度受挫。

1915年1月，中日交涉事起，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孙中山召集会议，分析时局，商议对策。与会同志认为，“二十一条”交涉势必产生两种不同的结局。其一，袁世凯政府拒绝接受“二十一条”，日本为达到目的，必将以武力迫使袁政府就范。袁政府外强中干，又失民心，不堪一击，那时由谁出面支撑政局难于料定。其二，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必将激怒国人，引起全国上下的反袁怒潮。若出现前一种局面，应采取的策略是“待时机之到来，一旦机会成熟，便随时起事，不可踌躇”⁽¹⁵⁷⁾；若是后者，则应“乘此趋势，一面非难日本之要求，一面极力攻击袁政府此次措施，大力鼓吹反袁，使中国人心更加激烈。同时努力怀柔民心，待时机成熟后，再举旗起事”⁽¹⁵⁸⁾。中华革命党总部决定，在“二十一条”交涉之时，进一步揭露袁世凯卖国称帝阴谋，再次发起武力讨袁的高潮。

1915年3月10日，中华革命党发布第八号通告指明：“此次交涉之由来，实由夫己氏欲称帝要求日本承认，日本政府欲先得相当之报酬，要求夫己氏，夫己氏隐许诺之，故有条件之提出。”⁽¹⁵⁹⁾通告向全国人民揭示出“二十一条”交涉与袁氏帝制阴谋的关系，号召人们“不为浮言所动，不为外表所摇，本坚忍不拔之精神，冀除卖国之蠹”⁽¹⁶⁰⁾。4月9日，中华革命党又发布《中华革命党本部为揭破中日黑幕以告国人书》，指出袁世凯企图让日本政府援助其二事，一、称帝，二、平“内乱”，袁氏为达此目的，终将承认“二十一条”。因此，“党人于此际，除力行革命，推翻袁氏恶劣政府外，再无可以容喙之余地”⁽¹⁶¹⁾。告国人书发布一月后，袁世凯正如党人所预料，基本接受了“二十一条”。顿时，举国激愤，国内掀起一股巨大的反日爱国热潮。孙中山指出，这股风潮，“比较满清末年铁道国有风潮，尤易激动全国，为吾党不可失之时机”⁽¹⁶²⁾。

为抓住时机，在全国各省组织力量策动武装起义，孙中山在1915年春派遣军事指挥骨干分任各省司令官，负责发动起事工作，其中有广东朱执信、邓铿，广西刘崛、刘玉山、苏无涯，四川卢师谛、向传义，湖北蔡济民，湖南林德轩、郭庞，贵州安健、张百麟，浙江夏次岩，江苏周应时，江西董福开，云南董鸿勋。他们奉孙中山之命，分赴各省组织军队，制定具体的讨袁计划，并根据中华革命军司令部通则第二条，在省中分若干区，各设司令官一人，综理区内军务，以形成省与各区的严密的组织和指挥系统。蔡济民调整了湖北革命军各分区，重新任命了各区司令官，以赵鹏飞、熊炳坤、刘英、曾向武、王华国分任一、二、三、四、五各区司令。卢师谛在四川也作了相应的部署，命吕超、石青阳、丁泽煦、刘国佐分任川南、川东、川西、川北区司令。此外，各省负责人还把分散在各地区现有的小股力量统一组织起来。左景阳、符言一、丁士杰、张孟介在沪、宁、浦口、蚌埠四处设立的秘密机关，宋拼之、刘本、庞三杰等组织的丰、沛、砀地域秘密团体，范庆升、丁少春等在福建设立的机构，廖海楼、吴家东等经营的安徽凤阳县境三埔及小蚌埠地方的机关，黎萼在广东运动的绿林，徐天复、周永广等组织的浙江台州、温州等地的军队，张宗海、李子和等经营甘肃地区的机关，都与本省司令部取得联系，听命于中华革命军总部的指挥，深入到各地活动。

革命党人正在各地加紧活动之时，又传来了筹安会出笼的消息。中华革命党立即发表通告说“数年来蓄志以亡民国者，袁氏实为第一人”⁽¹⁶³⁾，指出筹安会受袁氏主使，是“一种主张变更国体，改民主为君主之政治法社也”⁽¹⁶⁴⁾。通告向国内同胞呼吁：“千钧一发，时不我与，惟我内外诸同胞速图之。”⁽¹⁶⁵⁾12月，孙中山发表了第一次《讨袁宣言》，历数奸雄窃国的种种恶行，愤怒指责袁氏政府是“世界自有共和国以来，殆未有此万恶之政府，危亡祸乱至于此极者也”⁽¹⁶⁶⁾。孙中山向国人坚决表示，“誓死戮此民贼，以拯救吾民”，为此，虽“肝胆涂疆场，膏血润原野”，也在所不辞。

