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史并重的三国六朝文人群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在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但文学、史学都开始摆脱自西汉以来的儒家文化控制，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并初步走向繁荣，著名史学家与地理学家、文学家纷繁迭现。湖南也出现了一批较有成就的本土文士。其中邓粲的史书，罗含的地理著述及哲学散文，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是这一时期湖南学术的代表。此外蒋琬、刘巴、桓阶等虽不以文史著称，但也有文章传世。

秦汉时代，湖南尚未见有专门的史学和地学方面的著述传世，魏晋以后产生了第一批湘籍史地学家，他们撰写了不少史学和地学专著。其中应首推邓粲。

邓粲，生卒年不详。字长真，长沙人。据《晋书》邓粲本传记载，邓粲出生于官宦世家，父邓骞，东晋著名政治家，“为人有节操，识量宏远”，历任武陵（今湖南常德）、始兴（今广东曲江）太守，卒于大司马官位。邓粲少时以“高洁”知名，与南阳刘 之、南郡刘尚公，皆“志存遁逸”，屡辞州郡辟命。晋孝武帝太元二年（377），因荆州刺史桓冲“卑辞厚礼”，遂出任荆州别驾。刘 之、刘尚公等认为“（邓粲）道广学深，众所推怀，忽然改节，诚失所望”。邓粲笑着回答：“足下可谓有志于隐而未知隐。夫隐之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隐初在我而不在于物。”为后世士大夫依违仕隐之间提供了合理的理论根据。邓粲在任职期间政绩斐然，深受倚重。后患上严重的足症，不能正常朝拜和处理政事，请求辞职归隐，但桓冲不许，并准其躺着处理公务。晋孝武帝太元九年（384），桓冲病逝。不久，邓粲就以病为由告退，专门从事著述。

邓粲的著述主要是史学，代表作为《晋纪》十一卷，主要记述西晋历史。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说：“《春秋》经传，举例发凡，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至邓粲《晋纪》，始立条例。又撮略汉魏，宪章殷周，虽湘州曲学，亦留心典谟。及安国立例，乃邓氏之规焉。”指出邓粲史书的体例继承《春秋》，在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并且指出其史书是“湘州曲学”，具有地域文化色彩，评价颇高。可惜此书在隋唐后即已失传。

邓粲还著有《元明纪》十卷，主要记述东晋元帝、明帝两朝的历史。据《晋书》邓粲本传，“粲以父骞有忠信言而世无知者，乃著《元明纪》十篇”，则是书主要阐述其父意旨。书中记述了王敦叛乱和司马承组织讨伐王敦，以及长沙之战等史实，弥足珍贵。可惜原书早已散佚不存，现存清代汤球和陈运溶的两种辑佚本。汤球的《邓粲晋记》分别辑自《太平御览》、《世说新语》及《北堂书钞》等书，共记史事四十九条；陈运溶本取材于《世说新语》、《北堂书钞》、《初学记》、《太平御览》四书，共录史事四十五条，基本上按年代先后，将晋代起自西晋武帝，迄于东晋孝武帝的文人士子的旧闻轶事列于篇中。两书辑录的虽然只是《晋纪》的一部分，鳞爪不全，难窥全貌，但纪人述事，神情毕肖，条分缕析，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

魏晋南北朝时，湖南还产生了一批最早的关于湘籍历史人物的著作。据《湖湘文化述要》中伍新福先生统计，综合性总传类，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有《楚国先贤传赞》十二卷，晋张方撰；《零陵先贤传》，作者不详；《长沙耆旧传赞》三卷，晋临川王郎中刘彧撰；《桂阳先贤画赞》一卷，三国吴左中郎张胜撰；《武陵先贤传》，作者佚名。这些史籍原书均已佚失，现只能从某些典籍中见到部分内容。例如，《三国志》裴松之注中引用《零陵先贤传》多处；《水经注》、《初学记》、《艺文类聚》等载有《长沙耆旧传赞》和《桂阳先贤画赞》的部分内容；《后汉书》注、《北堂书钞》等有《武陵先贤传》多条引文，足见这些著作的史料价值。

个人别传有《桓阶别传》。作者佚名。《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著录此书，并在诸多卷中引其文。清陈运溶《麓山精舍丛书》辑其佚文一卷。桓阶，三国临湘（今长沙）人，孙坚时举孝亷，官尚书郎。后入魏，迁尚书。魏文帝即位，拜尚书令，封安乐乡侯。

