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越文化作为一支典型的地域文化，以其绵亘不绝的发展脉络及高峰迭起的演进轨辙为世人瞩目。经过近万年的涵育，越文化庞大的根系植根东南，而回溯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个中的特殊现象及发展规律有待我们把握与总结。本书撰写的目的，便是力图在厘清越文化发展轨迹的同时，探究其背后的动力与机制，并希望在中国文化与越文化之间寻找一种内在的有机联系，从而廓清中原中心论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种似是而非的理论迷雾，纠正那些主要得自于和抽象于中原文化的有关中国文化发展规律的成说与偏见。这些论旨，不仅寄托于《绪论》，也将贯穿于全书。
一、概念界说及本书的研究路径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有必要澄清本书所涉及的概念、背景及研究方法。首先是“越文化”的界说。越文化是本书的主题，但在实际使用中常常存在混乱的情形。“越”既是族群的名称，同时也是国家、地域的名称。从族群的角度讲，既可以用作百越这一泛称，也可以具体到百越的各个支系，尤其是东南的於越。於越是百越最发达的一支，同时也是史家最为关注的一支，作为国家的“越”便主要由於越所缔造。故此，狭义的越文化即越国文化，指越国时期於越所创造的文化，是一种国别文化。与此相关的是作为考古学文化的越国文化（或直接称作越文化）。考古学文化指同一时期、同一地域遗迹与遗物的共同体，与文化学意义上的“文化”存在差异。从时间范围看，越国文化与考古工作者所说的越文化并不一致。依据古史传说，越国的建国要追溯到夏朝少康时期，从文献中夏代纪年的线索看[1]，少康在位时间虽无法落实，但大致在距今3900年前后。这与考古学所研究的越国文化时间段（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相差较多，但却是与马桥文化的上限相当的，而不少学者相信马桥文化便是越国文化的前身。考古学文化的起讫年代未必与历史事件严密对应，只能是一种相对的参考标准。而从空间范围看，越国文化也较考古学意义的越文化广，虽然越国后期的势力一度吞并吴地并北上琅邪[2]，但我们似乎很难在山东地区找到纯正的考古学意义的越文化。
至于广义的越文化，则是指百越文化。上述广义与狭义的越文化概念，都并非本书所讨论的对象。这便涉及到“地域文化”的问题。我们所说的地域文化，主要是指一定地域在各时期发生、发展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具有连续性与地域性的特征[3]。“这些地域文化的自然区域是以周分封之初的疆界为中心范围，以春秋战国时期的版图为大体界限”[4]，它们被概称的依据是周初分封的自然区域与各诸侯国的社会结构的结合，并不纯粹是自然区域。实际上，这是一种存在着遗憾的借用，是以后起的名称来界定在此之前一直存在和发展着的事物的做法。然而，舍此我们既无法杜撰新词，也无法借用《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所列举的地名再缀以“文化”二字以作某种地域文化的概称，因为那实在过于琐碎。这种指称方式的研究，此前已有不少成功的范例，如《中华文化通志》中的“地域文化”典便包含了十支地域文化的内容[5]，此外则有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域文化丛书”[6]、群众出版社出版的《中华地域文化集成》[7]等。至于浙江研究地域文化的学者，近十多年来的丰硕研究成果已然将“越文化”等同于越国故地从古至今的文化[8]。与地域文化相对应的是“中国文化”的问题。中国文化的发生是多元的，但在发生期内一体化尚未真正形成，而其此后的发展过程则有多元一体的现象；它并非各地域文化的简单叠加，而是包含各地域文化在内、由各地域文化逐步融汇而成的文化共同体。其创造主体是中华民族，不独限于汉族，汉族本身也是民族融合的产物。中国文化之所以为中国文化，在于其建立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而非某纯粹民族的专有。“中国”的概念存在变迁，中国文化的空间范围实际上是不断扩大的。在最初，中国各地域的文化各自起源，独立发生，而从“龙山时代”开始逐渐形成共同体文化，经过三代的发展，秦汉以后趋于定型，考察地域文化的发生及发展时需要将其放入到这一宏观背景中去。而长期以来，人们将中原文化[9]视作中国文化的核心，但从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轨迹看，没有任何一支地域文化能够成为中国文化稳固的绝对核心，只不过不同的地域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扮演了或重或轻的角色。
