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道家易学发微

一、先秦易学与道家哲理

《易》本是殷周之际的占筮之书，自西周到春秋战国的漫长时间里，逐渐由哲理化而哲学化，其哲理化是春秋以降解《易》者的成果，而其哲学化则是受了老庄及稷下道家思想的洗礼。

先秦易、道的相互汇通，经历过两个重要的阶段，起初是老子的引易入道，其后则是《易传》的引道入易。现将易、道思想联系的这两个重要阶段略述如下。

（一）老子的引易入道

春秋以前，《周易》为历代史官所掌管，这由《左传》的记载可为明证。老子是史官，故而通晓《易经》。《易》、《老》的内在联系，在辩证法思想方面最为突出。《周易》六十四卦卦形，有五十六卦都以对反为顺序，如需卦（）倒转过来就是讼卦（），泰卦（）倒转过来就是否卦（）。再如卦序：《乾》与《坤》、《损》与《益》、《既济》与《未济》等，这种两两相对的关系，到了《老子》有着非常系统化的发展。两两对立的概念在《老》书中可谓俯拾皆是，如同异、无有、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美丑（恶）、虚实、弱强、盈冲、动静、天地、开阖、荣辱、古今、清浊、曲全、弯直、洼盈、敝新、多少、静躁、轻重、结解、救弃、雌雄、白辱、行随、嘘吹、强羸、载隳、壮老、祥恶、左右、吉凶、歙张、废兴、取与、厚薄、实华、盈竭、生灭、贵贱、明昧、近远、存亡、阴阳、坚柔、得亡、成缺、巧拙、辩讷、寒热、生死、母子、牝牡、亲疏、利害、正奇、祸福、善妖、大小、终始、德怨、治乱、智愚、先后、上下、俭广、进退、主客、彼此、损益、正反、天人、德怨、治乱、成败以及昭昭昏昏、察察闷闷、有余若遗、有为无为、有事无事、有道无道等等，多达八十五对以上的对反概念之组合。老子由万事万物的对反现象寻找出它们之间的发展规律，从而建立了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系统性的辩证法思想——它发端于《易经》而体系的建立则完成于《老子》。

老子的引易入道，最重要的莫过于把《易》的萌芽性的辩证思想引入道论而成为其哲学体系建构中的重要的方法论。这是易、老关系密不可分的一环。

研究《周易》的学者总要引述郑玄《易赞》及《易论》关于易有“三义”的说法：“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易的这三个主要意涵，全部贯穿在老子哲学思想中。

《易》之三义中以“变易”最为重要（西人意译为Book of Change是很恰当的）。老子认为道是动体（“反者道之动”），它是“周行而不殆”地运转着的。由此可见，《易经》与《老子》在对待变动的问题上，同是极为关注的。“简易”的观念在《老子》中最为明晓（由六十三、七十等章可见）。“不易”的这一含义，则被老子提升为“常”的重要哲学概念。因而，由易之三义也可以看出《老子》与《易经》在思想上的密切关系。

老子的引易入道还涉及中国哲学的起源问题。中国“哲学的突破”始于老子，而老子的哲学思想并非凭空而来，它是继承了几百年史官文化的传统，是由几百年的史官文化蕴育而成的。在这方面，王博的博士论文《老子思想的史官特色》论证了这个问题，对老子哲学的发生线索，给予了一个充分合理的说明。

（二）战国道家或易家的引道入易

由占筮材料集编而成的《易经》，主要是占筮语言，其中也兼有哲理性的语言。而《易传》除了“占筮语言”外，还产生了一套“哲学语言”。冯友兰便曾说《易传》中有两套话，一套只说道，另一套是说易中之象及其中的公式。从周易特重象数的特质来看，易学当是一门独立的学派，但若从哲学角度来看，则战国中后期所形成的《易传》，其主要哲学内涵是属于道家学派的，或可称之为“道家别派”。

