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湘学义界
近年来，随着地域文化研究的蓬勃发展，湘学研究以其鲜明的学术特征和深厚的历史传承而横空出世，成为了当世之显学。
我们认为，尽管对湘学的概念众说纷纭，人各一词，但顾名思义，湘学应该属于学术的范畴。按《旧唐书·杜逻传》云：“素无学术，每当朝谈议，涉于浅近。”学术一词系指有系统的学问。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学与术》云：“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致诸用者也。”当然有一点“经世致用”的意味。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更进一步说：
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策、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观其国盛衰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丐求之。
据此，我们知道，学术思想是学术研究与实践的产物；而且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演绎，带有系统性、传承性乃至地域性诸属性。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它直接规范着我们以后将要论述的湘学的载体，以及为什么说湖湘文化、湖湘学不能等同于湘学。
自抗战时期李肖聃先生出版《湘学略》以来，人们习惯于在湘学这同一标签下，作着内容不同的表述。这是颇为滑稽的文化现象。因此，在申述本书的湘学概念之前，我们有必要略作梳理及评骘，对历史文献或流行词汇中的湘学含义，就其特定内容或指称重叠处，作一些辨析。
首先看湖湘学。明儒黄宗羲《宋元学案·武夷学案》有“湖湘学派之盛”一语，后人于是据此以为湘学即湖湘学，亦即湖湘学派。按所谓湖湘学（湖南学）是由南宋大儒朱熹及其弟子在《朱子语类》中提出来的，意指南宋绍兴年间形成的地域性儒家学派，亦即著名学者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在湖南的学术研究和思想传播活动。这当然实质上是指南宋理学在湖南形成的地域性学派。其学术传承是十分清晰的：当理学兴起之初，二程兄弟激扬于北方。赵构南渡，理学遂南传。后二程弟子、上蔡谢良佐传武夷胡安国，胡安国传其子胡宏，胡宏传绵竹张栻。胡宏隐居南岳二十余年，著《知言》六卷、《五峰集》五卷、《皇王大纪》八十卷。青年张栻往衡山从学，深得胡宏赏识。张栻后又主讲城南、岳麓书院，著《论语解》、《孟子说》、《南轩书说》等。他们的学术活动都在三湘四水之间，故朱熹及其弟子以湖湘学（湖南学）名之。湖湘学是大师手笔，当然非同凡响；然而如果将它等同于湘学，则颇觉其义欠缺。因为湖湘学的理学特色是由天道和人道统一建立的宇宙本体论，以形而上与形而下一体不分建立的宇宙本体论，强调体用合一。胡宏以为“性是气之本”，倡导否定“理欲两极对立”的人性论，主张恢复封建制和井田制。张栻则以为“太极即性与人性至善”。观湖湘学派诸大师宏论，程朱道学面目显示无遗。而逮及明末，王船山却大异其趣。船山远绍北宋思想家张载“理势合一”的历史观，完善了张载的学说，主张经世致用，奠定了船山学的学术基础；之后，又由魏源构建了其学术结构。遗憾的是，湖湘学恰恰没有包括船山学，没有延伸或泛指明到清中后期湖南的学术思潮，这就使得它在实质上与陈亮的永康之学和叶适的永嘉之学一样，是一个义界比较狭窄的宋代理学支派。
将湖湘学等同于湘学，虽其义欠缺，但我们以为积极因素亦是显而易见的。作为地域学派，湖湘学的代表人物均非湘人。二程是河南洛阳人，谢良佐是豫人，胡安国、胡宏父子是闽人，张栻是蜀人，只是因为他们开宗立派的学术活动在三湘大地，所以冠以湖湘学派，称雄于南宋之世。这也是从另一方面，雄辩地说明了“湘中之学”并不一定非要是“湘人之学”。
其次看看清季以来较为广义的湘学。如上所述，湖湘学也可以理解为狭义的湘学；于是，近世不少学者将湖湘学向上远绍北宋，向下延伸到清末民初，统名之曰湘学。如李肖聃写的《湘学略》实际上就是一部湘学简史，李氏的湘学内含从“濂溪学略第一”到“流寓学略第二十六”，依次评叙了周敦颐、胡安国、胡宏、张栻、朱熹、吴猎、胡大时、蒋信、王夫之、文炤、王文清、魏源、唐鉴、胡达源、贺长龄、贺熙龄、邹汉勋、邓显鹤、曾国藩、左宗棠、罗泽南、郭嵩焘、吴敏树、李元度、王闿运、王先谦、皮锡瑞、叶德辉、朱文炢、谭嗣同等人的学术成就。后之人论及湘学内含，同乎李氏者还有朱汉民《湘学原道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王盾《湘学志略》（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版）、周柳燕《湘学》（湖南科技出版社2010年版）等，诸家实质上都奉李肖聃为圭臬，他们所认定的湘学代表人物不过是在李氏二十六学案的基础上有所增删而已。
我们认为，树立这种较为广义的湘学概念，其积极意义荦荦大者亦有三：
其一，谭嗣同《论六艺绝句》云：“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杨毓麟《新湖南》中说“船山王氏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自立宗主，当时阳明之说遍天下，而湘学独奋然自异焉。”
在王船山关于理气、道器、心性、理欲、知行等传统的哲学范畴全新、透辟的唯物论论证启迪下，在其“实用”的理论武器辉耀下，清代中后期至民初出现了一大批湘学名家和人才群体，前者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王闿运、王先谦、张百熙、皮锡瑞、易顺鼎、叶德辉、杨昌济等为代表，后者主要有湘军集团、时务学堂和湖南史学家群体。在此历史时期，名家学者层出不穷，学术思潮汹涌澎湃。尤其是咸丰年间湘儒通过创立湘军，将“天下唯气”理论用于事功实践，其成就达到极盛，让南宋事功学派（应包括吕祖谦东莱的婺学、陈亮的永康之学和叶适的永嘉之学）黯然失色。这一时期的湖南学坛以经世为纲，以践履为本，以经邦济世、强国富民为价值取向，讲求实事、实功、实效，强调“致知”、“力行”。这是一段彪炳中国近代学术领域的学术思想大潮，将其纳于湘学而名世，当然不仅合乎中国学术史的实际，而且让后之湘人扬眉吐气，万丈豪情！
