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祭禮》中的“明堂禮”
楊復指出，《儀禮》中有關“祭禮”者包括《特牲饋食》、《少牢饋食》、《有司徹》三篇，因此其《祭禮》首列正經，以此爲第一、第二卷[5]。《祭禮》第三卷爲《通禮篇》，第四卷以下依序爲《天神篇》上下、《地示篇》、《宗廟篇》上中下、《百神篇》、《因祭篇》、《祭物篇》上下與《祭統篇》。“明堂禮”歸入《天神篇》，次於“祀昊天上帝禮”（《天神篇上》），與“正月祈穀禮”、“孟夏大雩禮”、“祀五帝禮”、“祀五人帝五人神禮”、“祀日月星辰禮”、“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禮”等並列（《天神篇下》）。楊氏認爲：
祀天之禮，《大宗伯》稱天神，《大司樂》亦稱天神。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也。天帝也，日、月、星、辰也，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也，凡祭祀感通之理，皆陰陽不測之神也。[6]
“明堂禮”屬《天神篇》，祭祀上帝，也屬祭“天”之禮。在楊氏心目中，帝代表天之最高神，統攝日、月、星、辰，以及司中、司命與風、雨等，而“神”只是形容自然萬物之神妙不測。這樣的觀念，承繼朱子之學，乃宋代理學家普遍的認識。楊氏在“明堂禮”題下注云：
郊祀配天，明堂配上帝，天與上帝一也。祀上帝禮，並如郊祀。然《月令》有“大饗”之文，《我將》之詩有“維羊維牛”之語，則明堂之禮爲尤備。故程子曰：“其禮必以宗廟之禮享之。”朱子亦曰：“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蓋謂此也。[7]
首先確定祭祀對象，明堂之禮祭天，亦即祭祀上帝，因爲“天與上帝一也”。祭天之禮，古稱爲“郊”，其儀節已詳述於“祀昊天上帝禮”，唯明堂與郊祀，場合不同、配祀不同，且其禮尤備，因此獨立出“明堂禮”一節，就此再加補充。上述説明，依據經典而參酌程頤、朱熹之見，折衷於朱子，尤爲楊氏考述禮制的重要原則。
楊復逐節考論明堂之禮，依例均先引述經傳爲本，録《禮記·月令》、《詩·周頌·我將》之文，並及《孝經·聖治章》、《禮記·樂記》之義，而附以注疏；然後，廣引古今諸儒之説，次第辨析“明堂祀上帝、五帝之辨”、“明堂配侑”與“明堂制度”等議題。大抵而言，依《月令》，明堂禮乃季秋“大饗帝”之禮；依《我將》，此禮特以牛、羊饗上帝，而且以文王配祀；依《孝經》，周公率先“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聖人“尊嚴其父”，是大孝的表現；依《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亦首出嚴父配天爲明堂禮意之特點，乃以孝治天下的德教[8]。楊氏在《我將》經文下並附朱熹《詩集傳》爲注文，朱《傳》中轉引陳祥道（字祐之，一作用之，1042—1093[9]）之語，云：
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10]
陳氏認爲“郊”與“明堂”，一爲古禮，一屬周制，“明堂”之禮起於周公，祭帝於明堂而以文王配享，“尊尊而親親”之義具在其中矣。朱子、楊氏悉依其説，如此，則“明堂”禮意主要導向以孝治天下的政教意義。
《祭禮》引經，往往附録注疏，對漢儒鄭玄“通訓詁，考制度，辨名數”之功，持肯定態度，卻也不憚繁複，參稽異同以“辨六天之謬説”，力闢鄭氏。楊復依準程、朱，重申“天、帝一也”，或言天，或言帝，或者如皇天、上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乃至青帝、赤帝、黄帝、白帝、黑帝之類，乃“隨時隨方而立名”，其實則一，然而，鄭玄始分爲六天、名以星象，謂昊天上帝爲北辰，五帝爲太微宫五帝坐星[11]，遂以“明堂”禮爲祭五帝、五神，並配祀文王爲祖、配祀武王爲宗[12]。鄭《注》附經而傳，長期被尊爲禮學權威，甚至影響唐、宋禮典，楊氏不同意鄭《注》，認爲：
自漢以來，乃有並祭五帝之禮，鄭康成注《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之説，差誤特甚。至唐以來，遂有三帝並侑之禮，皆非古人制禮之本意。[13]
因此，其後詳述鄭玄、王肅、王仲丘、宋祁與黄度等諸儒之議，從而重申：
明堂祀上帝者，祀天也，非祀五帝也。……夫祀上帝於明堂，周禮也；祀五帝於明堂，漢禮也。合周、漢而並用之，既並祀五帝，又祀上帝，其義何居？是説也，創於王仲丘，襲於宋祁，後之言禮者習熟見聞，又將循此以爲不易之典。甚矣，知天之學不明，諸儒惑於古今同異而莫知所決，行之既久而莫覺其誤也。肆我神祖，聖學高明，洞見周人明堂以文王配上帝之深意，屏黜邪説，斷然行之，不以爲疑。非聰明睿智不惑之主，其孰能與於此哉！[14]
楊氏辨正祀上帝即祀天，漢人始有祀五帝之禮，唐、宋時，王仲丘、宋祁等又主張上帝與五帝並祀，他認爲諸説皆非周人古禮，乃特意載録宋神宗元豐三年“從祀群神悉罷”之詔[15]，盛贊其“洞見周人明堂以文王配上帝之深意”，誠得古禮之正。其後又立“明堂配侑”一節，辨析明堂之祭，究竟當以父配享，抑或以祖配享。宋儒或主張嚴父，或主張尊祖，各家持論也莫衷一是。楊氏列舉漢、唐故事之後，尤詳引當朝錢公輔、孫抃、司馬光等人之奏議[16]，最後據朱子之説以爲裁斷，楊氏引述其語録云：
或問朱子曰：“《我將》之詩，乃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詩傳》以謂‘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祀帝於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時也。此乃周公以義起之，非古禮也。’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耶？”曰：“諸儒正持此二議，至今不決，看來只得以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禮，不知在武王之時，在成王之時？若在成王，則文王乃其祖也，亦自可見。”又問：“繼周者如何？”曰：“只得以有功之祖配之。”