既然是地域文化，便不能绕开地域范围的问题。我们依照一般的称述习惯将越文化所植根的地域称作“越地”。关于越地的范围，仍是需要辨析的。不少学者将越文化等同于浙江文化，实际上是将越地等同于今天的浙江省。然而，当代省区的划分是否能符合地域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还是有待探讨的。前述狭义的越文化相当于越国文化，那么与此对应，越地也应该指越国的疆域，而不应该包括瓯越、闽越等百越其他支系的范围。因为浙南的文化在一开始便与闽北存在更多同质性，将越文化等同于浙江文化难以合乎实际。越国的版图存在多次盈缩，其中《国语•越语上》“勾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广运百里”的记载大致相当于於越的基本分布范围，即南到绍兴诸暨，北抵嘉兴桐乡，东到大海，西至衢州龙游，大致包括今天绍兴、宁波、杭州等地级市以及衢州、金华、嘉兴等地级市的部分区域，主要分布于宁绍平原、杭嘉湖平原以及浙江中西部的部分丘陵地带。以上范围可以说是越国故地，将其称作越地也是合适的。至于与广义越文化所对应的百越之地，不免求之过泛。
不过将越国故地视作越地的一个缺陷在于，不但越国时期疆域变化极大，而且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看，由于后世行政区划变动频繁，难以有较明确的讨论范围。故此，我们抽绎出“越文化中心地”的概念，即确立于越国时期、定型于五代以后的区域范围，实际上也是南宋以来绍兴府的范围，包括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新昌八县，相当于今天绍兴市的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诸暨市、嵊州市、新昌县以及杭州市的萧山区、宁波市的余姚市。虽然经历多次变迁，但以上区域始终作为越文化的基本范围存在。张岱《夜航船》一书的序言所说“余因想吾八越”，“八越”即包括上述八县。袁宏道说徐文长“其名不出于越”[10]，“越”也是指越文化中心地的范围。像《传习录•中》所记“昔南元善刻《传习录》于越，凡二册”，即指南大吉刻《传习录》于绍兴府之事。越文化中心地是越文化各时期的核心区域，本书所讨论的越文化空间范围，既照顾到各个时期的实际畛域，同时也将讨论的重点集中于越文化中心地。唯其如此，才能在注意历时发展与动态演变的基础上更加直观地考察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文化变迁，所以本书所讨论的越文化实际上主要是越文化中心地的文化。本书所说的越地，指的是越文化发生与发展的空间范围，具体来说，主要是在越国故地基础上、以越文化中心地为核心的地域。在不同的阶段，越地的范围有所伸缩。在实际使用中，我们需要照顾到历史的具体情形，如先越文化的地域范围远不限于越文化中心地，而五代以后的越地已经基本等同于越文化中心地。
在时间尺度上，我们也不局限于越国时期。越文化作为一支地域文化的发生，无疑要追溯到越国肇建之前，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所积累的丰富资料为我们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而越国覆灭之后，越地的文化仍然在此前的基础上延续。因此我们在尊重文化发展连续性的前提之下，将越文化分为先越文化、越国文化和越地文化三个阶段，考察的是在越地尤其是越文化中心地所发生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本书的讨论即基于以上时空框架。
先越文化指的是越国创立之前的越文化阶段。这要上溯至近万年前的上山文化，经过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的发展，孕育了越文化的一些基本特质。
结合古史传说，越国文化可上溯至距今3900年左右，这也是马桥文化出现的时期，下限为公元前222年秦并越地。这一阶段，於越已经形成并成为越文化的创造主体。
越地文化阶段自秦并越地至今，於越文化或者说越族文化，已经逐步向汉族文化转变。虽然於越后裔仍活跃于越地，但已经被逐渐汉化。所以於越文化主要指的是越国文化时期於越所创造的文化。需要指出的是，汉文化是奠定于先秦、确立于秦汉以后的汉民族文化。但汉民族本身便是民族融合的产物，越地文化时期於越后裔实际上是作为汉族参与到汉文化的创造之中。先越文化及越国文化的基因，融入了越地文化的血液，越地文化本质上是汉族文化与於越文化相互融合、共同创造的结果；同时，也更深层次地融入了中国文化的血液，这是与中国历史的总体走向一致的。根据政区的演变，越地文化又可以分为秦汉到南朝的“会稽”阶段，隋至北宋的“越州”阶段以及南宋至今的“绍兴”阶段。在“绍兴”阶段，已经进入“近世化”的历史进程，越文化中心地完全定型，狭义的绍兴文化是这一阶段的文化，广义的绍兴文化则显然要追溯到先越文化阶段。