其二，湖湘学的一大特点是传承清晰、道统鲜明。如他们奉二程为祖师，谢良佐——胡安国——胡宏——张栻，可以说其间脉络，较然可睹。然而清则清矣，未免狭窄；明则明矣，未免偏颇。而李肖聃以及后来的王盾、周柳燕所列的湘学人物，就颇具兼容并蓄之妙。朱汉民《湘学原道录》虽然高揭道统大纛，却将二胡、朱、张、船山、魏源、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一一论列，一团和气，此道彼道，论者固了然于心，读者大多不求甚解。公允平和，不立门墙。
其三，打破了“湘中之学”和“湘人之学”的界限。前已叙及，湖湘学的主将胡安国、胡宏、张栻都不是湘人，但他们著述、讲学的衡山及岳麓书院、城南书院都在湖南，而且他们都长眠在湖南，将自己学术之根连带血肉之躯都融入了湘中之地。因此，湖湘学是实实在在的“湘中之学”。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很多学者都面临着艰难的取舍。如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岳麓书社1985年版）遍论清代中期至民初的学人，从汤鹏论到章士钊，就是不收录王先谦。对此，钱氏在“余论”中解释说：
或又问于余曰：“王先谦与王闿运骈称二王，亦一时显学，成书数千卷，而著籍弟子且千人。吾子斐然有述，何遗此一老耶？”余应之曰：“唯唯，否否，不然。昔王益吾先生以博学通人督江苏学政，提倡古学，整饬士习，有贤声。余生也晚，未及望门墙；而吾诸舅诸父以及中外群从，多隶学籍为门生者。流风余韵，令我低徊。然文章方、姚，经学惠、戴，头没头出于当日风气，不过导扬皖吴之学，而非湘之所以为学也。”
可知钱氏不收录王先谦的缘由，就是认为王氏所治非“湘中之学”。而以李肖聃为代表的较广义的湘学，则对于“湘中之学”与“湘人之学”有适当兼顾和整合。应该说，这也体现了近现代湘人学者的大智慧。
最后，我们认为，除了湖湘学与湘学的关系之外，对于湖湘文化与湘学亦要有清醒的辨析。因为近年来，往往有人认为两者二而一，一而二，混淆这两个概念。
前已叙及，湘学之“学”指的是具有学理意义的知识体系与学术思想。而湖湘文化则不然。按湖湘文化，首先应是属于文化范畴。《晋书·束皙传》云：“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南齐王融《曲水诗序》云：“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可知文化的原意是指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所施的文治和教化之类的治国之术。后经历代演绎，意义渐趋丰富，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巨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湖湘文化将地域和文化结合，则指湖湘地区数千年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综合。它不仅包括哲学、伦理、政治、法律、文学、艺术、宗教等精神文化内容，而且还包括民风、民俗、民族心理等所谓“俗文化”，甚至还将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历史遗存、江山胜境、湖南地区土特产等物质文化都包括在内。王盾在《湘学志略》说：
湘学是特定时代的地域化学术思想，湖湘文化则是湖湘地区数千年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综合体。湖湘文化是湘学发生与发展的载体，而湘学则是湖湘文化在特定时代的内核。
尽管我们不完全认同王先生的湘学概念，但王说透辟而中肯地指出了湖湘文化与湘学在特指含义和指称范围的不同，则是值得赞赏的。
本书所谓湘学义界，系在李肖聃诸家的基础上，上溯至秦汉两晋隋唐，将宋以前的湖南学术称为古湘学阶段。按《文心雕龙·史传》云：“虽湘州曲学，亦有心典谟。”《战国策·赵策二》云：“穷乡多异，曲学多辨。”可知在六朝时，湖南就以学术擅名，并有异于中原学术。我们将宋以前较为漫长的湖南地域学术名之曰古湘学，应该说是于典有征的。我们的理由简而言之，有以下两点：
其一，朱汉民指出：“如果追溯湘学的渊源，一方面可以追溯荆楚文化及湖湘之地的流寓学者的思想源头；另一方面可以关注唐宋以后中国文化重心南移，从而追溯到两宋儒家的学术形态。”湖南原本楚地，楚文化敬鬼好巫、神秘浪漫。马王堆汉墓曾出土《易经》、《老子》等二十余种著作，说明这些学术著作曾流行于长沙一带。屈原既放，漂泊湖湘，其辞赋如《天问》等篇，就对天地、自然、社会、历史提出了上下求索的力行思考。其后汉文帝五年，贾谊谪居长沙，其《鵩鸟赋》则直抒胸臆，表达了他关于天道、造化、阴阳的原道观念。到了唐代，又有著名文人柳宗元、刘禹锡流放湖南。他们深受湖湘之地求索天地的原道气息感染，柳宗元在永州撰《天对》，根据屈原《天问》，试图回答屈原对天地自然、人文社会中的各种疑问，给两汉以来盛行的神秘主义的“天人感应”说有力的反击。刘禹锡在寓湘时期所写的《天论》诸文章中，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思想。他们均对以后两宋复兴儒学、重建儒学的道德形而上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屈原、贾谊、柳宗元、刘禹锡的主要身份都是文学家，然而，他们一来到湖湘，都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了与其他地域作家迥异的理性追求，他们潜心思考，深入探讨宇宙大本大原的天道，从而使得他们的作品甚至主要是文学作品具有学术内核。这样的学术内核当然启迪了好学深思的湘人的心智。因此说他们开启了数千年湘学，这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其二，魏晋以后，湖南产生了为数不少的湘籍哲学家和史地学家。如罗含，有哲学著作《更生论》，其关于“天”的论述闪耀着朴素唯物论的光彩，是流传至今的湖南最早的一篇哲学著述。邓粲的《晋纪》、《元明纪》、《老子注》，车胤的《孝经注》，罗含的《湘中纪》，唐代欧阳询的《艺文类聚》等，更是确凿无疑的湘人论著。这些在宋代以前的湘楚文化的结晶，这些在宋代以前的湖南地区的学者的论著，都可以看作湘学的地域文化基础和思想渊源。
正由于以上考虑，我们将宋以前湖南地区的学术名之曰古湘学。
我们注意到，近年，方克立主张将湘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湘中之学”和“湘人之学”的适当兼顾与整合。湘中之学是指在湖南这块地方产生和传承的学问或学说，它既包括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创立的学说，如船山学；也包括外省人在湖南地域创立的学术思想，如属于湘学范畴的湖湘学就是由二胡、张栻等外省人创立并发展的。同样，湘人之学也不尽在湘中，湖南人走向省外，走向国外，他们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明显地体现了湘学传统和湘学精神的，也应该包括在湘学之内。这当然是切中肯綮之论。
