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越文化的空间边界问题
一般讨论越地疆域和政区的论著，忽略了越文化在古代动态发展的历史，在时空两端，只注意到空间范围的分割与变迁。因此，所论及的疆域和政区，换一个时间段来看，就失之准确。事实上，讨论疆域和政区的变化，一定要与该地区的历史发展结合起来。越文化的历史演变经历了先越文化、越国文化、越地文化这三个阶段，疆域、政区乃至自然位置的确定，都与越文化这三个阶段的演变有关系。其中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新昌可以说是古代越地的核心区域，它们也构成了本书所说的“越文化中心地”。
一、先越文化时期的先民活动范围
由于缺乏直接的文字材料，故我们在考察先越文化时期的先民活动范围时，需要从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入手寻绎线索。考古学文化与部族非一一对应，然于先民的社会生活与活动范围，自有其重要的揭示意义。以下试梳理越地新石器时代诸考古学文化的地域分布：
1．上山文化最早发现于上山遗址与小黄山遗址。上山遗址位于浙江金华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村，发现于2000年[58]。小黄山遗址位于浙江绍兴嵊州市甘霖镇上杜村，发现于1984年[59]。此外，在龙游荷花山、青碓、下库，永康庙山、太婆山、蓭山、长田、湖西、长城里，武义大公山，金华山下周、青阳山，义乌桥头，仙居下汤等遗址等也发现了相关遗存[60]，为研究上山文化提供了更多的线索。
2．跨湖桥文化目前发现的主要是跨湖桥遗址和下孙遗址。跨湖桥遗址位于杭州市萧山区城厢街道湘湖村境内，1990年考古学家实施了第一次发掘[61]，2001年、2002年又作了更深入的发掘[62]。2003年，考古学家又新发现了一处与跨湖桥同一类型的文化遗存——下孙遗址。此外，浦江上山遗址，嵊州小黄山遗址，龙游青碓遗址、荷花山遗址，义乌桥头遗址，仙居下汤遗址也发现了与上山文化共处的文化遗存。
3．河姆渡文化的相关遗存发现较多。1973年夏，浙江省余姚罗江公社社员在建造排涝站时，于渡头村发现了河姆渡遗址[63]。河姆渡文化的分布范围为宁绍平原，姚江两岸和舟山群岛发现的遗址最多。除河姆渡遗址外，主要遗址有余姚鲞架山[64]、鲻山[65]、田螺山[66]，象山塔山[67]，宁波八字桥[68]，奉化名山后[69]等。
4．马家浜文化以1959年发现并发掘的浙江嘉兴马家浜遗址最为典型，其分布大致以环太湖流域为中心地区，其影响所及，北至长江，南抵宁绍平原，东临大海，西与宁镇丘陵相接，涵盖了浙江北部的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部分地区、江苏南部以及上海地区。现已发掘的遗址主要有桐乡罗家角[70]、嘉兴马家浜[71]、余杭吴家埠[72]、吴兴邱城[73]、吴江梅堰[74]、吴县草鞋山[75]、苏州越城[76]、常州圩墩[77]、宜兴骆驼墩[78]、上海崧泽[79]等。
5．崧泽文化以上海青浦崧泽遗址的中层文化遗存为代表性遗存，其分布范围大体和马家浜文化的分布一致，即以环太湖流域作为其分布的中心区域，但其文化因素的传播范围稍大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的传播范围北到江淮东部地区，南抵杭州湾以南，西北到皖西地区。现已发掘的遗址主要有张家港徐家湾[80]、东山村[81]，吴县草鞋山[82]，武进
寺墩[83]、潘家塘[84]，上海崧泽[85]、福泉山[86]，嘉兴南河浜[87]等。
6．良渚文化的遗存发现较早，且相关遗址较多，内涵更为丰富。1936年，施昕更先生偶然发现了位于浙江余杭的良渚遗址[88]，从此良渚文化开始向世人显露其真容。良渚文化的范围包括此前马家浜文化及河姆渡文化的范围，遗址以环太湖流域的南部、东部和东北部遗址分布最为密集，影响区范围更大。其主要分布区总面积约18000平方公里，共发现遗址546处，其聚落区有相当强的稳定性[89]。以余杭反山[90]、瑶山[91]等为代表的良渚遗址群是核心区域[92]，此外上海福泉山[93]、昆山赵陵山[94]、吴县张陵山[95]、武进寺墩[96]等遗址也极为典型。
7．钱山漾文化是近年才逐渐被认识的考古学文化，填补了良渚文化之后的缺环。目前发现的遗址有丹阳王家山[97]，吴江龙南[98]，上海广富林[99]，湖州钱山漾[100]、毗山[101]，绍兴马鞍仙人山[102]等，基本延续了良渚文化的范围。
