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金楼子》的版本与流传

自萧绎殁后，《金楼子》即不知所踪，关于其复现的时间，现在有几种说法，其中特别有代表性的，一是以为《金楼子》很可能是在隋代广开献书之路后便被搜集入隋代秘府，如钟仕伦；一是以为在唐初诸史修纂时《金楼子》尚未出现，如廖铭德。从传世文献的记载看，极有可能是在隋代，至晚在唐初，《金楼子》已经复现，这就要从最早著录《金楼子》的《隋志》说起。

《隋志》把《金楼子》著录为十卷，条下注中仅云“梁元帝撰”，无亡佚说明。而其总序中称“今考见存”，也就是说关于十卷的说法是按照编修《隋志》时唐代秘府的藏书情况来参考著录的。那么，这个“今”具体又是哪个时期呢？王重民先生曾据“宋本《隋书》所载天圣中（1023—1031）校正本的旧跋，说天圣以前的旧本‘惟《经籍志》题侍中郑国公魏徵撰’”考证，《经籍志》当在贞观十年六月以前奏上。如果按照这个说法，那么在贞观十年（636）, 《金楼子》已藏于秘府之中了。不过，近年来对此问题讨论颇多，多认为魏徵编撰《隋志》证据不足，《隋志》的完成时间仍当依其上呈时间而论，即显庆元年（656）。这就是说，《金楼子》入唐代秘府当不晚于显庆元年，甚至有可能在贞观十年或更早便已为秘府所获。

堪为侧证的是完成于初唐且征引了《金楼子》的文献尚存一二。且不说为人熟知的官修史书《梁书》、《南史》有所征引，便是道宣和尚所修的《续高僧传》也有所征引：

又作《联珠》五十首，以明孝道。又制《孝思赋》，广统孝本。至于安上治民，移风易俗，度越终古，无德而称。故元帝云：“伏寻我皇之为孝也，四运推移，不以荣枯迁贸；五德更用，不以贵贱革心。临朝端默，过隙之思弥轸；垂拱岩廊，风树之悲逾切。洁斋宗廊，虔事郊禋。言未发而涕零，容不改而伤恸。所谓终身之忧者，是也。”盖虞舜、夏禹、周文、梁帝，万载论孝，四人而已。广如绎所撰《金楼子》述之。

而今存《金楼子·兴王》之《梁武帝传》云：

即位五十年，至于安上治民，移风易俗，度越终古，无得而称焉。又作《联珠》五十首，以明孝道云。伏寻我皇之为孝也，四运推移，不以荣落迁贸；五德更用，不以贵贱革心。临朝端默，过隙之思弥惭；垂拱岩廊，风树之悲逾切。齐洁宗庙，虔事郊禋。言未发而涕零，容弗改而伤恸。所谓终身之忧者，是之谓也。盖虞舜、夏禹、周文、梁武，万载之中，四人而已。

显然，道宣见到并引用了《金楼子》。而道宣《续高僧传》初成于贞观十九年（645），后又加以增补，今传《续高僧传》所涉内容向下及于麟德二年（665），与《隋志》纂修时间相近。

而《隋志》又参考了编于隋代的《隋大业正御书目录》等目录，也就是说，从某种角度讲，我们甚至可以把《金楼子》复现的时间从唐初上溯至隋代，而从道宣的引用来说，其时《金楼子》不但藏诸秘府，亦流传于民间，且为足本。此后，著录或征引《金楼子》的情况都渐渐增多，如《旧唐书·经籍志》（亦称《旧唐志》）、《新唐书·经籍志》（亦称《新唐志》）均著录了《金楼子》。其中，《旧唐志》称：“煚等《四部目》及《释道目》，并有小序及注撰人姓氏，卷轴繁多，今并略之，但纪篇部。”由此可知《旧唐志》中保留了《古今书录》中的“篇部”，而这之中就有萧绎的《金楼子》十卷。《群书四部录》完成于开元九年（721）十一月，《古今书录》则稍晚于《群书四部录》，可知在唐开元中《金楼子》仍然收藏于秘府中。又，《新唐志》亦著录了《金楼子》，此志反映的是唐代开元以后的藏书状况，此亦可为开元中《金楼子》存于秘府的证据，且此时所存的《金楼子》仍当是足本。

