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篇

《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以互相攻驳。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

在本系列丛书的《全本周易导读本》中，已对《周易》的基本知识作了相应的介绍，我们将在这本《全本周易精读本》中对《周易》作更为深入的探讨。按照传统的说法，《周易》成书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演变，“人更三圣（或曰四圣），世历三古”为大众所认可。如此说来，《周易》的发生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参看本书第二章《象数篇》），据考古发掘，人类早在那个时期就开始利用占卜预测吉凶了。那些古老的占卜方式，是原始宗教巫术文化的产物。先民们对占卜结果的记录，逐渐形成了一套符号体系。这套符号体系必然散发着出于卜筮本质的巫术气息。因而，以这套符号体系为基础构建的《周易》，称其为卜筮之书，符合事实。

随着时间长河的向前奔流，历史演进到殷周之际，这套巫味十足的符号体系迎来了新的发展，卦辞、爻辞参入符号系统中，形成了一套依附于符号体系的文字表意系统，并给符号体系赋予了丰富的意义，呈现出符号和象形文字互为参证的表述模式，从而引发了象数思维，逐步形成了通过象数的象征意义来表达思想观念的特点。由于这些观念及某些占断的结论是经由卜筮得来，而卜筮的特点是接受天命神意，所以这种观念与卜筮的结合，构成了以天人关系为核心的天人之学。在这个时期，《周易》依然以卜筮之书的面貌存立于世，但在其文字系统中已经蕴含了丰富的人文思想和价值理念。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卦辞、爻辞，受殷周之际的宗教、政治思想大变革的影响，隐含了“敬天保命，以德配天”的理性因素，只不过由于特定历史时期社会人事的限制，仍然以卜筮之辞的形式呈现。

直到近古时期《易传》形成，《周易》迎来了质的飞跃。《易传》作者发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周易·系辞下传》），于是作“十翼”，使《周易》实现了划时代的转变，从对鬼神崇拜的原始宗教转向哲学理性的人文觉醒。

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周易》之《要》篇，有一段文字记载了孔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子贡联系到平时老师重德轻筮的教诲，对夫子这样的行为表示不解。

孔子回答说：“《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存〕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汉语为：

孔子说：“对于《易》，我是把祝卜功能放在次要位置上，我着重观察其中的德、义。默默地祈求鬼神佐助，而达于蓍策之数；明白了蓍策之数，而达于道德，以此来守仁行义。（如果）隐求鬼神佐助，而不能达到数占，这是巫之筮；达到数占，而不能达到德、义的层面，这是史之筮。对史之筮和巫之筮，我也向往、喜好，但他们运用《易》的旨趣，我是反对的。后人质疑我孔丘的，或许因为《易》吧？我求索《易》中的德、义而已，在学习《易》的筮占方面我与史、巫他们是一样的，但学习《易》最终归向是不同的。君子以修养德行来求得福分，故而很少祭祀；君子以践履仁义来求得吉祥，故而很少卜筮。对于《易》，我们应该把祝巫卜筮行为放在次要位置了吧？”

这段记载是证明孔子赞《易》的重要文献，同时说明了《易经》和《易传》的关系。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在中国古代文化演变的历史背景下，从文化史的角度去理解，《易传》从巫文化和术数文化的土壤中生发出来，又在此基础上超越了原有的文化形态，上升到了理性哲学的层面。巫文化具有神性和非理性的性质；术数文化是在巫文化中分化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继承了巫文化“神鬼敬事”的本质，另一方面它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知识系统，而《易传》是在两者之后产生并实现了本质上的超越，以哲学思想与卜筮巫术相结合的途径，实现了卜筮的哲学化。孔子对《易》的诠释，突破了古代筮占将吉凶祸福寄托于不可知的神秘力量的旧思维，而把重点转向于人自身对于德义的修持。同时，涤除了占筮文化不可把握的非理性因素，使《周易》的思想境界由听命于客观外在进入一个强调主体理性自觉的新层面。同时并不彻底抛弃原有的符号文字系统，而是兼容并包，有序共存，从而形成了《周易》亦巫亦哲、主客兼顾、三才并举的整体大格局。这种兼容的特征，使得《周易》在其几千年的易学发展史中具备了多种性质，它既是卜筮之书，也是哲学之书，更记录了史学内容，还有象数知识系统形成的科学理念，使其性质无法被准确界定。

由于《周易》的多重结构，容纳了不同时期的文化，导致人们对《周易》的解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不同派别彼此促进，相得益彰，体现了易学的丰富性和可诠释空间的无限性，也展示易学不竭的生命力；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又体现了易学的分裂和内耗，杂多的诠译往往使真实和有价值的东西被遮蔽。

由《易经》和《易传》所形成的今本《周易》，在其形成至今的两千多年中，有诸多易学大家产生，易学研究也出现了明显的派别分歧，派别之间互相攻驳，形成了复杂的易学发展史。关于易学的演变，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有一个概略性的描述，即“两派六宗”，是为人们所熟知常用的一种说法，以此为线索，我们将在本篇中对其内容进行梳理和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