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清代雅学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尔雅》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大致按词义系统和事物分类编排的词典。《尔雅》一书的出现标志着训诂学的诞生，在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晋代郭璞在《尔雅注序》中高度评价了其作用，他说：“夫《尔雅》者，所以通诂训之指归，叙诗人之兴咏，总绝代之离词，辩同实而殊号者也。诚九流之津涉，六艺之钤键，学览者之潭奥，摛翰者之华苑也。”《尔雅》不仅在阅读先秦古籍、辨识名物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中国历代辞书编纂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开创了雅书的编著体例。因此，自《尔雅》问世以后，自东汉起即有臣舍人、樊光、李巡、孙炎等为之作注，而后历代都有对《尔雅》修订、补充、注释、仿作和研究的著作，如《小尔雅》《广雅》《埤雅》《尔雅翼》《骈雅》《通雅》以及晋郭璞的《尔雅注》、宋邢昺的《尔雅注疏》等等，人们称为“群雅”，并逐渐形成了专门的学问——雅学。

与之前的雅学相比，清代是雅学研究的全盛时期，出现了大量广雅、仿雅和注释、研究《尔雅》《广雅》《小尔雅》的著作。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近百种，如戴震《尔雅文字考》、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疏》、王闿运《尔雅集解》、卢文弨《尔雅音义考证》、臧庸《尔雅汉注》、董桂新《尔雅古注合存》、叶蕙心《尔雅古注斠》、严可均辑《尔雅一切注音》《郭璞尔雅图赞》、钱坫《尔雅古义》《尔雅释地四篇注》、翟灏《尔雅补郭》、潘衍桐《尔雅正郭》、戴蓥《尔雅郭注补正》、无名氏《尔雅音图》、姜兆锡《尔雅补注》、程瑶田《释宫小记》《九谷考》《释草小记》《释虫小记》、周春《尔雅补注》《佛尔雅》《译雅》、阮元《尔雅校勘记》《释心》《释门》、张宗泰《尔雅注疏本正误》、严元照《尔雅匡名》、龙启瑞《尔雅经注集证》、孙步陶《尔雅直音》、徐孚吉《尔雅诂》、江藩《尔雅小笺》、李拔式《尔雅蒙求》、朱铨《尔雅贯珠》、李雱《读雅笔记》、董瑞椿《读尔雅日记》、胡元玉《雅学考》、陈玉澍《尔雅释例》、王念孙《广雅疏证》《广雅疏证补正》《尔雅郝注刊误》《释大》、吴玉搢《别雅》、俞樾《广雅释诂疏证拾遗》《尔雅平议》《韵雅》、王士濂《广雅疏证拾遗》、刘师培《尔雅逸文考》、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王煦《小尔雅疏》、宋翔凤《小尔雅训纂》、葛其仁《小尔雅疏证》、胡承珙《小尔雅义证》、朱骏声《小尔雅约注》、钱东垣《小尔雅校证》、王初桐《西域尔雅》、戴震《经雅》、史梦兰《叠雅》、夏味堂《拾雅》、陈奂《毛雅》、程先甲《选雅》、朱骏声《说雅》，等等。清代雅学著作不仅数量大、种类多，而且除了对《尔雅》《小尔雅》《广雅》进行系统研究外，还出现了大量新的雅学著作，不论是在研究的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超越了前代。因此可以说，清代雅学在中国雅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另外，清代雅学还是中国传统语言学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清代众多的雅学著作中保存了大量的古词古语古义、方言俗语以及古代的社会文化礼俗制度，集中体现了清代学者在训诂学、词汇学、名物研究等方面的水平和成就，同时对后世辞书编纂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通过对清代雅学的系统研究，全面整理清代雅学著作中保存的古词古义，深入探讨清代雅学兴盛的原因以及对后世雅学研究的影响，可以进一步总结清代语言学家的治学方法和经验，全面展现清代对雅学研究的贡献，这对于中国语言学史、中国雅学史、传统训诂学、古代文献学、辞书编纂以及古代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研究都具有积极意义。