从先越文化到越地文化，正是越文化发生、发展及转型的过程。这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地域文化之所以能够成立，正在于历史地理环境的稳定性以及文化创造主体的延续性，因此地域性格相对稳固的状态并不会因外部的干扰而抹灭。这正是本书讨论的一个前提。
越文化又往往与吴文化并称“吴越文化”[11]，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已经将吴越等同于浙江、江苏两省，事实上更确切地应该指苏南浙北的区域。1936年在上海成立的“吴越史地研究会”开吴越文化研究之先河，出版《吴越文化论丛》[12]，包括卫聚贤先生《吴越民族》在内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实为吴越文化研究的权舆。此后，罗香林先生《中夏系统中之百越》[13]、饶宗颐先生《吴越文化》[14]等论著续作开拓。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地域文化研究趋热的背景下，吴越文化研究亦蓬勃开展，以蒙文通先生《越史丛考》[15]以及陈桥驿先生的有关著作[16]、董楚平先生《吴越文化新探》[17]为代表。
近十多年来，浙江学者已经出版了一系列有关越文化的论著，将越文化的研究推进到新的高度。此前的成果，对于越国文化阶段已有比较充分的研究，这也是起步最早的领域；先越文化的研究主要基于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诸如良渚文化等考古学文化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与论著，不过整体性的研究成果仍是相对缺乏的；至于越地文化阶段的研究，则是目前的一个薄弱环节，现有的论著质量与数量均有所欠缺，这也是需要我们努力突破的方向。我们的研究建立在前辈工作的基础之上，同时也体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
1．研究材料的突破。近年来分子人类学的进展深化了对包括於越在内的百越集团的认识，关于百越的起源、流变、迁徙、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等问题取得了重大突破，过去研究越文化的论著对这些成果吸收不足，我们则充分运用此类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澄清相关疑题；近年来的出土文献，包括与越国有关的青铜器铭文，以及揭示战国时期越国在山东地区活动情况的清华简《系年》，均提供了前所未知的新史料，我们也加以吸收；近年来关于越地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取得一系列突破，如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等考古学文化的新认识充实了“先越文化”的发展序列，书稿充分借鉴了这方面的成果。
2．深入探讨既往的盲点及疏误问题。诸如先越文化的问题，结合新材料作了详尽的梳理，同时对良渚文化的文明成就进行讨论；秦汉时期越地文化的发展，过去越文化的论著往往一笔带过，事实上本时期越地文化的发展具有代表性，反映了秦汉帝国的民族融合、政治统一与文化扩张；“鉴湖文化走廊”的提出，有助于深化对越文化连续性的认识；对越地“近世化”的历程进行了历时的考察。对于过去的一些误解，诸如认为“安史之乱”后越文化得到长足进步等观点，我们予以拨正；越地民族的嬗替与流散，我们结合新材料进行新的探讨；越地人口的演变情况，我们通过数据分析加以纠正说明；等等。
3．本课题属于交叉性学科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力求多种研究方法的结合。一是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考古遗存等方面的线索进行综合研究，进而将“二重证据法”所涉及的材料拓展至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二是将定量分析与定性论证相结合，适当采用统计量化分析方法，做到“论从史出”、细部考证与宏观把握相结合，避免主观臆断；三是以文化史研究方法为主，兼采用历史学、文献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此外，我们将长时段历史研究法应用于越文化发展史。根据材料，将越文化发展史判为先越文化、越国文化、越地文化三个阶段。在章节撰写中，则沿用一般的三段划分，设置为“上古”、“中古”与“近古”。其中，《上古时期越文化的历史发展》一章包含了三个阶段，而中古和近古则纯为“越地文化”阶段。如此处理，有利于凸显跨越朝代的持续性发展现象，亦别于其他文化史著作的处理方式。