为进一步加强国内发动武力讨袁的组织与领导，建立一支中华革命党自己的军队，孙中山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军东南军、东北军、西南军、西北军四个总司令部。1915年夏末，孙中山在东京委任陈其美为中华革命军东南军总司令，在上海设筹备处；居正为东北军总司令，在青岛设筹备处；胡汉民为西南军总司令，在广州设筹备处；于右任为西北军总司令，在陕西省三原县设筹备处。10月，居正、于右任分赴各省招兵买马组织军队，筹建司令部。孙中山以“举义要件，不外乎兵力财力”⁽¹⁶⁷⁾，又派胡汉民、许崇智、杨庶堪、宋振、郑鹤年、邓铿分赴南洋筹募起义军饷。

中华革命党美洲、南洋所属海外支部，都以“筹募第三次革命军饷为唯一急务”⁽¹⁶⁸⁾。随着国内武力讨袁的兴起，海外各支部不断以巨款支援国内起事，许多爱国侨胞一再慷慨解囊，热情支持国内的讨袁斗争。与此同时，海外各支部还纷纷组织军事团体，聘请教官进行军事训练，准备随时回国，以尽杀贼救民的责任。美洲支部组织“美洲华侨军事研究社”，其宗旨在于“养成美洲民党热血健儿，有指挥队伍，驱除国贼之学识”⁽¹⁶⁹⁾；并组成了“加属华侨敢死先锋队”，延聘党员中受过军事教育者为教员，逐日操练，为回国讨袁加紧准备。美洲同志还组织了“中国民智航空社”，在革命青年中培养航空人员，志在应用最新的航空技术，为铲除民贼，维护共和出力。中华革命党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都全力以赴，积极进行，筹备发动武力讨袁，以期“一举即达吾党素志”⁽¹⁷⁰⁾。

在大兴讨伐之前，孙中山特将陈其美从上海召回东京，与居正、许崇智、周应时等举行军事会议，商讨大举计划。他们一起研究了袁世凯的兵力布置及革命党在国内力量的分布，考虑到袁氏以皖、粤、湘三省为民党势力的根据地，特派心腹镇守，并遣北兵驻防，而且汤芗铭、龙济光、李纯、倪嗣冲等又极力趋合袁氏旨意，残酷镇压革命党人。在这几省内，革命党的力量几于尽绝，一时恐不易发动。相比之下，袁世凯的势力在西南一带比较薄弱，特别是云南“自辛亥以后，袁家势力未曾侵入”⁽¹⁷¹⁾。因此，陈其美提议先从西南入手，“尤其是云、贵两省，乘隙抵虚，较易为力”⁽¹⁷²⁾。孙中山深表赞同，当即决定派陈其美到西南主持，并在香港设一办事处，加强与西南几省的联系，积极策动云、贵起事，“先从西南造我根据”⁽¹⁷³⁾。

10月，陈其美回国到上海准备南下。因袁氏卖国，人心激愤，在革命党的活动下，上海一带海陆军归附日众。当地负责人认为机不可失，要求陈其美留沪主持。陈其美请示孙中山，征得同意后，取消了西南之行，云、贵的策动工作改由安健、张百麟、黄毅先负责。

早在1915年初，孙中山曾任命杨益谦为云南支部长，陆亚夫为干事，回滇组织支部，发展党员，活动讨袁。但因唐继尧从中阻挠，党务工作被迫停顿。之后，杜去恨、蔡济旺等人入滇秘密组织讨袁机关，运动学生及滇军，筹备发动起义。滇中董建章、罗海峰、赵飞凤等配合活动，组织军、政等各界人士响应⁽¹⁷⁴⁾，但因中途事泄而失败，蔡济旺被捕遇难。吕志伊回到云南，继续活动于军、学、绅界之间，策划倒袁。

在贵州方面，张百麟与安健、杨荩诚、席正铭、凌霄共同主持。他们集中力量在黔省各路军中运动起事。黔北路陆军中有部分辛亥革命时随张百麟起义人员，还有革命党前期所办法校学生二千余人。张百麟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委托凌霄等人前往运动。黔南路铜仁、思南方面，由席丹书主持，运动知事、连长等接应策反，援为起事内应。另外，革命党人在黔东路和黔西北路的陆军中也有一定的基础，张百麟派人前往运动，期望黔省一旦发动，即可支持响应。张百麟等人在黔军各路都作了布置，计划各路在黔省发动，“牵制黔贼，使不寇川、滇，俾以揭晓后，再以兵力为黔革军声援，内外相应，黔事本可传檄可定”⁽¹⁷⁵⁾。