問：“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説如何？”曰：“此是周公創立一箇法如此，將文王配明堂永爲定例，以后稷配郊推之自可見。後來妄將‘嚴父’之説亂了。”[17]
主“嚴父”之義者，認爲時王當以父配祀；主“嚴祖”之義者，則認爲當以有功之祖配祀。二説之典據均出自《孝經》，因此，弟子追問：“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耶？”朱子答以周公起義創例，文王配祀明堂爲定例，如同郊則以后稷配，既然“永爲定例”，則明堂之祭固當“以有功之祖配之”。如楊復《祭禮·序》所言：
恭惟文公平日篤志《禮書》，於《祭禮》雖未屬筆，而討論考覈爲尤詳。如郊祀，如明堂，如北郊，如古今廟制，如四時禘祫之類，皆歷世聚訟大公案，諸儒未能究見本末，遷就依違，莫之釐正，悉經先師折衷而論始定，故引而歸之於各條之下。凡散見於它集，前後不同時、記載非一書者，今並著見於《祭禮》之本篇，俾後之議禮者，有所據依而取正焉。[18]
《祭禮》一書不僅繼承遺志，詳録師説，而且常以其折衷論定者爲依歸。明堂配侑，不取嚴父配天之説，而斷以“有功之祖配之”，就是稟承朱子。
“明堂禮”最後一節依《周禮》《考工記》及《禮記》《明堂位》、《月令》等經傳，考論明堂形制。參稽異同之後，最終仍以朱子爲斷。其中引録：
朱子曰：鄭氏謂天子廟及路寢如明堂制者，蓋未必然。《明堂位》與《考工記》所記明堂之制度者，非出於舊典，亦未敢必信也。[19]
既不滿鄭玄，甚至疑及經傳，不信《明堂位》或《考工記》。依《考工記》，明堂有五室；然而如《大戴記》等又有九室之説。朱子持論以爲“明堂”有九室，卻非依據經傳，而是由所謂“井田遺意”推測而得：
朱子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某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大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大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大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爲總章右个；比[北]之中爲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爲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爲玄堂左个；中是大廟大室。凡四方之大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玄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大廟大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也是。[20]
這段文字録見《語類》，也收入《文集》，題曰《明堂説》，文後附圖（即“明堂圖”）[21]，楊復録其文，並附其圖，案語云：
“明堂者，王者之堂也”，謂王者所居以出教令之堂也。夫王者所居，非謂王之常居也。……説者乃以明堂爲宗廟，又爲大寢，又爲大學，則不待辨説而知其謬矣。……愚謂五室取五方之義也，九室則五方之外而必備四隅也。九室之制視五室爲尤備。然王者居明堂，必順《月令》，信如《月令》之説，則爲十二室，可乎？此又不通之論也。惟朱子《明堂圖》謂……[22]
“朱子《明堂圖》謂”以下，又重述“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等九室方位之説。楊氏考論明堂形制，仰尊朱子之意，採取九室之説，並試加申述，認爲明堂乃“王者所居以出教令之堂”，卻非“王之常居”；順月令以行政，卻非月居一室；對於明堂包含廟、寢、太學等宫室的説法，逕斥爲謬説。
值得注意的是，“明堂祀上帝、五帝之辨”和“明堂配侑”兩節，並未别引經傳之文，逕以注文形式羅列諸儒之説，注疏之外，並及歷朝儀典，這樣辨析經義，富有濃厚的現實意義。朱熹曾説：
古禮繁縟，後人於禮日益疏略。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删修，令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23]
又云：
古禮難行。後世苟有作者，必須酌古今之宜。[24]
斟酌古今之宜，而非一味詳考古禮，流於繁縟瑣碎，這是朱子禮學的重要立場。其所以如此，乃著眼於居今行禮之需要，庶免“情文不相稱”，往往主張删除繁縟的儀節，以適於今。楊復《祭禮》宗法朱子，考論之際也遵循“酌古今之宜”的原則。然而，三代之世，由於祭祀頻繁，寢廟合一或寢廟相連，其實有其需要，古人雖未必合稱爲“明堂”，楊氏反對明堂兼含廟、寢、太學等政教宫室的説法，認爲“不待辨説而知其謬”，不免草率主觀，而且有以今律古之嫌。
綜合而言，楊復依據經典、參稽諸儒而折衷於朱子，其《祭禮》中的“明堂禮”，有由博返約的傾向，政教功能、祭祀對象和配祀者都趨於單純。然而，除了季秋以牛、羊大饗帝而宗祀有功之祖外，“明堂”還有何功能？既非“王之常居”，哪些教令特别選在“明堂”發布施行？諸如此類，非所措意，楊復述“明堂禮”並不旁涉其他政教功能。除引述《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而略及禮意外，也未嘗深入探究。至於明堂形制，既尊朱子九室之説，又試圖以五方四隅調停五室、九室之異，如此説法，完全擺落經傳典據，純粹出於胸臆揣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