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敦煌寫本
——日本學者的歐洲訪書行
在歷經百年的世界敦煌學史中，日本學者做出了不少貢獻。諸如（敦煌）佛教學、法制史、社會經濟史研究等，都是由日本學者所開拓的，涵蓋廣博的學術領域。且日本學者在敦煌學的各個領域中，也有諸多驕人的業績。而實際上，其中大部分是以英法等國所藏的敦煌遺書作爲材料而展開的研究。因此，前輩學人爲此而進行的資料探訪活動，已成爲了日本敦煌學史中不容遺忘的重要内容。
當然，日本國内也並非完全没有敦煌寫本的收藏。比如大谷探險隊在包括敦煌在内的西域各地搜集到的寫本群，就對日本敦煌學的萌芽期産生了一定影響。然而，隨着其收藏者大谷光瑞在西本願寺教團中地位的轉變，他攜來的寫本也隨之流散，此後很長一段時間未能爲學者利用[1]。因而，日本的敦煌學者不得不去歐洲諸國的圖書館收集資料。况且英法所藏的敦煌寫本，從質與量兩方面考量，都具有突出的價值—這也正是驅使學者漂洋過海最重要的理由。這些前輩學者克服了種種困難，將貴重的寫本以録文或照片的形式帶回日本，此外還協力編製了寫本的目録，爲各國學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不少便利。
本文僅就敦煌學初創期日本人赴歐訪書活動予以簡單介紹[2]，由於篇幅所限，不能一一詳述。現今的時代，幾乎全部敦煌寫本的照片都能在日本國内的諸多圖書館中找到，敦煌寫本的種種圖録、録文集也已陸續出版，而在互聯網上則能夠看到經過處理的清晰的寫本照片。因此，本文討論的訪書行，在如今看來或許是難以想象的陳年往事，然而，這卻無疑是日本敦煌學史上尤爲重要的一章。
一、最初的調查活動
提起最初的赴歐調查之行，首先需要簡述其背景。較斯坦因晚一年，伯希和於1908年在敦煌獲得了大量寫本。之後，他首先回到了根據地河内，在次年即1909年，出於購書的目的，又再次來到北京，且攜來之前所獲得的敦煌寫本之中的數卷，供羅振玉等中國學者閲覽。中國學者皆爲其中的内容所震驚，同時也覺察到危機感，於是着手保全敦煌剩餘的經卷。而另一方面，伯希和攜來寫卷的照片藉由羅振玉之手，被寄給了京都的學者。狩野直喜和内藤湖南等人結合當時恰好運抵京都的大谷探險隊收集品，舉辦展覽、召開演講會來宣傳敦煌學。此外，在羅振玉等人的奔走下，從敦煌運出的所有經卷於1910年到達北京，京都大學委派狩野、内藤，以及小川琢治、濱田耕作、富岡謙藏調查這批寫本[3]。然而，備受期待的北京訪書的結果卻並未達到他們的預期。若將伯希和所示寫本同北京的寫本進行比較，不難理解何以他們對被帶到英法等國的寫本更感興趣。
最早在歐洲看到敦煌寫本的日本人是歷史學者黑板勝美（1874—1946）。時任東京大學助教授的黑板，出於研究的目的赴歐旅行。他於明治四十一年（1908）2月26日從横濱起航，明治四十三年（1910）2月回國。旅歐期間，黑板在柏林看到了德國探險隊的發掘品，又在倫敦參觀了剛剛運抵的斯坦因第二次探險的收集品。黑板所得見的文物數量應該不多，值得注意的是，他已經接觸到了咸通九年（868）刊本《金剛經》，相關内容引述如下：
（斯坦因的）第二次探險時，從中亞取道長城一綫進行了自由發掘，另外，雖然最近伯希和在敦煌發掘並從當地人那裏購買到相當多的文物，但斯氏在伯希和發掘之前就在敦煌購買過文物。這些文物全部於去年，即明治四十二年（1909）5月，自印度運送到英國。遺憾的是，這批文物尚未被整理完，仍堆積在博物館的地下室内，據説斯坦因本人似乎也在該地下室中從事整理工作。[4]