除西南以外，中华革命党的武装讨袁斗争，在全国其他各省也在蓬勃兴起。1915年5月，革命党人金鼎隆在东北开原县聚众五百余人，占据孙家站，在南满铁路沿线开展讨袁活动。6月，孔庆平、钟鼎飞在河南开封运动军警，联络会党，策划举事。同月，前绍兴府都督王金发在浙江发动反袁斗争。刘文艺、刘石裕、魏珍在汉口法租界印湖北官钱票，筹集起义经费，联络绿林，筹备起事。7月，姚庭、杨海在浙江嘉兴组织救亡会，准备发动。9月，司徒权在广东江门运动军队，密谋讨袁。10月，陕西革命党人在三原、泾阳一带起事，攻占数县。接着，四川革命党人也在成都附近聚众举义。11月，居正到青岛建立起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部。他召集吴大洲、薄子明、邓天乙、尤超凡、庞子舟、吕子人、赵中玉、尹锡五、马海龙及朱霁青、刘廷汉诸部，并招募各乡的民团、退伍士兵、青年学生及警察，组成东北军二个纵队、五个支队，拥有数千人的队伍。同月，金维系在安徽集合同志，筹备发动；曾跃廷在湖北京山、应山、天门、汉川等县招集四千余人，并运动军队，策划攻署劫狱，发动起事。

中华革命党在各地策动的武装起义，此起彼伏。孙中山对讨袁的胜利充满了信心。他认为：“现在海内风云，以袁氏称帝之故，愈趋愈急，夫己氏股肱诸将亦有土崩瓦解之势，乘时蹶起，机不可失”⁽¹⁷⁶⁾；“袁氏末运，去兹不远矣”⁽¹⁷⁷⁾。

三　暗杀活动

中华革命党发动三次革命，在致力于以武力讨袁的同时，还采取了暗杀行动。狙击暗杀，往往是革命党人用来作为军事冒险的补充手段。特别是当革命处于低潮，发动起义困难重重，一筹莫展之时，暗杀活动更被视为快速有效的歼敌捷径。许多党人认为，通过暗杀，“既可以促成反动统治内部之混乱，又可以振奋民心士气”⁽¹⁷⁸⁾。为此，中华革命党人组织了“中华铁血模范新军炸弹暗杀团”⁽¹⁷⁹⁾，还在广州成立了敢死队、炸弹队，进行了多次暗杀活动。

1．钟明光行刺龙济光

自1914年末中华革命党发动了“讨龙之役”后，袁世凯恐革命党在广东再举暴动，一再电令龙济光“严加防缉，而杜祸萌”。龙济光乘机大肆搜捕党人，并再三表示：“乱党之谋，注重在粤，诚如钧示，济光仰蒙付托之重，敢不殚诚竭虑，力保治安。”⁽¹⁸⁰⁾龙济光媚袁惟恐不周，当袁氏承认“二十一条”后，他竟不顾举国一致反对，仰承袁氏意旨，电请“提灯庆贺”。革命党人闻龙此举，“愤不欲生，切齿誓杀龙以儆凶顽”⁽¹⁸¹⁾。再加上龙济光督粤多年，苛捐杂税，贩烟开赌，纵兵淫掠，杀戮党人，无所不为。革命党人李作汉、罗刬湖、李稚陶、钟明光与丘汉苗女士等结义，组成暗杀团，专以刺杀龙济光为己任。他们最初计划采用手枪为狙击武器，但钟明光认为手枪远程射击，命中困难，主张采用炸弹，并慷慨表示：“必要时愿与龙贼同归于尽。”⁽¹⁸²⁾

5月末，暗杀团准备就绪，开始侦查龙氏行踪，伺机进行。但龙济光自知在粤与民结怨甚深，党人必欲先除之而后快，因而行踪诡秘，深居简出。革命党人潜伏多日，也未得手，便改变主意，先杀龙氏之兄龙觐光。龙觐光任广惠镇守使兼陆军一师师长，是龙济光的主要帮凶，先杀他即是断其左膀右臂。暗杀团乔装成小商贩，肩挑瓜果、杂货，将炸弹藏在箩筐中，在将军署镇守使署一带叫卖，但在外巡候数日，仍未得时机。

