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之学的延伸和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起点
一
康雍乾百年盛世过去之后，生当嘉道两朝的龚自珍曾以“四海变秋气”
发抒感怀，以一个诗人的笔意写照了19世纪中国的世相。与这种触发于时势与心路的感怀相对称的，是今昔之盛衰变，士林中风气也变，在长久的饾饤琐碎之后，经世之学蓬蓬然起于嘉道之间，把人世间的百弊丛生引入那个时候说时务的议论之中。而后是究心利病和讥切时政都与入世意识、忧患意识、“更法”意识、事功意识内相贯连，并以儒学本有的精神唤出儒学中人济时的期想和抱负。道光十五年（1835）翰林院编修张集馨奉旨召对，问答既毕之后，皇帝特别吩咐的是“汝在家总宜读经世之书，文酒之会，为翰林积习，亦当检点”。皇帝以“经世”相训诫，既说明了世风与士风皆变之时，从深宫里看天下已是心事重重，也说明了经世之学在当日与时势之间的对应和感应。
但经世之学起于嘉道之间，其锋芒所指的时病和时弊，常常是一种同国家权力相缠绕的东西；而作为一种应时之学，其自身则大半都出自于那个时候的时论和策论之中，从而大半都存在于国家权力结构的外面。由此形成的矛盾，使时论和策论很少能够直接移入世务，而转化为一世之事功。因此嘉道之间的经世之学既显现于议论之风发，也局囿于议论之风发，其感染和感召都以思想的表达为常态。然而自道咸之交太平天国起广西，此后的十多年里东南半壁先后成为战场，长江流域尤久苦兵燹。这个过程从一开始便以官兵的一溃再溃和丧师失地为前后相接的共趋和走势，而与之一路伴随的，则是清代法度以“凡有领军之责者，军覆则死之；有守城之责者，城破则死之，此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之后是领兵的将官和守土的地方官在战败之后一个一个地被戕而死、自杀而死，以及朝旨追逼下的锁拿、逮问和治罪，他们以这种死亡和跌落的方式纷纷退出了官场，也带走了层积于官场之中的拘虚窳惰。在他们消失的地方，留下来的是国家权力结构里的空缺。而与这个过程同时发生的，则是搅动天下的农民战争又在以战争作激荡和动员，使久为经世之学所浸染而不在国家权力结构重心之中的儒学中人四顾天下板荡，慨然有触于胸中之所积，成群地走向内战。他们以济时之心与太平天国的“天父天兄之教”苦相撑拒，百战艰难于生死存亡之间；又由血战得军功，积军功成高官，先后沿着前面人留下的官场空缺进入了国家的权力结构之中。于是，在内战造成的地动山摇里，嘉道以来的经世之学前所未有地成了与国家权力联结在一起的东西。
经世之学移入内战，则纸面上的议论可以转化为现实，随后产生的是一种显著的社会变动。在长久的文字讥切时政之后，战场上的一溃再溃是用成败为实例以指抉和论证天下之旧弊与旧弊之所在。因此战争比文字更有说服力。正是借助于战争的权威和战争的说服力，在旧制和旧法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方，绕出旧制和旧法才可能成为内战中救时的起点。咸丰初年曾国藩在湖南募勇成军，雷以諴在扬州抽厘助饷，以当日的法度而论，都是成规之外的自立章程而别开一局。但前者“赤地新立”，是兵不能战而后募勇；后者白手起家，是饷源已竭而后抽厘。其自下而作的补苴罅漏与自下而作的“改弦更张”皆出经世之学的一脉渊源。兵事和饷事居战争之重心，时当屡败之日，其间的种种捉襟见肘便会最先被撕破并直接转化为危迫。因此兵事和饷事也最先开始起变化而出旧格，由募勇成军演为湘军制度，由抽厘助饷演为厘金制度，其重心都在于地方。比之二百多年来绿营制度里的兵与户部指拨的饷皆由朝廷一手调度，两者的产生和张大都体现了兵事和饷事的蝉蜕。与这种蝉蜕相对应的，是后起的湘军在战场上打破绿营积久的疲颓，一步一步重造出坚韧强悍的凌厉杀气，以此支撑了内战中的王朝，也以此使太平天国在一蹙再蹙之后折入低落，从进攻的一方变成了被剿洗的一方。这个过程用万千头颅造出了累累军功和一世之勋名，与军功和勋名一同被造出来的，还有后来的历史叙述称作肇启“中兴”的时势。所以，本由救时而产生的自下而立的章程和起于地方的别开一局，遂能够在内战中节节伸展，从一个地方走向四面八方，因普遍化而常态化，因常态化而常规化，成为将帅和疆吏的政令所出与政令所托，从而成为朝廷必须要倚重并且越来越倚重的东西。