據翟理斯（Lionel Giles）所言，斯坦因寫本在1909年1月已運抵大英博物館[5]，與黑板所説的5月運抵相抵牾。儘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黑板當時已經能夠看到斯坦因的寫本，並且對斯坦因寫本剛運抵英國不久的這段時間的狀况也十分清楚。而黑板與内藤湖南關係密切，常有往還，可以説是同一個圈子内的人物，因此他對敦煌寫本産生興趣並不令人費解。
此後，黑板又於昭和二年（1927）5月到昭和三年（1928）6月間赴歐出差之際，在巴黎、倫敦對敦煌寫本進行調查。根據公開發表在黑板百年誕辰記念册中的日記，可知他第二次調查的大致行程[6]。其子黑板昌夫在“序言”中稱：“（黑板勝美）調查大英博物館所藏斯坦因收集的西域古文獻，似乎也是其出國考察的目的之一。他還做了詳細的筆記，從中可見他從古文書學的角度，對異體文字資料的關心。”該記念册中還刊載了調查筆記的部分照片[7]。黑板雖然是日本古文書學的開拓者之一，但並未聽説他在敦煌寫本研究方面有成果發表。他在昭和三年10月20日史學會例會上題爲“關於敦煌以及吐魯番出土的古文書研究資料”的演講，應該就是報告第二次調查的内容[8]。但是這篇文章最終並未公開發表，也因此，黑板的調查對日本的敦煌學研究没有産生影響。
早期赴歐參與調查寫本的日本人中，在敦煌學研究史上最爲矚目者恐怕爲狩野直喜（1868—1947）。他是第一位明確以調查敦煌寫本爲目的而赴歐的學者[9]。他帶回寫本録文的筆記以供其他學者利用，影響很大，説他是第一位真正的調查者也不爲過。狩野於明治四十五年（1912）到大正二年（1913）間游歷歐洲各國，在歐期間與日方的通信發表在當時京都文科大學的雜志《藝文》上—調查了由伯希和攜來巴黎的寫本之後，狩野這樣評價斯坦因的寫本：
用翟理斯和伯希和的話説，斯坦因的發現在數量上比這裏更多，其中也有不少貴重文物和很多繪畫。還有其中没有漢文文獻等種種説法，不過這些説法應是訛傳。然而，事情又遇到困難，斯坦因眼下正在印度，其古書藏在不列顛博物館的地下室中，連目録也没有，聽説想要閲覽更是不可能的事。我首先請沙畹給印度寫信，後來斯坦因回了信，懇切指示如此如此。斯坦因似乎很樂意讓我閲讀，但是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洋的圖書館都一樣，不高興作麻煩的事情。因此到底能不能成功還是問題，但現在有斯坦因的美言，還有賽斯（Archibald Henry Sayce）的介紹信，至少不會對我敷衍了事。[10]
斯坦因本人不通漢語，不過他采取了合理的方式，即將自己不能解决的語言材料委托給可以勝任的學者進行整理和研究，處理這些大量的漢文寫本的最佳人選即是伯希和。這一交涉，最早是在斯坦因寫本運抵大英博物館的翌年，即1910年。伯希和接受承擔製作斯坦因寫本目録的時候，留下了所提條件的備忘[11]，據此可知伯希和的條件如下：
1．寫本須分批運抵巴黎伯希和處。若每天在只有幾個小時開放時間的公共圖書館中整理，太浪費時間，會妨礙工作的進展。
2．目録要公開發表。
3．身爲公務員，要做這項工作就必須申請無薪休假，因此在提交目録時，要求提供5000法郎作爲津貼補助。
4．對其中若干文獻當然要有優先發表權。
