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杨氏家世传略

如果我们把由于社会人文环境所导致形成的区域藏书氛围看成是成就一名藏书家的因素，那么这也只是一种外在的因素。藏书家自身的藏书愿望才是决定因素，是内因。这种藏书愿望的形成则与家庭的传统和人格品德的类型有着莫大关联。

周少川先生认为：“私家藏书的文化心态可能有多种多样，但其最根本的文化心态，是中华民族历久弥坚的文化认同心理，文化认同的心理促使人们高度重视历史文化遗产，而注重保藏、传承文化遗产便是这种心态突出的行为表象。”从某种程度看，藏书家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表现在其所从事的聚书、护书、传承家藏等一系列藏书活动中，是将中国传统礼学所推崇的道德观念转换成一种物化行为。而这种道德观念的核心就是忠与孝，它是在藏书家成长中受家庭教育环境熏陶和接受传统教育的过程而形成的，并在应对社会实际中渐为深固，诚如杨以增之父杨兆煜任即墨教谕时训诫生员所云：“凡学者，所以学为忠与孝也。”藏书家把这种道德观念施用于典籍的收藏，则演化为对中国传统经典的信奉与敬畏。因此家庭环境熏染所形成的忠与孝的道德规范及由此塑造的遵从封建礼教的人格品德是成就中国传统藏书家内因的一个要素。观杨氏家族，自远祖杨宪章到孙杨保彝无不忠厚传家诗书继世，是典型的封建道统家族。

据《（宣统）聊城县志》记载，杨氏并非当地土著，先世为秦人，是从陕西华阴县迁徙到山西洪洞县的。明代初期，因军功授临清卫指挥之职，占籍临清；入清之后，该地改山东都司东昌卫，杨氏遂属聊城籍。

另据台湾新竹杨姓宗亲会所编《杨氏大族谱》云：“四二世隆公子：字允高，仲素公八子，妣刘氏，生四子，长结、次珩，……珩配梅氏，生三子移山东。”根据文字描述推断，四十三世杨珩作为杨氏山东始祖当在唐代初期，此为至今有关杨姓移籍山东的最早记载。由于杨珩为杨隆次子，在《杨氏大族谱》中无谱系可寻，故珩公与海源阁杨氏家族是否有渊源关系，则无从考证。

现今有确切资料记载者，可溯至杨以增高祖杨永禧的家世。

杨以增远祖杨宪章膝下无子，遂由太祉之子国学永禧过继为子。聊城人唐云楣有一女颇有孝行，杨以增远祖杨宪章知道后，为永禧聘娶为妻。清人钱仪吉在《杨节母家传》中记述了唐氏的孝勤之事。

永禧在结婚两年后，康熙五十三年（1714）病故，时唐氏21岁。其子帝钖出生仅三个月。此后唐氏含辛茹苦，昼夜操劳，侍奉公婆三十余年，孝养如一日。子帝钖娶阎氏为妻，生有五子，待子妇二人皆故后，唐氏再抚养孙辈二十多年。永禧过继后，太祉翁尚有二子，但两人皆早逝且无后。唐氏将第三孙如桐还嗣，以使永禧生父老有所养。唐氏卒岁八十有四，距夫永禧过世已六十年，时孙辈们均已成人娶妻。杨以增曾回忆道：“幼尝闻祖母赵恭人之言曰：汝高祖母性仁惠，尤好施予。贫妇人及门。辄予之钱米，裒而授之，不欲家人见重其耻也，幼者予之糍饵亦然。我乃时备其物，密置老人室中，使常取不竭，我以此得老人欢心也。”于是钱仪吉评述感叹道：“呜呼！此又以见赵恭人之能孝事也。以杨氏之世有贤母，而其先德诸老以身教家者，举可见矣。宜其兴也，而一皆出于节母之贻训，夫以一身担荷于震撼摧陷之下，亡者使存，危者使安，因以长养蕃硕于无涯，节之系于家国也，岂不重哉。”“节母之后，传曾元而日盛，世科第以起其家”。