至于文献征引的情况，从今存文献可知，至晚在中唐元和以后，《金楼子》流传范围增大，段成式《酉阳杂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及崔龟图注《北户录》等皆曾引及《金楼子》内容，其中甚至包括了今本《金楼子》不存的内容，如《酉阳杂俎·广知》中“予以仰占辛苦，侵犯霜露，又恐流星入天牢”一条。又，段公路《北户录》卷一“蚺蛇牙”条“亦如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句下有崔龟图注云：“《金楼子》云。《楚辞》云：‘蛇有吞象，厥大如何？'”今本《金楼子》中确有“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一语，不过《山海经》中亦有此句，且崔氏注中数引《山海经》的内容，然此处却引《金楼子》为证，又崔氏注中数引《金楼子》内容，是知其对该书内容之熟悉与重视。段公路、崔龟图，新旧《唐书》俱无传，据陆希声序称段公路为段文昌之孙，则段成式即非其父，亦为其伯叔，此说明段成式家当藏有此书。而《北户录》中提到咸通十年（869）事，则书当成于是年之后，崔龟图的注显然更在其后了。崔龟图官职前为京兆府参军，后为登仕郎，皆下级官吏，由此可以想象《金楼子》流传之广。

此外，《枫窗小牍》中记载了今可知最早的《金楼子》本子，而此本上限亦可及于元和时期：

余尝见内库书《金楼子》，有李后主手题曰：“梁孝元谓王仲宣昔在荆州，著书数十篇。荆州坏，尽焚其书。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见虎一毛，不知其斑。后西魏破江陵，帝亦尽焚其书，曰：‘文武之道，尽今夜矣！’何荆州坏、焚书二语先后一辙也。诗以概之，曰：‘牙签万轴裹红绡，王粲书同付火烧。不是祖龙留面目，遗篇那得到今朝。'”书卷皆薛涛纸所抄，惟“今朝”字误作“金朝”，徽庙恶之，以笔抹去，后书竟如谶入金也。

引文中所提到的内库书《金楼子》是可知的最早的《金楼子》版本，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本子。所谓“书卷皆薛涛纸所抄”中的“薛涛纸”当即为“薛涛笺”，故此，钟仕伦称此本为“薛涛笺本”。钟氏据本段引文认为，“自唐元和以后，《金楼子》便在文人中传抄”，并指出这是有记载的最早的抄本。钟氏并没有对“元和以后”这一时间节点作具体说明，想来应是从薛涛笺出现并流行的时间推导而来的。

关于《枫窗小牍》作者的考辨虽多，但是证据似都不足，唯知此书所记为北宋徽宗崇宁（1102—1106）至南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间事，而引文所及的内容可与《宋史·南唐世家》所记相互印证。《宋史·南唐世家》云：

太宗尝幸崇文院观书，召煜及刘鋹，令纵观。谓煜曰：“闻卿在江南好读书，此简策多卿之旧物，归朝来颇读书否？”煜顿首谢。

赵匡义之所以将李煜叫去崇文院观书，是因为其中有李煜在江南时的藏书，也就是说如果李煜曾藏有《金楼子》，则此书确有可能进入宋代的内库之中。又，四库馆臣在为《钦定天禄琳琅书目》所撰提要中提到“宋徽宗有《题南唐旧本金楼子》一篇”，正可与《枫窗小牍》中“徽庙恶之”云云相发明。由此说明这一用“薛涛纸”所抄的“内库书”《金楼子》确当存在过。

值得注意的是“薛涛纸”这一载体。乐史《太平寰宇记》中云：“旧贡薛涛十色笺。”原注：“短而狭，才容八行。”也就是说，这种纸笺又短又窄，每张仅能写八行字，原是用来书写诗的，现在却用来抄写十卷次的《金楼子》，即便拿来抄写今存的六卷本内容也算得上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恐怕不会出自一般文人之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曾述及宋代内府所收李煜的收藏：