這項交易似乎暫時達成了，最初兩箱收集品於次年1月送達伯希和處[12]。但從此後伯希和的目録並没有公開發表來看，這一計劃似乎很快就失效了。不可思議的是，狩野在英法調查時竟對此事隻字未提。或許伯希和本人因其還是進行中的工作，故此閉口不談[13]。令人尋味的是，送抵伯希和處的斯坦因寫本，最終究竟是仍留在伯希和處，還是已經送還大英博物館，而這批寫本究竟是什麼樣的東西，都已無據可查。總之，不可否認的是，斯坦因寫本仍處在幾乎無人整理的狀態，狩野的調查也不可能很全面。結束了在英法的調查而歸國的狩野，一方面以自己的筆記爲基礎，發表了自己的研究[14]，另一方面，他還把筆記提供給當時在京都的王國維，爲他的研究提供幫助[15]。
此外，狩野在去歐洲的途中，還順路去俄國看了克兹洛夫從黑水城帶來的收集品，這在日本學者中也是第一人：
我前往俄羅斯首都（聖彼得堡），一是了解聖彼得堡大學的中國學研究，一是想看克兹洛夫大佐的收集品。我是從此前（明治四十一年）來游我國的伊鳳閣（А.И. Иванов）那裏聽到關於克兹洛夫大佐的收集品的信息，據説有不少有趣的東西，值得一去，因此去歐洲時順便在途中落腳。[16]
而此時奥登堡的收集品尚未運抵聖彼得堡，因此狩野未能得見。
以佛典爲中心，對斯坦因寫本進行相當詳細的研究的是矢吹慶輝（1879—1939）。矢吹於大正五年（1916）6月至11月，大正十一年（1922）12月至次年7月兩次赴倫敦進行調查，第一次調查得到了斯坦因的協助，進展順利：
我自己第一次調查，是在大英博物館的一間地下室中—正是由於德國空中襲倫的騷動，連有名的羅塞塔石碑也被封閉在地下室的時候—在斯坦因氏的收藏室里，斯坦因和他的助手洛里默（Lorimer）小姐匆忙地整理着原稿，處理其他事務。我最初是一包一包地借出來閲讀，後來得到特殊優待，借到了書庫、書架的鑰匙，自由地拿出自己喜歡的寫本來閲讀……我就這樣調查了斯氏所藏的數千件古寫本，主要是搜集古逸未傳的佛教典籍，同時涉獵了古寫經和古文書。並爲自己認爲珍貴的寫本拍攝了無底片黑白照片（rotograph），從6月一直到11月上旬，我一直在愉快地調查和鑒定寫本。[17]
矢吹第一次調查時發現了摩尼教文獻《下部贊》，這使斯坦因非常高興，順便解釋一下，無底片黑白照片指當時流行的照片手法，不用底片，用特殊的感光紙直接洗印。但由於無法加印太多照片，所以原片自身也是展示對象[18]。
大正八年（1919），矢吹在財團法人啓明會的資助下，計劃把他第一次調查斯坦因寫本時未能得手的珍籍佚書全部拍成照片。然而，次年矢吹對博物館提出申請，結果卻是在其希望拍攝的三千餘葉寫本中，最終獲得允許的不過五十餘葉。對其原因，矢吹解釋如下：
該館的東方部不能簡單地通過我方申請的主要理由是：首先，這些收藏品屬於大英博物館，斯坦因去了克什米爾，寫本已不再由斯坦因保管，而斯坦因管理時的編號也全部被更换了。寫本的管理者换成了翟理斯（Dr. Lionel Giles），翟理斯自己正在努力整理這些寫本，目前禁止公開寫本。因此當初我記在四册寫本記中的號碼已經失效，即便知道寫本内容也很難檢索。另外，翟理斯還禁止隨便拍攝照片。而大部分寫本都是殘卷，有的原本就没有題目，有的因殘損而失題，還有不少寫本尚未被修繕，很容易破損。[19]
