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中国文化的明体与达用

作为二千多年中华思想文化主导与底色的儒学，在经历了近百年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和中国主流社会排斥、批判，乃至横扫的严冬之后，如今终于迎来复苏的春天，如白居易形容原上草那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虽然还不能说是芳菲满园，却不再是“花果飘零”（徐复观语），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有些深受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熏染的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文化复古”现象，仍沿用“批孔”的思维模式予以抨击。殊不知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经历“扬弃”之后的一次螺旋式地升华，是事物发展否定之否定客观辩证运动的表现；而民族文化在新形势下的复兴，乃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支撑。我们正在经历着中华文化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又一次历史性的变革，这一变革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其深刻性尚有待于人们认真加以反思觉解，更需要学界从学术理论的高度予以研讨和阐释，使更多的中国人尽快脱出文化自卑的心理，实现文化自信和自觉。

儒学在近代衰落而如今开始复兴，且势头强劲，并非偶然，有其历史和时代的必然性，借用佛教用语，这是“契理契机”的显现。儒学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的宇宙、社会、人生智慧，凝结着东方道德文明的常道，因而内在生命力强大。但它在帝制社会后期一度被专制政治扭曲，趋于僵化保守，跟不上时代的前进步伐，其“有礼无仁”的形态反而成为社会革新的负能量。因此，它受到西方启蒙思潮和国内新兴变革力量的巨大冲击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仅是社会思想解放的需要，也是儒学再生的必要条件。对儒学而言，文化激进主义的批判既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又是一次净身的冲洗。“文化大革命”从表面上看似乎使儒学陷于“灭顶之灾”，在客观上却使“反孔批儒”思潮走向极端，充分暴露出其危害性，为人们重新思考儒学的价值提供了反面的教训，从而也为儒学的回归创造了难得的机遇，这是历史的吊诡。

在经历了“欧风”、“美雨”、“苏霜”，遍尝了酸甜苦辣之后，中国人通过切身的比较，觉得还是以“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基础的传统美德符合社会需要，可以安身立命，有益文明人生；同时也要吸收世界文明的营养，用以充实新时代的精神生活，但民族的根和魂却在中华文化，否则中华民族作为文化共同体就不能延续发展了。实践证明，当初全盘西化论者企图用切断民族文化血脉的方式来“救中国”，无异于南辕北辙，不论结果如何，中国将逃不过做西方文化殖民地的悲惨命运，何谈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这正是顾炎武所担心的仁义沦丧造成“亡天下”的恶果，虽未变成现实，今日思之，依然使人不寒而栗。

以儒学为中轴的中华文化，几经冲刷，去掉污泥和陈腐（如“三纲”），其精华（如“五常”）在新的时代精神照耀下逐渐放射出耀眼的光彩。由孔子儒学和老子道学所铸造的仁恕通和刚毅之道，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追求，正适应了今日建设以人为本、和谐公正、富裕文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成为当代文明建设的丰厚精神滋养和智慧泉源。习近平主席所概括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当代价值所在，代表着中国社会主义者文化自觉的新高度。

五四文化运动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中的第一次新文化运动，其思想动力主要来自欧洲启蒙运动“解放自我”、“理性万岁”的价值观念，追求民主与科学，推进了中国现代改革事业；但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丢失民族文化主体意识，因而文化路向走偏了，带来一系列弊病。当前开始启动的文化运动可称为第二次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在更高层面上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回归，其价值理念应是“尊重他者”、“和谐万岁”，口号应是“创新儒学”，它与世界范围内正在兴起的重信仰、重道德的第二次启蒙运动恰相吻合，相互推进，儒学将在其中承担重要责任。