8．广富林文化也是近年新认识的考古学文化，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1961年开始初步发掘，199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对其进行了持续深入的探索[103]，目前的发现基本集中于此。此外，在昆山绰墩及常熟北罗墩[104]、宜兴骆驼墩[105]、湖州钱山漾[106]、慈溪小东门[107]也发现有相关遗存，虽然遗址分布不多，但从广度看也不逊于此前的文化。
根据上述考古发现，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其一，越地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最早集中于浙江中西部一带，此后环太湖流域与宁绍平原东部成为主要文化区，在先越文化阶段，越文化中心地的地位尚未形成。
越地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为上山文化，上山文化目前发现的遗址主要分布于衢州、金华地区，集中于浙江中西部。在越国文化时期，这些地区正是越国的南部及西部边界。上一节提到东南越人的遗传特征大致形成于距今8000多年，准此，我们不难设想东南越人的祖先在进入浙江境内后经过一段时期的孕育，产生了特有的血缘系统。有线索表明，从广东地区迁出的东南越人祖先是从江西进入浙江地区的[108]，目前的考古发现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支持这一点，上山文化分布区确实毗邻江西。虽然早期的遗址如小黄山遗址、跨湖桥遗址均处于越文化中心地，但在整个先越文化时期，越文化中心地并不是遗址最集中的所在。值得注意的是，当马家浜文化与河姆渡文化共存之际，越文化中心地兼有两者的文化迹象，如绍兴杨汛桥寺前山遗址发现有马家浜文化的遗址，说明马家浜文化已经跨过钱塘江。至于绍兴齐贤陶里壶瓶山及金白山小山头、马鞍仙人山及凤凰墩、上虞马慢桥、诸暨尖家湾等遗址均有混合色彩。这也说明了，越文化中心地作为文化融合的一个焦点，先越文化时期的交汇现象实际上为此后地位的凸显奠定了基础。
其二，越地先民早在近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便已居住于平原、河谷一带。
一般认为，史前聚落是由山地逐渐向山麓继而向平原转移的。目前发现的上山文化遗址，虽然主要在浙江省的丘陵地带，但具体到遗址基本都位于盆地或河谷地带，沿衢江、浦江、永康江等水域分布。如上山遗址，在当时的所处地貌位置为靠近河湖水源的河流阶地之上覆有风成黄土的低平台地[109]。这与同时期其他区域的考古学文化以洞穴、山地遗址类型为主不同，这也说明了先越文化的先进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先越文化的发展略过了洞穴、山地的阶段，而是在进入浙江之后，这批先民已经进入到较高的发展阶段。其后他们完全向平原扩散，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文化便主要分布于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等平原地带。
其三，越地先民的活动范围存在盈缩现象，而总体趋势以扩张为主。
上山文化与跨湖桥文化尚是曙光初露，遗址发现不多。从目前的材料看，越地先民最初居住于浙江中西部，跨湖桥文化与上山文化的分布区有所重叠，并已经正式跨入宁绍平原，此后的发展便基于此扩展。河姆渡文化主要分布于宁绍平原，而同时期的马家浜文化则统治钱塘江以北区域。随着马家浜文化的南渐，环太湖流域、宁绍平原的考古学文化得以统一。在良渚文化之后，越地先民的活动范围又有所缩小。总体而言，越地先民的活动范围存在核心区的迁移、文化区的急剧扩张与整合、文化区的间歇性衰微等现象，其趋势仍以扩张为主。
越地早期考古学文化遗址分布图[110]
二、越国的疆域和政区
根据史籍记载，越国的疆域随着国运的盛衰，有过这样几次变化：