杨以增的祖父杨如兰是杨帝钖娶阎氏后所生。杨如兰，字德馨。有智略，性刚介。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临清爆发了由王伦领导的清水教起义，失败后，参与者遭到搜捕。时杨如兰作为县吏，随抚军及郡守查办余党，他对官府滥杀遭株连的百姓极为不满，更为严重的是胥役为索求贿赂，把万余名和起义军没有任何瓜葛的百姓纳入搜捕名单，杨如兰“廉知其冤而不敢言”，于是在深夜点燃自己床上的帷帐，连同记有被冤枉人员的名册一同烧毁。“及旦自缚请罪，抚军惊怒，既而太息曰‘不惜一身以救万人之命，德量之宏，吾不及也。'”《聊城县志·杨以增祖父杨如兰》最后所云“后世其昌乎，孙星衍为作义士传，子兆煜，嘉庆戊午举于乡，犹及见之”。

杨如兰娶赵氏，婚后所生子兆俊，早殁；次子兆煜。

杨兆煜，字炳南，一字熙崖。“生而端庄，稍长渐父师之训，笃孝友，有规检。应童子试，擢第一。举嘉庆戊午科，中式举人，戊辰会试，大挑二等。癸酉铨即墨教谕。”杨兆煜一生品行端正，集忠孝一身，是封建社会士大夫的典范。

杨兆煜的前任与即墨县令关系紧张，两人相互攻击，因教谕殒命，诸生与县令对峙，而酿成大狱，此间督学又连续上书控告诸生，致使生员或死于狱中或毙命于逃亡途中者甚多，“于时教官颇首鼠，士所量于教官者甚轻”。杨兆煜到任后，恪尽职守，“勤督课，使士志先定，徐教以鉴前车，明理晓事。顾亦不强聒而与之语，语无复有一语迂阔。即墨人士，遂以率从”。杨兆煜为学功底深厚，任即墨教谕期间对生员因材施教，“教士用胡安定分舍法，古经今事胪别综贯，指讲上下可拾级至也。弟子悦服，成就者众。上官亦有闻，将列荐，而公释然不顾而去”。梅曾亮云，杨兆煜官居即墨期间“标树师道，不以枝官自嫌，人亦乐亲，不相迂怪。其平居，事可不可，不为面从。至所勇行，不以避名便私，生平无杂交，惟深友一、二人，自少至老，未尝有增减毫发疏数”。

为满足母亲回乡养老的愿望，杨兆煜请辞教谕之职，“去之日，手其所得文休承写泥金佛经曰：此可以藉佛力而延母算矣。此外，则囊如空泻”。此后“母积病十余年，君年亦且六十，扶掖左右，欢笑杂儿戏状，母忘疾之，亦不觉子年之衰”。“母或时不怿，必长跪陈启，至欢慰乃起。母时年九十余，先生婆娑膝下，亦自忘为六十许人。……先生颀而长，美须髯，胸不设城府机械，人见而自诎乡人，或窘无聊赖，引为身谋，亦往往为人所绐。老而不悔，乃自号曰‘实夫’。呜呼！实之为德，是先生之孝与直也。”杨兆煜娶和氏，生以增，和氏早逝，续室赵氏，得子以坊。和氏待以增如同己生。杨兆煜卒于道光十八年（1838）六月，享年七十有一。

杨以增，字益之，一字至堂。生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九月十六日，咸丰五年（1856）十二月十八日卒于官。“公幼而颖异，博览群籍。年十七补博士弟子员。旋食饩名噪一黉，每试必屈其侪辈。嘉庆二十四年举于乡，道光二年成进士，以知县用”。正是这种自幼养成的温良恭俭让的传统品德使杨以增在以后的为官经历中始终保持着为人刚正、体恤民情、尽忠为国的好品质，由此也将士大夫推崇的忠孝理念在更宽泛的社会层面得以体现。

杨以增的仕途之路开始于贵州长寨同知，后补荔波知县。时长寨有夫欲休妻，两人为此讼诸公堂，杨以增苦口婆心相劝一整天，终使二人感悟拜泣而去，“权长寨同知日，老吏一人常侍侧，每讯一狱，辄首肯太息，比去任，哭而送曰：‘小人年七十矣，未尝见此慈父母也’”。