南朝萧绎所撰《金楼子》十卷，系梁元帝萧绎为湘东郡王时所作，以在藩时之别号名之；按湘东郡辖地为今衡阳市城区及衡阳、攸县、茶陵、炎陵四县范围，治所在临烝县（今衡阳市），梁元帝为湘东郡王即在此，故《金楼子》也可归为古代湖南著作。原书已佚。今传清乾隆六卷本，系从《永乐大典》所收元至正三年（1343）本辑出，尚存十四篇。卷一为兴王篇、箴戒篇；卷二为后妃篇、戒子篇、聚书篇；卷三为说番篇；卷四为立言篇上、下；卷五为著书篇、捷对篇、志怪篇；卷六为杂记篇上、下，自序篇。书中资料丰富，于古今闻见事迹，征引周秦异书，今多佚亡。自述内容，亦可补诸书所未备。有《四库全书》、《百子全书》等本传世。

魏晋南北朝时期，湖南出现了不少地理学方面的著述，据《隋书·经籍志》载，萧梁朝武陵人黄闵著有《神壤记》一卷，注云：“记荥阳山水，黄闵撰。”已失传。又撰《武陵记》一卷，原书已佚，《太平御览》有引文，《汉唐地理书钞》、《麓山精舍丛书》亦有辑文。还撰有《沅陵记》，原书佚失，《汉唐地理书钞》保存有辑文七条。据《明一统志》载，萧梁朝武陵人伍安贫撰有《武陵图志》，原书已佚失。《麓山精舍丛书》辑有《武陵记》一卷，亦称伍安贫撰。

此外，魏晋和南朝时也有一批有关湖南地理的著述，著者或为外籍人士，或籍贯不详，或佚名。如：《南岳记》一卷，南岳名道徐灵期撰，《初学记》、《北堂书钞》、《艺文聚类》等载引其文；《桂阳记》，三国魏人杨元凤撰，《汉唐地理书钞》有辑文；《湘州记》一卷，晋郭仲产撰，《汉唐地理书钞》、《麓山精舍丛书》有辑文；又《湘州记》四卷，南朝宋无名氏撰，《汉唐地理书钞》有辑本；《湘中记》一卷，南朝宋人撰，佚名，《麓山精舍丛书》辑有十六条；又《湘中记》一卷，南朝宋庾仲雍撰，《汉唐地理书钞》有辑文；《荆楚岁时记》一卷，南朝梁宗懔撰，《广汉魏丛书》、《说郛》、《四库全书》等均有载录；《荆州记》，晋武陵内史范汪撰，《史记正义》、《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载引其文，《麓山精舍丛书》辑此书佚文六则；《荆南志》二卷，南朝梁元帝萧绎撰，《太平御览》引其文，光绪《湖南通志·艺文志》按：“引文有及今湖南山川者，则荆南乃指荆州以南，统荆湘而言之，此全楚地志之始。”

在这一批新涌现的史地学家中，罗含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罗含（292—372），字君章，号富和，西晋桂阳郡耒阳（今湖南耒阳）人。祖父罗彦在汉建兴时为临安太守，父罗绥，汉延禧时为荥阳太守。含幼孤，依叔母朱氏成人。其生平事迹以《晋书》卷九十二《罗含传》较为翔实可靠：

罗含少有志尚，尝昼卧，梦一鸟文彩异常飞入口中。因起，惊说之。朱氏曰：“鸟有文彩，汝后必有文章。”自此后，藻思日新。弱冠，州三辟不就。含父尝宰新淦，新淦人杨羡后为含州将，引含为主簿，含傲然不顾。羡招致不已，辞不获而就焉。及羡去职，含送之到县。新淦人以含旧宰之子，咸致赂遗。含难违而受之，及归，悉封置而去。由是远近推服焉。后为郡功曹。刺史庾亮以为部江夏从事。太守谢尚与含为方外之好，乃称曰：“罗君章可谓湘中之琳琅。”寻转州主簿。后桓温临州，又补征西参军。温尝使含诣尚，有所检劾。含至，不问郡事，与尚累日酣饮而还。温问所劾事，含曰：“公谓尚何如人？”温曰：“胜我也。”含曰：“岂有胜公而行非邪？故一无所问。”温奇其意而不责焉。转州别驾。以廨舍喧扰，于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木为材，织苇为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温尝与寮属燕。含后至，温问众坐，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谓荆楚之材”，温曰：“此自江左之秀，岂惟荆楚而已。”征为尚书郎。温雅重其才，又表转征西户曹参军，俄迁宜都太守。及温封南郡公，引为郎中令，寻征正员郎，累迁散骑常侍、侍中，仍转廷尉，长沙相。年老致仕，加中散大夫。门施行马。初，含在官，含有一白雀栖集堂宇。及致仕还家，阶庭忽兰菊丛生，以为德行之感焉。年七十七卒。所著文章行于世。

