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长者

——怀念启功先生

2005年7月7日，数千人在北京八宝山送走了一位可敬的长者。

2005年6月30日下午，我在从甪直返回苏州的途中，突然接到儿子的电话，告诉我启功先生走了。其实是在意料之中，我知道启先生春节之后情况就很不好，能够维持半年时间，对九十多岁的人来说就很不容易了。然而仍很难接受这一事实。启先生走了，带走了一种儒雅而精诚的文化，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位长者，还有长者所拥有的文化风范。

我的父亲赵守俨与启功先生是挚友，他们之间的交谊可谓是典型的君子之交。

父亲小启功先生十四岁，他在辅仁大学就读时，启先生就已经是助教了，应该说情在师友之间，因为同是受业于陈援庵（垣）先生门下，因此启先生总是谦虚地称父亲为学长。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少年时代都曾随戴绥之（姜福）先生学习古文。这位戴先生一生著述不多，但古文字学极好，曾在我家教过家馆。启先生和我的父亲都是他的学生，课业文字学、训诂学和《礼记》，古文基础打得牢固，受益终生。正是由于这一渊源，他们一直互以“师兄”相称。

启功先生

启先生是一位博学通儒，中国文化的深厚积淀与学养真可谓是后无来者。他的书法作品被称为“启体”，效法者无数，东施效颦的赝品更是铺天盖地。而启先生的绘画作品并不在其书法之下。他在青年时代已经加入了溥雪斋（伒）先生发起的松风画会，我见过上世纪30年代松风画会几位先生合作的一幅山水，计有松云关和镛画秋树，松窗溥佺作寒枝，松风溥伒作坡石并题，松阴叶仰曦画高士。启先生号松壑，补桥柯远岫。其时启先生在众多老先生中是“小字辈”，无论年齿和辈分都在诸位先生之下，而能跻身于老成之中，足见先生的绘画修养。启先生曾受业于贾羲民和吴镜汀，其实我以为启先生更多的是得益于古人。启先生一生经眼的古代书画真迹无数，得其真髓，他的竹石章法可远溯文同、夏昶；他的山水神韵当得法于大痴、云林，直至四王。我见过一些启先生40年代至70年代的绘画作品，功力之深，取法乎上，皆堪称精品。

1971年春天，父亲突然接到通知，匆忙从干校返回北京，继续负责二十四史的标点校勘工作。这是二十四史标点工作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是50年代末至“文革”前夕）。这次规划又增加了《清史稿》的点校工作。经过“文革”浩劫，原来参加点校工作的专家学者已然去之一半，所以只能重新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具体名单是由父亲拟定的，再由军管部门去审批。由于增加了《清史稿》，父亲提出借调启功先生、王锺翰先生等来中华参加点校工作，终获批准。启功先生也从此摆脱了“文革”中的逆境，开始了点校《清史稿》的工作。此后父亲与启功先生朝夕相处，直至近十年后这项工作结束。除了工作关系之外，父亲与启先生私交甚厚，可谓无话不谈，那时他们常在一起聊天，启先生爱说笑话，他讲过的笑话父亲常常回家转述，逗得大家捧腹大笑。而在书画鉴定方面，父亲向启先生请教颇多。彼时启先生尚居小乘巷寓所，有时来家中做客，还盛赞母亲菜烧得好吃。我自十岁出麻疹后患了哮喘之疾，70年代是发病最多的时候，那时经常要到医院去输液，这些事给启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启先生那时给我介绍了不少偏方，只是我没有用过。后来哮喘居然痊愈，时至多年后，启先生每见到我，第一句话总问我哮喘犯过没有，我告诉他早就好了，可下次见面还是要问，并问我吃什么药好的，他说要把这方法介绍给别人，足见启先生对他人的关爱。