7月11日，广东大水成灾。15日，油行又起大火，火苗随着漂在水上的浮油，顺河而下，延及船艇，惨声四起。龙济光深恐局势生变，在严密的保卫下，前呼后拥，到龙觐光处察看。暗杀团利用这难得的机会，由钟明光“托名摆卖卤酸菜为业”⁽¹⁸³⁾，潜伏在龙济光必经之路。17日，龙济光一行路经积厚坊时，钟明光从容扔出炸弹。炸弹威力巨大，当场炸死炸伤龙氏卫士及路人各十余人⁽¹⁸⁴⁾。遗憾的是龙济光在护卫包围之中，仅伤其左足。钟明光不幸被执，凌迟而死。

2．杨玉桥行刺薛大可

北京《亚细亚报》是帝制派的御用宣传机关，平日鼓吹帝制，不遗余力。该报总理薛大可为进一步扩大帝制宣传，特在上海筹设该报分馆，定于9月10日出版。革命党人杨玉桥闻讯，怒不可遏，欲置薛大可于死地，以张正义。

9月11日晚7时许，杨玉桥携炸弹潜至报馆，向馆内投掷炸弹，当场炸死三人，伤数人，但薛大可未被炸死。杨玉桥被英捕抓获，后由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引渡入狱。革命党人萧美成急欲营救，亦因走漏消息而被捕。12月23日，两位志士在沪殉难⁽¹⁸⁵⁾。

3．吴先梅行刺蒋士立

袁世凯以中华革命党为心腹大患，特派变节分子蒋士立携巨款五十万元到东京，与驻日本公使陆宗舆共商分化瓦解中华革命党的对策。他们以资送回国、予以政治地位、送到国外休养、予以优裕生活费和补给留学官费的办法来引诱革命党人叛变自首，并规定凡党人前来办理自首手续，须检讨过去讨袁大逆不道，写下“犯上作乱，天诛地灭”⁽¹⁸⁶⁾的誓词，还要定期汇报党内消息及党人行踪。

当时麇集东京的革命党人，多数生活贫困，在敌人金钱收买之下，一些意志薄弱之徒堕志变节，奔走于蒋士立的门下。叛徒的出现，搞得中华革命党内气氛紧张，人人自危，甚至隔几天未见面的朋友，也怀疑是否被收买了。孙中山也觉察到，“吾党秘密事，何以袁政府总能得消息？”⁽¹⁸⁷⁾为制止这种腐蚀剂在党内蔓延，孙中山召集居正、田桐、廖仲恺、谢持、覃振商讨对付办法。这时湖南青年党员吴先梅自告奋勇，向覃振提出，愿负除害具体责任。覃振赞同吴先梅的意见，决定派其刺杀蒋士立。

覃振的同乡湖南岳阳人周鳌山是蒋士立的爪牙，为蒋收买党人四处奔走，深得蒋的信任。某日周往访覃振，因覃振不在，便留下一张便条。覃振就仿效周的字体，假冒周的名义写一便条伪称向蒋引见自首党人。1915年10月17日晚9时许，吴先梅持便条赴蒋士立赤坂寓所，诡称有要件面交。蒋以为是党人前来自首，同秘书一起下楼会见。吴先梅因事先见过蒋的照片，蒋刚进接应室门口，即拔枪射击，一弹贯通蒋的右胸，一弹伤腹，蒋应声倒地⁽¹⁸⁸⁾。吴先梅见目的已达，快步走出蒋宅，并举枪大呼：“杀袁探，我革命党也。”⁽¹⁸⁹⁾随即趁雨夜飞驰而去。事后，在孙中山、陈其美等人的掩护下，吴先梅顺利地回到了国内。

4．王晓峰、王明山行刺郑汝成

袁世凯深知上海为全国重镇，又向为“乱党”发源地，特派心腹大将郑汝成任上海镇守使，坐镇东南。郑汝成“权谋诡谲，干练多才”。帝制发生，郑极力赞助，声言：“一身独当东南各省反对之冲。”⁽¹⁹⁰⁾为防备暴动，郑大肆捕杀革命党人，仅以1914年9月计，即“杀害党人八十七名之多”，成为革命党的凶恶敌人。

1915年末，陈其美与杨虎、孙祥夫等策划在上海举事。他们认为，上海为东南第一要区，吴淞要塞扼长江之口，制造局为后方重地，都是军事上的必争之地。但海军不得，则上海难下，上海不下，则东南难图。要想取上海，须先除去郑汝成，“逆酋不杀，则上海与海军二者皆不能急图也”⁽¹⁹¹⁾。为此，第一目标是刺杀郑汝成。