综合有关史实，罗含主要人生经历与性格可以概括为这么几点：出生于官宦之家，自小学而不辍，富有才华；及长，驰骋官场，主要依附桓温，大抵如意，历荆州主簿、宜都太守，官至长沙相、中散大夫；魏晋风度显著，性萧散淡泊，不慕权势、不贪钱财。罗含生平事迹，以《晋书》最完备可信，他如《世说新语》亦有相关记载。

罗含是湖南第一个知名的地学家，其地理著述有《湘中记》，见于《水经注》和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宋史·艺文志》著录罗含的《湘中山水记》三卷，应为此书。原书已佚失，《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汉唐地理书钞》等均收录有部分条文。从这些散落的文字看来，大抵为文清新自然，骈散结合，具六朝山水游记神韵，亦以野史逸事入书，颇有文采。

罗含除《湘中记》外，尚有哲理散文《更生论》，是流传至今的湖南古代最早的一篇哲学著述。常见版本为收于大正藏第五十二册《弘明集》卷五本子。全文如下：

善哉，向生之言曰：“天者何？万物之总名。人者何？天中之一物。”因此以谈今，万物有数而天地无穷。然则无穷之变，未始出于万物。万物不更生，则天地有终矣。天地不为有终，则更生可知矣。寻诸旧论，亦云万兆悬定，群生代谢，圣人作《易》，已备其极。穷神知化，穷理尽性。苟神可穷，有形者不得无数，是则人物有定数，彼我有成分。有不可灭而为无，彼不得化而为我。聚散隐显，环转于无穷之涂。贤愚寿夭，还复其物。自然贯次，毫分不差，与运泯复，不识不知遐哉。邈乎其道矣。天地虽大，浑而不乱；万物虽众，区已别矣。各自其本，祖宗有序。本支百世，不失其旧。又神之与质，自然之偶也。偶有离合死生之变也。质有聚散往复之势也。人物变化，各有其往，往有本分，故复有常。物散虽混淆，聚不可乱。其往弥远，故其复弥近。又神质会期，符契自合，世皆悲合之必离，而莫慰离之必合，皆知聚之必散，而莫识散之必聚。未之思也。岂远乎若者，凡今生之生为即昔生，生之故事即故事。于体无所厝，其意与己会。终不自觉。孰云觉之哉？今谈者徒知向我非今，而不知今我故昔我。尔达观者，所以齐死生，亦云死生为寤寐，诚哉是言。

《更生论》首先引向秀之言，认为“天”是“万物之总名”，而人只不过是“天中之一物”。这当然具有朴素唯物论的因素，体现了魏晋时代玄学逐渐兴起的时代思潮。所谓“更生”，即事物的发展变化。《更生论》主要论证人死更生，万物转生，宇宙往复无穷的道理。认为更生是人生、世界、宇宙循环往复的主要途径与生存方式，如果“万物不更生”，“则天地有终矣”。接着指出“有不可灭而为无，彼不得化而为我。聚散隐显，环转于无穷之途。贤愚寿夭，还复其物。自然贯次，毫分不差”。人与自然，神形虽殊，变化不一，但本质一致，都有神（精神、思想）质（肉体、物质）的区别。最后得出结论“尔达观者，所以齐死生，亦云死生为寤寐，诚哉是言”。于人生苦短的悲哀中也透露出一种达观自适的人生态度。后来北宋苏轼《前赤壁赋》“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应该酌取了《更生论》所言。