翟理斯負責寫本是從一戰後的1919年開始的[20]，從時期上來講也與矢吹的叙述相吻合。苦於交涉進展遲滯而動怒的矢吹，决定於大正十一年（1922）10月再次前往英國。博物館方以規定作爲擋箭牌，拒絶矢吹拍攝照片。出國時説過“如果不能成功，就剖腹自殺”的矢吹竭力應付這困難的局面。矢吹提出，自己所掌握的佛教專業知識，對整理工作裨益良多，並表明願意無償協助整理。否則，將來目録完成的時候，他可能會提出很多的批評，如果現在能合作，就可避免不必要的麻煩。説了這番幾乎是威脅的話之後，連翟理斯也被其折服，接受了他提供的協助。最終，矢吹拍攝了六千多張無底片黑白照片。成果的一部分以《鳴沙餘韻》（附文字解説）的形式提供給學術界[21]。此外，矢吹也完成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三階教的研究》[22]。
矢吹在第一次調查的歸途中順便到俄國，他是第一個看到奥登堡寫本的日本人[23]。
1916年冬，那些寫本保管在博物館樓上，尚未開放公開閲覽。承蒙奥登堡的關照，我得以閲覽這些寫本。寫本的内容非常豐富，雖然我只是走馬觀花地瀏覽了一下，也花了大約兩個小時。奥登堡的收藏品還有一部分公開陳列在亞洲博物館，我看了其中所有中國古寫本，約有三百件。其中主要的跋文發表在《宗教界》雜志。[24]
二、繼續訪書
按照時間的順序來講，在矢吹之後訪書的是羽田亨（1882—1955）。從大正八年（1919）7月26日開始的兩年間，羽田受命赴美、英、法、丹麥出差，其間調查了敦煌寫本。他之前與伯希和就有書信來往，憑藉頻繁的書信往還，兩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憑藉伯希和提供的許多便利，羽田在法國國家圖書館的調查進展得很順利，還被允許將保存在伯希和手頭的寫本帶回自己的住處進行研究。羽田親自將這些寫本拍成照片，並將照片帶回日本[25]。後來他與伯希和聯名出版的《敦煌遺書》就是他們充實合作的成果[26]。在羽田親手拍攝的寫本中，有一件即是有名的慧超《往五天竺國傳》[27]。此外，羽田還抄録了伯希和的目録，帶回日本後進行複製，送給同輩學人。這一目録後來由羅福萇譯成中文，亦爲中國學者廣泛利用[28]。
然而，羽田在倫敦似乎相當艱難，後來他對這段經歷所做的回顧，引文如下。進入翟理斯時代，閲讀斯坦因寫本的困難由此可見一斑：
不想讓他人看到自己正在整理或調查中、又還尚未深入研究的資料，此乃人之常情。因而這兩人（翟理斯和東方部主任巴尼特—筆者注）也没有理由歡迎那些前來提出閲讀申請的人，拿出來供人閲覽的也大多是普通的佛教典籍，或是在特别要求的種類中不重要的幾種寫本。如果要申請閲覽稍有價值的寫本，他們便不會給人好臉色，亦或是找藉口拒絶，這些都是常事。想要在這裏閲覽甚至抄録自己預期的重要資料，則需要相當的外交技巧、耐心與熱情。[29]
大正十三年到十四年（1924—1925），湖南内藤虎次郎（1866—1934）做好了準備，終於踏上了歐洲訪書之行。從明治末年以來，湖南就是日本宣傳敦煌學最爲積極的學者，可以想見此番是實現夙願的重要旅行。據説“在歐洲停留了大約四個月零十天，期間不僅要收集之前所計劃的研究資料，同時在沿途也觀光游覽，因此行程極其忙碌。這些研究資料中，最初定爲目標的是英、法兩國保存的發掘於敦煌的古書”[30]，不用説即敦煌寫本。雖然湖南已從大學同事狩野、羽田等人處對寫本的相關情况有了一定瞭解，但他自己仍熱切期望能夠親眼目睹歐洲所藏敦煌遺書的心情也很容易理解。
