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动荡社会 迅速成长

一 宦官专权

东汉桓帝永寿元年（155），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曹操，在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市）出生了。

曹操的青少年时代，正处于桓帝灵帝统治时期。这时期的特点是宦官专权，政治腐败，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

东汉王朝共经历12个皇帝（两个帝位未到一年的皇帝未统计在内），近200年。

东汉的开国者刘秀，出身贵族官僚地主家庭。他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曾祖、祖父、父亲曾做过郡县长官。刘秀本人还是一个大商人地主。追随刘秀的开国功臣，好多也出身于大地主家庭，如邓晨、李通、邓禹、寇恂、耿纯、刘植等。东汉政权建立后，朝廷的重要官员就是从这一类人中选用的。

这一情况，与西汉不同。西汉的建国者多为“布衣之士”，即较为贫寒之人。刘邦出身自耕农，做过地方小吏。他手下的重要将相也多出自下层，如萧何、曹参、周勃、陈平等，不是县级小吏，就是小手工业者或自耕农。

尽管西汉和东汉政权在实质上都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但东汉政权一建立，就表现出维护豪强大地主利益的特点。东汉政府对大地主的土地兼并，几乎采取了放任政策，从而助长了土地高度集中的趋势。和帝时，窦太后临朝听政，废除了盐铁官营制度，这对商人地主更为有利。因此，大地主势力在东汉一代得到了顺利的发展。如贵族地主济南王刘康，有田800顷，奴婢多至1400人。官僚地主郑泰，有田400亩。不做官的豪民地主（包括商人地主）的势力更有明显发展。他们有的建立田庄，实行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经济力量非常雄厚。

东汉后期的思想家仲长统在《昌言》中曾概括指出：当时的豪强地主们“占据着大片肥沃的土地，居住着众多富丽堂皇的住宅，蓄养着成千的奴婢，役使着上万的徒附（类似农奴的依附农民）。”他们中的不少人还兼营商业，车船周游四方，珍宝奇货，很大的仓库也装不下，其荣耀逸乐甚至超过王侯，其势力显赫可以同郡守、县令相匹敌。

东汉后期，在地主阶级内部还出现了士族地主阶层，即累世做高官的地主家族。士族地主多为儒学世家，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他们居于官僚地主的上层，也居于整个地主阶级的上层（皇族是最上层）。

各类地主势力的发展，意味着广大农民的土地不断被兼并，自耕农不断沦为佃农、雇农、依附农，身份不断降低，有的甚至沦为奴隶。

东汉中、后期，政治日趋腐败，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外戚和宦官之间频繁的斗争。

外戚或宦官操纵政权，是封建专制主义政权形式下的一种现象，但不是任何时候都如此，还需要有其他条件。外戚是皇帝的母族、妻族，他们可以利用太后、皇后的关系控制朝政。当幼年皇帝即位以后，皇太后往往依靠自己的父兄处理政事，让他们担任重要官职，把持军政大权。皇帝长大以后，同专权的外戚就发生矛盾，怎么办呢？这样的皇帝往往依靠服侍自己的亲近——宦官（即太监），把外戚势力搞掉，于是宦官又攫取了大权。等到这个皇帝死后，另一个母后及其父兄又选立幼小的皇子做皇帝，把持政权，又出现外戚专政的局面。幼小的皇帝长大后，又依靠宦官打击外戚。于是就出现了外戚和宦官交替执政的局面。

外戚与宦官结成互相对立的两个集团，彼此勾心斗角，倾轧争夺，非常激烈。大体上，在桓帝（147—167年在位）以前，是外戚势力居优势，桓帝、灵帝（168—189年在位）时期，是宦官势力居优势，形成宦官专政的局面。

桓帝时，外戚梁冀（他的妹妹一个是顺帝皇后，一个是桓帝皇后）任大将军，专断朝政。桓帝不满，依靠宦官力量，围攻梁冀，梁冀被迫自杀，梁氏宗亲被杀者数十人。单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五名宦官因诛灭梁氏有功，被同日封侯，世称“五侯”，宦官侯览借口除灭梁冀时曾参与意见，也被封侯，朝廷大权又落到宦官手里。

宦官的贪暴，同外戚相比，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可兼做朝官，可收养子，养子可以袭爵。他们的兄弟、姻戚都被安插到各州郡充任长官，大肆掠夺，虐遍天下，民不堪命。老百姓痛恨他们，称徐璜为“徐卧虎”，称左悺为“左回天”（指权势之大，有回天之力），称具瑗为“具独坐”（指骄贵无偶），称唐衡为“唐雨堕”（指残害百姓，流毒像下雨一样遍于天下。“雨”或作“两”）。侯览更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家伙，公开霸占民田118顷、民宅381所。他仿照皇宫修建了豪华邸宅16区，每区都有楼阁、亭台、池塘。他还派人到处拦路抢劫，掳掠妇女，挖掘坟墓，掠取宝物。他的哥哥侯参做益州刺史，倚势搜刮了一亿钱，金银、锦帛、珠宝装满300多车。

灵帝时，大宦官张让、赵忠等，搜刮民脂民膏更加凶残。京畿附近数百万上好土地被他们侵占。灵帝还常说：“张常侍（张让）是我父亲，赵常侍（赵忠）是我母亲。”

