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宋明堂歌》五帝歌辞“以数立言”之创制

沈约《宋书·礼志》载：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四月诏“经始明堂”，“六年正月，南郊还，世祖亲奉明堂，祠祀五时之帝，以文皇帝配，是用郑玄议也”[5]，使谢庄（421—466）造明堂歌辞。《宋书·乐志》著录（下附图版）：

宋明堂歌 谢庄造

地纽谧，乾枢回。华盖动，紫微开。旌蔽日，车若云。驾六气，乘絪缊。晔帝京，辉天邑。圣祖降，五灵集。构瑶戺，耸珠帘。汉拂幌，月栖檐。舞缀畅，钟石融。驻飞景，郁行风。懋粢盛，洁牲牷。百礼肃，群司虔。皇德远，大孝昌。贯九幽，洞三光。神之安，解玉銮。景福至，万宇欢。

　　右迎神歌诗。依汉郊祀迎神，三言，四句一转韵。

雍台辨朔，泽宫练辰。洁火夕照，明水朝陈。六瑚贲室，八羽华庭。昭事先圣，怀濡上灵。《肆夏》式敬，升歌发德。永固鸿基，以绥万国。

　　右登歌词。旧四言。

维天为大，维圣祖是则。辰居万宇，缀旒下国。内灵八辅，外光四瀛。蒿宫仰盖，日馆希旌。复殿留景，重檐结风。刮楹接纬，达向承虹。设业设虡，在王庭。肇禋祀，克配乎灵。我将我享，维孟之春。以孝以敬，以立我烝民。

　　右歌太祖文皇帝词。依《周颂》体。

参映夕，驷照晨。灵乘震，司青春。雁将向，桐始蕤。柔风舞，暄光迟。萌动达，万品新。润无际，泽无垠。

　　右歌青帝词。三言，依木数。

龙精初见大火中。朱光北至圭景同。帝位在《离》实司衡。水雨方降木槿荣。庶物盛长咸殷阜。恩覃四溟被九有。

　　右歌赤帝辞。七言，依火数。

履建宅中宇。司绳御四方。裁化遍寒燠。布政周炎凉。景丽条可结。霜明冰可折。凯风扇朱辰。白云流素节。分至乘结晷。启闭集恒度。帝运缉万有。皇灵澄国步。

　　右歌黄帝辞。五言，依土数。

百川如镜天地爽且明。云冲气举德盛在素精[6]。木叶初下洞庭始扬波。夜光彻地翻霜照悬河。庶类收成岁功行欲宁。浃地奉渥罄宇承秋灵。

　　右歌白帝辞。九言，依金数。

岁既晏日方驰。灵乘坎德司规。玄云合晦鸟路。白云繁亘天涯。雷在地时未光。饬国典闭关梁。四节遍万物殿。福九域祚八乡。晨晷促夕漏延。太阴极微阳宣。鹊将巢冰已解。气濡水风动泉。

　　右歌黑帝辞。六言，依水数。

蕴礼容，馀乐度。灵方留，景欲暮。开九重，肃五达。凤参差，龙已秣。云既动，河既梁。万里照，四空香。神之车，归清都。琁庭寂，玉殿虚。睿化凝，孝风炽。顾灵心，结皇思。

　　右送神歌辞。汉郊祀送神，亦三言。

　　右天郊飨神歌。[7]

末句表明此套歌辞也应用于郊祀礼典。此中各篇都有体式说明（引文中着重号为笔者加），这在《宋书·乐志》中很罕见[8]，凸显此套歌辞体式之独特：《迎、送神歌》依汉代郊祀迎、送神歌辞体式，《歌太祖文皇帝词》依《周颂》体，《登歌词》用“旧四言”，都是依循旧制；但祭祀五帝的歌辞却不言依旧制，转称依“水、火、木、金、土”数立言，且在“依金数”名义下运用了前人认为“声度阐诞，不协金石”[9]、“不入歌谣之章”[10]的九言体造作《歌白帝辞》[11]。

中华再造善本宋刻宋元明递修本《宋书》谢庄《宋明堂歌》相关书影（可见青帝词三言、赤帝辞七言、黄帝辞五言、白帝辞九言、黑帝辞六言的文体形态）[12]

对于这种体式创制现象，萧子显《南齐书·乐志》曾展开探讨：

明堂歌辞，祠五帝。汉郊祀歌皆四言，宋孝武使谢庄造辞，庄依五行数，木数用三，火数用七，土数用五，金数用九，水数用六。案《鸿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月令》木数八，火数七，土数五，金数九，水数六……若依《鸿范》木数用三，则应水一火二金四也。若依《月令》金九水六，则应木八火七也。当以《鸿范》一二之数，言不成文，故有取舍，而使两义并违，未详以数立言为何依据也。[13]

