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郑振铎先生对中华民族文化事业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其中可歌可泣的一件大事，就是他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头挺身而出，发起并联合上海几位爱国老学者（张元济、张寿镛、何炳松等先生），与国民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陈立夫、朱家骅先生）、中央图书馆（蒋复璁先生）及文献专家（徐森玉先生）等密切合作，在日本侵略劫火下秘密抢救和保全了一大批民族文献、珍贵古籍。这一“地下工作”本来人们所知不多，所幸在蒋复璁、张寿镛等先生分别精心呵护下，当年郑先生与张寿镛先生，郑先生与有关当局、中央图书馆之间的关于抢救图书的秘密往来的一批信函、报告、书目、账单等原始文件保存了下来（现正珍藏于海峡两岸的图书馆），而通过对这些原始文件的研读，可以使我们后人能比较详细地了解这一重大史实。毫无疑问，这些珍贵的书信、文件现在也已经成为我中华民族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了。

关于这批文献，此前已经整理公布过一些，主要发表在两本学术刊物上，和出版了两本书：

一、《馆史史料选辑·古籍收购与集藏》，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编，发表于1983年该馆馆刊新十六卷第一期《五十周年馆庆特刊》。其中公布了郑先生起草的“上海文献保存同志会”的九份工作报告等。

二、《郑振铎先生书信集》，署刘哲民编，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收有郑振铎致张寿镛二百六十九封信（按，数目未必准确）等。

三、《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署刘哲民、陈政文编，1992年学林出版社出版，收有郑振铎致张寿镛二百七十封信（按，数目未必准确）等。

四、《郑振铎致蒋复璁信札》，沈津整理，连载发表于2001年北京《文献》杂志第三、四期和2002年第一期。收有郑振铎致蒋复璁三十八封信及电文。

既然此前已经有人整理发表过这些了，那么，现在为什么又要重新整理出版呢？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三十多年前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的馆刊，一般大陆读者是看不到的；二十多年前出版的那两本书，也早已买不到了；十多年前的《文献》杂志，现在也不易寻找。而且，这些已公布的文献如果不汇编在一起，也不利于读者和研究者。二、更重要的原因，是上述这些公布的文本，主要是后三种，存在着大量的整理编辑的错讹，而一般读者甚至研究者都未必看得出来。长期以讹传讹，实在也是对不起郑先生等前辈的。借用刘哲民的话来说，简直令人“有不寒而栗之感”。为了说明这一点，这里不得不举出事实来。这样，持有这些书刊文本的读者和研究者，在使用时也可以提高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