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江永，字慎修，號慎齋，安徽婺源江灣（今屬江西省）人。生於康熙二十年（1681）七月十七日，卒於乾隆二十七年（1762）三月十三日，年八十二。

並世學者對於江永的評論，如劉大櫆（1697—1780）於《江先生傳》中云：

蓋先生生而好古，而窮不見用於世，則益專其心於遠稽遐覽，終身樂之無休暇。其於古之制度、名物，必參互而得其據證。……信乎其爲博聞强識之君子也。^[1]

江氏弟子戴震（1723—1777）於《江慎修先生事略狀》中更是這樣説的：“先生之學，自漢經師康成後，罕其儔匹。”^[2]江藩（1761—1831）《國朝漢學師承記》贊同此説，云：“考永學行，乃一代通儒，戴君爲作《行狀》，稱其學自漢經師康成後，罕其儔匹，非溢美之辭。”^[3]

而王昶（1725—1806）《江慎修先生墓誌銘》中，著眼於其深遠之影響，説：

先生弟子著籍者甚衆，而戴君及金君榜尤得其傳。……雖終老跧伏，不見知于世，而其言深博無涯涘，昭晰群疑，發揮鉅典，探聖賢之秘，以參天地人之奥。厥後戴君諸人繼之，其道益大以光。^[4]

徐世昌（1855—1939）等編纂之《清儒學案》也説：

婺源江氏與元和惠氏同時並起，其後治漢學者，皆奉爲先河。婺源之學，一傳而爲休寧，再傳而爲金壇、高郵。其學派傳衍，比於惠氏，爲尤光大矣。^[5]

博通群籍，尤精《三禮》之學的江永，在清代學術史上居於重要的關鍵地位。究竟他的禮學内涵爲何，確實值得討論。

汪紱與江永同爲婺源人，雙方未曾晤面，目前所知，曾有五通書信往返兩者之間，爲兩人搭建起學術討論的橋樑。雙方的禮學觀點如何，應予分析。

唐鑑（1778—1861）於《國朝學案小識》中如此描繪江永：

專心經學，博通古今。本義理爲考據，通萬匯於一源。生朱子之鄉，闡朱子之教。凡紫陽之極廣大極精微處，先生推擴之、研窮之，不遺餘力。^[6]

江永既生於朱子之鄉婺源，且自言少時即求《儀禮經傳通解》一書反覆切究之，欲爲此未完之書，增損檃括，以卒朱熹未竟之志。更在江永殁後，安徽學政朱筠（1729—1781）以之與汪紱（1692—1759）從祀朱子於紫陽書院。江永的禮學與朱熹禮學的關係爲何，他對朱子禮學所持態度，也有待探究。

本文擬就上述論題，提出自己初步考察之所得，以就教於方家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