《更生论》写成后，罗含寄给时任长沙太守的孙盛，孙阅后写了一篇《与罗君章书》。一方面肯定《更生论》“括囊变化，穷极聚散”，是“好论”；但另一方面也抓住《更生论》揭示的“变化”做文章，表达了较罗含更为进一步的观点。孙盛认为：“形既分散，知亦如之，纷错混淆，化为异物，他物各失其旧，非复昔日。”他特别强调“化”字，高门豪族可能变化成部曲、奴仆和佃客，佃客、奴仆和部曲也可能化为高门豪族，帝王将相均可起自寒微。这是代表当时“寒门”、“微族”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虽然并非孙盛首倡，但也是对《更生论》的一种有益的拓展和补充，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除邓粲、罗含等人外，魏晋南北朝时还出现了一批湖南籍文士。三国时有刘巴、蒋琬、桓阶，两晋时有车胤等见于经传，他们的文章亦不乏学术意味。

刘巴（约170—222），字子初，零陵烝阳（今湖南桂阳）人。刘巴出生于官宦之家，祖父刘曜，苍梧太守。父刘祥，江夏太守、荡寇将军。刘巴少时即闻名乡里，荆州牧刘表连辟及举茂才，皆不就。赤壁之战后，刘巴北诣曹操，被辟为掾。使招纳长沙、零陵、桂阳，恰逢刘备略有三郡，刘巴不愿意出仕刘备，逃到交趾（今越南）。刘备夺取益州（今四川），刘巴辗转到达成都，因诸葛孔明多次称荐，辟为左将军、西曹掾，后代法正为尚书令。据《三国志》本传，刘巴一生躬履清俭，不治产业，恭默守静，退无私交，非公事不言。刘备称帝，文诰策命皆刘巴所作。章武二年（222）卒。生平事迹见《三国志·蜀志》卷九及《零陵先贤传》等书，平生所作文章策命以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四十刘巴卷所收最为完备。如其《为先主即皇帝位告天文》：

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臣备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汉有天下，历数无疆。曩者王莽篡盗，光武皇帝震怒致诛，社稷复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杀主后，滔天泯夏，罔顾天显。操子丕，载其凶逆，窃居神器。群臣将士以为社稷堕废，备宜修之，嗣武二祖，龚行天罚。备虽否德，惧忝帝位。询于庶民，外及蛮夷君长，佥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率土式望，在备一人。备畏天明命，又惧汉邦将湮于地，谨择元日，与百寮登坛，受皇帝玺绶。修燔瘗，告类于天神，惟天神尚飨，祚于汉家，永绥四海！

寥寥数十字，既说明了天下群雄割据，国家无主的迫切形势，又对刘备上承天命，下安百姓的合理合法性作了充分论述，颇具政治家的眼光，行文之间又受《孟子》雄辩的影响。

蒋琬（? —公元246），字公琰，三国零陵湘乡（今属湖南）人。少以才闻名于郡县，刘备入蜀，被委任为广都（今四川双流）长。刘备称汉中王，蒋琬为尚书郎。建兴元年（223），诸葛亮奉命组建府署，蒋琬为丞相府东曹椽，后升参军。建兴五年（227），诸葛亮驻军汉中，蒋琬与长史张裔留成都统管府事。建兴八年（230），代张裔为丞相长史，加抚军将军，为诸葛亮伐魏提供坚强的物资保障，诸葛亮曾言“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三国志·蜀志》卷十四）。后主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卒于五丈原军中，蒋琬升任尚书令，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主持朝政。当时，新丧主帅，朝野惶惧，蒋琬虽初总朝政，而镇定自若，“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守举止，有如平日”，因而民心迅速安定。后主延熙元年（238），蒋琬统帅诸军屯驻汉中，加大司马，封安阳亭侯。后主延熙九年（246）卒于涪县（今属重庆）。蒋琬为官清正廉明，处事敏捷准确，政简刑清；为人则豁达大度、宽容平和。死后，后主刘禅赐谥号为“恭”，人皆尊称蒋恭侯。其生平事迹见《三国志·蜀志》卷十四。所作诗文，清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有蒋琬集一卷，清代陈运溶辑为《蒋恭侯集》一卷，收入其所刊刻的《湘中名贤遗集五种》；据《隋书·经籍志》，蒋琬尚著有《丧服要记》一卷，应该是法制学、礼仪学、民俗学方面的著作，可惜今散佚不存。

