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提携地方势力

武则天的时代，在呈报祥瑞问题上积极努力，是一种政治表态，有利于主持者的仕途进步。但是，就李无亏的情况来看，他并不是仅仅考虑自身的仕途，他还要带动当地的政治势力共同进步。一个人的政治独角戏，很可能变成政治小丑的滑稽表演，各种势力的协同努力，才会显现出政治的本来面目。

进士出身的李无亏，并不是不通世故的书呆子，作为沙州地方的最高长官，如何在参与朝廷的政治游戏中让地方政治获得发展，显然也是他考虑祥瑞问题的一部分。何以得出如此结论？因为我们在李无亏的祥瑞呈报中发现了相关人员，而这些人都不是寻常百姓，都有一定的背景。根据唐朝的制度规定，地方呈报祥瑞，要提供相应的资料，这就是《仪制令》的规定：

诸祥瑞若麟、凤、龟、龙之类，依图书大瑞者，即随表奏。其表惟言瑞物色目及出处，不得苟陈虚饰。告庙颁下后，百官表贺，其诸瑞并申所司，元日以闻。其鸟兽之类，有生获者，放之山野，余送太常。若不可获，及木连理之类，有生即具图书上进。诈为瑞应者，徒二年。若灾祥之类，史官不实对者，黜官三等。[8]

所谓相应资料，即祥瑞的具体状况和“出处”。出处，应该包括祥瑞发现的时间、地点、发现者以及见证人等。地方长官要呈报祥瑞，无法独自完成，必须把祥瑞发现的要件进行清楚说明，相关人等，成为必不可少的内容。祥瑞如果是纯自然的发现过程，那么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发现者，但是祥瑞是政治符号，祥瑞的发现和呈报属于政治活动，所以主持者的独具匠心便成为更关键的因素。

沙州的祥瑞以李无亏为主导，无可置疑，那么都有什么人参与他的祥瑞呈报活动呢？这绝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因为参与者与李无亏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团队，他们内部的相互支持，才是最后取得成功的保障。参与李无亏的团队，首先要具备足够的资格，其次是政治意愿。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或许有此意愿的人数众多，资格认定于是成为更突出的条件。让我们分头进行考察。

天授二年一月“百姓阴嗣鉴于平康乡武孝通园内见五色鸟”。发现五色鸟这个祥瑞，上报朝廷的奏表提及两个人。武孝通，没有其他资料可以参考，所以可供分析的内容有限，但是，当今皇帝姓武，孝通的名字也十分吉祥，至少以孝通感是喜庆概念，垂拱四年洛水宝图的发现可以提示我们。《旧唐书》记载如下：

夏四月，魏王武承嗣伪造瑞石，文云：“圣母临人，永昌帝业。”令雍州人唐同泰表称获之洛水。皇太后大悦，号其石为“宝图”，擢授同泰游击将军。[9]

作为瑞石的发现者唐同泰，这个名字不是简单的人名。当时，武则天还在积累资本，唐朝依然是国家名号。石头上的文字最有价值，直接表达了武则天的希望。获得的地点也有意义，洛水本身就是神圣的地方，毕竟有河图洛书的悠久传统。而上奏之人，永安人唐同泰，地名人名都有祥和的含义。根据当时朝廷大手笔李峤的解释：“姓氏将国号元符，土地与石文明应。表里潜会，枢机冥发。明宴坐之逾昌，验王基之永泰……”[10]从李峤的分析视角观察，武孝通在李无亏的进奏表中，地位也如唐同泰一样。

李无亏同表进奏的另外一个人，即“百姓阴嗣鉴”，此人也大有来头。阴家是敦煌大族，用《敦煌名族志》的说法叫做“隋唐已来，尤为望族”。该志有阴家的人物事迹记录，如阴仁幹，昭武校尉、沙州子亭镇将、上柱国。阴仁幹有两子任官，长子嗣业，任正议大夫、使持节岷州诸军事、行岷州刺史、上柱国、敦煌郡开国公，次子嗣监，任正议大夫、北庭副大都护、瀚海军使、兼营田支度等使、上柱国。阴仁幹的三个弟弟，仁果是果毅都尉，仁协是岷州刺史、阳郡开国公，仁希是守左武卫将军、敦煌郡开国公[11]。嗣监、嗣鉴为同一个人[12]。《敦煌名族志》撰写的时候，阴嗣鉴已经是北庭副大都护，但在天授二年的时候，尚未出仕，所以还称作“百姓”。阴嗣鉴被选中成为祥瑞的发现者，从其家族背景看，绝不偶然。李无亏在沙州刺史任上，已经两年有余，敦煌地方的实力家族，自然了然于胸，在政治上推奖大家族的青年才俊，不仅是地方长官的分内责任，也有利于地方的良好治理。

白狼条，有“天授二年，得百姓阴守忠状称”云云，而这里的阴守忠依然不是真正的百姓。P.2625《敦煌名族志》也有他的记录：“唐任壮武将军、行西州岸头府折冲兼豆卢军副使，又改受忠武将军、行左领军卫凉州丽水府折冲都尉、摄本卫郎将、借鱼袋，仍充墨离军副使、上柱国。”[13]天授二年，阴守忠发现白狼，此时他的身份应该还是百姓，即尚未入仕，但后来官场发展顺利。作为敦煌阴氏的一名代表，阴守忠不管是任豆卢军副使还是墨离军副使，都是在距离家乡很近的地方任官，光宗耀祖是毫无疑问的。阴守忠第一次与政治发生联系，很可能就是这次的祥瑞呈报，他的名字因此进入朝廷的视野，为他后来的仕途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五色云”一条中，天授二年冬至日得支度崔撝等状称如何如何，其中的支度（误作庆）崔撝，一看可知，他是李无亏的部下。李无亏是沙州刺史兼任豆卢军使，旗下有负责支度事务的官员是正常的。但是，崔撝的支度一职属于简称，具体说来，应该是“支度判官”。《新唐书》记载，如果节度使“兼支度、营田、招讨、经略使，则有副使、判官各一人；支度使复有遣运判官、巡官各一人。”[14]这里说的虽然是节度使之制，但军使是小一号的节度使，相应的组织机构存在也是一定的。李无亏的奏表中明确写明自己的部下崔撝发现新祥瑞，这是给崔撝提供的绝佳发展机会，这显然是他作为长官提拔部下的举动。

