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官庄的管理

清代官庄的经营者称为庄头，从一档馆藏的《内务府庄头处呈稿》、《内务府庄头地亩册》等档案中，可看出清初设立官庄时，并无清丈庄园土地数量；雍正和乾隆年间虽实施清丈旗地，官员却未严格执行。另外，这些档案都属清后期，乾隆以前的档案因年代久远、地震、火灾等而遗失。管理官庄的庄头，或有强行不法者；或有偷典地亩者，官庄管理问题层出不穷，以下分节讨论之。

（一）旗地的清丈与档册管理

清初八旗圈地和州县民地的清丈、管理、登录的方式截然不同。在丈量方面，顺治十一年（1654）规定：“凡丈量州县地用步弓，各旗庄屯地用绳。用步弓曰丈，用绳曰圈。”其次，旗地和民地册档的贮藏单位亦有区别。旗地册档分别由内务府、宗人府、八旗都统贮藏，民地的册档系州县衙门贮藏。再次，土地的登录方式，清初州县管辖的地亩尚沿袭明代田土制度，土地登录在鱼鳞图册，有土地形状、大小、方位、纳税等级、数额。民地鳞次栉比，按照图册即可稽查荒熟。然而，旗地并无绘成鱼鳞图册，在八旗衙门所藏的地亩清册中，只有耕种者土地四至、亩数等，每户耕种地亩不相连接，经界也不够清楚。清朝政府之所以重视民地的管理，是因民地必须缴纳田赋，以及买卖时要缴交契税。旗地照理说是赏给八旗官兵的“份地”，并不征收田赋和契税。

因旗地并不是国家税收单位，所以清初并未确实掌握旗地数量。刘守诒认为许多圈地是庄头自行圈占，往往实际圈占的数目多于报官数目。至雍正四年（1726）清查旗地编为旗红册地，旗人的土地仍比官方记载多。例如祥麟等三人共首报滋生地784亩，实为900亩，其家人何天位声称：“从前原系约计，并未绳丈等语。”又如宗室永丹契买苏博贺的地亩系“仅只对佃，并未丈量。”结果是佃户李荣嗣隐匿坟旁地亩18亩。当易州理事厅衙门派员查勘地亩时，李荣嗣央浼地方李享、屯目姜智、社书刘怀德调处，送给差人杨起凤、吴体仁酒饭钱10吊。事发后该乡役人等皆被革役。佃户在隐匿地亩之后，又能够买通地方、乡役隐瞒事实，可见清查地亩并非易事。

当雍正皇帝命令官员清丈旗地，官员却汲汲于交差了事，结果出现档册所载的土地段落和实际地亩不符。据壮丁刘琚说，雍正九年（1731）留村等八屯的旗地分成两处，一处十余顷之地即分数百余段；另一处投充地近四十顷有数千段，必须一年半载才能清丈完。因部员碍于限期规定，造册时将八屯的地亩五十顷，分成十九段、四至井然。到乾隆二十一年（1756）内务府园头刘敏偷典地亩，内务府官员再度清查地亩，才发现原来红档册籍与实际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

