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自觉的“中心”意识

如果拓广历史的视野，不难发现，独立社同人所秉持的办刊理念，“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并非“此时此地”的创举，而是有迹可寻的。若以《独立评论》为坐标的话，前后左右都能找到这样一些“同类项”。比如，此前的《现代评论》创刊时就曾表示，“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和；本刊的态度是研究的，不尚攻讦；本刊的言论趋重实际问题，不尚空谈……本刊同人，不认本刊纯为本刊同人之论坛，而认为同人及同人的朋友与读者的公共论坛”。《新月》问世时则带有文学色彩地声明，“《新月》月刊是独立的……成见不是我们的，我们先不问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而此后的《观察》发刊时说得更明确，“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尊重独立发言的精神”。显然，这几个刊物与《独立评论》有着大致相同的办刊理念。除此之外，《申报》作为“独立生存之报纸”，也“向不与任何党派任何方面有关系”，一直恪守“自由独立之精神”。蒋廷黻晚年还曾谈到当时他们与《大公报》的关系，“我们与《大公报》间从来没有默契，更谈不上正式的合作，但是事实上共守相同原则的”。

可见在现代中国社会中，《独立评论》式的刊物是一种连续的和较广泛的存在。它们都表示自己是“独立”的，都声明自己与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恰恰反映了当时一些人对于“任何党派”皆不满意的社会现实，也表明当时社会中的确存在着这些刊物发挥作用的“市场”或空间。事实上，办刊物者正是想以所办刊物为集结的方式，带动不满意“任何党派”的社会中人，在“任何党派”之外“组织小团体，公开的讨论我们根本的信仰和政治的主张”，以形成另一种政治力量，进而占据社会的“中心”。尽管他们一再声称没有“任何组织”，比如，《新月》的创办者曾说，“我们这几个朋友，没有什么组织，除了这月刊本身……没有什么一致，除了几个共同的理想”。《独立评论》的创办者，也“期望做到‘独立’的精神，但不期望成一个‘独立派’”。但是，他们毕竟有“共同的理想”，也有“共守的信约”，因而外界人大都把他们看作是具有共同政治倾向的团体或组织，所谓“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独立评论派”，正是由此而来。蒋廷黻回忆，“虽然《独立评论》同人间都了解彼此见解不同，但外界却把我们看成是一体的，有些人甚至认为我们正在成立一个新政党。这种看法当然是毫无根据的。但外界人士却认为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

不难看出，在现代中国社会中，以一些刊物为中心，确实形成了“任何党派”之外的另一种社会所认知的政治力量，从这一点上说，他们本身已处于社会的“中心”，至少是亚“中心”。与“任何党派”不同的是，这样一种政治力量的成员几乎都来源于“智识阶级”。以《独立评论》为例，其社员和主要撰稿人几乎全部是大学教授或研究人员，并且绝大多数都有留学欧美的经历。其他几个刊物的组合也大致有相同的特点，并且在具体人员上有不少重合。因此可以说，这样一种政治力量的成员在社会上大都有一个“学者”的身份或角色。

有研究者认为，“学者”在一定程度上是个新词，不具备“士人”那种对天下的关怀和承担。但是，如果切实考察近代以来学者的自我和社会认知，似乎并不完全是这样。梁启超曾郑重地“敬告我国学者曰：公等皆有左右世界之力……即不能左右世界，岂不能左右一国；苟能左右我国者，是所以使我国左右世界也”。“左右世界”，这是何等地“对天下的关怀和承担”。科举废除以后的“学者”虽然“不能比士大夫”，但往往又胜似“士大夫”，这一点从人们对学者的批评中也可看出来：“按之实际，学者不过一块招牌，猎官乃其真实之目的……学者之研求学术，大致恒在未成名以前，既成名后，则书卷固完全抛开，即其精神与思想，亦全流入其他之途径，而好官之念尤占十之八九。”“猎官”如果从正面来看，正是古代“士大夫”经世的路径。