本书所论之湘学，系指广义的“湖湘地域之学”，具体指战国秦汉至清末在中华民族三千余年历史进程中，于湖湘大地滋生、传衍、发展，具有深深的湖湘地域烙印，并为外界基本认同的湖南学术。诚如晚清学者戴德所云：“三闾（屈原）以孤愤沉湘，元公（周敦颐）以伊尹为志，遂开湘学仁侠之大宗。”
在战国至清末的较长历史时期，湘籍或非湘籍的学者所撰述、传播的各种知识、观念、学问，均具有湖湘地域学术意义，当然应该纳入湘学脉络中来。
要之，湘学滥觞于屈骚贾赋，肇源于王充张载，发轫于罗含“更生论”，衍生于濂溪“无极而太极”，孕育于胡氏父子“知言”，激扬于碧泉、石鼓、岳麓、城南诸学院，奠基于船山“六经责我开生面”，构建于魏源“经世”、“师夷长技”之学，拓宇于道咸军兴与同光洋务，弄潮于晚清民国惊波骇浪，纵横驰骋、捭阖弛张，高标危立于中华学术文化的演进历程。
二、湘学形成的地域环境
湘学既是“湖湘地域之学”，所谓湘学史主要是描绘古往今来在当今湖南地域范围之内的学术现象及其发展规律。它是源远流长的中华学术的一个支流，其形成当然与湖南独特的地域环境有关。
湖南在周朝时为荆州南境。春秋战国时为楚国属地。秦设置长沙郡和黔中郡。汉以后郡、州更迭。至唐广德二年（764）设湖南观察使，自此有“湖南”之名。宋设湖南路。元、明设湖广行省（即今湖南、湖北两省）。清代、民国时期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均设湖南省，其地域各个时代大致相同而略有变化。
湖南境内东南西三面环山，东为幕阜、罗霄山脉，西为武陵、雪峰山脉，男友五岭山脉。中部地区丘陵与河谷盆地相间。境内奔流着湘、资、沅、澧四大水系。整个地势南高北低，顺势向中、北部倾斜，呈敞口马蹄形。
湖湘大地史前时期主要是三苗、南蛮人活动的区域，和当时黄河流域华夏族较为优越的生存环境不同，湖南先民们的早期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左传》中曾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来描述楚人祖先艰辛创业的情景。春秋战国时期的湖南尚处于文明之外，丰富多彩的自然现象，光怪陆离的自然景象，变幻莫测的自然现象，都使先民时刻感受到自然的神奇与生活的不可捉摸，以至于人神杂糅之俗久存巫觋祀神之风不衰。从春秋乃至于隋唐，盛行于湖南的是楚文化及湘楚文化。诚如王船山《楚辞通释·序例》所描述的：“楚，泽国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国也，叠波旷宇，以荡遥情，而迫之以崟嵚戌削之幽菀，故推宕无涯，而天采矗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掩抑。”
另一方面，恶劣的自然环境，导致了历史上湖南各种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这既给湖湘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同时也磨砺出了他们的勤劳勇敢的精神品格。早在秦汉时期，湖南人就开始尝试在洞庭湖区垦田。魏晋时期，更出现了一批旨在防洪排涝、灌溉田地的水利设施。隋唐时期，仅在今常德地区就先后修建了多处水利工程。尤其宋代以后，湖南人民针对本省丘陵多、湖泊河流多的自然特点，大胆地围湖造田、修建梯田，与水争田，与山争田，同时还根据所开发田地的特点进行耕种。于是就有了“湖南无荒田，粟米妙天下”（《宋会要辑稿·食货七》）的感叹，就有了“湖广足，天下足”的说法。到晚清时期，长沙发展成为与芜湖、九江、无锡并列的全国四大米市之一。
南宋以后，随着中原儒学的传播，特别是理学大师的讲学和互访，在湖湘大地逐渐形成了湖湘文化。由古及今，湖南主要在楚文化、湘楚文化和楚文化的荫庇之下。
从一定意义上说，本书所述的湘学，既是湘楚文化的载体，也是湖湘文化的载体。
三、湘学的发展轨迹
从总体的发展情况来看，湘学可以分为六个发展阶段：
1．古湘学时期——屈贾开宗，柳刘嗣响
在湘学史上，最早以独立的区域学术形态活跃于中华学术界，并获得相关命名的是南宋胡氏父子和张栻，胡、张创建的儒家学派被朱子之门称为“湖湘学”和“湖南学”，这当然是中国学术文化的重大演变与转型的成果之一。然而湖湘学绝不是越世空谈，突兀而来。我们认为，从先秦到北宋的漫长的历史时期，湖南文坛的著述具有湖湘地域学术意义，故称之为古湘学。
屈、贾各自以其精妙绝伦的文学作品开启湖南文风，这是毫无疑义的。然而，屈贾诗赋作品中的学术内核，以后后世之儒特别是湘学代表人物对其蔚然成风的探索则不大容易引起注意。如屈原《天问》对天地、自然、社会、历史提出了一系列充满怀疑与求索精神的质问，后来王船山《楚辞通释》，再后来许多湘籍学人就对此作了深入而充分的学术探讨。
魏晋六朝时期的古湘学主要表现在史地学方面，史地学著作成批涌现，史地学学者亦辉耀史册，这是秦汉时代湖南学术界尚未有过的现象。
邓粲著有《晋纪》十一卷记述西晋历史，《元明纪》十卷记载王敦叛乱、败亡以及长沙之战等史事，他还著有《晋阳秋》三十二卷。这三种著作都见于《隋书·经籍志》，可惜在隋唐后即已佚散。此外，还有晋张方撰《楚国先贤传赞》十二卷，晋刘彧撰《长沙耆旧传赞》三卷，三国吴张胜撰《桂阳先贤画赞》一卷等等，这些著作除片断散见于《三国志》裴松之注中，都已失传。
此外，这段时期还有一批有关湖南地理的著述，著者或为湘人，或为外籍人士，或籍贯不详，或佚名，较著者有罗含《湘中记》、徐灵期《南岳记》、杨元凤《桂阳记》、郭仲产《湘州记》等。
及至唐代，柳宗元、刘禹锡相继流寓湖南，两人都在湘山楚水之间生活达十年之久。柳宗元远绍屈原《天问》撰写《天对》，宣扬“天人不相预”的天道观。刘禹锡诵读了友人之作后，特地写了《天论》，亦认为天道和人道是有区别的，更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思想，带有突出的理性主义理论特征。对此，朱汉民认为：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唐宋转型”以来，在湖南从事学术研究与传播并产生了重大影响者，就要从胡、张的湖湘学上溯至北宋的周濂溪，并由周濂溪上溯至晚唐的柳宗元。柳宗元——周敦颐——胡、张构成的湖湘学术脉络，能够展现唐中叶以来中国学术文化演变发展的基本进程与发展脉络，即晚唐的儒学复兴（柳宗元）、北宋的新儒学奠基（周敦颐）、南宋的新儒学集大成者（胡宏、张栻）。