一是越国初建时期的疆域。《越绝书•外传记地传》载：“无余初封大越，都秦余望南。”据古史传说，无余系少康庶子，奉祀先祖大禹，而大禹陵相传正在会稽山。如若这一点成立，那么越国的祖庙在会稽山，则越都自不必远。一般认为“秦余望”即绍兴城以南的秦望山，在会稽山以南，实际上是火山地貌。《水经注•渐江水》引《吴越春秋》云：“先君无余，国在南山之阳，社稷宗庙在湖之南。”《史记正义》引《越绝书》云：“无余都，会稽山南故越城是也。”此说应有依据。准此，无余所都在会稽山以南，且在秦望山以南。另《水经注•渐江水》云：“（秦望）山南有嶕岘，岘里有大城，越王无余之旧都也。”则无余时期越国都城名字叫嶕岘[111]，其具体地望难以确定[112]。《越绝书》无余封于大越，大越即山阴。嶕岘并不在后来的山阴城内，而是在其略南的山区地带，是为无余时期越国的核心地带。总体而言，越文化中心地在此时开始逐步确立。当时的疆域难以确定，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逐渐被认识的马桥文化是考古学意义的越国文化的前身，其分布地域主要为环太湖流域以东及宁绍平原，主要遗址有吴兴钱山漾[113]、杭州水田畈[114]、嘉兴雀幕桥[115]、湖州邱城[116]等。由于马桥文化的上限与传说中越国立国的时间大致相当，马桥文化很可能便是早期的越国文化。
二是越国在越王允常时期的疆域。越国在春秋晚期越王允常时，开疆拓土，称王兴霸，“越侯传国三十余叶，历殷至周敬王时，有越侯夫镡，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称王”[117]。周敬王在位是公元前519～前477年，允常即位最早也在公元前519年以后。允常在位有60余年，此后勾践继位。这一时期越国的疆域，《越绝书•外传记地传》载：“大越故界，浙江至就李，南姑末、写干。”就李，《左传》和《史记》记作檇李，《吴越春秋》记作檇里，今在嘉兴县境；姑末，今衢州龙游；写干，汉时属豫章郡，今江西余干县，此为越国西境，与楚分界。《国语•越语上》曰：“勾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广运百里。”句无、御儿、鄞分别指的是今绍兴诸暨、嘉兴桐乡、宁波鄞县等地，而姑蔑即姑末。可见，这一时期的越国疆域大致以浙江为界，分布区域为宁绍平原、杭嘉湖平原及金衢温丘陵的部分区域。《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载“越本兴国千里”，不论这是准数还是约数，均可推想越国当时的国土面积。《尔雅•释地》云“吴越之间有具区”，说明其时吴越两国以太湖为界。以上是越国的基本疆域。不过，由于吴越两国战事不断，国界往往陷于拉锯的状态。据《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记载，越国在距吴国都城娄门外150里处建有鸿门，娄门外80里处建有复城，娄门外70里处建有干城。娄门，是吴国都城的东门，干城、复城和鸿城，其地在今昆山、嘉定境内。可见，吴国都城东面大片地域属于越国，越国的实际势力，在北界当已突破就李、御儿之地，推进至今江苏昆山至上海嘉定一带。
三是越国在勾践囚吴归越时的疆域。这其实是吴王夫差在吞并越国疆域以后赐还给越王勾践的封地，《越绝书•外传记地传》记载：“东西百里，北乡臣事吴，东为右，西为左。”卷七载勾践自谓败于吴后“上棲会稽山，下守溟海”，并对吴王自称“东海役臣孤勾践”。这两条均记得较为笼统，但可想见局促之状。《吴越春秋》则相对详细一些，卷八《勾践归国外传》记载：“吴封地百里于越，东至炭渎，西止周宗，南造于山，北薄于海。”“山”即会稽山，“海”即后海，实为钱塘江南岸，炭渎与周宗难以确定。据此，此时越国北界至钱塘江一线，往南则到会稽山一带。《论衡•虚书》载：“余暨以南属越，钱唐以北属吴。钱塘之江，两国界也。”余暨大致相当于后来的萧山，这条记述与本时期的吴越疆域情况相符。不久，夫差见勾践奉吴甚勤，故又增广其地，《吴越春秋》卷八接着载录：“东至于勾甬，西止于檇李，南至于姑末，北至于平原，纵横八百余里。”勾甬，今鄞县；平原，今海盐县。这八百余里疆域，与勾践与夫差战争之前的疆域，小有差距。
四是越国在勾践统治全盛时期的疆域。《越绝书•德序外传记》载：“越王句践即得平吴，春祭三江，秋祭五湖。”《国语•越语下》引范蠡之语曰：“与我争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吴耶？”三江，即吴江（松江）、钱塘江、浦阳江；五湖，说法不一，但均与太湖相关[118]。三江、五湖已然纳入越国版图。《越绝书•外传记地传》记载：“句践伐吴，霸关东，徙琅琊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勾践甚至在胶东的琅邪也建立了都城。