其次，雍正四年（1726）清丈旗地不久，即在十三年（1735）颁布定例：“各省丈量田亩及抑勒首报垦田之事，永行停止。违者，以违制律论。”因不再清丈田土，所以旗地庄头所开垦官庄周围的地亩称为余地；或保留养赡地，或报水淹等便不列入旗地的范围；若有土地报升科，则改在州县纳税。当时民人带地投充之外，也常私自保留部分土地，向州县缴税完粮。或有民人置买旗地，再向州县完粮。这些问题在查抄官员家产时，即出现庄头所申报地亩和清丈数量不符的情况。例如乾隆五十余年承安被抄家，他家庄头有带地投充者，其承种地亩虽有纳粮红册可凭，但实际领地所缴纳地租还是偏低的。据庄头袁发供称：“小的曾祖袁自端投到明府（承安的祖先系康熙朝内阁大学士明珠）家下当庄头时，在明府报过闲荒二十二顷二十亩，原系约数报的并未丈量。至雍正四年经管清丈时，只丈出地一千一百八十三亩九分入册纳粮，在主子跟前交租银三十三两三钱，现有纳粮红册印领可凭。再庄头袁魁名下有承种王五名下纳粮红册地七百六十亩一分，每年交主子租银二十四两。当初王五在明府亦报过荒地十五顷七十二亩。小的二名从前在明府所报地数，本来与纳粮红册地数不能相符。”此案中袁发提及他所承种的土地约略报了22顷余，王五报过荒地为15顷余，都比雍正四年清丈的数量少。从他们缴纳的地租来看，每亩地所缴纳的地租不到一钱银，系采报荒的方式，以减轻地租。

另外，清丈旗地所应包含的地目往往也不一致。在内务府所属的庄头以及投充人共四五百人，自顺治朝以来土地档册只记载土地数目，不包括场、园、房屋等。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丈以后，红档开载地亩、村落，并无土地四至。至乾隆三十年（1765）才规定官庄内应包括场、园、房屋等，但官庄之外的场、园等仍属民业。换句话说，内务府的庄头或者壮丁可以同时拥有官产和民业，如果他们有意移丘换段、变更地目，官员亦无从清查。乾隆四十八年（1783）肃亲王府清查庄头黄廷扬经管王府地亩，据册籍载统共3,457.4亩，实际清丈共得地3,482亩零。黄廷扬说：“县里用绳丈盈缩不均，又连坟、坑、道路一并查丈在内，所以不符。”到底坟茔道路是否应该列入旗地范围，仍值得讨论。

因为旗地清丈不确实，以致于乾隆年间官员不知如何清查旗地典卖的数量，御史赫泰提出：“如系国初以来，即在民人名下交纳钱粮者，方系民地。从前并无红串，忽于康熙年间，托故起有红串，而其地亩段又与部册仿佛者，即系隐瞒之旗地无疑矣。”赫泰认为州县衙门掌管的民地资料比较确实，若该民地的钱粮税单（红串）起于顺治朝，应毋庸置疑；若是源于康熙朝，则必须核对该地段落与户部旗地册档相符否，以便了解它是不是被隐瞒的旗地。

清人管理旗地册档亦呈现漏洞，在乾隆年间官员奏报查档时，提到册档遗失、残缺等问题。乾隆五年（1740）赵国政奏称：“八旗官兵地亩典卖与民间者不可胜数，不但在官之册档残缺莫稽，即领地之本家辗转售卖，亦不能记忆。盖以彼时圈给之后，即为己业，或弃、或留，各任其便，该官员从不过问之所致也。”旗人本身辗转典卖土地，已典之地原本可以回赎，却又不能记忆；官员则对旗地的典卖不过问，以致旗地典卖者不可胜数。

一般汉人办理房产买卖以印契为凭，但是旗人的圈地却无印契为凭，是以旧存之老档为凭。在乾隆年间常有官员抱怨，旧存之老档常因年代久远、地震、火灾等因素，无从查对。例如乾隆八年（1743）户部咨称：“康熙年份档案，于雍正八年，地震霉烂不全，无凭查覆，移咨直督查报。”又乾隆二十八年（1763）镶黄旗满洲都统咨称：“康熙年间之案，年份久远，无凭可查，而旗下所存册档已于乾隆十六年被火焚毁，实难检查。”乾隆五十四年（1789）管领七十三呈称：“本管领下老圈地册因雍正年间失火，无凭可查讯。”乾隆年间起有大量旗地改为州县征租，地方衙门亦发生相同问题，嘉庆十六年（1811）宣化知县详称：“卑县所存档卷，因历年夏雨连绵，科房渗漏霉烂无存。”这些天灾及人为疏失皆造成旗地册档遗失的问题。