此外，唐代的类书，湖南作者已大放异彩。寓居潭州的朱遵度曾辑《群书丽藻》共一千卷，可惜已佚。长沙欧阳询编修的《艺文类聚》一百卷，百余万言，保存了隋唐以前许多珍贵的文献资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整理、校勘、辑佚古籍，均具有重要价值。
2．湘学的肇始期——濂学开山，二程传承
北宋时期的周敦颐为“湘学”的起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所开创的濂溪学是湘学的重要思想渊源。
周敦颐是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出身于仕宦之家，十五岁时因父亲去世离开湖南。二十岁入仕，宦迹各地，曾任职于湖南郴县、桂阳、永州和邵州等。
他的早期著作《太极图说》依据阴阳哲学的原理，立足儒家的价值理想，提出了一个与佛学相抗衡的宇宙生成论，即由“无极”而“太极”而“阴阳五行”，以至“万物化生”的宇宙论哲学，并完整地论述了德性的完善过程，为日渐式微的儒学创建了新的阐释构架及宇宙论体系，正好契合朱熹等人自觉承担复兴和发展儒学的历史使命的理论需求。其晚期著作《通书》结合《中庸》论“诚”的思想，提出以“诚”为核心的道德理论体系，奠定了理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心性论，是宋明理学修身论的重要基础。
周敦颐的学术思想在当时并不为人们所推崇，其学术地位也远没有后世学者评价的那么高。虽然他的理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但他被视为中国理学的开山之祖，首功之臣是他的学生程颢、程颐兄弟。
程颢、程颐是河南洛阳人。其父程珦钦佩周敦颐的人品和才学，令“二程”拜他为师。两人成为北宋有名的哲学家、教育家，被后人尊奉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他们将周敦颐的著作编定成书加以传扬，理学大师朱熹将周敦颐看作理学的开山之祖。宋代理学在中国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达七百余年，并成为湘学的主流。
所以，湘学的兴起与宋代理学的兴起是同步的，它反映了宋代重建儒学传统的大背景，同时也是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一种表现。王闿运所言“吾道南来，原系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见周渊龙、莫道迟《王闿运楹联辑注》）虽然有抬高濂溪学地位、力压东南清流的自大成分，但也不无学理依据。从理论和学派传承的角度看，周敦颐的学说对“二程”产生了深刻影响；杨时、谢良佐为“二程”高弟，经此二人传承而形成的朱子学派和湖湘学派是南宋理学的两大主要学派，它们同出一源，在传承过程中相互融会；胡安国与杨时等程门弟子有广泛的学术交往，胡宏曾师事杨时和程门另一弟子侯师圣，朱熹也有得于谢良佐。可见，“二程”洛学南传而形成的两派都是通过程氏弟子或再传、三传弟子传承的，而这一切的总源头则是周敦颐创立的濂溪学，周敦颐是当之无愧的理学开山之祖。
尽管周敦颐学术思想的形成大多不在湖南地区，但他为“湘学”鼻祖，却是学术界公认的。南宋理学家真德秀在《劝学文》中说：“窃惟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盖前则有濂溪先生周元公生于舂陵，以其心悟独得之学，著为《通书》、《太极图》，昭示来世，上承孔孟之统，下启河洛之传。”（《真西山文集》卷四十）近世李肖聃的《湘学略》、杨东莼的《中国学术史》亦持此论。
客观地说，湖南曾被称为“风化陵夷，习俗暴恶”之地，湖南的文化和教育在宋代以前非常落后，很少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周敦颐以后，湖南一跃而为“理学之邦”。
3．湘学的形成期——二胡奠基，张栻传扬
南宋时期，湖南形成了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理学学派——湖湘学（又称湖湘学派、湖南一派），使湖南有资格被称为“理学重镇”而扬名全国，也标志着湘学的真正形成。同时，一些学者纷纷到湖南讲学，如谢良佐高弟康渊流寓巴陵，朱熹两次到岳麓书院，陆九龄奔赴邵州，真德秀、魏了翁往来潭州、靖州，对湖南地区形成理学型的湘学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湖湘学的代表人物是胡安国、胡宏、胡寅、张栻、胡大时、吴猎等，虽然他们大多不是湖南人，但他们主要的学术、教育活动均在湖南。当然，也有一些生于湖南、长于湖南的本土学者。他们组成了湖南学术史上第一个由有名望、有成就的学者组成的学术群体，大力推崇理学，经世务实，躬行践履，不流于空疏，却又显得有些保守。
胡安国是建州崇安（今属福建）人。年轻时入太学，接受“二程”学说。曾授太学博士衔，提举湖南路学事。晚年隐居湘潭碧泉，结庐讲学。有《春秋传》、《时政论》、《治国论》等。《春秋传》不拘于章句训诂，突出“尊王”的政治理论和“攘夷”的民族精神，与以复兴儒学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正相吻合，奠定了将心性之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起来的“湘派”学风，成为元明两朝科举考试的必考之书，为理学的发扬光大做出了重要贡献。
胡宏是胡安国之季子，从其父研习儒学，与其兄师从杨时、侯仲良学习“二程”理学。一生谢绝为官，与父亲创办并主持碧泉书院，到各地讲学。有《知言》、《皇王大纪》和《五峰集》。他提出“性本论”，主张性体心用，反对以善恶论性，强调人欲和天理不可分离，其心性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影响深远。
张栻是四川绵竹人。其父张浚为南宋名相，他奉父命至碧泉书院拜胡宏为师。官至吏部侍郎。曾在长沙创办城南书院，主持岳麓书院。有《易说》、《癸巳论语解》、《孟子详说》、《奏议》等。他继承和发展“二程”学说，认为“理”是世界的本原，应寡欲、无欲才能去恶从善、常存天理，反对空言，强调行至言随。对孟子的性善论、周敦颐的主静说均有所发挥。他主持岳麓书院时，曾邀朱熹前来讲学，开千年立坛会讲之先河，树立了自由宣讲、互相讨论、求同存异的治学典范，使岳麓书院名扬天下，推进了理学的发展，造就了湘学的兴盛。