李后主才高识博，雅尚图书，蓄聚既丰，尤精赏鉴。今内府所有图轴，暨人家所得书画，多有印篆曰：内殿图书，内合同印，建业文房之宝，内司文印，集贤殿书院印，集贤院御书印（此印多用墨）。或亲题画人姓名，或有押字，或为歌诗杂言。又有织成大回鸾、小回鸾、云鹤练鹊、墨锦褾饰（今绫锦院效此织作），提头多用织成縚带，签贴多用黄经纸，背后多书监装背人姓名及所较品第。又有澄心堂纸，以供名人书画。

从这一段描述中不难看出，李煜在收藏中尤重外观之美，也因此，他的收藏中有用薛涛纸抄写的《金楼子》也就不足为怪了。而作为艺术家的宋徽宗会重视装帧精良的这一版《金楼子》，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可惜薛涛笺本《金楼子》的命运不佳，先是随着南唐的灭亡流入到宋代的皇家图书馆中，直到徽宗时仍在，而后又随着北宋为金所灭而流入金朝。《枫窗小牍》的作者虽曾有幸见到了这个本子，却也慨叹此本最后不知所踪。

总的来说，薛涛笺本《金楼子》的出现上或及于唐元和终，下不晚于南唐时期，比之唐初，此时《金楼子》的流传范围要广得多。而精装本的出现说明此书在流传中成为赏玩的对象，这无疑是《金楼子》在流传中得到重视的表现。

而北宋时期，除了薛涛笺本藏诸秘府，还有其他关于《金楼子》流传情况的线索，如官修《崇文总目》的著录、《太平御览》的大量征引等。而北宋末年黄伯思的《东观余论》中《跋〈金楼子〉后》一篇尤其值得注意，黄伯思说：“梁元帝《金楼子》，自谓绝笔之制，余久欲见之。及观其书，但裒萃传记，殊无衿臆语，恐所著诸书类若是。”所谓“余久欲见之”，可知《金楼子》在当时还是有一定声名的。

至如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皆著录此书，而三部目录皆记作者亲见之书，且晁公武著录此书为十卷十五篇，而陈振孙亦称此书有十卷。可知，尽管薛涛笺本《金楼子》不知所踪，足本《金楼子》仍在流传。

元代以后，关于《金楼子》的记载渐渐少了起来，尽管这个时代有今本《金楼子》的祖本——至正三年（1343）叶森整理本《金楼子》，但这个本子仅有十四篇，且未分卷，以晁公武所著录的十卷十五篇推之，恐非足本。此外，关于这个本子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如整理者叶森的身份为何，今人钟仕伦、陈志平皆曾加以考证。又如，《永乐大典》所录《金楼子序》后有“至正三年癸未岁春二月望日叶森书于西湖书院大学明新斋”的落款，四库馆臣据此称《永乐大典》所据为元至正（1341—1368）间刊本。

元代的西湖书院不仅仅是读书学习的所在，还是一个刻书的场所。西湖书院原址在杭州，原为宋代岳飞的故宅，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后改为太学，也因此，南宋国子监雕刻的书板片亦存于此，至于元代仍有“凡经、史、子、集，无虑二十余万”片。宋亡以后，这里一度改为肃政廉访司治所，后被廉访使徐琰改建为书院。书院改建完成后，曾对原宋国子监所雕刻的板片进行整理工作，这些都被记录在《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记》中。除了修补了南宋国子监旧板，西湖书院也刊刻其他书籍，较为有名的有《文献通考》与《国朝文类》。