11月8日，陈其美获悉日本大正天皇于10日举行加冕典礼，驻沪日总领事署将开会庆祝，郑汝成必定要亲往祝贺。陈其美认为这是绝好的机会。9日，他召集党人在法租界萨坡赛路十四号开会，周密安排了狙击郑汝成的具体方案。凡郑可能经过的地方，都派同志埋伏于路口：吴忠信领安徽同志在十六铺，江、浙同志在跑马厅，谢宝轩等在黄浦滩，马伯麟、徐之福等广东同志在海军码头，各路分头前往，准备伺机伏击。英租界外白渡桥是最重要一处，不但离日署近，是郑汝成必经之地，而且车辆在此须转弯慢行，最利于伏击。陈其美考虑再三，决定派干练沉勇、射击术娴熟的王晓峰、王明山担此重任。因这次行动事关重大，陈其美特于11月9日会见他们二人，问道：“欲在沪发难，必先杀郑汝成，故杀郑既所以倒袁，亦既所以存民国也，二君之意谓何？”二人慨然许诺，表示：“郑不诛，袁不孤”，“必誓死以奉公命”⁽¹⁹²⁾。

10日上午10时半，各路伏击人员携炸弹、驳壳枪与五百发子弹分头出发。王晓峰、王明山与孙祥夫潜伏于白渡桥北墩三四丈处。郑汝成知近期风声甚紧，出动倍加警惕，故意改变原来路线，绕道乘汽艇至汉口路外滩登岸，换乘汽车。因此，各路均未遇到郑的车队。11时许，郑的汽车行至白渡桥北墩，车速转缓，将上桥脊，孙祥夫认定身着黑披肩、大礼服者是郑汝成，急发令执行。王明山立即向郑的汽车投去一枚炸弹，但因用力过猛，炸弹落在车后。郑的司机见事危急，想加速急驶而逃。王明山眼明手快，又冲上前去，投出第二枚炸弹，命中车的后身，郑汝成在车中被震得失去知觉。王晓峰趁势跳上车缘，左手握车栏，右手提驳壳枪，对准郑的头部连发十枪。因射击距离近在尺寸，郑汝成立刻脑浆迸裂，头若蜂巢，当场毙命。王晓峰将郑击毙后本可逃脱，他却再次验明正身，见目的已达，放声大笑，立桥头演说一分钟，从容被捕。受审时，二位壮士侃侃而谈：“郑汝成辅袁世凯叛反民国，余等为民除贼，使天下知吾人讨贼之义，且知民贼之不可为。”⁽¹⁹³⁾但当法官再三盘问主使人及同党时，二人“坚不吐实”⁽¹⁹⁴⁾，只是自豪地说：“吾为祖国立一大功，虽死无憾。”⁽¹⁹⁵⁾12月7日，二人在上海被害。

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往往以暗杀作为打击敌人的一种手段。虽然靠暗杀不可能从根本上推翻袁世凯的反动政权，暗杀的作用也远不如革命党人想象的那样巨大，但从客观上看，成功的暗杀的确打击了敌人，鼓舞了士气，为武装起义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对郑汝成之死，袁世凯“大为伤感，辍会终日”⁽¹⁹⁶⁾，并下令“追赠郑汝成一等彰威侯”⁽¹⁹⁷⁾。而革命党人却为之振奋。孙中山深表敬佩地说：“此等气魄，真足令人生敬，沪去此贼，事大可为。”⁽¹⁹⁸⁾

四　肇和之役

郑汝成被诛，敌人在上海的部署已乱。袁世凯惊恐之余，急忙遣将调兵，撤除上海镇守使一职，改派杨善德为淞沪护军使，卢永祥为淞沪护军副使，何丰林为上海防守司令。为加强东南地区的力量，袁世凯致电冯国璋说：“迭据各地探报均称，多数乱党窥伺东南甚急，苏省极关重要，非有得力活动军队随时应付，不足以资防范。希即编两混成支队，以备相机策应，遇有警报，即分头迎剿，迅即扑灭。”⁽¹⁹⁹⁾他并答应给这支部队筹备费二十万元，先拨十万元，促冯国璋加紧筹备；同时又令张勋协助防守上海。张即“特派专员率同侦探多名，常以驻沪，调查协缉”⁽²⁰⁰⁾。袁世凯想借此巩固淞沪重镇，稳住阵脚。

新任淞沪护军使杨善德平庸无能，在军内毫无威信，人心浮动。革命党人趁时加紧运动，长江及江浙各省同志亦纷纷前来敦促，表示：“苟上海能任发难，则各省必可克期响应。”⁽²⁰¹⁾再加上袁氏帝制阴谋暴露，“全国人心愤激，均属望于革命党”⁽²⁰²⁾。孙中山等人遂决定首先在上海发难。