關於他協同長子乾吉、弟子石濱純太郎、女婿鴛淵一進行的這次傳奇般旅行的情形，可以從《歐州にて見たる東洋學資料》[31]一文以及《航歐日記》[32]中推知。據上述材料，湖南一行先去了倫敦，之後再繞道去巴黎。在大英博物館中，“由於佛教典籍應該已經被矢吹博士調查過了，所以我想申請閲讀佛教典籍以外的文書”，但是，“我用了僅僅兩周，翻閲完了大約一百三四十卷文書的時候，翟理斯就説已經没有佛教典籍以外的文書了”[33]。此外，“我從中選出了三十餘種古書，提出了拍攝申請，但因爲館内的原因，得到批准的不足半數”。另一方面，“我在巴黎受到了伯希和的款待，用幾乎六周時間，閲覽了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遺書三百二十餘件。此外，還經過伯希和特許，閲覽了放置在伯希和私宅中，尚在整理的敦煌古書三百三四十件，在法國總計閲覽了六百七十件文書”，“伯希和還就調查寫本一事給我提供了不少建議，甚至於僱用攝影師這樣的事都承蒙他照顧，這使我頗得方便。保存在法國國家圖書館以及伯希和私宅的古書中，我選其中近百件拍攝了照片，與英國不同，在此處提出的拍攝申請幾乎都通過了”[34]。可以想見，對湖南來説，在倫敦對付以規則爲擋箭牌，態度生硬的翟理斯也是相當棘手的事情[35]。此外，協助湖南一行的學者有倫敦的亞瑟·偉利（Arthur Waley）、巴黎的葉理綏（S. Elisseeff），這些學者都是出名的“日本通”。
在這次調查旅行中，湖南帶上了羽田帶回來的伯希和目録手抄本，以及前一年同樣曾赴歐調查英法所藏敦煌遺書的董康的閲覽目録[36]作爲參考，目標是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内，進行系統性的調查。並計劃將他自己的調查結果，同過去由羅振玉公開發表的内容，以及狩野、羽田、董康等已有的調查相結合，彙編成敦煌遺書目録，然而這一工作最終卻並未得以完成。
三、昭和以後的發展
以上是截至大正末年，日本學者調查歐洲藏敦煌遺書的概略。之後的昭和年間，日本學者仍然在不遺餘力地探訪敦煌遺書，但由於篇幅所限，本文無法詳細論述。此處僅僅列舉進行資料調查的日本學者的名字：昭和初年的小島祐馬（1881—1966）[37]、昭和元年至三年（1926—1928）的大谷勝真（1885—？）[38]、昭和六年至八年（1931—1933）的那波利貞（1890—1970）、昭和八年至十年（1933—1935）的重松俊章（1883—1961）、昭和十年至十一年（1935—1936）的神田喜一郎（1897—1984）等。其中，那波利貞看到了所有伯希和收藏品，他不僅編寫了伯希和收藏中未公開部分的目録，還帶回來了多達幾十册的紀録了録文的筆記本，并以此爲基礎，發表了十數篇長篇論文[39]。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神田喜一郎，他與早年赴歐的羽田相同，親自拍攝了伯希和寫本，並將所攝照片以圖録形式出版[40]。
他們全是當時帝國大學的教授，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來自京都大學的學者占大多數。戰前帝國大學的教官公費留學、出差的機會很多，前往歐洲調查敦煌寫本並非難事。在不算是資料大國的日本，正是因爲有着這樣值得銘記的事迹作爲背景，日本的敦煌學研究水平才能位居前沿。此外，來自京都大學的學者占大多數，也佐證了主要由狩野、内藤倡導的草創期以來的敦煌學在京都已形成牢固傳統的事實。