二、有关清代雅学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从目前检索的文献资料看，对于清代雅学研究的论著主要集中在个案研究上，即对清代某一部雅学专著进行研究，其中研究成果最多的是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和王念孙的《广雅疏证》。对《尔雅义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作者、体例、术语、郝懿行的训诂成就以及同族词等方面，个别文章谈到了《尔雅义疏》的失误。相比之下，对王念孙《广雅疏证》的研究成果就更加丰硕，相关论著近百篇，涉及的内容也更加广泛，专著有徐兴海的《〈广雅疏证〉研究》（2001）、张其昀的《〈广雅疏证〉导读》（2009）等，单篇研究论文和相关博硕士论文更是不胜枚举。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对《广雅疏证》的成就和王念孙的训诂学思想、方法进行了深入探讨，为清代雅学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很少见到有从雅学史的角度对《尔雅义疏》和《广雅疏证》进行研究的成果。

除《尔雅义疏》和《广雅疏证》外，对清代其他雅学著作的研究尚不多见，目前主要有张义的《〈尔雅正义〉引“贾谊书”考》、李嘉翼的《论邵晋涵〈尔雅正义〉因声求义的训诂成就》《论邵晋涵〈尔雅正义〉的地名训诂特色》、虞万里的《谈清代两部〈小尔雅义证〉》、赵伯义的《论葛其仁的〈小尔雅疏证〉》《论胡承珙的〈小尔雅义证〉》、胡振华的《〈西域尔雅〉中的维吾尔语词》、梁晓虹的《周春的〈佛尔雅〉》、方德安的《戴震〈经雅〉手稿管见》、胡槐植的《〈经雅〉初探》、胡锦贤的《从〈经雅〉看戴震的治学方法》《论戴震的佚著〈经雅〉》《戴震名物训诂专著的新发现——从〈经雅〉看戴震研治名物的方法》、韩格平《程先甲及其〈选雅〉》、肖惠兰的《〈叠雅〉的编纂特色和训诂作用》、日本学者刚井慎吾的《关于〈广雅疏义〉》等。上述文章对《尔雅正义》《小尔雅义证》《西域尔雅》《佛尔雅》《经雅》《叠雅》和《广雅疏义》等雅学著作进行了关注和研究，但与《尔雅义疏》和《广雅疏证》的研究成果相比，却显得较为苍白。除此之外，对清代其他大量雅学著作的研究尚付阙如。

在目前出版的语言学史著作中，王力的《中国语言学史》（1981）第三章中提及了《广雅疏证》和《尔雅义疏》；濮之珍的《中国语言学史》（1987）在“清代的语言研究”中介绍了清代研究《尔雅》的两部著作，即邵晋涵的《尔雅正义》和郝懿行的《尔雅义疏》；何九盈的《中国古代语言学史》（1995）第六章“清代的语言学”在“清代辞书”一节中对《别雅》《比雅》《拾雅》《叠雅》《毛雅》《说雅》《选雅》等七种清代雅学著作作了简单介绍，举例说明其内容；李开的《汉语语言研究史》（1993）在“清代的语义学”一节中介绍了清人对《尔雅》研究的基本情况，并重点论述了《尔雅正义》和《尔雅义疏》。限于体例和篇幅，这些著作大多仅在相关章节中对清代主要雅学著作进行概述性的介绍，并没有深入展开论述，而且对清代其他雅学著作也未涉及。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30年代胡朴安在其《中国训诂学史》（1937）“尔雅派之训诂”一章中，论及了从《尔雅》面世一直到清代有关的雅学著作，其中清代的雅学著作涉及吴玉搢的《别雅》、朱骏声的《说雅》、洪亮吉的《比雅》、夏味堂的《拾雅》、史梦兰的《叠雅》、刘灿的《支雅》以及“类于雅之短篇小记”如王念孙的《释大》、程瑶田的《释宫》《九谷考》《释草》等等，这是较早对清代雅学进行专门关注的著作。