孙中山委任陈其美为淞沪司令长官，主持策划上海义举。原主持上海军事的吴忠信及蒋介石、杨庶堪、周淡游、邵元冲、丁景良、余建光等人，共同辅助陈其美，分任军事、财政、总务、文牍、联络等职务。他们一起为筹备起义，反复磋商，认为上海起事必须有充足的准备。当时有“肇和”、“应瑞”、“通济”三艘海军战舰在长江停泊。陈其美命杨虎加紧运动这几艘军舰的官兵响应起义，以期“舰队为主，炮队营为副，同时并举”⁽²⁰³⁾。因得“肇和”舰长黄鸣球的支持，该舰策动工作成效最著。其中实习生陈可钧最为积极，主动担负起倡导起义的任务。舰上大多数官兵同意响应起事。在“应瑞”、“通济”两舰上，赞成起义的官兵也逐渐增多。此外，运动陆地军警的工作，进行得也颇为顺利，“陆军及警察，已多表同意于我党”⁽²⁰⁴⁾。指挥总部认为时机已渐成熟，计划在12月中旬发动。

此时，情况突然发生了重大变化。因在运动海军时，走漏了风声，袁世凯当即采取措施。他对陆军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命所疑陆军分别驻扎，将一部分调往北方，一部分则索性解散。对海军中有不稳定动向的“肇和”舰，则采取了“隔离战术”，并派萨镇冰以检阅海军为名，命令各军舰出海。12月1日，萨镇冰乘宁沪专车来沪检阅海军⁽²⁰⁵⁾，他命“肇和”舰12月6日出航外海，开赴广东，俾使革命党人鞭长莫及。

突然的变化，打乱了革命党人原先的部署。“肇和”舰内革命党人认为：“我党联络‘肇和’之成绩为各舰之冠，今若听其开去，则将来发动尤困难”⁽²⁰⁶⁾，要求总部决定于6日提前发难。总部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对策，经反复思考，多数认为：“肇和”、“应瑞”、“通济”舰俱泊上海，皆海军的精华，根据当时党人的力量和进行的情况，再加上内应，一旦发动，这几艘军舰定会同时得手，然后再用军舰的威力对付陆军，陆军必定溃败。当即决定趁各舰长公宴萨镇冰之日，即12月5日午后4时发动。

这次上海发动的战略目标是：“袭击海军，后即攻制造局，再取吴淞要塞，然后图浙攻宁，以为东南之根据。”⁽²⁰⁷⁾

在战术上，总部拟定了详细的作战方案，具体分配了任务。陈其美任淞沪司令，吴忠信任参谋长，黄鸣球任海军司令，杨虎任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任副司令。作战计划如下：

一、海军以“肇和”舰为海军司令部，杨虎率一部分人占领“肇和”，占领后即开炮猛击制造局；孙祥夫等率一部分部队分别占领“应瑞”、“通济”，以为“肇和”之辅助。

二、制造局同意之军队及城内闸北等所联络之军警，闻军舰炮声，即同时响应。

三、夏尔玙担任于城内各城门举火响应。

四、薄子明等率领山东部分同志攻击警察局。

五、阚钧、沈侠民、朱霞、谭斌等担任攻击电话局、电灯厂。

六、陆学文担任攻击警察第一区工程总局。

七、姜汇清、曹叔实、杨靖波、余建光等担任攻击闸北方面军警，余建光并任散布告示檄文。

八、杨庶堪、周淡游、邵元冲等担任留守总机关部，并办理后方勤务。

约定以海军炮声为号，各路同时并举。

5日下午3时，杨虎率领海军陆战队三十多人，暗藏手枪、炸弹，装作游客，乘汽艇由黄浦出发，直奔“肇和”。途中，汽艇上悬起“青天白日旗”。因此旗与当时海军旗近似，“肇和”舰上官员误以为有人前来校阅，乃集合官兵在甲板上列队欢迎。当汽艇靠近“肇和”船舷时，陈可钧按计划率众响应。因事先已有默契，响应者颇众，其余的人也随声附和。杨虎顺利地登上“肇和”，当众宣布中华革命党的讨袁宗旨及起事目的，舰上水兵欢呼赞成。接着杨虎命令发炮。傍晚6时许，水兵们射向制造局的炮声，拉开了起义的战幕。

另一路由孙祥夫率领海军陆战队三十多人，由杨树浦乘小汽船出发，以夺取“应瑞”、“通济”两舰为目标。但当孙祥夫一行接近“应瑞”时，即被巡捕发现，索阅出港护照。革命党人因款绌与时间紧迫，于5日晨才购得这艘小艇，这天海关不办事，未能注册领牌，取得护照。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他们束手无策。孙祥夫等被巡捕所阻，被迫折回。夺取“应瑞”、“通济”的计划流产，使“肇和”陷入孤立无援的局面。