《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记载勾践平吴以及迁都琅邪以后，越兵“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记载勾践临终遗言，说到自己“摧吴王之干戈，跨江涉淮，从晋、齐之地”。综合考察上述史料，则越国在吴越之战中取得最终胜利以后，以会稽为故都，不仅据有原先的越、吴之地，而且还把势力和疆域沿着往北的海岸线扩展到山东一带。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越国在灭吴之后，为了争取楚国的支持，如《史记》所说“以淮上地与楚”，《越绝书•外传本事》亦载“浮陵以付楚”，以取悦楚国。《史记•楚世家》则云：“是时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过去学者往往将淮北大片地区划入越国版图，事实上，楚国在勾践灭吴之后已经将这片土地收入囊中，并扩张至泗上。越国北上争霸，并不通过淮北一线，而是直接以琅邪为起点。此种情形，颇类似于史念海先生所谓“插花地”[119]。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在越国疆域中，河、湖、海三者的面积占有相当比重，越国的社会生产力和军队战斗力均与越人的善水习性有关系。
五是越国为楚所败后的疆域。勾践之后，越国势力继续发展，古本《竹书纪年》有越王朱句“灭滕”、“灭郯”的记载，《战国策•魏四》有越王翳“灭缯”的记载，可见其疆域在山东的扩展。然而，越国盛世不继，古本《竹书纪年》有“翳三十三年，迁于吴”和“粤子无颛薨，后十年，楚伐徐州”的记载，越国在山东一带的疆域和势力被削弱，因此自琅邪迁都于江南的吴地。在越王无彊时代，《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记载楚威王“大败越，杀王无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而越以此散，诸侯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按照《索隐述赞》的说法，越国“灭于无彊”。经过楚国的这次致命打击，越国就此分崩离析，其疆域局限于两部分：北方局促于琅邪一带，南方则退缩于钱塘江以南。
六是越国最终消亡之前的疆域。《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载：“楚考烈王并越于琅邪。”卷八《越绝外传记地传》载：“楚伐之，走南山。”南山是会稽山的别称，上述两条，合观可见，越国的残余势力自琅邪彻底退回到越族和越国的传统生息之地：浙东宁绍平原。
从越国的疆域变迁情况看，先越文化时期尚且处于相对真空状态的越文化中心地逐步奠定核心地位。无余建国之际，尚在会稽山以南的山区，此后才逐渐向平原地区扩展。我们知道，在先越文化时期，早已完成由山地聚落向平原聚落的转变，而在越国文化时期，却又经历了倒退再前进的过程。联系到良渚文化之后越地的衰落，我们不难理解这种逆发展的现象。无余时期越文化中心地初步确立，允常时期越国已经掌握以越文化中心地为核心的较大疆域，而在勾践手中，越文化中心地正式确立，并随着其霸业的拓展一度将领土延伸到胶东地区。至于越国衰落之后，越文化中心地仍然是於越退守的最后根据地。
有关越国的行政区域即政区的设置，史籍记载有这样三个特点：一是主要集中于勾践时代的越国，原因是越国虽然在越王允常时代“拓土始大，称王”，但越国是从勾践灭吴以后才开始称霸的，故而包括《越绝书》、《吴越春秋》、《史记》和《国语》在内的史籍，所记载的重点均在勾践时代；二是缺乏专类记载，详尽度不够，原因是上举几种史籍对越国的史述趣味主要集中于吴越争霸之事，故而大体上详军事而略行政，记兵法和兵役制度较多而对政区的记载相对较少，并且这种记载又主要是从一些地名资料中反映出来的；三是政区设置不健全，原因是越国在吴越争霸之时偏处于东南沿海地区，这与中原诸国自春秋时期就开始试行的郡县制客观上有着一些差距。因此之故，我们难以就越国的政区设置作详尽的梳理，只能获得片面的、局部的认识。
三、越地文化时期的范围和政区
秦始皇一统之后，越文化进入了越地文化阶段。本时期的越地延续了越国文化时期的情形，即以越文化中心地为核心而时有盈缩。从秦到南朝，基本以“会稽”称呼越地，范围及政区则屡有变动，总体呈不断缩小的趋势。隋代到北宋，基本叫“越州”，明州的设置使今宁波自成一地并逐步盖过越文化中心地的锋芒。南宋至今，则以“绍兴”名世，越文化中心地完全定型，政区不再有大的变动。这实际上也对应了越地的不同发展阶段，如南宋开越地“近世化”之端绪，唐代到北宋是此前的一个过渡阶段，“会稽”时期则以士族的发展引人注目。下面试就越地文化的范围和政区设置，以越地中心地的领辖地为依据，按朝代沿袭作一简述[120]：