（二）庄头

雍正年间，除了清丈旗地之外，亦整饬有地方豪强之称的庄头。雍正元年（1723）直隶巡抚李维钧奏，直隶内庄头以及大户有势力者，皆强横不法，流毒肆虐，人人侧目。有索保住田连阡陌，所招佃户俱系山西并西山里人，一呼千诺，供其驱使，出入骡马成群，路人为之耸观。索保住父子与房山县庄头六哥（李甡）至戚交好，更密为犄角，朋比作奸，开印子铺重息殃民等等。又宝坻县庄头焦国栋、焦国璧兄弟，田土千余顷，当铺店房各处开张；还隐瞒以壮丁女子为妾，打死壮丁常柱等等不法行为，都遭抄家处分，其家人拨发山海关外为壮丁名下当壮丁。另有金复辉恃强殴官、任文泽私典陵寝祭田，肆行为匪，藐法滋事。庄头李大权诱娶有夫妇女，窝藏在家，恣行奸占。这些庄头承管的地亩有田连阡陌者，佃户、奴仆数百人供他驱使，为地方上豪强。庄头获罪的理由与他个人不良素行有关，但同时在雍正皇帝统治期间被斥革，使其他人能闻风收敛、敬业守法。雍正皇帝整顿内务府的庄头制度，与他实施摊丁入地、耗羡归公等财政改革相一致，同时提升皇室和国家财政两者的税收。

首先，雍正年间鼓励壮丁首告庄头隐匿地亩，据查确实之后，赏给壮丁地亩，并安放首告的壮丁为庄头。雍正七年（1729）有壮丁余汝器等七人，至京城首告庄头隐匿地亩，官员查勘地亩时，七人指引方向，搜寻山谷僻壤，一段一亩，毫无遗漏，共查出庄头余地73,100余晌（一晌等于六亩地）。上谕：“将余汝器等七名壮丁每人赏给六百八十晌四亩，安放四等庄头。”此事之前，亦有苏启泰等9名壮丁首告庄头隐匿地亩，安放为四等庄头。可见雍正以利诱壮丁首告，清查庄头多余庄地的办法甚为有效。从刘守诒的研究论文可以了解，清代纳银庄的投充庄头不但缴纳银两较少，而且还隐匿许多既无钱粮、又无赋税的养赡地。例如乾隆四年（1739）查出投充人李曰瑚名下隐匿地1,146亩。不但投充者隐匿地亩，连粮庄的庄头私自开垦的余地，亦隐匿地租。

乾隆年间查勘庄地的办法是将庄头多余的庄地，另补放庄头，剩余不足编庄地，改由地方官征租。例如舒成栋在雍正二年（1724）补放头等庄头，名下圈地共51顷。乾隆二十四年（1759）间舒成栋病故，内务府将他名下的土地分编成三份，由成栋长子舒通、次子舒适安补放为四等庄头，三子舒遂安放半分庄头，其余地六顷余不足编圈，撤交地方官征租。如此一来，造成庄头的利润减少，以致十八世纪末许多庄头被革退后无人顶替的现象。乾隆五十九年（1794）会计司呈报，自五十四年至五十八年（1789—1793）因拖欠钱粮陆续革退庄头73名、园头18名，至五十九年只有18人顶缺，其余都无人情愿顶替。顶替庄头者首先要还清旧庄头的欠债，如果庄头的利润不高，自然没人愿意承担风险。

内务府官庄最初设立时，提供壮丁各种牛只、房屋、斗量、养赡地等。遇到灾荒年份，内务府还得供给庄园壮丁口粮。在长期经营过程中，内务府官员发现不少庄头谎报灾害，图谋免租和领取赈灾口粮。但庄头承领内务府官庄也有许多困难。乾隆三十年（1765）清查直隶通州等庄头、投充共557名，有22人拖欠地租，据杨文浩等供称：“拖欠钱粮因系二十六、七年年岁歉丰，交纳钱粮俱系借贷，上年虽年景丰收，债主等不容拖欠，勒还欠账，以致拖欠本年钱粮。”庄头遇到歉收年份必须借贷缴纳地租，否则拖欠五成以上地租，庄头即遭革退处分。