上世纪90年代，赵世举发表了《雅学与文化论纲》、《黄季刚先生的雅学研究述略》、《雅学史初探》（上、下）、《历代雅书述略》（上、下）、《雅学概论要略》等有关雅学的系列研究论文，为中国古代雅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管锡华在《尔雅研究》（1996）第六章“《尔雅》的古今研究”中从校注、资料汇集、理论研究三个方面对清代研究《尔雅》的主要著作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论及邵晋涵的《尔雅正义》、郝懿行的《尔雅义疏》、黄侃的《尔雅音训》、严元照的《尔雅匡名》、阮元的《尔雅注疏校勘记》、翟灏的《尔雅补郭》、钱坫的《尔雅古义》等等，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没有涉及其他清代雅学著作。

窦秀艳的《中国雅学史》（2004）是国内第一部对中国雅学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第六章“雅学的兴盛”专门对清代的雅学进行了论述，介绍了清代雅学著作四十余种，但由于是其中的一章，很多问题没有展开，较为粗疏，而且对于很多清代的雅学著作亦没有涉及，又把《方言》和《释名》类的著作一并归入雅学的研究范围，似欠妥当。另外台湾学者卢国屏对《尔雅》研究也有较深造诣，其博士论文《尔雅与毛传之比较研究》（1994）、专著《清代〈尔雅〉学》（2009）对《尔雅》的研究着力颇多，取得了较大成绩，但仅限于对《尔雅》的研究。从目前的研究资料看，尚没有专门对清代雅学进行全方位深入研究的著作。

三、清代雅学兴盛的表现及原因

（一）清代雅学兴盛的表现

首先，雅书数量空前增加，雅学著作体式更加多样。自清代学者戴震提出“儒者治经，宜自《尔雅》始”的宣言后，以《尔雅》为代表的雅类著作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研究著作激增，仅在《清史稿·艺文志》中著录的雅学著作就有近五十种。据我们统计，清代出现的雅书近百种。清代学者对雅学著作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对《尔雅》以及前代广雅、仿雅著作进行疏证、校勘整理，如邵晋涵的《尔雅正义》、郝懿行的《尔雅义疏》、阮元的《尔雅注疏校勘记》、王念孙的《广雅疏证》、胡世琦的《小尔雅疏证》、胡承珙的《小尔雅义证》、魏茂林的《骈雅训纂》等等；第二，涌现出了大量新的广雅、仿雅著作，雅书体式更加多样化，如吴玉搢的《别雅》、洪亮吉的《比雅》、夏味堂的《拾雅》、史梦兰的《叠雅》、朱骏声的《说雅》、程先甲的《选雅》、魏源的《蒙雅》、周春的《佛尔雅》、王初桐的《西域尔雅》《演雅》等等；第三，对清以前及清代出现的雅类著作不断进行补正，如翟灏的《尔雅补郭》、周春的《尔雅补注》、王引之的《尔雅述闻》、俞樾的《尔雅平议》、许瀚的《别雅订》等等。雅书数量的急剧增加和体式的多样化是清代雅学兴盛的重要标志之一。

其次，清代学者研究雅学的方法更加成熟和多样化。清代学者进行雅学研究，重考据，重实证，反对空谈，重视校勘和辑佚，在疏证词语时强调“以声音通训诂”，注重目验。戴震在《尔雅文字考序》中还提出了“经雅互证”的研究方法，解决了古代文献中的大量疑难，使雅学研究在方法上更加完善和成熟。可以说，在雅学研究中集中体现了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和思想。

最后，雅学研究的范围更加广泛，对雅学的理论问题探讨更加深入。清代的雅学著作除了对《尔雅》进行深入研究外，对《小尔雅》《广雅》的研究也深入展开，并出现了大量考释名物的学术札记和论文。清代之前的雅学研究只是停留在对雅书进行注释和体例模仿上，而清代学者开始对雅学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如对《尔雅》的名义、卷数、作者、内容、体例、版本等等进行深入的考证；对《小尔雅》的性质和作者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新的观点；对《尔雅》和毛传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等等。这些研究都为雅学研究的理论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清代雅学兴盛的原因