《易传》的天道观属于道家，伦理思想属于儒家，这点已有易学专家指出。如果我们再进一层分析，还可看出其伦理观念并不合于孔孟，而近于稷下黄老。而且，伦理思想在《易传》中并非居于主体的部分，诚如冯友兰所说：“从哲学史的角度看，《易传》的重要性不在于这些道德教训，而在于它的宇宙观和辩证法思想。”这是十分精辟的论断。现在容我进一步从三个方面论述《易传》哲学的主要部分与早期道家的直接继承关系。

1．对待与流行 冯友兰说：“朱熹和蔡渊都说，周易有两个基本原则：一个是‘流行’，一个是‘对待’。这个说法很扼要。从周易看起来，什么东西都是一个过程，一个流行。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大过程，大流行，中国哲学称为‘大化’。‘流行’之中有‘对待’，‘对待’就是两个对立面的矛盾和统一。”从这两个基本原则来看，它和老庄的血缘关系就更为明确。众所周知，“对待”原本就是老子辩证法思想中一个重要的范畴，而“大化流行”则是庄子哲学中独特的思想观念。老子云“反者道之动”，“反”就已蕴含了“对待”的概念，“动”即“流行”。不过，老子哲学将“对待”的原理阐述得非常透彻，而“大化流行”的学说要到庄子才加以发挥。宇宙“大化流行”的说法，不仅是孔孟所不具有的，即便老子也不以“化”来命名宇宙过程，他只说“自化”（“我无为而民自化”），唯独庄子才开始以“化”来形容万象流变。“化”字在《庄子》书中共出现八十余次，如“万化而未始有极也”、“万物之化”、“与时俱化”等，均具深刻哲学意涵。

2．道论 《易传》借道家的道论来解释世界变化的法则，《系辞传》谈及“道”处有二：一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是“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两句话非常重要，然而却是对老子道论的“照着讲”或“接着讲”。《系辞》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可能是对《老子》四十二章万物生成论的一个概括。有关道器的问题，在《老子》书中已经隐约提出，马王堆帛书《老子》云“生之……而器成之”（在今本五十一章），今本《老子》二十八章云“朴散则为器”，意即道散则为器（朴即道，见《老子》三十二章“道常无名朴”）。此外，《尹文子·大道上》首句即云：“大道无形，称器有名。”由此看来，《系辞传》的道器说可能与稷下道家更为接近。

《系辞》云：“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从上下文义看，这段话是讲筮法的，并不是关于宇宙发生论的论述，对于这段话的哲学解释起于汉人。如果一定要从哲学意义上来理解，将其视作对宇宙形成过程的描述的话，正如高亨所说的：“易传作者对于宇宙形成过程的看法与老子基本相似……应该说易传是受了老子的影响。”

3．阴阳学说 周易的卦画的基本符号“”“”原来并不是阴阳的符号，而是由数字卦演变而来的。它既不具有原始阴阳概念的意义，更不具有哲学上阴阳范畴的意义。阴阳第一次成为哲学范畴见于《老子》（四十二章），庄子在提到《易》时，曾一语中的地指出周易的核心思想：“《易》以道阴阳。”（《天下》篇）

老子只在谈到宇宙生成时用到过“阴阳”，到了庄子，阴阳概念被大加发挥（《庄子》书中“阴阳”一词出现约三十次），意涵也变得丰富起来。老子只讲“负阴抱阳”，庄子则具体讨论了阴阳交感产生事物、变化形成规律（“道纪”）、阴阳蕴涵动静性能以及阳主生物的观念，对于后来《易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庄子·田子方》中有一段在《老子》四十二章基础上进一步对阴阳交感及消长变化规律的论述：

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为之纪而莫见其形。消息满虚，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为，而莫见其功。

“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为之纪而莫见其形”——这中间蕴涵着两个与《易传》相关联的重要命题：“阴阳交感而生物”和“阴阳和合以为道纪”。前者为《彖·咸》（“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彖·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两卦所本，后者在《系辞》中衍化为“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合和以为道纪”正是对阴阳与道的二而一、一而二的属性的概括）。