宦官集团把持朝政，以中常侍为其政治代表，他们出纳帝王之命，往往作为皇帝的代言人出现。他们贪婪成性，结党营私，骄横跋扈，不学无术，阻碍了一些官僚士大夫的升迁，堵塞了一些太学生的仕途。同时，由于政治黑暗腐败，引起社会矛盾的激化，加深了东汉统治的危机。使不少官僚（主要是其中的硬直派）和一些太学生忧心如焚。他们便抨击宦官，议论朝政，要求改善政治。有的则利用手中的一部分权力打击宦官的党羽。如大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是野王县令，贪残犯法，杀害孕妇，剖腹取乐，逃匿张让家中。司隶校尉（掌京师地区纠察）李膺毫不手软，派人到张让家搜查，在夹墙里把张朔捕获，然后处死。杜密任北海相，刘祐任河东太守，也都剪除了所属县令中的一些宦官党羽。这种情况，引起了宦官的不满和恐惧。他们依靠皇帝的权力打击官僚和太学生，主要是其中的硬直派，终于酿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事件。

早在桓帝延熹九年（166），宦官党羽算命先生张成，预卜将有大赦，唆使儿子杀人，被李膺处死。宦官便指使张成的弟子上书诬告李膺等结为一党，诽谤朝廷。桓帝便将李膺、杜密、范滂等二百多所谓“党人”下狱治罪。第二年，虽然把这些“党人”赦免回家，但禁锢终身，不得做官。这是第一次“党锢”事件。

建宁元年（168），桓帝刘志死后，十三岁的灵帝刘宏即位，窦太后临朝听政。外戚、大将军窦武和太傅陈蕃想消灭宦官势力，事泄，被宦官曹节、王甫等先发制人，矫诏攻杀。

次年，山阳郡督邮（巡察官）张俭上书告发宦官侯览家族的罪恶，请求加以制裁。侯览唆使人诬告张俭与同郡人结党，企图危害社稷。灵帝便下令大捕“党人”，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被捕入狱，他们都死于狱中，被牵连而死、徙、废、禁的达六七百人。

172年，宦官又一次逐捕“党人”和太学生千余人。176年，宦官怂恿灵帝下诏，凡是“党人”较近的亲属及其门生、故吏，全部免官，禁锢终身。

这是第二次“党锢”事件。

一些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同宦官势力的斗争，可以说是“清流”同“浊流”的斗争。他们主张改善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具有进步意义。

开明的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的被杀、被禁锢终身，表明了东汉政治危机的加深。

但是汉灵帝毫不省悟，继续贪图享乐。他专门在西园建造了一个“万金堂”，把国库中的大量民脂民膏，据为己有，积贮在这里。他还亲自到河间买田宅，以为私藏。为了搜刮更多钱财，他甚至把各级官爵定出价钱，公开拍卖。如规定在地方为官的“二千石”（相当于郡守）官职，为两千万钱，“四百石”官职，为四百万钱。在朝中为官的“公”（“三公”官）为一千万钱，“卿”（九卿官）为五百万钱。地方官比朝官贵，主要是因为任地方官便于直接搜刮民众。爵位的定价也不低，如关内侯为五百万钱。

定价之外，还要看求官者的身份和财产状况，灵活掌握。如名士崔烈半价（五百万）买个“公”官司徒，而宦官曹腾的养子曹嵩买个“公”官太尉就出钱一万万，比定价贵十倍。有钱的可以现钱交易，暂时无钱的，可以赊欠，任官后加倍付给就行了。

不仅如此，灵帝对那些没有花钱买官的地方官，还以助军和修宫室的名义，要他们向西园缴纳若干钱（多者几千万，少者几百万）。少数清正的地方官不满意这样做，有的辞官，有的被逼自杀。如钜鹿太守司马直上任时，被摊派纳钱三百万，这个数字比较起来不算多，但司马直不快地说：“为民的父母官，反而割剥老百姓，以达到上方的要求，我实在不忍心啊！”便称病辞官，皇帝不许，乃服毒自杀。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买官的人，还是被硬性摊派的人，上任后都千方百计地搜刮人民，一个个都成了“视民如寇仇，税之如豺虎”的贪官污吏。

由于桓、灵帝时期政治腐败，各级官吏不注意水利设施的兴修和维护，因而造成多次水灾。据史书记载，东汉时期大的水灾共发生27次，桓、灵帝时就有13次，占水灾次数的二分之一；东汉时大的旱灾共发生17次，桓、灵帝时就有6次，占旱灾次数的三分之一。另外，据不完全统计，桓、灵帝时期还发生大蝗灾7次，大风灾2次，大雹灾7次，大疫8次，地震十多次。水旱及其它灾害不断发生，给劳动人民带来无法承受的灾难。

东汉后期，广大人民群众在地主阶级——皇帝、贵族地主、官僚地主、豪民地主及各级政府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之下，过着十分困苦的生活，甚至倾家荡产，四处流亡。全国到处出现了“地广而不得耕，民众而无所食”的凄凉景象，甚至产生人吃人的现象，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不得不多次起来造反。据不完全统计，从安帝到灵帝时黄巾起义以前，各地发生规模较大的起义就有六十多次。其中以桓、灵帝时期居多。他们有的称“皇帝”，有的称“黑帝”，有的称“太上皇帝”，这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推翻东汉王朝腐朽统治的迫切愿望。虽然这些起义由于力量单薄，先后都遭到镇压，一一失败了，但他们并不屈服于统治者的屠刀，前仆后继的精神是可贵的。当时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发如韭，剪复生。

头如鸡，割复呜。

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

这首歌谣表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封建统治者的蔑视和与他们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一场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正在酝酿着。

曹操的青少年时期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政治环境中度过的。这对他的成长，对他的政治理想和态度，无疑会带来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