1．秦朝在越国故地设置会稽郡，治所在吴县，领县24，范围为今江苏东南部及浙江西部。属于今浙江省的有15个县[121]：钱唐、余杭、由拳、海盐、乌程（以上5个在浙西杭嘉湖平原）、山阴、上虞、诸暨、余姚、句章、FDA3、鄞（以上7个在浙东宁绍平原）、鄣县（在浙西天目山区）、乌伤、太末（以上2个在金衢盆地）[122]。
2．汉承秦制，仍设会稽郡。稍有变化者二：一是西汉元封五年（前106）于郡国之上设置刺史部，会稽郡隶属于扬州刺史部，这种政区隶属格局一直延续到隋朝；二是东汉永建四年（129），吴、会分置，以浙江（钱塘江）为界，分会稽郡之浙江以北地为吴郡（今浙江境内属于吴郡的有乌程、海盐、余杭、由拳、富春5县），以南地仍称会稽郡，治所移置于山阴，这种格局几乎延续至清朝。西汉会稽郡领县26，在今浙江省者有18，辖地与秦朝相近，即：乌伤、余暨、诸暨、山阴、余姚、上虞、海盐、剡、由拳、太末、乌程、句章、余杭、鄞、钱唐、鄮、富春、回浦。东汉会稽郡领县15，在今浙江省者有14：山阴、FDA3、乌伤、诸暨、余暨、太末、上虞、剡、余姚、句章、鄞、章安、永宁、始宁[123]。
3．东吴由于人口的增加和土地的开辟，郡县的设置比东汉时大增。治所在山阴的会稽郡的领县初始有27个（吴太平二年），后被缩减为10个（吴宝鼎元年）：鄞、FDA3、句章、山阴、永兴、诸暨、上虞、余姚、剡、始宁[124]。
4．东晋南朝宋齐梁陈时期今浙江省的郡县设置大致沿东吴旧制，属于扬州或东扬州。宋齐梁的会稽郡领县10：鄞、FDA3、句章、山阴、永兴、诸暨、上虞、余姚、剡、始宁。陈的会稽郡领县增加一个[125]：会稽[126]。
5．隋朝于原会稽郡的郡名历经了吴州、越州、会稽郡的变化，治所均在会稽，隶属于吴州总管府，治所也在会稽。领县4：会稽、句章、剡、诸暨[127]。
6．唐朝近300年基本上设置越州（只在天宝元年恢复会稽郡旧名，16年后的乾元元年旋改称越州），治所在会稽与山阴之间有所变动，最后固定于山阴（这种格局延续至清）。隶属有变：越州总管府（治所会稽）、越州都督府（治所会稽）、越州中都督府（治所山阴）、浙江东道（治所越州）、江南东道（治所苏州）。治所的变化透露了越州在政区格局中的地位变化。领县数目在5～7个之间有所变化，主要范围在宁绍平原，萧山于天宝元年（742）起属于领县之一。至唐末的贞元三年（787），越州领县有：会稽、山阴、诸暨、余姚、上虞、剡、萧山[128]。
7．五代吴越时期设置越州，为吴越国的东府（其时杭州为西府），隶属于越州大都督府，治所越州，领县8：会稽、山阴、诸暨、赡（即剡）[129]、余姚、萧山、上虞、新昌。
8．北宋设置越州，隶属有变：两浙路（治所杭州）、两浙东路（治所越州），领县8：会稽、山阴、嵊（旧剡县[130]，宣和三年改）、诸暨、余姚、上虞、萧山、新昌[131]。南宋时期越州于绍兴元年（1131）升为绍兴府，隶属于两浙东路，领县仍北宋。
9．元朝设置绍兴路，路下设州、县。绍兴路领县6、州2：山阴、会稽、诸暨、余姚、上虞、嵊县、新昌、萧山。隶属有变：江淮行省（治所扬州）、江浙行省（治所杭州）浙东道宣慰司（治所婺州路）。省与路之间设道宣慰司[132]。
10．明朝设置绍兴府，领县8：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新昌。隶属有变：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治所杭州）、浙江承宣布政使司（治所杭州）宁绍道（治所绍兴府，后移宁波府）。明朝建国之初，承元制设行中书省，洪武九年（1376）改为承宣布政使司，下设道分辖各府[133]。
11．清朝设置绍兴府，领县8：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新昌。宣统三年（1911），并山阴、会稽二县为绍兴县。隶属于浙江省（治所杭州）宁绍台道[134]。
上述对历代越地范围的梳理，也隐含着对此地县级及以上政区设置的陈述。由于越地自秦朝始成为封建王朝政区中的一部分，故与其他地区在政区设置上无甚差别，即“县作为地方行政区划的基层单位始终未变，县以上则经历过极为频繁复杂的变革”[135]，但是，会稽郡或越州或绍兴府则是作为或实或虚的三级政区制中的第二级而存在着的，其领县则存在着越划越少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