4．揭示越文化发生及发展的规律。本书从文化形态学出发，认为越文化是一种半农耕半海洋的文化，并提炼出“点状突进”的发展模式，这既是对越文化发展规律的一种描述，也是对既有文化发展理论的补充和丰富。我们把越文化发展历程概括为三个阶段及三次转型，探讨主要的发展现象和发展特征，并将越文化研究置于各地域文化和中国文化发展的比较之中，从而既揭示了越文化发展的个性，亦在影响与被影响之关系中阐释了地域文化的发展路径和中国共同体文化的形成。
二、中国文化的发生及其地域性存在特征
在深入阐述越文化的历史发展之前，针对中国文化的地域性发生之特征作些探讨，亦即揭示在中国的共同体文化形成之前，地域文化的存在是更为先天的，也具有更为充分的本体意义和实质意义；在中国文化发生阶段，各地域文化的发展对于日后的共同体文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实上，在共同体文化形成之前，“中国文化的地域性存在”的现象绵延悠远；在此之后，则是“地域文化的中国化存在”，各地域文化的继续发展均置身于国家的文化共同体的环境之中，渐渐脱离了原有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独立发展的路径。
目前，国内理论界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当成就，但对文化发生问题缺少应有的关注。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是中国文化的发生阶段，在这个阶段，统一的中国文化远未形成，文化的发生和早期发展都在先民各自存在和活动的地域之内进行，因此，所谓的中国文化是以地域文化的形式存在着的。因而，我们期望能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探索中国共同体文化的发生。
文明起源问题是相对于早期“中国”[18]人克服自身的野蛮状态而走上文治教化、礼仪规范和德性修养之路而言的，它与天下、国家、政治等概念的形成和出现紧密相连。文化发生问题是相对于早期“中国”人克服自身的动物状态而走上人之为人、谋求自身以及相应群体的物质和精神发展之路而言的，关注的视野较之文明起源问题更为广阔，而且考虑到根据各地现有的考古学材料所证明的，先民在寄身王朝之前早已在各自的地域以及地域交流之间发生和发展了丰富的文化活动，故而我们又更多地关注王朝形成之前的文化发生以及早期发展的情况。这一侧重点的确定，与我们对“文化”较之“文明”有所区别的概念把握有关系[19]。事实上，李学勤先生已经指出有必要对中国文明作更久远更广阔的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现和研究，至少在中原地带，考古文化的链环已经连接起来，从仰韶、龙山，以至夏商周，文明的萌生形成，直到发扬光大的历程，应该说尽在视野之中了”[20]。在此，李先生已由对文明起源问题的思考朝着含义更为丰富的文化发生问题作连续性思考了。
我们认为，虽然文化在日后的发展也会造成本质的某种变异，但其最基本的本质，却是在发生阶段就具备了的，西方启蒙哲学家有一句箴言：懂得了发生便懂得了本质；中国民间有一句俗话：与生俱来。这一些，都道出了事物发生与日后本质之间的联系；并且，文化共同体在发生阶段，往往以地域文化的形式而存在，“这种具有地域个性的文化现象，成为后来居住在这一地域的居民的人文环境，会世世代代影响他们的文化创造导向”[21]。因此，对于文化发生问题的把握，事实上与学术界对于上述重大问题的理论认识密切相关。这项研究，试图给正在进一步推进着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我们将中国新石器时代至三代文明形成之间的地域文化现象作为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这一范围和对象的确定，源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