清代雅学之所以兴盛，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学术氛围是密切相关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清代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条件。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权，采取了大兴文字狱和开设博学宏词科等刚柔并济的统治手段，并组织学者整理、研究、出版各种文化典籍，因此清代很多学者只能埋头治学，不问政治。梁启超说：“诸大师始终不为清廷所用，固已大受猜忌。其后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然英拔之士，其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诠释故训，究所名物，真所谓‘于世无患，与人无争’，学者可以自藏焉。”但是，通过这样的活动，也使许多学者有机会接触大量的古典文献资料，促进了学术交流。何九盈也说：“一种学术事业的繁荣，没有一定的社会条件也是不行的。清代语言学的发展，从社会条件看，主要有以下四点：一、官方的文教政策；二、图书资料；三、学术交流；四、社会经济。”并特别提到了清代学者的籍贯问题：“以籍贯而论，清代的语言文字学家绝大多数都出生在苏皖地区，因为这里靠近运河，靠近长江下游，经济比较发达，文化教育较为普及，像《尔雅》《说文》《广韵》这样的著作，明末清初的士人已很难见到，而到了乾、嘉时代，东南地区有的乡塾就以这些书作为教科书。‘许郑之学’，风靡一时。”据不完全统计，在清代研究雅学的学者中，江苏籍学者就有三十多家，江南籍贯的学者占了很大的比重。由此可以看出，地域条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二，清代学者注重师承，具有优良的学风。清代的著名学者大都具有良好的师承关系，如戴震师从江永，段玉裁、王念孙师从戴震，而王念孙、王引之既为父子又为师徒关系，俞樾私淑高邮王氏父子等等。有些学者之间即使没有师承关系，在治学方法上也是相互影响、一脉相承的。在顾炎武、戴震等著名学者的影响下，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形成了严谨朴实的学风，他们对于一部书的研究往往穷尽毕生的精力，如王念孙用十年时间写《广雅疏证》，邵晋涵用十年时间著《尔雅正义》，郝懿行用十四年时间作《尔雅义疏》，大多遵循顾炎武提出的“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的标准去研究，学风谨严，实事求是，因此往往能够研究深入，广征博引，成绩斐然，充分展现个人的治学方法和学术思想。

第三，清代古音学发达，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人在古音学上都有独创的见解，造诣颇深，从而使上古音系统得以逐渐确立。在对《尔雅》《小尔雅》《广雅》等雅学著作研究的过程中，清代学者能够综合运用文字、音韵、训诂各种知识，以声音通训诂，突破汉字形体的局限，“以古音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对于这一个方面，王力曾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文字本来只是语言的代用品。文字如果脱离了有声语言的关系，那就失去了文字的性质。但是，古代的文字学家们并不懂得这个道理，仿佛文字是直接表示概念的：同一个概念必须有固定的写法。意符似乎是很重要的东西；一个字如果不具备某种意符，仿佛就不能代表某种概念。这种重形不重音的观点，控制着一千七百年的中国文字学（从许慎时代到段玉裁、王念孙的时代）。直到段玉裁、王念孙，才冲破了这个藩篱。文字既是代表有声语言的，同音的字就有同义的可能：不但同声符、不同意符的字可以同义；甚至意符、声符都不同，只要音同或音近，也还可能是同义的。这样，古代经史子集中的许多难懂的字都讲清楚了。这是训诂学上的革命，段、王等人把训诂学推进到崭新的一个历史阶段，他们的贡献是很大的。”因此，清代学者对雅学著作的研究能够超越前人，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第四，清人治学以通经为根本目的，通经必须通古人语言，通古人的语言就必先通古代的字义、名物、制度，才能对古代的经传、诸子和史籍进行校勘、注释、考证，因此《尔雅》在清代学者的心中就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戴震在《尔雅文字考序》中说“窃以为儒者治经，宜自《尔雅》始”，在给任基振所著《尔雅注疏笺补》的序言中也说“援《尔雅》附经而经明，证《尔雅》以经而《尔雅》明”，发出了以《尔雅》为起点进行经学研究的宣言。这种治学思想也得到了清代许多学者的认同，如严元照在《尔雅匡名自序》中说：“《尔雅》之文字正，而后可以治经。《尔雅》者，经之汇也。治经而不治《尔雅》，如矢之无的也，未有能通者也。”“治经先治《尔雅》”，成为清代学者治学的共识和出发点。因此，清代学者十分重视对雅学著作的研究，而在研究雅学的过程中也集中体现了清代学者的治学思想、方法和精神，从而使清代成为了雅学研究的全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