他們的調查與倫敦相比有向巴黎集中的傾向，一方面的原因當然是日法學者之間長期保持密切學術交流，而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則是閲覽大英博物館所藏文獻受到嚴格的限制，正如上文屢次所提及，學者在調查英藏文獻時屢屢受阻。倫敦方面委托伯希和編寫寫本目録的計劃進展並不順利。後來負責編目的翟理斯工作進展不僅緩慢，而且相當封閉，可能正是阻礙英藏寫本全面公開的主因。在二戰之前，日本敦煌學利用伯希和的寫本較多，也是没有辦法的事情。資料的公開固然應該由資料的收藏單位主導，但是，收藏單位公開的限度也不免對研究工作的進展帶來極大影響。從學術史的角度而言，斯坦因的寫本整理進度緩慢，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敦煌學的發展。
然而，這一局面在戰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1955年，在東京大學的山本達郎、榎一雄兩位教授的斡旋下，斯坦因收集品的縮微膠卷被帶回東洋文庫。同一時期，翟理斯目録的原稿已經完成，因此所有的寫本照片被公開了[41]。這時候，僅僅從閲覽的難易程度來看，斯坦因寫本與伯希和寫本的地位發生巨大的逆轉。伯希和寫本的照片，只能是學者個人找相應的種種機會才能獲得，因爲所有法藏寫本的縮微膠卷在八十年代才被帶回日本。總之，有了對大量寫本進行比較研究的可能，研究方法也自然發生了變化。至此，敦煌研究由針對某一寫本的研究，轉向了整體性的研究。藤枝晃主張對所有敦煌寫本進行編年，對寫本的研究方法作出了提示[42]。隨着這些工作的進展，現在有關寫本的真僞問題也經常被提出來。
日本學者對敦煌寫本的探求，無論是戰後，還是現在，都在不遺餘力地進行着，近年來的調查中，關注紙質和墨迹等寫本外形特點的研究者明顯有所增加。目前得到利用的敦煌寫本數量增多，研究方法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但這一變化首先還是以日本學者進行的寫本調查爲發端。而上述研究方法從質到量轉變的詳細經過，仍有待進一步討論。本文僅就敦煌學初創期的日本學者歐洲訪書行作一簡要介紹，日本學者的這段訪書經歷，也可視作是日本對世界敦煌學的一個重要貢獻。
本文日文版原載《佛教藝術》271號（2003年11月），21—32頁。中文版原載敦煌研究院資料中心《信息與參考》總第5期（2004年），丁淑君譯。（丁譯本删去了所有注釋，本文經作者修改並添加原注釋。）
[1]其中精華部分的照片早年編成《西域考古圖譜》公刊於世，大正四年（1915）5月刊。該書收録寫本共690餘件，當時從事其調查研究的是來自京都大學的幾位學者，他們也是敦煌學初創期的領軍人物。關於大谷探險隊所帶來的文物曲折的流轉歷史，概况可見於藤枝晃《大谷コレクションの現狀》，《龍谷》第16號，1978年4月，6—9頁。
[2]20世紀10—20年代中日學者赴歐進行的敦煌文獻調查，簡明表格見於辻正博《草創期の敦煌學と日本の唐代法制史研究》，高田時雄編《草創期の敦煌學》，東京：知泉書館，2002年，152頁，表1。
[3]有關考察詳細情况可參看本書所收拙文《明治四十三年（1910）京都文科大學清國派遣員北京訪書始末》。
[4]黑板勝美《歐州に於ける支那考古學の研究》，《漢學》第1編第1號，明治四十三年（1910）5月，67頁。
[5]Introduction to the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1957, p.ix.