1．依据对中国文化发生阶段的基本认识。我们认为，发生阶段的上限是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之交，也就是说，并不把旧石器时代划入到文化发生阶段内。这是因为旧石器时代主要是由动物变为人、人在与自然界抗争中初步谋求生存的阶段，这从泛义的文化角度出发当然也可作为文化现象来看待，但实际上会使论题变得漫涯无际。与此相对的是，新石器时代较为集中地出现了诸多文化现象，在以生活与生产活动为主体的其他一系列活动中，充分体现了先民的生产文化、宗教文化、个体和集体的居住方式、艺术活动的技术和水平等等。同时，对文化发生阶段下限的界定，学术界认为“可划在秦的统一，甚或汉武帝以前”[22]。我们认为，就本论题而言，这一下限过于宽泛，而应提前至传说时代的虞夏之交。主要的考虑是国家的形成就喻示着文化共同体的出现，文化至此进入了发展阶段而不再停留于发生阶段。从考古学角度讲，下限应当是距今4300年开始的“龙山时代”[23]。此时是新石器时代末期，也是虞夏之际。在进入“龙山时代”之前，良渚文化等个别考古学文化已经孕育文明甚至国家，但只有在“龙山时代”，才出现全国范围内的普遍突进，最早的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并辐射周边的共同体文化逐渐形成。
2．依据对文化发生阶段内中国文化地域性存在的认识。在共同体文化出现之前，中国文化以地域文化各自发展的面貌呈现。因此，地域文化较之共同体文化而言，是更为先天的，也具有更为充分的本体意义和实质意义。
这里有必要讨论文化发生的标准问题。1958年在美国召开的关于近东文明起源的研讨会上，西方学者提出了几个衡量文明起源的标准，即著名的文明“三要素”：城市的出现而不是简单的聚落；应该有文字；要有大型的礼仪性建筑。这个观点经英国学者丹尼尔（G.Daniel）[24]《最初的文明》的出版而传播于世。此外，一些学者还认为冶金术的出现也是一个重要标志。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些标准“是目前考古学、历史学界衡量古代文明的几个最主要的标准、文明的因素。当然只有一个因素，还不能说是文明社会，一般认为要有两个以上的因素，才能算一个文明社会”[25]。在其他文章中，李先生认为这些界说主要是依据埃及、两河流域等地的现象，与古代中国是否符合，尚有待论证[26]。
我们在此介绍国际上和中国学者对于古代文明起源标准的看法，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国文化发生的标准问题。鉴于古代文明时代的文化发展程度高于在此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确定文化发生的标准，可以设想有三种方法：一是降低这几个标准的文化含量，二是减少这些标准的数量，三是换用其他的标准。在这之间如何取舍，其实得看各地考古发现的实际情况。
根据各地域文化的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我们以这样几条内容作为文化发生的标准：生产活动已经发展到改良工具的程度，这在各地考古发现中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房屋建筑或墓葬建筑的出现，前者往往表明婚姻习俗的萌芽或形成，后者则部分地说明了古人对生死两判现象的体认或生命意识的萌芽，如果墓葬中有陪葬品并且多寡不一，那么就能说明宗教礼仪的初步出现和社会阶层分化的初步形成；有一定的艺术活动，这种活动的结果在新石器时代大多以陶器制作和陶器上的纹饰作为代表，有些史前遗址中发掘到艺术性程度较高的生活装饰品或礼仪装饰品，但这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这些文化发生的标准，也可以作为发生阶段的文化内容来看待，它们对文明起源的标准，既有部分借鉴但更有出于必要的变易。
在文化发生阶段，统一的中国文化远未形成，文化的发生和早期发展都在先民各自存在和活动的地域之内进行，因此，所谓的中国文化是以地域文化的形式存在着的；同时，由于存在着地理阻隔和交通不便的实际问题，各地域文化之间虽说很难做到绝对的声息不通，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各地域文化是以自身的主体文化为骨干和主要血肉并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独立发展起来的。因此，在此期间，各地域文化据现有的考古材料来看，虽有高与低、充分与不充分之别，但互相之间，很少存在着一个压倒另一个的所谓“强势文化”。“强势文化”的出现，对悠远的中国历史而言，实际上是较为晚近的事。