“肇和”舰炮声骤起，潜伏于陆地租界的数百名革命党人闻声而动，在总部的指挥下分兵几路，向预定目标进发。

谭斌、朱霞率数十名革命党人，身着便衣，手持短枪，冲入南市电话局。局中人皆徒手，无从抵御，革命党人“立悬三色旗及海陆军总司令旗”⁽²⁰⁸⁾，占领了电话局。党人迫令该局长陶菊如交卸职务，控制接线人员，使敌人断绝联系。不一刻，敌军即从制造局派兵反击。革命党人只执短枪，弹药也不充足，两军相持良久，党人终因力量不支而退，电话局复为袁军所占。

薄子明率所部二百余人，潜伏于警察局附近的隐蔽地，候炮声起，即向警察局发起进攻。但因“袁军密布，尽扼要衢”⁽²⁰⁹⁾，再加武器精良，机关枪封锁要道，薄所部皆持短枪，难于和敌军抗衡，同样不支而退。

吴忠信部下陆学文率数十名党人，各持炸弹、手枪，向淞沪警察第一署及工程总局猛攻，打算夺得军械，占据局署，设置起义前线指挥部。革命党人冲至警察署，为门岗所阻，党人即以炸弹摧毁该署大门，同时手枪齐鸣，向顽抗的警察射击。警察抵挡不住，全体溃散。党人攻入警察署，缴获枪支、弹药若干。时近拂晓，袁军重新组织兵力大举反扑，将警察署团团围住。双方展开激战，终因袁军势大，党人死伤过半，损失惨重，不得不撤出阵地。

还有一路由姜汇清、曹淑实率四五十人，于夜半攻击闸北四区警察二分署。革命党人一与警察遭遇，即“开枪击伤警察二名”⁽²¹⁰⁾，尔后也因实力悬殊而失败。

革命党人各路并起，“分途并进，声势甚张”⁽²¹¹⁾。但淞沪护军使杨善德依恃雄厚实力，急忙组织反攻，下令一体戒严，派兵把守关卡要地，又将城内巡警一律召回，“每岗另派出十余人，均各荷枪实弹，严密梭巡”⁽²¹²⁾。同时法租界捕房派出巡捕沿界防守；英租界捕房口也拖出大炮两尊；西门方板桥则由巡长带领全班巡士会同宪兵阻断交通。另外，江苏冯国璋亦“分电该地方官警益加戒备”⁽²¹³⁾。

在袁军的反扑下，义军多因寡不敌众而溃败。本拟夺取制造局的计划，也因联络不周而落空。“应瑞”、“通济”两舰又未能附和起义。在前线指挥战斗的陈其美见此局面，急回总部，商议再取“应瑞”、“通济”舰及陆地各路重新组织进攻的方案。正在计议之中，忽有法捕房侦探和巡捕十余人破门而入，当即逮捕了在楼下望风的陈果夫、丁景良二人。陈其美、吴忠信、杨庶堪等人听得楼下骚动，迅速登上屋顶，潜入邻舍，得以逃脱。革命党的指挥系统，因总部机关遭到破坏而陷于瘫痪，不能有效地控制局面继续指挥战斗。只有“肇和”舰仍在孤军奋战。

“肇和”舰在5日6时发出第一炮的同时，即向“应瑞”、“通济”两舰发出信号，问其“是否同意”⁽²¹⁴⁾。两舰皆发回信号，称：“正在会议，当可赞同，请勿攻击。”⁽²¹⁵⁾“肇和”舰上得此信号，皆“坦然无虑”，安心等待两舰策应。

夜半1时，杨善德、萨镇冰与海军司令李鼎新、参议杨晟赶到制造局，商议对付“肇和”舰的办法。因“肇和”是海军中装备精良的主力舰，是否下决心对它开炮轰击，“众说莫决”。最后只得电请袁世凯指示。袁命令“将该舰击毁”⁽²¹⁶⁾。于是李鼎新决定以离“肇和”最近的“应瑞”、“通济”两舰承担攻击任务。

李鼎新等人对“应瑞”、“通济”舰中有革命党人暗中活动，早有耳闻。为抵消革命党的影响，约束舰上官兵，他决定“厚贿海军”，并立即派人到交通银行提现金十万，分别运往两舰，还答应在事成后“许以一百万元犒赏费”⁽²¹⁷⁾，并以封官许愿相诱，促两舰官兵立即攻击“肇和”。