在中华标点《清史稿》的日子是启先生很快乐的时光，事后他常常回忆起那段生活，虽然物质并不十分丰富，但能在“文革”期间有这样一个避风港，并从事一项喜爱的工作，对启先生来说于愿足矣。我印象最深的是“文革”之后刚刚恢复稿费制度，那时稿费不多，不过吃吃馆子是足够了。70年代后期，父亲与启功先生及其他几位先生常常一起聚餐，谁得了稿费就去吃一顿，轮流坐庄。那时北京没有现在这么多饭馆，我记得他们去得最多的则是安定门内的康乐餐厅和东四十条西口外的森隆饭庄。再晚些时候崇文门的马克西姆餐厅开张了，有位先生得了一些补发工资，还请父亲和启先生他们去奢侈了一下。

80年代以后，启先生的名气越来越大，社会活动也越来越多，向他求字求画的人络绎不绝。有不少人知道父亲和启先生的关系，登门转托父亲向启先生求字画，但一概被父亲回绝。父亲的理由是不能给启先生添麻烦，他自己与启先生二十多年的交往，从未张口向启先生要过一幅字画，因此至今我家仅有一帧1974年启先生送给父亲的扇面，一面写的是他自己的论书绝句，一面是画的朱竹，是启先生用一旧藏加重真佛赤金舒莲记扇面所作，堪称精品。这也是父亲收藏的唯一一幅启先生的作品。

启功先生是位敦厚的长者，他对陈援庵（垣）先生的感念足见他的为人。陈援庵先生既是启先生的业师，也是他的伯乐，应该说对启先生有着知遇之恩，这是让他感念终生的。我记得80年代末我去北师大拜访启先生，他一定坚持要带我去拜见刘乃和先生，当时刘乃和先生的家距离启先生住所不远，他带着我去刘先生家，并介绍给刘先生，说明我是赵守俨的儿子，一直陪我们聊天很久。

1993年6月，父亲住院期间查出肺癌，启功先生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焦急，多次打电话到中华书局和家中询问父亲的病情。他曾两三次到医院看望父亲，尤其是在1994年春天，他从香港归来不久又住院，出院后立即扶杖到病房来看望父亲，令父亲至为感动。为了使父亲得到更好的治疗，他主动为父亲的经治主任、大夫都写了字，画了画儿，并题款派人送到医院，我知道他这都是为父亲做的，十分不安。1994年4月13日父亲病逝，我和中华的同志一再嘱咐千万不能惊动启先生，可是在父亲的告别仪式上，启先生还是来了。那天灵车因故耽误了时间，原定九点钟的仪式拖至十点钟才开始，启先生居然在八宝山大礼堂的休息室中坐等了一个半小时。仪式开始前，我们夫妇去休息室向大家致谢，启先生握着我的手一句寒暄客套话也没有，但却老泪纵横，我想他与父亲的友谊尽在不言中了。在以后的日子里，启先生经常向很多人提起父亲，总是说：“守俨走得太早了，只活了六十八岁，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启功先生题签

后来，父亲的文集出版，启功先生欣然为之题写了书名。据说后来有人问他：您题写了那么多的书名签，觉得哪本书写得最好？启功先生不假思索地道：“赵守俨文存”写得最好。启先生有个习惯，凡是他觉得重要的著作书名，都会在旁署上“启功题签”四字，反之，则仅写书名而不特地署名。

2004年，为了纪念父亲逝世十周年，《书品》组织了一些纪念文章，第一篇就是启先生的。那时启先生身体已渐衰弱，眼睛又不好，已经不能写文章了，可他还是口述录音，请别人整理了回忆父亲的文字，情真意切令人感动。启先生居然还记得我少年时候标点《汉书》（文中说是《东观汉纪》，是启先生记错了）的事，真是惭愧。这些年来对启先生疏于问候，说真话，真不是我不懂事，实在是因为他太忙太累了，那么多人围绕着他，那么多人登门拜访，我真不愿意去添乱，搅扰他平静的生活。

启功先生走了，那么多人去送他，可见他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启先生一生于师长、于亲人、于朋俦、于后学都可谓是至爱、至亲、至善。那么多人知道他、认识他、崇敬他，因为他是通儒大师，因为他是书法名家，可在我眼里，他永远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