研究中国文化的地域性发生之特征，其目的是探索中国文化发生的历史场景，而这与发生阶段内的地域文化的研究目的是一致的。地域文化是文化在空间地域中以特定人群为载体的凝聚和固定，地域文化研究的工作就是“研究文化原生形态和发展过程的以空间地域为前提的文化分布。它将具有相近的生存方式和文化特征的集结作为单独的认识对象，然后进行历史的和文化学的分类和归纳，从而重建历史时期的文化景观”[27]。在此意义上，它与重在揭示文化历时性变迁的发生问题研究相沟通起来。
在进入三代之前，中国文化的地域性存在表明中国文化自有渊源于其自身环境、人群和传统的特定历史。在人类漫长的历史时期，曾经产生过不少个性鲜明的文化。它们有着各自的发生、发展轨迹，并存在交互的作用与渗透。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考古发现看，我们认为中国文化在此时期以地域性的方式存在着，逐渐走上文化统一体的道路，并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从17世纪中叶开始，一些西方学者便借欧洲资本主义向外扩散之机，大力鼓吹中国文化“西来说”。同时，西方文化学派中的传播论文化学派认为文化最初都是在一定区域产生的，后来经过传播才在其他各地发展出来[28]，在这过程中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英国学者拉克伯里（T.D.Lacouperrie）早在1885年便提出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是从巴比伦迁来的[29]。除了巴比伦说之外，中国文化“西来说”还有埃及说、印度说、中亚说等说法[30]。这些说法，并没有可靠的证据支撑。但传入中国之后，还是得到了一些人的认同[31]。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J.G.Andersson）发掘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发掘的序幕[32]。但安特生基于渑池发现的彩陶与中亚地区土库曼斯坦的安诺遗址以及南俄罗斯的特里波利等地出土的彩陶纹饰上的相似性，提出了仰韶文化西来的假说[33]。尽管他后来对自己的观点作了修正，但仍认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有一支以彩陶为代表的先进农业集团由西向东传播，进入中国的黄河流域，汇入原有的文化中并成为中国的史前文化。与此同时，“疑古运动”几乎摧毁了传统古史的旧体系，给了“西来说”可乘之机。这对向来以“中国”自居的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冲击。
所谓的“西来说”虽然一度占有市场，但很快便成了明日黄花。自中国考古学者在山东龙山城子崖和河南安阳殷墟开展独立自主的考古发掘以来，中国现代考古学取得了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证实了中国文化的原生性[34]。中国文化由外国输入的说法，早已不攻自破，所谓的“西来说”已经不值一驳。目前，随着文化理论的日渐成熟与考古发现的增多，学术界不再将不同文化的相似因素作轻易的比附，而是更注重在一定时空框架内辨析平行发展抑或交互影响的可能性。中国文化之所以具有原生性，主要是基于地域文化独立起源、各自发展的认识，而这又有赖于考古学谱系的完善与确立。揭示地域文化的原生性，将更为充分地说明中国文化发生和形成的自身历史传统。
三、从考古学文化谱系看中国地域文化的发生
在考古学界，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学说以及张光直先生提出的“中国相互作用圈”都具有代表性[35]。在此，我们试图从各地域文化的惯称出发，追溯它们在新石器时代的发展序列。
1．三晋文化圈
一般所说的三晋文化主要指今山西地区的文化，但鉴于历史上的三晋覆盖今山西、河南、河北的大部分地区，我们所说的三晋文化圈实际上包括狭义的中原文化。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有主要分布在河南地区的裴李岗文化（距今约8200～7500年）以及主要分布在河北中南部的磁山文化（距今约8100～7700年），它们分别发展为当地的仰韶文化；在距今约7000～5000年的时间段，已经进入“仰韶时代”；经过庙底沟二期文化（距今约4900～4300年）的过渡，进入了“龙山时代”，包括王湾三期文化、后冈二期文化、陶寺文化、王油坊类型文化等。其中陶寺文化一些学者认为与尧、舜有关[36]，而王湾三期文化作为二里头文化的重要源头，与夏文化关系密切。
2．秦陇文化圈