蒋琬所作《上袭魏疏》条分缕析，思虑周详，急切报国之心喷涌而出：

芟秽弭难，臣职是掌。自臣奉辞汉中，已经六年。臣既暗弱，如婴疾疢，规方无成，夙夜忧惨。今魏跨带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东西并力，首尾掎角，虽未能速得如志，且当分裂蚕食，先摧其支党。然吴期二三，连不克果，俯仰惟艰，实忘寝食。辄与费祎等议，以凉州胡塞之要，进退有资，贼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汉如渇，又昔偏军入羌，郭淮破走，算其长短，以为事首。宜以姜维为凉州刺史，若维征行，御持河右，臣当帅军，为维镇继，今涪水陆四通，惟急是应。若东北有虞，赴之不难。

不到三百字的奏疏中，既有对自己的深沉自责，又有对国家的拳拳衷情；既有对形势的全面客观分析，又有对未来的周到详细谋划。既符合奏疏的基本格式，又体现出作者的独特感受，是一篇研究三国军事史的重要文献。同时全篇骈散结合，错落有致，较好地体现了六朝散文骈散结合的特点。

桓阶，字伯绪，生卒年不详，长沙临湘（今属湖南）人。据《魏书·桓阶传》，桓阶出生于官宦世家：祖父超，曾任州郡长官。父胜，为尚书，著名南方，仕郡功曹。桓阶初被太守孙坚举为孝廉，不久转尚书郎。孙坚击刘表死，桓阶不顾生命危险，亲自拜见刘表要回孙坚尸首。后曹操与袁绍战于官渡，刘表依附袁绍，桓阶则劝张羡曰：“夫举事而不本于义，未有不败者也。故齐桓率诸侯以尊周，晋文逐叔带以纳王。今袁氏反此，而刘牧应之，取祸之道也。明府必欲立功明义，全福远祸，不宜与之同也。”于是，张羡乃举长沙及旁三郡以拒刘表，归顺曹操，从而奠定了桓阶在魏国的重要地位。后被曹操辟为丞相掾主簿，迁赵郡太守。因力劝曹操立曹丕为太子，得以荣耀终生。《魏书》称阶劝曹操曰：“今太子仁冠群子，名昭海内，仁圣达节，天下莫不闻；而大王甫以植而问臣，臣诚惑之。”累迁尚书，典选举。曹丕受禅，授桓为尚书令，封高乡亭侯，加侍中。桓阶病，丕亲临省问，徙封安乐乡侯，食邑六百户。及病革，即病中拜太常，卒谥贞侯。桓阶平时善于著述，处理政务之暇常撰文作书，去世后留有《桓令君集》。清代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有《桓令君奏议》一卷。光绪二十六年（1900）陈运溶（芸畦）辑有《桓令君集》一卷，收入《湘中名贤遗集五种》，收文较为完备。

桓阶虽然所撰奏议语言典雅，格式规整，情理兼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但他是一位政治家，更讲究立场与权谋。如《奏请受禅》：

今汉使音奉玺书到，臣等以为天命不可稽，神器不可黩。周武中流有白鱼之应，不待师期而大号已建；舜受大麓，桑荫未移而已陟帝位，皆所以祗承天命，若此之速也。故无固让之义，不以守节为贵，必道信于神灵，符合于天地而已。《易》曰：“其受命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今陛下应期运之数，为皇天所子，而复稽滞于辞让，低徊于大号，非所以则天地之道，副万国之望。臣等敢以死请，辄敕有司修治坛场，择吉日，受禅命，发玺绶。

虽是程式文体，但坚定地站在曹魏的立场上，引经据典，连类譬喻，使得时人看来“大逆不道”的事情也变得顺理成章了。如果不是从道德评价的角度而言，桓阶类似奏议还是有较强的逻辑推理能力，继承了贾谊的策论传统，遣词造句也精练工整。