从中可见《宋明堂歌》五帝歌辞“以数立言”有如下几个独特之处：

一、汉代祭祀五帝歌辞皆是四言体[14]，谢庄不依旧制，转依五行数立言造作新的歌辞体式。按《周礼》已有“祀五帝”之说[15]，西汉武帝举行过祀五帝礼典，司马相如等所造郊祀歌诗十九章中《帝临》、《青阳》、《朱明》、《西颢》、《玄冥》[16]即汉代祀五帝之辞[17]。东汉以来祭祀五帝礼典继续发展[18]。这些歌辞一直沿用[19]。谢庄对此并不陌生，《宋明堂歌》中《迎神歌诗》、《送神歌辞》的文体即依汉旧制，唯独祭祀五帝歌辞不用旧制，这显然是在体式上有意的新变。

二、谢庄所依五行数与《鸿范》、《月令》之五行数系统不全相合：除《歌黄帝辞》依土数五与《月令》、《鸿范》土数合外，《歌青帝辞》依木数三，与《月令》木数八相违；《歌赤帝辞》依火数七、《歌白帝辞》依金数九、《歌黑帝辞》依水数六，与《鸿范》火二、金四、水一之数相违。

三、萧子显推断谢庄所依五行数是在《鸿范》、《月令》中依违取舍而来：《歌白帝辞》、《歌黑帝辞》取《月令》水六、火七之数。因为《鸿范》水一、火二，立言将成一言句、二言句，“言不成文”，故舍之。但按此逻辑，还存在难以解释之处：从《鸿范》金数四、《月令》金数九看，“依金数”之《歌白帝辞》，有四言体、九言体可选用。按四言体《诗经》常用，汉郊祀五帝歌辞皆用四言，晋代以来更有“雅音之韵，四言为言，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20]的观念；而九言体却是“世希为之”乃至“不见”的陌生文体，且“声度阐诞，不协金石”。无论从《宋明堂歌》这样的“雅音之韵”考虑，还是从“成文”便利考虑，都当以四言为优选。谢庄却弃四言而取九言，在郊祀礼典这样的庄重场合上使用既往认为“不入歌谣之章”的九言体作歌辞，显然是一种特意而大胆的创制。

对此宋代陈旸认为：“凡此率皆傅会五行之数而强合之，岂感物吟志、本于自然之意哉。”[21]明代徐师曾进一步评论道：“按此五词盖仿汉郊祀《青阳》、《朱明》、《西颢》、《玄冥》四歌，而增黄帝以为五也。世俗通称为五郊。汉词皆四言。其依五行数以造词，则自庄始也。梁萧子显曰：‘《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月令》木数八，火数七，土数五，金数九，水数六。蔡邕云：“东方有木三土五，故数八；南方有火二土五，故数七；西方有金四土五，故数九；北方有水一土五，故数六。”又纳音数，一言得土，三言得火，五言得水，七言得金，九言得木。若依《洪范》木数用三，则应水一火二金四也。若依《月令》金九水六，则应木八火七也。当以《鸿范》一二之数，言不成文，故有取舍，而使两义并违，于理无当，未详以数立言为何据也。’用九言之句，尤难措词，盖字数既多，则中间不能不读，而一句实为两句矣。尝读古诗八言，如‘胡瞻尔庭有悬貆兮’，九言如‘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之类，何其浑然成章。而庄六言如‘玄云合晦鸟路’以下诸句，已似三言强合而成。夫诗固有六言，近世自为一体，宜可仿而为之。而庄已不能矣。况九言乎？又《太祖歌》，庄自谓依《周颂》体而作，然《周颂·我将》祀文王，一句五言，一句七言，余皆四言而已。庄词亦无定句。不知何以云依《周颂》而为之也。其后南齐谢朓雩祭五帝歌，因其体，亦蹈其弊，势使然也。”[22]均对谢庄这组《宋明堂歌》的文体不满，理由主要在于其“以数立言”。徐师曾赞同萧子显的指摘，认为《五帝歌》所依五行数与《洪范》、《月令》皆不相合，他所引萧子显之言，比现存《南齐书·乐志》尚多“于理无当”四字，未知何据。总之，致力于文体明辨的徐师曾认为《宋明堂歌》之文体不当，是明确的；对于谢庄选择以九言体制作《歌白帝辞》也不赞同，认为“用九言之句，尤难措词”。

至此，我们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在明堂祭祀这样传统悠久、庄重严肃的王朝大典上，谢庄要突然改变五帝歌的文体样式，采取“以数立言”的制辞方式？又为什么在《歌白帝辞》可以选用“金数四”的情况下，非要选择“金数九”，用了“尤难措词”、且既往“不入歌谣之章”的九言体制作歌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