庄头一方面要承受朝廷限制庄园土地之扩张，另方面又面临官庄人口膨胀的压力。康熙十八年（1679）庄头朱费扬古说：“因我的田多，自耕一百六十晌，供额丁穿衣、领粮而令其耕种之田五十四晌，其余二百余晌租给民人孙猴儿等。”乾隆五十五年（1790），盛京内务府大粮庄头汪永清呈称，他所承领官地13,074亩，而近派亲丁占去养赡地共有4,236亩，并不当纳差徭。以此看来，庄头承领的官地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地给亲丁耕种。当时盛京内务府衙门也发现类似的问题，其所属大粮庄头共有79名，最初安设时各庄亲丁不过十数名至二三十名不等，到乾隆晚期庄头亲丁生齿日繁有至百十余名，占种官地数十日至一二百日者，亲丁并不纳差银，以致庄头拮据。内务府为了解决庄头收租的问题，凡有庄头控诉亲丁不纳地租的案子，便要求亲丁耕种的土地归还庄头。例如乾隆四十二年（1777），银两庄头王二格控告亲丁王祚祥霸种官地，据王二格称，其祖王建之将955亩地，分给二格之叔父王祚起、王祚发等人养赡家口地200亩；又分给王祚祥、王祚兴、王五格三户755亩养赡家口。王祚祥三户抗违不交租，以致王二格不敷当差，因而向内务府呈控。内务府三旗银两庄头处官员认为，王建之私将官地分给亲丁，并无成例，应将王祚祥等三户所种之755亩内，各户仅保留50亩，其余605亩地交王二格收领。另外王祚起等名下地200亩，庄头王二格并无收地，仍着他们承种，每亩交租银三钱。从分给亲丁养赡地亩的办法，可见到十八世纪末亲丁也必须负担地租。

乾隆五年（1740）军机大臣等议定，原佃若并未欠租而庄头土豪无故增租夺种者，审实治罪。嘉庆五年（1800）又议定：“旗人及内府庄头撤地另佃者，实复不少，而赖耕为食之贫民，一旦失其生计，不免游手为匪。实于政治民生均有未协，应请改照旧例禁止增租夺佃，以安贫民。”我们从庄头处的档案中发现各官庄的地亩册，这些地亩册都是咸丰年间以后的，有庄头承领地总数、佃户个别耕地面积、每亩租额等。这些地亩册中，对耕种者一律以“佃户”称呼，没有亲丁、壮丁的区别。十九世纪官庄的耕种劳力是佃户，在这种租佃制度之下，庄头不需要顾虑亲情，给亲丁养赡地，而是依照地亩收租。可见家族势力和中央权力有所抵触的时候，朝廷的利益凌驾在家族的势力之上，家族的亲属关系逐渐疏远。

（三）投充

清初旗人接受汉人投充有两种情况：其一是贫民投充旗下当差，领当差地耕种；其二是富家有地者投充。富家投充的目的，就像大陆学者宋秀元所说的为减轻赋役，或者借势隐占土地。不过，投充势要者其身份由民人转为奴仆，无法自己掌握命运和际遇。运气好的投充者成为旗人家的豪仆，操纵主子家的生计，最后捞足了油水赎身为民；运气坏的投充者可能因主子家里穷困，将他一家子卖与他人。以下就投充者所述的实际遭遇做说明。姚八十在顺治年间投充兴安户下，代管田产，后来子孙赎身为民，还典了主子的地亩。姚成良禀称：“窃身祖姚八十，原系雅图叔祖兴安户下投充，代兴安管理本庄房地。康熙年间故主兴安一契，将地五顷、房一所典与正蓝旗满洲松林佐领下领催福明为业；又一契将地三顷典与正白旗包衣满洲佐领下李杰为业。二家仍交与故伯姚天奇总揽交租。斯时，身祖八十即备价赎身。故主兴安念系投充老人，即将房一所、地四十四亩恩赏带出，以为养赡。后被幼主雅图查知，追回自行取租。”雅图呈报：“祖兴安原圈宝坻县老石头村地八顷六十亩，于康熙四十四年间，将银五百两典与自行赎身家人姚八十是实。”姚八十投在康熙年间赎身，主子兴安恩赏他养赡房地、房屋一所和地44亩，后来他用银500两典了主子家的地亩860亩。这样的投充者应该算是运气相当好的。