车胤（约333—401），字武子，晋南平（今属湖南常德）人。据《晋书》本传，车胤曾祖车浚，为三国吴会稽太守，以郡饥求赈，为孙皓以欲树私恩罪所杀。父名育，曾任南平太守王胡之的主簿。但到车胤时，家境贫寒，常无油点灯，夏夜就捕捉萤火虫，用以照明夜读，所谓“萤窗夜读”即由此而来。车胤少有才名，据《晋书·车胤传》:“太守王胡之名知人，见胤于童幼之中，谓胤父曰：‘此儿当大兴卿门，可使专学。'”后以才学，桓温辟为从事，进主簿，迁别驾、征西长史，宁康（373—375）初为中书侍郎，封关内侯，累迁侍中，太元中领国子博士，迁骠骑长史，拜太常，进封临湘侯，寻为护军将军，隆安初除吴兴太守，辞疾不拜，加辅国将军丹阳尹。隆安四年（400），车胤被提升为吏部尚书。会稽郡世家子弟元显骄矜放荡，车胤与江绩“密言于道子，将奏之，事泄”，元显“逼令自裁，俄而卒，朝廷伤之”。所著有《车太常集》，严可均《全晋文》收入卷一三五，陈运溶辑有《车太常集》一卷，收入光绪二十六年刊刻的《湘中名贤遗集五种》，但不及《全晋文》完备。车胤是个政治人物，留下的文字主要是各种奏疏，如《上言庶母服制》，《全晋文》卷一三五载车胤太元十七年上疏：

谨案《丧服礼经》，“庶子为母缌麻三月”。传曰：“何以缌麻？以尊者为体，不敢服其私亲也。”此《经》、《传》之明文，圣贤之格言。而自顷开国公侯，至于卿士，庶子为后，各肆私情，服其庶母，同之于嫡。此末俗之弊，溺情伤教，纵而不革，则流遁忘返矣。且夫尊尊亲亲，虽礼之大本，然厌亲于尊，由来尚矣。《礼记》曰，“为父后，出母无服也者，不祭故也。”又，礼，天子父母之丧，未葬，越绋而祭天地社稷。斯皆崇严至敬，不敢以私废尊也。今身承祖宗之重，而以庶母之私，废尝之事。五庙阙祀，由一妾之终，求之情礼，失莫大焉。举世皆然，莫之裁贬。就心不同，而事不敢异。故正礼遂，而习非成俗。此《国风》所以思古，《小雅》所以悲叹。当今九服渐宁，王化惟新，诚宜崇明礼典，以一风俗。请台省考修经典，式明王度。

大概他的上疏遭到冷落，太元十八年他又再次上疏：

去年上，自顷开国公侯，至于卿士，庶子为后者，服其庶母，同之于嫡，违礼犯制，宜加裁抑。事上经年，未被告报，未审朝议以何为疑？若以所陈或谬，则经有文；若以古今不同，则晋有成典。升平四年，故太宰武陵王所生母丧，表求齐衰三年，诏听依昔乐安王故事，制大功九月。兴宁三年，故梁王□逢又所生母丧，亦求三年。《庚子诏书》依太宰故事，同服大功。若谨案周礼，则缌麻三月；若奉晋制，则大功九月。古礼今制，并无居庐三年之文，而顷年已来，各申私情，更相拟袭，渐以成俗。纵而不禁，则圣典灭矣。夫尊尊亲亲，立人之本，王化所由，二端而已。故先王设教，务弘其极，尊郊社之敬，制越绋之礼，严宗庙之祀，厌庶子之服，所以经纬人文，化成天下。夫屈家事于王道，厌私恩于祖宗，岂非上行乎下，父行乎子！若尊尊之心有时而替，宜厌之情触事而申，祖宗之敬微，而君臣之礼亏矣。严恪微于祖宗，致敬亏于事上，而欲俗安化隆，不亦难乎！区区所惜，实在于斯。职之所司，不敢不言，请台参详。

前后两篇奏疏都是为了要求实行庶母服制，境况不同，言辞各异，皆特色鲜明。前者重在强调庶母之服由来已久，旧例陈规俱在，只要照章办事，“诚宜崇明礼典，以一风俗”，就可以“式明王度”。后者是在前篇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后的激切上言，言辞激越，语调急促，而又论证严密，层层推进，可谓箭在弦上，气势逼人。“事上经年，未被告报，未审朝议以何为疑？若以所陈或谬，则经有文；若以古今不同，则晋有成典”，激切愤懑之情溢于言表。“职之所司，不敢不言，请台参详”，由于作者于制度典章谙熟于心，不卑不亢之中有一种志在必得之势，如老吏断狱，肃杀严峻。车胤奏疏大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