关于前者，元人余谦为《文献通考》所作序中有“俾儒士叶森、董正梓工”云云。无独有偶，在刊刻《国朝文类》的过程中，因为太常礼仪院对西湖书院申交的书板质量不甚满意，因而下令修补书板，于是“委令本院山长方员同儒士叶森将刊写差讹字样比对校勘明白，修理完备，印造起解”。由此可知，叶森在西湖书院长期担任修整图书的工作，且当有不少图书是经他整理后付刻的。而从上文所引的落款可知，叶森曾整理、书写过《金楼子》，这虽然不能说明《金楼子》必然刊行于世，但大致来说，笔者认为叶森或西湖书院至少是有刻印此书的打算的。又，王国维先生在《两浙古刊本考》中《文献通考》与《国朝文类》二书后均注有“明初板入南监”的说明，由此推知，西湖书院所雕书板最后被送往南京国子监的恐不在少数。当然，《西湖书院重整书目》中并无《金楼子》，这恐怕是因为西湖书院所藏南宋监本中并无《金楼子》，故而叶森整理的至正本《金楼子》恐有其他来源。但不管其来源为何，此书在明初极有可能同西湖书院所存其他板片一起被运往南京，也因此得以成为《永乐大典》的采择对象。当然即便如此，恐怕也不是《永乐大典》唯一的采择对象，此容后再叙。

而尽管因为《永乐大典》的采择，《金楼子》得以流传至今，但在明代并无关于《金楼子》的著录，就连官修的《文渊阁书目》中亦不见《金楼子》的踪迹，这说明约在此时叶森整理的《金楼子》原稿恐怕已不存了。而《永乐大典》一直藏于秘府，并未刊行于世，这也导致民间并无《金楼子》的传本。与这一情况相应的是，今可见明人著述中征引《金楼子》内容者虽然不少，但征引的内容相对较为集中，这说明其所据未必为其原书，恐怕是从他书中转引而来。

可以说，入明以后，《金楼子》的兴亡系之于《永乐大典》。如果不是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出《金楼子》，恐怕此书仍无法流传于世。据汪辉祖《书〈金楼子〉后》可知，今传六卷本《金楼子》最初由周永年自《永乐大典》中辑出。辑佚及整理工作完成之后，是书顺理成章地进入《四库全书》之中，即今所谓《四库全书》本，或谓库本。相较于此本，更为人称道的是鲍廷博得周永年所抄录辑本并受其所托而加以整理并进而刻入到《知不足斋丛书》的版本，即《知不足斋丛书》本，或谓鲍本。鲍本与库本同源，不过所作之整理更为精当。此外，朱文藻、吴骞、孙诒让等亦对《金楼子》有所整理。朱文藻对《金楼子》内容附订的廿六条以及吴骞附订的四条皆列在鲍本正文之前。孙诒让对《金楼子》的整理涉及五篇中七条内容，收在其《札迻》卷十。又有谢章铤（1820—1903）之手校本。谢章铤自言未知其底本为何人所录，称与周永年抄本不同，其书虽用鲍本对校，不过亦有参考“库本”，此由其正文前所录《提要》可知。至于后来的《子书百家》本、《龙溪精舍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皆祖《知不足斋丛书》本而来。自四库馆臣于《永乐大典》辑出《金楼子》并厘为六卷至于今，其流传轨迹较为清楚，前人于此也颇多论述，此不赘言。

综上，自萧绎殁后，《金楼子》至晚在唐初已经复现，且已有民间传本。中唐以后征引情况大增，至唐五代时期，则出现了今可知最早的且制作精良的薛涛笺本《金楼子》，此本出现表明该书在流传中得到了相当的重视。两宋时期，关于《金楼子》的著录与征引委实不少，至于南宋，不但晁公武、尤袤、陈振孙等目录学家皆曾亲见此书，说明此书仍以足本流传于世，且此时已有节略本《金楼子》出现，相关情况将在下文中作进一步的探讨。元代至正年间，叶森曾整理过《金楼子》一书，不过此时仅存十四篇，可知此书已逐渐散佚。入明后，叶森整理本虽为《永乐大典》采录而得以保存，但民间恐无传本。直至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金楼子》才又在民间广泛流传起来。不过，因为《永乐大典》自身的编撰体例及渐趋散佚，清辑本《金楼子》的内容不要说跟足本如十卷本的薛涛笺本相比较，便是跟至正三年叶森整理本相比，恐怕也少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