杨世芳带地投充后当了庄头，其子孙亦取得主子家的地亩。据杨坤供称：“我祖上杨世芳带地一顷六十八亩投充主儿雅思哈，康熙五十八年典给庄头赵契尧家，价银八十两。雍正元年找银一百两。六年小的老子杨明远向赵家赎出，原契两纸都收到我家来了。此后我主儿不时下屯到我家来，我亦给他几两银子是有的。”杨世芳带地投充雅思哈家，雅思哈将地典给赵契尧，杨明远将土地赎回，地契便藏于杨家。当主子家境没落，反而不时下屯去向杨家要几两银子花用。

另有投充户在主子卖地后，才发现投充者隐匿地亩。例如马有贵呈控主子增租夺佃的案子中，他的供词说：“我祖遗地一顷七十五亩，顺治二年，我祖上带地投充在正白旗满洲人汉达马家为业，旗地仍是我家耕种，每年交银三十一两五钱。至乾隆八年，汉达马之子那清额将地典与旗人张廷弼为业，价银二百四十两，我每年仍是照旧交粮。至乾隆三十七年，汉达马之孙明福将地用银二百两赎出，转卖与镶白旗礼部笔帖式文耀家为业，价银二百四十两，彼时粮银对清言明照旧种地。至三十八年间文耀差子常龄下屯要每亩地增租银二分，我们不肯，在顺天府控告。”实际的情况是那清额在乾隆元年（1736）将马有贵家放出为民，亦给执照。马有贵家原本的土地是458.2亩，因主儿不知此地根底，隐下了300亩地，后来文耀买地后，马有贵怕隐匿地亩的事情败露，所以上京控告文耀增租夺佃。此案经过户部查明结案，文耀契买地175五亩收回耕种，其余283.2亩令明福照数收领。

另有一个案子是那德华结称：“窃身原有祖遗旗地共五顷十一亩，坐落平谷县西鹿角庄左近地方，此地并无契据，只有历年收租地段四至清册可凭。”又称：“国初顺治二年间贾尚寔、贾锐家带地投充在身世祖喀尔哈玛名下为业，迄今百有余年，均系贾尚寔、贾锐二人家承种交租。”乾隆年间贾尚寔、贾锐将此地项地亩私行典卖，并隐种霸地一顷七十亩不交租项，其四至地段均被裁改。自乾隆五十八年（1793）起至道光十一年（1831）均无交纳租项。

比较不幸的投充者是一些依附在庄头名下的，最初没有立下任何租契，庄头要求增租时，他们也无抗拒余地。王维诚的祖上在顺治年间投充许顺名下，每亩给租银三分银，经过八十年后，庄头许成宗要求每亩地增为八九分银。最不幸的情况是投充者被主子卖出。据投充人赵芳供称：“我祖赵兴于顺治二年带投康希佛家，坐落平谷县周村庄地七顷九十五亩、草房一百间。”康熙二十五年（1686）四月康希佛将此地典与正白旗包衣张硕礼，得价银650两，并将赵兴一家男女六口卖给张硕礼，价银80两。乾隆九年（1744）康希佛的儿子康阿岱向张硕礼的儿子张三格赎地，出卖与刘良臣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