《庄子》“消息满虚”的概念，在《彖传》中受到极端的重视；阴阳消长、变化的规律，在《彖·剥》中被发展为“消息盈虚，天行也”。关于阴阳消息对待之理，《庄子·则阳》也有申论：“阴阳相照，相盖相治……雌雄片合……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缓急相摩，聚散以成。”同样，《系辞》中“一阴一阳之谓道”也蕴涵了阴阳消息对待的法则。《庄子》还提到阴阳的动静之性，《天道》篇云“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庄子这种阴静阳动的性能，在《系辞》上下篇中都有所发挥，并在《淮南子》和《文子》中有进一步的论述，《文子·微明》云“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淮南·天文训》云“阳生于阴，阴生于阳，阴阳相错”，这种阴阳相错的学说，都说明了易与道的相通性。此外，阳主生物的概念也见于《庄子》，《寓言》篇有人生于阳气交动说（“而生阳也”）。《庄子》这种阳主生物的观点为《系辞》所继承和发挥（如“夫乾……是以大生焉，乾，阳物也，故能大生”）。

黄老道家同样倡导阴阳说，帛书《黄帝四经》阴阳概念出现数十次之多（按，《四经》中“阴阳”并提约四十七见），其中最突出的论述见于《称》：“凡论必以阴阳【之】大义，天阳地阴……贵阳贱阴。”这种重阳贱阴的思想，为《系辞》所吸收。至于稷下道家的“精气说”则更明显为《系辞》所继承。《彖传》的成书时间当在孔孟之后、荀子之前（《荀子·大略》篇曾引《彖传》文字），孔孟对阴阳学说丝毫不感兴趣，“阴阳”概念在《论》《孟》中竟然未得一见。反之，在南北道家的大力倡导下，阴阳学说盛极一时，在《易传》的形成过程中（由《彖传》到《系辞》可以看出）越来越多地被吸收而成为易学的精髓部分。依个人看来，《彖传》受《庄子》阴阳说的影响较大（个人且怀疑《庄子》外杂篇和《彖传》是同一或同群作者所为），《系辞》则受黄老道家影响较深，其精气说和贵贱观乃本于黄老学说。

从老子的“道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到庄子“易以道阴阳”乃至《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可以清楚地见出先秦阴阳观的发展脉络。

上面谈到的对待与流行、阴阳学说其实都属于道论的范围。我们可以看出，在《易传》中这些重要的哲学范畴和命题都是对老庄道论的照着讲或接着讲。道论创始于老子，无论是万物生成之道还是变化之道以及作为事物原理的道，在老子哲学中都有系统的论说，《易传》中虽然也有十分精辟的概括性命题，但无论就其系统完整性或是理论的建构上，《易传》都是无法与《老子》相比的。

老子的道论是一个严密的系统，在讨论道时，就宇宙构成论来说，以道为物质的实体；就宇宙发生论而言，以道为万物的本原；就宇宙运行变化而言，以道为万物遵循的法则。形上之道，产生万物并内化于万物，是为德。道与德成为人生最高的准则，提升人们向上的精神境界。是以老子的道，形上、形下是个贯通的整体，其道论具有十分严密的实质系统。《易传》对老子的道论虽有所继承，但有关道的论述只是片语只字，而无系统性可言。