蔡元培曾说，北洋政府所以能“对付时局，全靠着一般胥吏式的学者”；还说：“政府哪一个机关，能离掉留学生？”即使《独立评论》的社员和主要撰稿人，后来也大多做了“高官”，走进了社会既存的“中心”。这说明现代中国的学者，不但有着古代“士大夫”似的对天下的关怀，而且也能找到和获取实现政治抱负的渠道与空间。如果说“士与知识分子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参政与议政”，那么就《独立评论》式的刊物周围的知识分子来看，与“士”似乎并没有根本的区别。与古代不同的是，科举废除以后，读书人的数量激增，社会容纳的空间也拓广，因而读书人的流向产生了分化。其中，一部分人开始专意于学问，成为纯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一部分人则通过新的媒介和渠道，仍走着与古代士大夫大致相同的道路，即到现成的“中心”里面去“为官”；还有一部分人是通过发表政论文章或办政论刊物，来表示“对天下的关怀和承担”，并试图在“任何党派”之外形成自己的政治力量，最终由自己占据社会的“中心”。

正因为有了这样更多的选择，清季以后的读书人本身很少有“边缘”的心态，大都认为自己在社会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现在的读书人，都是以上流社会自命的”。“士大夫”一词，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仍然是一个“活”的有实际意义的用语，“吾人以为世运转移之责，不在今日之所谓将相，而在今日之所谓士大夫”。这里所体现的那种扭转乾坤的“澄清天下”的观念似乎还相当的浓厚。胡适不止一次在演讲中说明，“在变态的社会之中，没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式机关，那时代干预政治主持正谊的责任必定落在知识阶级的肩膀上”。在他心目中，似乎只有“知识阶级的肩膀”才能担负起主持社会“正谊的责任”。与古代“士大夫”经世的目标不同，《独立评论》周围的“智识分子”对政治的“干预”，是“训导人民自作主人”，建立一个“宪政国家”，“吾人以为今后训导人民自作主人之责任，应在无任何党籍之中立的智识分子”，“领导国民，教以监督政治自作主人之必要能力，以使中国进为真正之宪政国家”。

有意思的是，《独立评论》周围的一些“学者”，把社会不治的责任也归咎于“知识阶级”。蒋廷黻曾说：“运动军队和军人是清末到现在一切文人想在政界活动的唯一的法门……中国近二十年内乱之罪，与其归之于武人，不如归之于文人。”“张宗昌、王占元之流的军人，倘使没有一般攀龙附凤的念书人，受利禄所趋使，为他们效劳，你想他们焉能久居高位，危害于国家呢？”以后来人的眼光看，他们显然抬高了“文人”“运动”的作用，“文人”之所以要“运动”“武人”，就在于社会中枢总是为“武人”所控制，无论进步或反动，只要不以“武力”做后盾，就不可能取得政权。也就是说，清季以来，“武人”渐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文人”要有所作为，则不能不依附或“运动”武人。胡适曾高呼：“努力！努力！阻力少了！武力倒了！中国再造了！”其实，中国的“再造”始终都是以“武力”唱主角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文人”已被“边缘化”也不为过。但是，在一些现代读书人眼里，“文人”在社会中的作用仍然是至高无上的。

这自然可理解为，读书人的社会角色变了，而“士”的心态还未变化，同时也可看作是，读书人原来的天下观念已演变成了近代的社会观念，那种“对天下的关怀和承担”，逐渐演变成了一种自觉的社会“中心”意识。清季以后的读书人对社会的责任感不但没有丝毫的减弱，反而以新的形式变得更强了更丰富了。古之“士大夫”几乎无不依附于打天下坐天下的“君主”，清季以后的读书人也不乏依附或“运动”武人者，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读书人，如《独立评论》式的几个刊物周围的自由知识分子，则企图通过向社会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营造一支自己“独立”的政治力量，从而最终由自己直接占据或控制社会的中枢。那么这样一种努力的成效如何，则需要进一步检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