天授二年腊月，石城镇将康拂耽延弟地舍拨向州政府报告，蒲昌海变清了。康地舍拨是粟特人，李正宇先生怀疑，他的哥哥康拂耽延就是康艳典，“若然，则知康艳典去世后，其弟名地舍拨者继为石城镇首领，统其众”[15]。康艳典是著名粟特人，S.367“石城镇”条有康艳典的记录：“贞观中，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其城四面皆沙碛。”小注云：“上元二年改为石城镇，隶沙州。”[16]康艳典应该是石城镇的第一任镇将，仅从上元二年（675）算起，到天授二年（691），也已经十七年。加上贞观时期率领族人从中亚迁入石城镇，如此重大行动的领导人，其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而相应的年龄也不该太年轻，所以，康拂耽延是康艳典的继承人可能性更大。从原文的表达看，天授二年康拂耽延是石城镇镇将没有问题[17]。镇将的弟弟如今也出现在刺史的上奏状中，而其胡人身份对于武周朝廷，应该具有更加特别的含义，足以让朝廷联想到自己的伟大影响力，所以这样的奏状受到朝廷重视的可能性会更大。

以上沙州祥瑞的奏状中出现的人物，现在看来都不是随机使用的，从他们的背景看，要么已经是官员，如李无亏的属下崔撝，要么是官员的亲戚，如胡人康地舍拨，要么是地方大族，如阴嗣鉴、阴守忠，即使当时两当事人尚未入仕，但他们家族中的上辈成员或者已经是官场中人，或者是有家族根基、有经济实力的地方名族。所以，李无亏的奏状，一方面参与朝廷的造神运动，响应朝廷的号召，为武周政权的天意添砖加瓦，另一方面，也为地方政治服务，希望通过这样的手段，让地方大族的青年和自己的部下及民族领袖的亲戚，由此获得一个进入仕途及发展的通道。从这个角度观察，李无亏还是一位深得官场三味的官员，在跟朝廷保持政治一致的同时，不忘夹带地方需求，为地方实力派提供政治发展的空间与机会。

之所以如此判断，是因为朝廷有相应的政策，即奖励祥瑞发现者。在这方面，朱前疑是个有代表性的人物，《资治通鉴》有如此记录：

先是，有朱前疑者，上书云：“臣梦陛下寿满八百。”即拜拾遗。又自言“梦陛下发白再玄，齿落更生”。迁驾部郎中。出使还，上书云：“闻嵩山呼万岁。”赐以绯算袋，时未五品，于绿衫上佩之。[18]

如朱前疑这样的例证是十分突出的，此外，如李唐宗室、太宗孙子、吴王李恪儿子李千里的例证，也能够说明问题。《旧唐书》记载如下：

天授后，历唐、庐、许、卫、蒲五州刺史。时皇室诸王有德望者，必见诛戮，惟千里褊躁无才，复数进献符瑞事，故则天朝竟免祸。[19]

是因为李千里根本缺乏政治觉悟，不知道武则天夺得的正是自家天下，还是他确实聪明，用这种完全无耻的方式求得自保呢？我们已经无法求证。但是李千里的故事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积极帮助武则天证明武周合法的人，是明确无误的政治表现，即使没有发展的任何机会，至少如李千里，生命安全是可以获得保障的。

祥瑞活动是一场政治游戏。对于地方而言，地方当局的主持者是关键，这一点我们从李无亏的作用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而配合地方当局的人，绝不是寻常百姓，要么是官员，要么是有实力的大族。寻常百姓跟这种政治游戏是绝缘的，不仅在于他们是否善于配合，更根本的是他们与政治无缘，不能在政治游戏中获得相应的政治利益。

上报祥瑞，符合朝廷精神，地方当局如李无亏等纷纷行动。在我们看到的《沙州图经》中，很具体很形象的奏状原貌，都大体上呈现出来。很明显图经文字是截取了奏状的部分内容，地方政府奏状留存底稿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在编写《图经》的时候，充分利用这些文献资料，这对于主持地方政务的李无亏而言，是一举多得的事。一方面证明了自己努力配合朝廷的积极态度，另一方面向地方人士证明自己的爱民政绩，甚至让自己在这种《图经》的文献中，实现万古流芳。这第三个方面的动机确然存在，至少我们今天的学者可以证明，李无亏的目的确证已经达成。在统计整个隋唐时期的各地图经之后，我们可以发现，《沙州都督府图经》虽然也仅仅是一部分，但却是至今所知最详细的，信息最丰富的[20]。

李无亏在自己的祥瑞奏表中，很大方地推荐自己的属官、胡人领袖和地方大族，而最终自己也收获朝廷的奖赏和仕途进步。但是，李无亏在推荐这些地方政治实力派的时候，自己获得到底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呈报献瑞获得朝廷嘉奖吗？巩固朝廷的信任是地方官需要长期经营的事业，李无亏的政治事业也不仅仅在于获得武周朝廷的一时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