道光八年（1828）杨以增调贵筑，次年升松桃直隶厅同知；道光十二年（1832）任兴义府知府，第二年调任贵阳府知府；道光十四年（1834）任广西左江道，旋调湖北安阳郧荆道等。

道光二十一年（1841）服阕授河南开归陈许道，此间黄河泛滥，杨以增奉命督办修筑河坝工程，其身先士卒，“昕夕莅工次，虽风涛冲击，身屹立不少避，阅数月遂蒇工”。

道光二十三年（1843）升两淮盐运史，未任，随补授甘肃按察使。“中卫县民某，以养媳忤故笞死。公阅其牍，媳故室女，而伤遍体无完肤，虑有他故。严鞫之，某乃吐实。女盖鬻而为娼者，逼不从，炮烙而毙。公遂请旌女，而置某于法”，“时久旱，祷雨立降，人以为祥刑之应。”次年，署甘肃布政使。“时有履勘边地之旨。公曰：‘甘省瘠贫，泉源不可恃，按亩征必为民困。’任其事者以朝旨不可违，然以升科复停者数十县，犹公力也”。

道光二十六年（1846）任陕西布政使，经林则徐极力推荐，任陕西巡抚，时值陕西旱灾刚过，元气尚未恢复，杨以增下令地方官吏让百姓休养生息，严禁赋税扰民，当年粮食丰收，民众安居乐业。“及升巡抚，谕属吏曰：三辅土厚，民风纯然，大灾后元气弱，牧民者无事更张也。比岁大熟，回疆警命。权陕甘总督，总理粮台”。

道光二十八年（1848）任江南河道总督。“方是时，海疆新用兵，府藏支绌，公涤除封靡，蔷缩将事，烈风甚雨，宵寝必变，盖瘁心与力者七年。及咸丰元年，秋汛溢于丰北，天子卒知公，特予薄谴（革职留用）。议者持嘉庆初元成议，谓河北决将不可塞，公卒不忍贻害于民，独克期以畚锸趋事。”

杨以增主持河道事务七年，为民竭力，为世人所赞，“淮扬民常困水，就食江南。近三四年，江南民渡江者数十万人，而水不告灾，米不增价，此非人力所致，故人皆归福于公”。

咸丰五年（1855）十二月十八，杨以增卒于任上。“盖公自守令以至封圻，无日不尽心民事”。其于亲朋则亦是至孝至亲，“公事继母至孝。晚为《丙舍读书图》，虽贵且老，不忘其亲。笃于师友气谊，既仕，酬其塾师叶石农先生尤厚。上元梅伯言先生，公同年友也，乱离后公迎养清浦署，刻其诗古文集……”。

《聊城县志·杨以增传》评介其一生曰：“洊历开府，莫不勤以律身，诚以报主……创兴义举，美德非一端焉。”

杨以增先娶徐氏，继娶朱氏，皆封一品夫人。长子绍谷，云南大理府通判，本籍团练加同知府衔；次子绍和，三子绍程。有女四人，所嫁均彬彬诗礼之家。

杨绍和，字彦合，又字勰卿。生于道光十年（1830）十二月二十二日，卒于光绪元年（1875）十二月二十二日。“生有夙慧，龆龀即知向学，性端重，喜怒不形于色。年十八为县学生，旋中咸丰二年举人，历官内阁中书，户部候补郎中，以军功擢候补道，军机处记名。迂陕西道缺，简放。已而举同治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一等，授翰林院编修，擢詹事府右春坊，右赞善、右中允、司马局洗马，赏顶戴花翎。再擢翰林院侍读，赏三品衔升用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文渊阁校理。大考二等，迂缺题奏，光绪元年京察一等，覃恩，晋阶通议大夫”。

从杨绍和的履历看，他走的也是一条学而优则仕的为官之路。在其人生经历中，为国尽责、孝爱宽厚成了他与父亲的共同点。

在杨以增任河道总督之职奉命治军，兼南北台粮大臣的时候，杨绍和就在戎幕内，协助父亲赞画机宜，“凡盘错之事，皆畀公任之”。

杨以增的信任，不但使杨绍和的办事能力得到锻炼，而且杨绍和对父亲刚正宽厚的为人品德多有效仿继承，这使得杨氏的忠孝家风得以延续。在杨以增去世后，杨绍和“哀毁骨立，然检核文书，钩稽钱谷出入，皆井井有条。其后，河决贾庄，前后总督，咸罹摊赔之罚，独端勤公无所挂累焉”。此事从表面看当归功于杨绍和的办事严谨，实际则是杨绍和受父亲影响事事有奉公为民之精神使然。