综上所述，老子在天道观及辩证法思想的课题上率先引易入道，其后《易传》引道入易，使易学有着哲学化的倾向。反观孔学，我们必须承认它在政治伦理思想上的重大贡献，然其思想视野却从未触及宇宙论的问题，正如方东美先生所说：“《论语》这部书，就学问的分类而言，它既不是谈宇宙发生论或宇宙论的问题，又不谈本体论的纯理问题，也不谈超本体论的最后根本问题。”方先生肯定《论语》这部书充满了人生的宝贵经验，可以用来指导实际的人生，然而只是“格言学”（Moralogy）而非哲学。因此，由《论语》之主人伦而罕言天道，可以看出孔子和《易》在思想性上的根本分歧。《易》主占筮之事，依孔子的思想观念来看，是属于“怪力乱神”之列。孔子的“不占”的态度一直延续到荀子，其思想理路是十分明确的。这点朱熹早已敏锐地看到并指出：“《诗》、《书》、执礼，圣人以教学者，独不及于《易》。”“盖《易》只是个卜筮书，藏于太史太卜，以占吉凶……《语》《孟》中亦不说《易》……孔子晚而好《易》，可见这书卒未可理会。”此处朱熹讲出了两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其一，因《易》只是卜筮之书，故孔子对它“卒未可理会”；其二，儒家重视诗书传统而不及易。后者《庄子·天下》篇中已有论及：“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这由先秦儒学的典籍也可证明他们的重《诗》《书》而轻《易》的特色：由《论语》到《孟》、《荀》，均大量征引《诗》《书》而不及易，如《论语》一书言及《诗》《书》者十九见，《孟子》一书言及《诗》《书》者五十六见（《诗》四十三见，《书》十三见），先秦集儒学之大成者《荀子》，征引《诗》《书》多达一百二十四见（《诗》九十七见，《书》二十七见），足可见其轻《易》而重《诗》《书》的程度。

考察先秦诸子典籍，都无《易》的专著或专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现存孔、庄、荀的作品中，仅有偶发性的片语只字言及，孔和荀都不是直接讨论易的底蕴，孔子借爻辞宣扬德义，荀子借卦辞攻击腐儒，唯庄子独具慧眼地指出“阴阳”为《易》的核心观念，朱熹极其赞赏地称说：“庄周‘易以道阴阳’等语，后人如何下得，它直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将去，字字有着落。”在《朱子语类》中，朱熹一而再、再而三地称许庄子的精断。

朱熹论《易》，力求还回它的本来面貌。在《语录》中，朱熹有两处为《易》下界说，值得我们注意。一处是说“洁静精微谓之《易》”，另一处是说“《易》只是明个阴阳刚柔吉凶消长之理而已”，这两处说《易》都以道家思想而立说。前者朱熹如是说：“‘洁静精微’谓之《易》，《易》自是不惹着事，只悬空说一种道理，不似它书便各着事上说。所以后来道家取之与《老子》为类，便是《老子》说话也不就事上说。”在此，朱熹指出《易》与《老》相同，都并不就具体事物而谈，而是就抽象概念而说理（“悬空说一种道理”），而“它书便各着事上说”是指《论》《孟》等书而言，《易》悬空说理为“道家（道教）取之与老子为类”，这里隐约提出了“道家易”和“道教易”的说法。至于朱熹引用《礼记·经解》所说的“洁静精微谓之易”，众所周知，“静”、“精”、“微”都是老子常用的概念，由此可见朱熹是采用以《老》解《易》的。

朱熹又说：“《易》只是明个阴阳刚柔吉凶消长之理而已。”孔子不谈吉凶，老子谈吉凶；老子以后，庄子和黄老道家特重阴阳消长之理，儒家则不然。因此，从思想的内在联系来看，先秦不存在儒家易，只有道家易。

《易》学在传承中，其流衍分化与道家学说自身的流衍分化是同步发展的。道家学说史由老子而庄子、黄老以至秦汉所谓“新道家”的孳衍绵绎，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而这一点恰与先秦道家易学史的阶段性相重合。由于先秦道家《易》说的纳入“百家语”中，使其未能免于秦火；而汉兴易学谱系之重建，又恰是儒学独举、百家被黜的文化一元结构的时期，因此，连先秦道家易学的传承谱系亦不得见诸著录。本文着重在钩沉先秦道家易学状貌、勾画其与易学思想上的内在联系，同时也可视为作者对先秦道家易学史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