这一时期湖南还建立了以书院为中心的学术、教育基地，如胡氏父子创建碧泉书院、文定书堂、道山书院，张栻以岳麓书院、城南书院为研究和传播理学的基地，张栻弟子创建、主持湘乡涟滨书院、湘潭主一书院、衡山南岳书院等。这一庞大的书院群成为湖南理学的学术中心和教育中心，并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人才辈出的盛况是当时许多地区都难以望其项背的。黄宗羲评价说：“湖南一派，当时为最盛。”（《宋元学案·南轩学案》）湘学的学术思想、学风特色通过书院办学积淀和传承下来，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区域学风，极大地促进了湘学的发展，并对湖南士人的文化自信、学术传承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正所谓“谁谓潇湘，兹为洙泗；谁谓荆蛮，兹为邹鲁”（王禹偁《潭州岳麓山书院记》）、“使里人有必葺之志，学者将无落之心”（王禹偁《小畜集》卷十七）。
4．湘学的缓滞期——船山蛰伏，湘学沉寂
自元朝建立至明朝灭亡，“湘学”处于沉寂状态。事实上，湘学的式微始于南宋末年。张栻之后，胡宏之季子胡大时继任湖南的学术领袖，他在思想、学术方面少有创新，湘学的发展呈现出松散的状态，兼之很少开展具有规模的学术活动，因此作为学派，它已名不副实，但其影响仍很深远。如岳麓书院、碧泉书院和文定书堂虽然没有杰出的学者主持，但诸生的向学之风已然形成，他们坚持修养身心，并将这种修养与捍守国家主权和保卫民族文化尊严联系起来，在南宋面临被元军覆灭的危险情势下，学子们纷纷投笔从戎。元兵攻陷长沙时，数百岳麓学子随李芾战死就是生动的说明。
元明两代没有产生形成期那样的学者群体，湘学逐渐走向衰微。一直到明末清初，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夫之继承南宋湖湘学的学术传统，建立了一个思想内容博大精深的学术体系，湘学才有卷土重来之势。
王夫之是湖南衡阳人。出身于小地主家庭，自幼聪颖好学，经史、诗文、声韵之学无不涉猎，尤其注重实学。他二十岁游学岳麓书院，明亡后曾积极参加抗清斗争，三十三岁后隐居衡阳石船山下，专心学术研究。其著述达百余种，四百多卷。代表作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诗广传》等。
他对理气、道器、心性、理欲、知行等传统的哲学范畴作了细致而透辟的论证，成为理学的总结者。他把学习宋代性理哲学和经世致用结合起来，为现实社会提供了“实用”的理论武器。此外，他肯定世界的物质存在性，认为世界的起源是实有而非虚无的。对于政治制度的认识，他坚持与时俱进，反对复古，主张根据时代的需要立论。在经学方面，他博采汉学宋学之长，摒弃门户之见，坚持是非之辩。在文学方面，他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及现实性，认为文学创作应突出个性和特色。
他在中国学术史特别是哲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他的学说是近代启蒙思想运动的重要思想来源，对近代湖湘文化影响甚巨，对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产生过直接影响。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说：“船山则理法甚深，持论甚卓，不徒近三百年所未有，即列之宋明诸儒，其博大恢宏，幽微警警，该无多让。”
遗憾的是，他的思想并未在当世得到张扬，却似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潜藏于深山暮霭之中，一旦重见天光，必然放射出夺目的光华。如谭嗣同所言：“万物招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论六艺绝句》）将王夫之的思想视为预示“万物招苏，天将破晓”的第一声春雷。
清中叶以后，湖南学人提倡经世实学，主张消除社会弊端，改良社会现状，形成了一个专务经世之学的重要派别——湖湘经世学派。陶澍以其权位和名望，成为嘉道年间这一学派的领袖。
陶澍是湖南安化人。官至两江总督，是当时权位最高、最受朝廷倚重的湘籍名臣。有《奏疏》、《印心石屋诗文集》、《蠋 日记》等。他尊崇湖湘学的经世致用思想，一生为官、治学均以经世致用为本。他拔擢和带动了魏源、贺长龄、汤鹏、邓显鹤等一大批湖湘弟子和曾国藩、郭嵩焘、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等“同治中兴”名臣，对晚清湖湘学的兴盛和湖南人才的崛起产生了重大影响。
5．湘学的复兴期——湘皋导引，魏源躬行
鸦片战争前后，湖南出现了一个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人才群体，包括贺长龄、贺熙龄、魏源、邓显鹤、邹汉勋、严如煜等，学术上称为“经学主变派”。他们最早接受和宣传王夫之的学术思想，重经世，讲躬行，以追求“朴”、“实”的学风横扫理学的虚矫、汉学考据的琐碎、文章辞藻的浮华；他们的许多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敬天、法古、重农抑商发展到顺人、通今、本末并重，从拒“夷”发展到师“夷”以制“夷”。在他们的努力下，“湘学”呈现出复兴的态势。
在这个群体中，邓显鹤最早意识到王夫之思想的巨大价值。他是湖南新化人，曾任宁乡训导。工诗文，一生旁搜远揽，致力于湖南文献的编著。有《船山遗书》、《周子全书》、《资江耆旧集》、《楚宝增辑考异》等千余卷。他的编著和他所倡导的忠义气节，影响了近代诸多历史名人，如魏源、曾国藩、谭嗣同等，梁启超称誉他是“湘学复兴导师”。客观上，他对重塑湖南学人的精神人格起到了重要作用。
王夫之的著述和思想从产生到大行于世，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冷落湮没时期，直到近代，才奇迹般地受到世人重视，其间一个重要的转机，就是邓显鹤慧眼识珠，多方征求船山遗著，整理刊布了《船山遗书》。王夫之的著作录于《四库全书》仅六种，存目二种。至道光中叶，其遗书绝大部分没有刊刻，少数已刊出的也由于稀少，为人们所罕见。邓显鹤最早意识到王夫之著作的巨大价值，共刊布《船山遗书》十八种，一百五十卷，并编撰出第一份完整的《船山遗书目录》，使王夫之的思想成为风行全国的“显学”，光炳中华，泽被后代。
在这个群体中，魏源影响最大。他是湖南隆回人，五十一岁才进士及第。长期充当地方督抚的幕僚，道光七年（1827）入陶澍幕，经世才干得到发挥，成为海运、河工、盐政、币制改革的专家。因屡遭排斥，隐居著述，客死异乡。有《圣武记》、《海国图志》、《皇朝经世文编》等六百余卷。
他继承和发扬湘学重躬行的学风，反对离行之知。他的知行学说摆脱了纯伦理性色彩，包含着认识论的普遍意义。他尤其强调“变”，认为历史是进化的，应做到称古而不泥于古，与时俱进；但“变”的标准要遵循利民、便民的原则，否则就无需变革。
