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部著作，堪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丰碑

诚如罗尔纲先生所说，方仲师是一位“专攻经济学，而博学多能”的“通人”（罗尔纲《忆梁方仲教授》），但是他的博是为了专，由博而返约。他博古通今，国学功底深厚，擅诗词；他学贯中西，在清华大学、哈佛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期间，受过西方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训练。他眼界高远，视野广阔，他主张学术研究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局部的研究，应当观照整体。也就是说，对某一历史事件或某一制度，不能孤立地进行研究，要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联系起来考究。在他看来，各学科间本来存在着互相联系、互相渗透的关系。研究经济史离不开社会史和文化史，甚至同其他学科也有密切联系。没有广博的知识是不能适应专业的研究的。

方仲师著作宏富，他逝世后，中山大学历史系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派专人搜集整理遗著，但仍难免有缺漏。中华书局推出的《梁方仲文集》（2008年版），当是收录方仲师著作最完整的一部文集。

我认为《一条鞭法》、《明代粮长制度》和《中国历代户口、土地、田赋统计》三部可称方仲师的代表作，堪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丰碑。

方仲师先以明代田赋史作为研究目标。与此同时，他对田赋史相关的问题以及明代前后的历史也作必要的关照。在他看来，非如此不能把握明代田赋问题，也不能了解明代田赋问题在中国历史格局中的地位。在对明代田赋史的研究中，他就是先从各个方面作专题研究。于1933年8月在《史地月刊》第8期，发表了《明代鱼鳞图册考》一文。鱼鳞图册，是明代征收田赋的依据。此文除利用《明史·食货志》、《明太祖实录》等基本材料外，还利用大量地方志史料，论述鱼鳞图册的由来、内容和作用并阐述其与黄册的经纬关系，把这一问题推进了一步，得到国内和日本史学界的赞誉。日本东京大学仁井田陞教授称此文为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记得我在1993年访问日本横滨时，横滨大学的鹤见尚宏教授就曾同我谈及当年他读先生此文的感受。方仲师在此文之后，又围绕明代田赋史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有分量的论文，如《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统计》、《明代两税税目》、《明代的户帖》、《明代黄册考》、《易知由单的研究》、《明代粮长制度》、《田赋史上起运存留的划分与道路远近的关系》等等，都各有创见，为学界所称许。

也许有人会认为，易知由单、两税税目、户帖等是一些小题目，不仅投射面有限，而且对建构总体史意义也不大。从社会效果上看似乎有其一定的道理，因为它不能概括可供借鉴的大范围的经验；但从学术功能上着眼，入手处不妨小，所见及者则不能不大。探讨一个小范围的题目，并从此折射出大千世界，因其功夫扎实，实证的可靠度高，反而更显得接近真实。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正是以此见长，其影响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弥彰。至于囊括大范围的课题，由于涵盖面广阔，如果不就所涉及的众多问题，一一着手研究，必然以猜想代替实证，或借用他人的成果来拼凑而成，这是为什么通论性的著作，往往学术生命短暂的缘由。先生主张先专题而后的综合研究，正源自于此。对学术成果的评估，主要以其学术价值为依据，而不以研究范围的大小来论定。

方仲师把田赋问题置于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的关系来探讨，进而把握明代的社会经济。他以“一条鞭法”为中心，考究了明代田赋制度的变革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关于一条鞭问题便先后发表了《一条鞭法》、《明代十段锦法》、《释一条鞭法》、《明代一条鞭法的论战》、《明代一条鞭法年表》、《明代江西一条鞭法推行之经过》等论文，用力最深。《明代一条鞭法年表》一文，参考的书籍，已逾千种，其中多罕见版本。他在《一条鞭法》一文中，以锐利的眼光，考察了明代赋役制度的变革及其对社会经济演进的影响，指出一条鞭法“可以说是现代田赋制度的开始”，它“打破了二、三千年来的实物田赋制度”，标志着货币经济的抬头，显示出16世纪中国传统社会内部历史发展的趋向。此文于1936年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发表之后，在国内外历史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次年，在日本被译成日文在《历史学研究》杂志连续刊载。1945年美国太平洋关系学会特约请王毓铨先生对该文进行英文草译，1956年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将《一条鞭法》和《释一条鞭法》（1944年发表）两文合并编译为英文本（经哈佛大学杨联陞教授校正）出版，作为《哈佛东亚丛刊》第一辑刊行。费正清教授为英译本写的“序言”中，高度评价了这一著作开辟历史材料搜集的卓识和分析材料的精细，以及由此所得出的透彻明确的结论。指出“这篇专著是论及明朝后期赋税和劳役系统地改换为以银折纳制度迄今最深入的研究，它对于近代中国货币经济发展的任何研究有着奠基的作用”。在学术界只要提及一条鞭法的问题，就会自然地联想起方仲师。

方仲师对明代粮长制度的研究，也同样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粮长为朱元璋所设，见载于正史。但在文献记载中互相歧异，矛盾百出。先生经过对繁杂混乱的大量史料作条分缕析的详细考订，论证了粮长制度的产生、演变和破坏过程。明确指出明中叶以前，粮长由地方首富，实即绅衿地主充当。其职责，除对所辖粮区赋税进行催征解运外，还负责丈量土地、编造鱼鳞图册，劝诫农耕，在有的地方还兼听理狱，或检举地方官吏不法事宜等，起基层政权的作用。这一制度主要推行于长江流域征漕各省，并不如正史所说通行于“天下”。明中叶之后，随社会经济的变化，粮长改为由农民充当，其性质也由“半官方”的性质转为对农民的徭役。先生还阐明了粮长制与里甲制的关系，粮长制的演变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关系。关于这一问题，先生前后经历20年的反复思索和研究。经过五易其稿，扩充成一部近十万字的专著，于195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一出，同样赢得史学界的普遍赞誉。

方仲师的最后一部巨著是脱稿于1962年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此书上起西汉，下迄清末，首尾两千余年。对历代户口、土地、田赋分门别类，综合编辑，制成统计表格235份。内分正编、附编、别编三部分。后附有度量衡之变迁、历代户口地升降比较统计图。每表之末有注明资料来源，且多附有详细注释。全书将近百万字。征引书目达325种，其中很多是大部头线装书，其数不下数千卷。李文治先生回忆，这部巨著的图表，早在30年代已开始着手编制。40年代初在四川李庄时，已见先生查阅古籍制表。此书至1961年方脱稿，可见也经历了二十多个春秋。此书提供了经过整理、考订的关于历代户口、土地和田赋的数据，对学术界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每当面对这一部巨著，固然叹服先生的学识渊博，尤其敬佩其锲而不舍的毅力。没有“板凳甘坐十年冷”的精神，是不能完其功的。此书交稿后很快印出清样，原计划于1962年出版。因“文革”十年浩劫，竟拖至1980年才得以问世。遗憾的是此书出版时，方仲师已是墓草久宿，永远看不到、听不到史学界对它的赞誉了。

此书一出，史学界的名家，如杨联陞、全汉昇、佐竹靖彦、傅筑夫、彭泽益、谷霁光等先生，都交口称赞。记得1980年，我作为一个青年学者出席由郑天挺先生主持的南开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聆听何炳棣教授作报告时，在限定的15分钟内，他竟用了7分钟来称赞先生的学术，对此书尤其赞誉有加。当时我想：先生如果还幸存，如果也在场，他一定会摘下眼镜，含有几分羞涩地笑道：“过誉了，不敢当！不敢当！……”何先生还满怀敬意地在《南宋至今土地数字的考释与评价》一文中称先生为“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