[6]黑板
美《昭和二、三年日記》，《黑板勝美先生遺文》，東京：吉川弘文館，昭和四十九年（1974），217—289頁。
[7]黑板
美《昭和二、三年日記》，《黑板
美先生遺文》，255頁。
[8]《史學雜志》第39編第12號彙報欄，又見《昭和二、三年日記》的該日記述。
[9]狩野在倫敦進行調查時，濱田耕作（1881—1938）也恰好在倫敦，與狩野一同去大英博物館閲覽敦煌遺書，在狩野回國之後，他又得到機會在大英博物館進行了第二次調查。濱田歸國後的報告有《大英博物館スタイン氏發掘品過眼録》（上，《東洋學報》第8卷第1號，1918年，117—125頁；下，第8卷第3號，1918年，427—434頁）。不過濱田的興趣與其説是寫本不如説更傾向於文物，如考慮他的專業，這也是理所當然的。
[10]狩野直喜《海外通信》二，《支那學文藪》，東京：みすず書房，1973年，336頁；原載《藝文》第4年第4號，大正二年（1913）4月。
[11]Copy of memorandum of M. Pelliot regarding Inventory of Chinese MSS. from Tun-hunag．這是匈牙利科學院圖書館所藏斯坦因檔案中的“斯坦因伯希和往來書信”所見使用打字機書寫的文書。文書用法文寫，英文標題似爲斯坦因所後加。
[12]參見1911年1月13日伯希和致斯坦因信札，匈牙利科學院圖書館所藏。
[13]此事後來似乎公開了，石濱純太郎在大正十四年（1925）從歐洲訪書回國後的演講中提到：“（斯坦因的）漢文目録原來是由伯希和先生負責編輯，工作太忙，没有編好。後來在博物館擔任漢文文獻的翟理斯博士接過來了這一任務，但似乎還没有編好，不能公開出版。”見於石濱純太郎《東洋學の話》，大阪：創元社，1943年，53—54頁。這一部分内容是1925年8月在大阪懷德堂舉行的夏期講演。
[14]狩野的敦煌寫本調査筆記本保存了下來，書影見於《支那學文藪》卷首。
[15]參見榮新江《狩野直喜と王國維》，高田時雄編《草創期の敦煌學》，52頁；柴劍虹《王國維の初期敦煌寫本研究》，第1章“狩野直喜の資料提供”，高田時雄編《草創期の敦煌學》，59頁後。
[16]狩野直喜《敦煌の遺書に就て》，《支那學文藪》，441頁，原爲1925年6月支那學會第12回大會講演原稿。
[17]矢吹慶輝《鳴沙餘韻解説》後記“スタイン氏搜集燉煌出土支那古寫本の調査”，東京：岩波書店，昭和八年（1933），14頁。
[18]矢吹帶回的無底片黑白照片展覽會在大正十四年（1925）4月19日題爲“大英博物館藏敦煌出土古寫佛典展覽會”在東洋文庫舉辦。見《鳴沙餘韻解説》後記，23頁。
[19]矢吹慶輝《鳴沙餘韻解説》後記，19頁。
[20]Introduction to the Catalogue, 1957, p.ix.
[21]《鳴沙餘韻》（1930年）、《鳴沙餘韻解説》（1933年）均由岩波書店出版。
[22]岩波書店，1927年出版。另外，矢吹的敦煌寫本調查記録以及辛苦得來的無底片黑白照片等，全部由令嗣矢吹輝夫氏捐給佛教大學净土宗文獻中心。參看梶原隆净、别府一道編《矢吹慶輝博士舊藏遺品目録》，佛教大學净土宗文獻中心，1996年3月。
[23]與狩野一樣，羽田亨在大正三年（1914）去俄國出差時看到了克兹洛夫的收集品，但奥登堡的寫本這時也還没到達。對矢吹來説，可以説是偶然遇到了好時候。稍晚，俄羅斯爆發了革命，由於之後複雜的國際關係所影響，在很長時間内國外學者幾乎没人知曉俄藏敦煌寫本的存在。1960年在莫斯科舉辦國際東方學會議時，部分寫本被展示出來，由日本的參會者抄録了其中一二，但得知全貌只能等到孟列夫等所編的兩册目録：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их рукописей Дуньхуанского фонда Института Ηародов Азии. В 2 выпусках. М.: «Наука»，1963—1967.