他的伟大之处在于让学问的研究成为社会改革的借鉴，即所谓经世致用。因而，在政治上，他提倡改革弊政，富国强兵。针对鸦片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即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此抵抗外来侵略。他为此提出了改革吏治、开通言路、吸收外资、振兴工业、提拔人才、开启民智、严禁鸦片和增强国防等一系列救世治国之道。在中国历史大转变的时代，他的这些进步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至今仍给人深刻的启迪。而作为中国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他加快了当时中国复苏的步伐，成为引领中国走向复兴的指路人。
6．湘学的繁盛期——名家毕集，群贤会聚
中国近代出现了一大批湘学名家和人才群体，前者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王闿运、王先谦、张百熙、皮锡瑞、易顺鼎、叶德辉、杨昌济等为代表，后者主要有湘军集团、时务学堂和湖南史学家群体。此时名家层出不穷地涌现，群贤的影响力整体性地发挥出来，湘学发展到极盛阶段。
这些湘学名家大都强调实学与实用，范围涉及兴办书院、吏治、河工、海运、盐政和治军等。因此，这一时期“湘学”发展的最主要特点是吸取事功学派之长，通经学古而致诸用。湘学把经世之学与讲求大本大原的天道性命之学结合起来，内圣与外王并重，讲求经世致用的突出特征得到发扬光大。
其中，湘军集团的核心人物曾国藩影响颇大。他是湖南湘乡人。二十八岁入仕，官至刑部、吏部侍郎。因组建湘军，大败太平军，加太子太保，封一等毅勇侯。后任直隶、两江总督等要职。谥文正。有诗文集、《经史百家杂钞》等一百八十五卷；主持刊刻《船山遗书》三百二十卷。
他是正统理学的传人，于朱熹受益颇多。倡导仁爱信恕的道德观念，标榜忠孝至上的人伦价值，恪守淡泊勤俭的立身准则，被视为中国传统人格的典范人物。同时，他讲求经世济时之道，以理学治国平天下。他注重从《船山遗书》中吸取思想资源，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发起洋务运动，创办军事工厂，制造军舰和轮船，设立翻译馆，创建机械学校，选派学生赴美留学，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人才群体的崛起。在对湘学核心内容的发挥上，他虽然缺乏胡宏批判旧儒的理论勇气和船山对华夏民族前途的忧虑，却更多地体现了张栻那种忠君报国的精神，其人格力量极具感召力，影响也非常深远。中国现代两位领袖人物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明确表示，平生服膺之人就是“曾文正”。
时务学堂是这一时期另一个著名的人才群体。它是1897年在长沙创办的一所新式学校，被视为近代维新派人才的摇篮。它的发起人谭嗣同，赞助者陈宝箴、黄遵宪、江标，提调（校长）熊希龄，中文总教习梁启超，中文分教习欧榘甲、韩文举、叶觉迈、唐才常，以及学生蔡锷等，都是当时维新变法的重量级人物。从政治立场上看，这个群体和湘军集团是截然相反的，前者要维护封建主义的政治秩序，后者则要重建和改造这一秩序。但是，由于共同的区域文化背景，它们又表现出一些相同的文化特征，如推崇实学、崇尚经世致用、尊崇理学的文化传统等。虽然维新人士在实学中也增加了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内容，接受和宣传进化论与平等民主的思想，但仍然表现出对儒家政治伦理的尊崇，并自觉接受理学的哲学形式的影响。不过，如果没有强烈的经世致用观和浓厚的政治意识，是不可能出现近代史上著名的时务学堂人才群体的。
谭嗣同是时务学堂中杰出的维新志士的代表人物。他是湖南浏阳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光绪帝宣布变法，他奉命进京，授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变法失败后，他英勇就义。他撰写哲学著作《仁学》的目的是寻找挽救国家民族危亡之道。他认为“仁”是万物之源，“以通为第一义”，具有不生不灭的特点。这意味着“仁”可以破名教、破生死、破亲疏，体现出具有平等、博爱和自由色彩的内涵。实际上，他是在对传统观念进行新的阐释，试图用民主对抗专制主义和三纲五常，以科学冲击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俗学。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用自己年轻的生命挑战顽固的守旧势力，这正是践行经世致用的最好明证。
要之，湘学是一种极富特色的地域学术思想，从它经历的六个发展阶段可以看出，它不仅在中国传统思想史上有很大的贡献，而且对中国近现代社会革命和发展也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四、湘学的思想文化来源及特点
大致而言，湘学的特点是因其思想文化来源而决定、制约的；而湘学的思想文化来源又因历史时期的不同，而主要呈现为道家文化系统和儒家文化系统。这两个文化系统中，对于湘学而言，儒家文化系统是主要的。以下我们将就这两个文化系统进行考察。
儒家文化系统。因为两汉时期儒学虽然鼎盛，但是两汉儒学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国家意识形态，是一种统一的儒学，所以这一文化系统在唐宋以前的湖南地区，基本上找不到明显而又突出的代表人物，当然并不能说其影响就不存在。直至北宋，中国出现了儒学地域化这样一个重要的学术史现象，亦即儒学演变为一个个具有地方特色、历史传承的地域学派。在这样儒学地域化及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湘学应运崛起。于是，周敦颐具有浓郁儒道思想合流之濂溪学派的兴起，南宋时期湖湘学派的兴起，以及朱（熹）、张（栻）会讲于长沙岳麓书院，湖南才在传统主流文化中争得了有影响的一席之地，赢得了“荆蛮邹鲁”、“潇湘洙泗”的美誉。南宋后期的“理学名臣”真德秀《劝学文》对此礼赞曰：