户部侍郎杜公在奉命赴任山东团练大臣时，上书奏请杨绍和同往，由于杨绍和办事公正果断，深得杜公信服，以至所有相关事务均依其自行处理。杜公回调后，巡抚谭端恪继续将杨绍和留任总理军务。在起义军围攻东昌之际，杨绍和向科尔沁忠亲王借兵五百，累战累捷，遂解东昌之围。

杨绍和成进士后，授编修之职，得以觐见同治皇帝，陈禀家世与山东军务，深得同治赏识，遂擢升为右赞善并赏戴花翎。杨绍和曾上书预见性地条陈四事：求才宜慎、兵制宜改、节约财用、谨守海防。世值戡定内乱，国威尚存，杨绍和能于此时陈述国家隐患，为他人所不能，足见其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和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

有史记载，杨绍和一生笃实孝友，亲戚当中受过他接济的有数十家之多。在解东昌之围后，杨绍和遂擢道员，记名简放，陕甘总督要求他赴陕西上任，“公于是请于朱太夫人，太夫人复书曰：‘汝父未葬，吾已老，其善辞之。’公再辞于忠亲王，三辞于谭公，始获引退”。

杨绍和娶江苏巡抚傅绳勋长女为妻，生子保彝。

杨保彝，字奭龄，号凤阿。生于咸丰二年（1852），卒于宣统二年（1910）二月十二日。“幼禀庭训，循礼法，天怀旷逸。喜尚论古人，下迄本朝掌故，口若悬河，令人娓娓忘倦。……所学益有根柢”。以祖父杨以增荫庇得一知县。同治九年（1870）中举人。因连遭父母、嗣父母及祖母之丧，在家守孝十余年。后改官内阁中书，转员外郎中，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此间，杨保彝对政事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起，在京城想利用义和团成事者大有人在，于是同情赞誉之声四起，杨保彝则清醒地意识到清政府不可以依靠义和团来制约洋人，否则会有很大祸患，他认为对洋人应采取和气的外交策略，但他的谏言没有得到采纳，其后的来华公使被杀，联军侵入北京，两宫太后西退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都证明杨保彝当初判断的准确。戊戌变法后，杨保彝以不适应时宜为由，辞官回乡，从此不谈政事。他认为国家将乱，终日忧虑，郁愤成疾，不治而去。

杨保彝同父辈相比，实有报国无门之憾。然家风传承，退隐于乡多宽厚仁义之举。“公自奉简约如寒素，每于乡邻清话，人爱戴之，若忘其显贵者。东抚吴公，闻其贤，延为续修山东通志局会纂，并充优级师范教长。以岁饥，诸生膏火不敷，捐薪俸以济之”。

杨保彝娶王氏为妻，生女一人，早逝；无子，过继同族一子为嗣，即杨承训。

杨承训，字敬夫，生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卒于1970年。幼年随济南徐敬铭进士启蒙读书；后登门受教于杨保彝少年好友、聊城宿儒靳维熙，习作文与阅读古籍，并从其了解杨氏前人治学和藏书及为人立世之本。

民国九年（1920）杨承训娶信阳劳氏为妻，次年（1921）入济南的山东省立法政专门学堂读书。民国十二年（1923）辍学到北京，经岳父劳之常介绍，到教育部任“秘书厅行走”闲差，随后入赈灾委员会。民国十四年（1925）后相继在京奉铁路局、京汉铁路局总务处和北洋政府交通部工作。

民国十六年（1927）定居天津，次年又在京奉铁路局工作五个月。交通部南迁南京时，留津作“寓公”。民国二十四年（1935）晋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受聘参议。

杨氏家族昔日议政安邦的政治气势和显达的社会地位在杨承训这代已完全逝去。

由上得出杨氏家族大致世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