随着西方列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盛极而衰和弊端丛生，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儒学的复苏，一度被人视为已经进入历史博物馆的中华传统文化在西方现代化负面价值恶性膨胀的映衬下，反而呈现出它超前的后现代意义，世界各国有识之士越来越看重孔子儒学的价值，认为它能给人类文明转型提供新观念、大智慧。澳大利亚邦德大学李瑞智教授说：“21世纪西方金融危机、经济衰退、政府管理等出现诸多问题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证明了柏拉图思想已开始衰落”，“在全球秩序发生转变的紧要关头，彰显了儒家思想传统和儒家管理的智慧和优势，也给新儒学运动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儒家的崛起和柏拉图的衰落》）。美国纽约大学终身教授熊玠说：“中国固有的克己复礼的‘仁’文化，将节制、恢复人性原善、规范行为归结于心，是美国文化中的贪婪、原罪及争斗的最好良药，可谓救世之甘粮，足以挽回西方文化没落的狂澜。”（《“文明冲突”、华尔街崩溃与全球金融秩序震荡之际看西方文化没落及中华文化复兴之必要》）当代美国比较哲学大家、夏威夷学派领军人物安乐哲教授在2013年9月获得“孔子文化奖”的感言中说：“今天的世界需要儒家的传统智慧和价值；注重家庭、和谐和道德，是作为人、社会、国家关系不可缺少的生长条件，它有利于建设世界的新兴文化秩序。”长期致力于中西文化会通的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教授最近指出：“作为精神性人文主义的儒家，提出了每一个有良知理性的知识人都必须关注的四大议题：（一）个人的身体、心知、灵觉与神明如何融会贯通；（二）人与人之间如何通过家庭、社会、国家和世界形成健康的互动；（三）人类和自然如何取得持久的和谐；（四）人心与天道如何相辅相成。我集四十年在国际学坛和数十位不同轴心文明的哲学家和精神领袖的对话经验，期待也坚信‘思孟心学’所体现的仁道必能扬弃启蒙心态所突出的世俗的人文主义，而成为人类21世纪探究和平发展不可或缺的参照。”（《儒家哲学的现代转化》）秘鲁前总统加西亚从儒家文化的角度阐释了中国现代化事业腾飞的缘由，指出：“儒学思想提出的诸多重要原则，是整体而又全面且不失协调的，务实而非思辨的想入非非，累积而成且非一成不变的”，“正是这一点使得中国飞速前进”，“想要与中国增长相结合，与其俱增，必须审时度势，即在不放弃我们自由文化和价值本质的条件下，以西方的方式吸收接纳中国的观点”（《儒学与全球化》）。从上述几位有着深厚西方文化背景的当代著名人文学者和政治家的世界视野中，我们可以领略新时代条件下儒学的当代价值和其在世界上愈益增长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势下，中国学人如果不能挺立民族文化主体意识，并以自信和包容的态度走融合中西、贯通古今的道路，那就要落后于时代了。

我有幸在青年时接受过冯友兰、张岱年诸名师的熏陶，中壮年之后又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有条件致力于中华思想文化研究，陆续出版了《涵泳儒学》、《新仁学构想》、《老子新说》、《道家和道教论稿》、《中国宗教通史》（与张践合著）、《民族宗教学导论》（主编）、《当代中国特色宗教理论探讨》等著作，发表了数百篇学术论文，其中凝结着我对以儒学为主导、以儒道互补为基脉、以儒佛道三教会通为核心、以诸子百家和多种宗教相与共荣为常态的中华文化的哲学思考，关涉到传统思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高度认同冯友兰先生“阐旧邦以辅新命”的文化使命，把研究重心放在儒学、道学的当代转化和创新上。

最近若干年，受到时代文化大变革加快的激励，在以往积累的基础上，我又有若干新的探索与反思，特别关注到儒学的当代价值，围绕这一主题，在与社会互动中形成一系列论文、讲稿和访谈，它们蕴含着以下一些主要问题：孔子、孟子为中华文明做出了什么贡献，儒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哪些经验教训，儒学在当代如何进行理论转型，儒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联系是什么，儒学在今日社会主要应在什么领域发挥作用和发挥何种作用，儒学怎样推动中西文化会通和新型国际关系建设，等等，而论说的重点在于中华传统美德的阐扬。总之，我在努力用时代精神激活儒学的恒在价值，以实现明体达用的目标。我并不期于系统完美，却可说它们是从自我精神生命深处流淌出来的，内含着真诚的人生体悟，也许对世人和青年走近孔子儒学有些参考作用。孔子说：“修己以安人”、“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中华书局申作宏先生主动关切我的学术研究，愿意将我近年一系列论儒之文，整合成书，予以出版，在此深致谢意！我期望此书能作为一家之言参与当前人文学术研讨，并得到学界的积极回应，不当处请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