[24]矢吹慶輝《鳴沙餘韻解説》，11頁。此處言及的發表於《宗教界》之一文即《露都ペトログラードに於ける古經跋及疏讃類》，刊登於該雜志第23卷第5號（1917）。
[25]東洋文庫也藏有羽田拍攝的照片複本。參見石濱純太郎《東洋學の話》，71頁。
[26]《敦煌遺書》影印本及活字本第一集，上海：東亞考究會，大正十五年（1926）12月。兩種書書名相同，但内容完全不同。前者收録《慧超傳》《釋迦牟尼如來像法滅盡之記》《七曜暦日》以及《漢蕃對音千字文》共4種寫本的照片，後者收録《沙州地志殘卷》以下9種的鉛活字録文。法文的扉頁上，前者稱Série infolio I—IV，後者稱Série in-octavo I—IX。羽田寫的影印本“緒言”只云：“將本書分爲二種，第一用玻璃版以傳原本，第二用活字版收録其文字。”但據伯希和的Introduction，其區别非常明確：“有的寫本應該作爲facsimile複製，有的鉛印出版就足夠。因此，將本書分爲兩種，即以複製本爲Série in-folio，而以鉛印本爲Série in-octavo。”羽田似乎曾有意出版《敦煌遺書續編》以公開自己收集到的敦煌寫本，但未能實現。
[27]羽田亨《我が國の東方學とペリオ教授》，《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下卷，京都：東洋史研究會刊，1958年，639—640頁；原載《東洋史研究》第10卷第3號，1947年10月。
[28]羅福萇譯《巴黎圖書館所藏敦煌書目》（一）、（二），《國學季刊》第1卷第4期（1923）、第3卷第4期（1932）。
[29]羽田亨《中亞史研究資料の探訪》，《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下卷，563頁；原載《學鐙》第40年第9號，1936年9月6日。
[30]内藤湖南《歐州にて見たる東洋學資料》，《目睹書譚》，京都：弘文堂，昭和二十三年（1948）。現據《内藤湖南全集》第12卷所收本，東京：筑摩書房，1970年，222頁。原載《新生》，大正十五年（1926）5月號。
[31]同上。
[32]稿本。首次收録於《内藤湖南全集》第6卷，1972年，474—506頁。
[33]内藤湖南《航歐日記》9月15日條曰：“午後至博物館。轉告翟理斯氏的話，云能出示的寫本已盡。普里切特氏來説，可再向翟理斯氏商談。但據巴尼特氏所來談，似乎已不可如何矣。”
[34]此處引用全據内藤湖南《歐州にて見たる東洋學資料》。
[35]内藤湖南《航歐日記》9月1日：“……約定明日再訪翟理斯氏，以冀獲准從事研究。”同月2日：“又赴大英博物館訪問翟理斯氏，贈送帶來的書籍，請求觀覽斯坦因收集品。但回覆云，目前閲覽室因放假閉館，五天後才能觀覽，與昨天稍微有所變化。…會面偉利氏，叙述不讓看斯坦因收集品的事情，偉利氏帶我們會見東方部主任巴尼特氏，且安排爲我們提供方便。但是以斯坦因收集品一事完全委托翟理斯氏爲由，不得解决，只能等到5日。”
[36]在中國學界，董康的調査受到的關注較少，《敦煌學大辭典》中也並未言及。此目録題名似爲《敦煌莫高窟藏書目録》。見内藤乾吉《中國法制史考證》，東京：有斐閣，1963年，215頁。
[37]歸國後，小島根據伯希和寫本排印出版《沙州諸子廿六種》（京都：弘文堂書房，1929年）4册，同時也在《支那學》雜志第5卷第4號至第8卷第1號（1929年12月—1935年10月）連載《巴黎國立圖書館藏敦煌遺書所見録》。
[38]上山大峻《故大谷勝真氏の敦煌寫本調査ノート》，《人文》（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報）第6號，1972年，20—21頁。
[39]竺沙雅章《那波利貞先生の敦煌文書研究》，高田時雄編《草創期の敦煌學》，167—175頁。
[40]《敦煌秘籍留真》（京都：小林寫真製版所，1938年2月）選印伯希和敦煌寫本63種書影。《敦煌秘籍留真新編》則挑選其中33種影印全卷。此書印刷完畢，放置於當時神田奉職的臺北帝國大學，刊行在即時二戰結束。戰後的1947年，改組的臺灣大學將其裝訂出版，但幾乎不見於日本國内。
[41]翟理斯目録實際出版時間是在此二年後的1957年。
[42]藤枝晃的這一看法曾在不少場合以不同的形式提出，他的基本觀點可見“The Tunhuang Manuscripts，A General Description”，ZINBVN，no.9（1966），pp.1—32；no.10（1969），pp.1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