窃惟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盖前则有濂溪先生周元公，生于舂陵，以其心悟独得之学，著为《通书》、《太极图》，昭示来世，上承孔孟之统，下启河洛之传。中则有胡文定公，以所闻于程氏者，设教衡岳之下，其所为《春秋传》专以息邪说、距波行、扶皇极、正人心为本。自熙宁以后，此学废绝，公一出书，大义复明。其子致堂、五峰二先生，又以得于家庭者，进则施诸用，退则淑其徒，所著《论语详说》、《读史》、《知言》等书，皆有益于后学。近则有南轩先生张宣公寓于兹土，晦庵先生朱文公又尝临镇焉。二先生之学源流实出于一，而其所以发明究极者，又皆集诸老之大成，理义之秘，至是无复馀蕴。此邦之士，登门墙承馨欬者甚众，故人材辈出，有非它郡国所可及。（《真西山文集》卷四十）
这段文字表明真德秀时已经承认湘学的传承系统。这一文化系统从宋代迄明、清一脉相传进而影响到近现代。该文化系统的精神特质是，有着大一统的国家观、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深厚的忧患意识等。
道家文化系统。道家文化的发源地是包括湖南在内的荆楚地区。湖南在周代为荆州南境，春秋战国时期属楚国。在当时，“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绕颍泗，西包西蜀，东裹郯邳”。（《淮南子·兵略训》）楚文化的覆盖面远远超过了现今的湖南大地。在如此强大的文化支持下，楚国有其不同于中原各国的典籍。《孟子》曾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也。”《梼杌》是楚国的史书，久已失传。又《左传》中谈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些书大概是记载楚国史迹、民间风俗及地理知识的典籍，也已失传。据史籍记载，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初级阶段即有所谓北学和南学。《中庸》有段话是很好的说明：“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此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联系到《庄子·天运篇》所载老子对孔子说“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隐以南方之贤者自居，即可知儒、道实源于南、北学。前已叙及，马王堆汉墓曾出土《易经》、《老子》等二十余种著作，说明南学著作汉以前曾流行于湖南。
楚文化以后，自秦汉至唐代，湖南的文化形态应是湘楚文化，楚文化与湘楚文化的哲学支撑应是“南方之强”的黄老之学。湘楚大地的道家思想和中原的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上，足以比美，相与为用。大抵儒家尚实际，道家尚虚无；儒家重现实，道家重幻想；儒家主理性，道家主意象；儒家赞人工，道家赞自然。道家文化的精神特质是彻底地追求精神自由，有着浓郁的诗性特征。这种思想特征的影响直至近现代。近代有些有识之士为了改造社会，为了践行维新或革命的理想，如谭嗣同等人慷慨赴死，甚至为了唤醒世人，如陈天华、杨毓麟等人不惜蹈海自杀。湖南具有这样难以为常人所理解之“轻生”行为的人较之其他地区为多，既可以追溯到先秦的屈原，也与道家哲学彻底地追求精神自由的思想气质密切相关。
湘学当然是宏大的源远流长的中华学术的一个分支，然而，结合地域而论，结合学术发展史而论，它又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曰“独立之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湖南先民的血性遗传。湖南开发较中原为晚，先民们的早期生活条件十分恶劣，所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楚人祖先艰辛创业的情景可以想见。荆楚人并不在乎别人称其为“蛮夷”，反而宣称“我蛮夷也”，表示了对中原王朝的蔑视，显示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独立精神。《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楚庄王率重兵逼近周天子都城洛邑，“观兵于周疆”。周定王惶恐不安，派大夫王孙满劳军。楚庄王接见王孙满时，竟然情不自禁地问起代表帝王权力的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被楚庄王的权力欲和叛逆性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楚人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独立精神在湖南这块热土上代代传承，经历数千年的漫长岁月而不息，逐渐形成三湘四水的士风民习，逐渐凝练成为一种独立不羁、无所依傍的文化精神；折射于学术，则为“独立之根性”。周敦颐、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王闿运等等，他们的行事、性格中无不深深浸染着这种“独立之根性”。
湘学的这一特点是辛亥志士杨毓麟考察湖南学术发展史而总结、揭示的。杨毓麟说湖南学术“其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外”。如周敦颐“师心独往，以一人之意识经纬成一学说，遂为两宋道学不祧之祖”，王夫之“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退宋儒，自立宗主”，郭嵩焘“谈海外政艺时措之宜，能发人之所未见，冒不韪而勿惜”，“至于直接船山之精神者，尤莫如谭嗣同，无所依傍，浩然独往，不知宇宙之圻埒，何论世法！其爱同胞而惎仇虐，时时迸发于脑筋而不能自已。是何也？曰：独立之根性使然也”
。我们认为，杨毓麟的概括切中肯綮，“独立之根性”的确是湘学自立于千百年来学术之林的根本特性。
二曰勇于为国献身。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虽不是出生在湖南，但彼时湖南属于楚国的南部疆土，屈原许多忧民爱国的诗篇创作于湖南，他以身殉国的壮举完成于湖南，他的思想和行为对以后湖南士风学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随着南宋时期湖湘学的创立及其传播，屈贾的爱国主义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胡安国在向宋钦宗所上的《时政论》中就坚决主张抗金收复失地。其子胡宏在上宋高宗书中对朝廷步步退让痛切陈词。胡宏的弟子张栻曾亲身参与其父张浚北伐。南宋末年，元军南侵，在湖南安抚使李芾的率领下，长沙军民包括潭州书院、湘西书院、岳麓书院的数百学生义无反顾地投入守城战斗，最后矢尽粮绝，壮烈殉国。在明末的抗清斗争之中，岳麓书院山长吴道行痛感无力回天，最终绝食死于岳麓山。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则毅然于衡山举义兵抗清，失败后又埋首著述，终生不做清王朝统治下的臣民。