兵政和财政的重心落于地方和朝廷之不能不倚重地方，都说明这种因绕出旧制旧法而淘汰了旧制旧法的过程，同时是国家权力下移的过程。因此，同19世纪50年代之前相比，这场漫长的内战已经使疆吏获得了更多表达意志和实现意志的力量。而以人物作比较，则这一代从军功中立起来的督抚更显然地共有一种肯以一己之身承当世运的自觉意识。曾国藩以在籍侍郎做团练大臣，胡林翼以贵州知府任黔楚防堵，左宗棠以举人佐湖南兵事，李鸿章以翰林从军皖北，当日皆不在朝廷的重寄之内。而与之声气相应并聚为一类的沈葆桢、江忠源、罗泽南、王鑫、李续宾、刘长佑、曾国荃、蒋益灃、丁宝桢、郭嵩焘、彭玉麟、杨昌濬、刘典、刘蓉、杨岳斌、刘坤一、刘秉璋等等，则一大半都是起于仕路之外而身入兵间的秀才和举人，从而一大半都出自士人社会中的下层。这些人在乱世里甘心冒锋镝而入战场，是儒学长久的涵育化作一时之感召。所以“我不知战，但知无走，平生久要，临难不苟”成为一种担当。他们因之而能够在屡战屡败和屡败屡战中踏出一条血路，也因之而显示了这个群类突出于当日中国士大夫之间的强毅和亢厉。而后是千里东南翻搅于“骨岳血渊”和连天兵火之中。
承当世运的自觉意识在内战中表现为凌厉的杀气。然而就其本来的涵义和深层的涵义而言，这种意识以及体现了这种意识的人物群体都是从乾嘉以来的经世之学里走出来，并以孔孟塑造的儒学理想为最终源头的，因此他们的意中，世运之范围都在于天下和当下。时当19世纪中国的衰世和乱世，由经世济时而承当世运，在这个群体的心目中始终是一种“澄清天下之志”。他们以此相呼应，也以此相类聚。然则天下俱入眼底，便是一世之盛衰与利病俱入眼底，这些人虽以杀气成军功，而抱负则原本在于“谈经济，究韬略，明习国家掌故”，以真知“古今大政”和深识“民间疾苦”。由此形成的阅历感受和认识程度，使他们成为当日中国士大夫中最熟悉和了解中国社会，并因之最肯识时务的人。熟悉和了解中国社会的过程，是比别人更切入地识得衰世之真相，并比别人更多地体会“积不能平”的过程。所以，由肯识时务而致心于匡济世务，他们又非常自然地会成为当日中国士大夫中有心一为伸展，“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积习”的人。后起者评论这个群类，说是“晚近吏治稍刓，大吏以迁调频仍，莅事日浅，不能获指臂相使之效。时艰益棘，牵制愈多，号令不行，浸至覆败相随属。自曾文正、胡文忠诸公乘时踔起，刬去文法，不主故常，渐为风气。各省自司道以下，罔不惟督抚令是听，于是政权复归于一，而事乃无不济，治道蒸蒸日上矣”。其着意刻划的，都是他们用手中的权力做出了与别人不同的事。这些人带着久蓄于心的“积不能平”入战场，因此，当战争中下移的国家权力成为他们手中掌管而且可以运用的东西之后，“刬去文法，不主故常”便非常明白地表现为用国家权力改造国家权力的更法和变法。与内战中的杀气相比，这种由权力实现的意志同样体现了用世济时的强毅和力行。而以“不主故常”为起点，并以“不主故常”与权力相连结，则他们又历史地成了当时中国能够为天下开风气的人。在清代的历史中，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群体品格和人物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