“应瑞”、“通济”舰上革命党人接到“肇和”的信号，本想立即响应，但又顾虑舰中将士意见不一，便继续在舰内说服官兵，动员举义。正在这时，上海当局的大批贿款运到，舰中气氛顿时为之一变。一些原已答应响应起义的官兵得到厚贿，又垂涎于今后的高官厚禄，纷纷改变主意，转而赞成攻击“肇和”。革命党人虽竭力从中阻拦，但经不起金钱利诱的官兵占了多数，革命党人也就无能为力了。

6日拂晓4时许，“应瑞”、“通济”两舰突然发炮，向“肇和”猛攻。正在静等两舰响应的“肇和”舰，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急忙发炮还击。但由于慌乱，多数炮弹都未能命中敌舰。战斗持续将近一小时，“肇和”屡屡中弹，舰上死伤枕藉。杨虎打算将舰开出吴淞口，避其锋芒。但起义人员不懂电气起锚法，无法开船，唯一的出路，只能是据守“肇和”应战到底。此时“肇和”前身起火，锅炉房又被“应瑞”的炮弹击中，锅炉炸裂。杨虎见败局已定，不得不下令弃舰撤退。杨虎等凫水脱险，舰上陈可钧等数十人因伤势严重，行动不便，被袁军捕获，英勇就义。义军仅存的一支力量也被击溃，“肇和”起义失败了。

起义虽然很快失败，但“肇和”军舰鸣炮发难，举国震惊，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首先，“肇和”之役给了袁世凯及其帝制追随者一个打击。起义刚刚结束，全国各大报即纷纷发表评论。12月8日，《申报》指出：“上海事件突发，帝政问题之进行大受影响，今后帝政热心者之运动，不问取何手段，必含危险，须加注意，此一般之观测也。”⁽²¹⁸⁾《神州日报》载济南来电说：“上海乱事之警报传来，此间大受影响，尤以附和帝制者经此意外之反动，颇为震骇。”⁽²¹⁹⁾《中华新报》在起事的第二天，即发表了《沪乱与帝制》的社论，指出：“沪上有乱，在当局心目中最所深恐。”⁽²²⁰⁾号召人们奋起讨袁。全国舆论鼎沸，对袁世凯及其追随者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和压力，使他们感到日益被国人唾弃而惶惶不安。袁世凯唯有一再严令：“各省文武官吏剀切晓谕，严密防查，毋稍疏忽”⁽²²¹⁾，以掩盖其内心的恐惧，为其追随者壮胆。

其次，“肇和”之役暴露了袁氏军心浮动，内部虚弱，并显示出反对帝制已是人心所向，增强了人们对讨袁的信心。虽然袁世凯在淞沪一带密布重兵，海军主力一半以上亦在附近，但革命党人仍能在敌人全力防守的重镇组织起义。起义初发，革命党人登上海军的主力战舰，舰上官兵立即响应，调转炮头，向制造局开炮。可见袁军内部多数官兵亦痛恨帝制。

再次，“肇和”之役向列强揭穿了袁氏所谓帝制运动出于真正民意的谎言。11月20日，袁世凯刚刚演完一幕“国民代表大会”全体投票赞成“改民主共和为君主立宪”的丑剧。未及数日，“肇和”之役爆发，使真相大白。《中华新报》发文对袁氏假托民意的做法，进行了尖刻的讽刺。文章指出：“政府答复五国警告，谓帝制运动出于真正民意。若逆民意，必生内乱。今则此次动乱之生，实由帝制运动当无疑义。不知政府又何以答外人？”⁽²²²⁾外报也为此发表评论说：“协约国前致袁总统之劝告，苟欲证明其言之正当，则今之事变可为充分之物证矣。”⁽²²³⁾

“肇和”之役在全国反帝制斗争中具有重大意义。对此，孙中山曾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肇和’一役，事虽未集，然挽回民气，使由静而动，实为西南义军之先导。”⁽²²⁴⁾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在袁世凯专制独裁的黑暗统治下，唯有中华革命党首举讨袁义旗，孤军奋战，虽屡起屡败，而志不稍衰。它先后发动起义四十余次，这些起义虽然由于脱离群众、有冒险盲动的弱点，没能从根本上动摇袁氏反动统治的根基，但在国内重新点燃讨袁的火种，“渐以拥护共和，反对谋帝之义灌输于各省人民之中，而促以实行”⁽²²⁵⁾。他们作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鼓舞和激发了国内人民的反袁斗志，加速了进步党人的转变。在整个反对帝制的斗争中，中华革命党人的倒袁先锋作用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