进入近代，随着西方列强侵入中国，民族矛盾急剧上升，湖南士人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焕发出了一种百折不挠和勇于献身的奋斗精神。如戊戌政变时，谭嗣同本可逃过劫难，但却甘愿受死，慨然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以自己的鲜血唤起民族的觉醒，表现了大义凛然的爱国主义情操。在近代，为了警醒国人，湖南就先后有五位蹈海投江的烈士。1905年底，为抗议日本政府颁布《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陈天华在东京大森湾投海自杀；1906年5月，为抗议中国公学遭清廷种种钳制，姚宏业在上海蹈黄浦江而亡；1915年，为抗议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彭超投湘自尽；1911年夏，有感于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杨毓麟愤而投英国利物浦大西洋海湾殉国；1921年端午节，为了抗议北洋军阀专权，易白沙在广东江门投海自杀。
必须指出，湘学的爱国主义在古代是一种狭义的民族主义。所谓狭义是说它是站在汉民族的立场上，反对任何异民族的入侵。到了清末民初，湘学的爱国主义不再是狭义的而是一种广义的民族主义亦即真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了。
三曰经世致用。所谓经世致用，实则体用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以经邦济世，这是中国儒家的一种优良作风，也是湘学的突出特征。如胡安国治《春秋》数十年，其目的是“康济时艰”；胡宏继承其家风，主张从事学术的目的是“明体”以致用。稍后的张栻更是把“传道以济斯民”作为宗旨贯穿于岳麓书院的整个教学活动中。在这种作风的影响下，湘学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如吴猎、赵方、彭龟年、游九言、游九功等，都是具有实干精神、经邦济世的人物。
南宋以后，湘学的经世致用得到进一步发展。如清中叶乾嘉时代考据学盛行，学者们好钻故纸，不预现实；湖南的汉学家虽也讲考据，但他们却能自觉将经史考据与通晓时务结合起来。如王文清治汉学，不囿于训诂，而是兼及兵、农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实学。又如陶澍不仅是一位推行政治经济改革的名臣，也是一位倡导经世致用的大学者，他与魏源、贺长龄等人一起身体力行，不仅在盐政、河政、漕运的改革方面有很大的成绩，还形成了一个影响很大的经世学派，对后来的湘学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再如曾国藩在桐城派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的基础上，加上“经济”二字，在理论上将经世致用的主张提高了一步。
在这种经世致用学风的熏陶下，近代以降湖南还产生了一大批干才，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学、学术等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为世人所称道。
四曰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按“实事求是”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唐人颜师古解释为“务得事实，每求其真也”。湖南学人在这方面深得会心，在岳麓书院讲堂的上方就悬挂着一块“实事求是”的匾额。周敦颐《通书》阐述了“诚”的思想，他说：“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王船山继承和发展了周氏“诚”的思想。他认为“诚”就是客观存在，“诚者，实有者也”；他还认为“诚”就是忠实于客观事物，即“忘乎己而一于理”。魏源《海国图志》提出“以事实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曾国藩在《复夏弢甫》书中更提出：“夫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朱子即物穷理乎？”左宗棠对实事求是的体会尤为深刻，直到临终他还在遗折中写道：“上下一心，实事求是，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总之，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不仅是湘学的明显特征，而且也成为了湖南学人的哲学观念，并且成为了他们的生活准则。
五曰兼收并蓄、开放创新。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湘学的明显特征还有兼收并蓄、开放创新。北宋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立足儒学而又大量吸收、融合佛教与道教的思维成果，其思想体系从理论构架到范畴、命题，都有着对佛道之学的改造和利用，并能会通诸家而推陈出新。南宋时期，并非湘人的胡宏、张栻等学者以碧泉书院、岳麓书院为基地著书立说授徒讲学，在岳麓书院讲坛上，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学派的学者都能够放言高论，传播其学说。这种状况显示了湘学的博大胸怀。近代以来，以魏源、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湖南学人面对危机四伏的社会局面，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清醒地意识到必须超越传统，积极向西方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实现国家的近代化。这些都是湘学兼收并蓄、开放创新精神特征的最好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