主要分布在甘肃陇东地区和陕西关中地区的老官台文化[37]（距今约7900～7000年）是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前身，与三晋文化圈一样经历了“仰韶时代”与庙底沟二期文化阶段之后，关中地区出现了客省庄文化，即过去所说的“陕西龙山文化”。而在甘肃东部，距今约6000～4000年的时间段内分布着马家窑文化，有人称作甘肃仰韶文化，之后则是齐家文化。
3．齐鲁文化圈
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有后李文化（距今约8300～7400年），其后有北辛文化（距今约7400～6200年），之后是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200～4300年），其后进入“龙山时代”，出现了山东龙山文化。在山东龙山文化消亡之后，海岱地区为岳石文化所统治，一般认为岳石文化的主人为夏代的东夷。
4．吴越文化圈
作为地域文化的吴文化与越文化关系密切，在新石器时代很长时期内是一个整体。吴越文化圈较早的线索有上山文化（距今约10000～8500年）与跨湖桥文化（距今约8000～7000年），其后在环太湖流域有马家浜文化（距今约7000～6000年），宁绍平原则有河姆渡文化（距今约7000～5300年）。环太湖流域在马家浜文化之后是崧泽文化（距今约6000～5300年），崧泽文化发展为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4300年），良渚文化时期已经囊括环太湖流域和宁绍平原，其文化辐射范围达到高峰。此后尚有钱山漾文化（距今约4400～4200年）、广富林文化（距今约4100～3900年）及马桥文化（距今约3900～3200年）。周边的凌家滩文化、北阴阳营文化亦值得重视。
5．荆楚文化圈
较早的文化有湖北北部的彭头山文化（距今约9000～8000年），皂市下层文化（距今约7900～7000年）时期地域有了扩展，大约在同时鄂西存在城背溪文化（距今约8500～7000年），它与皂市下层文化一起影响了后来的大溪文化（距今约6500～5300年）。大溪文化发展为屈家岭文化（距今约5400～4500年），进入“龙山时代”之后则有石家河文化，并最终在中原文化南下之后消亡。
6．巴蜀文化圈
巴蜀一带最为著名的是商代的三星堆文化，在此之前则是宝墩文化（距今约5000～3700年）。
7．燕辽文化圈
在辽西地区，最先兴起的是兴隆洼文化（距今约7500～6500年），它是赵宝沟文化（距今约6500～6000年）、红山文化（距今约6700～5000年）、富河文化（距今约6500～6000年）的重要源头。与红山文化关系密切的有小河沿文化（距今约5500～5000年）。在“青铜时代”，辽西地区有夏家店下层文化（距今约4300～3600年），后来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所取代。而辽东半岛有小珠山下层文化（距今约6500～6000年）、后洼上层文化（距今约6000～5500年）、小珠山中层文化（距今约5500～5000年）、偏堡子文化（距今约5000～4500年）等。
正是新石器时代的初步发展，才奠定了中国文化地域性存在特征的基础。上述文化圈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它们共同汇聚为最初的中国文明，并涵育了各自的地域文化基因。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两周以来逐渐固化的地域文化。此外的一些重要地域文化，暂且只能以地理单元来命名，如长城地带以及内蒙古草原的文化、吉黑（吉林、黑龙江）地区的文化、青藏高原的文化、滇贵（云南、贵州）地区的文化、新疆地区的文化以及闽台文化、岭南文化，还有近年来确立的以顺山集文化为开端的淮河流域文化，均有线索可循，在此不一一展开。
综观新石器时代各区域考古学文化的谱系，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发现相当少，新石器时代中期以降繁盛的人类文化可能正是由这些“星星之火”引燃的。人类历史由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当口（约距今12000年），无疑是质变的临界点。新石器时代的到来，得益于气候的趋暖、冰期的消退，磨制石器、陶器、农业、定居模式等成为划时代的标志物，人类文化自此发生并呈加速度发展。目前所知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主要有华北的北京门头沟区东胡林、北京怀柔区转年、河北阳原县于家沟、河北徐水县南庄头等遗址，以及南方的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和吊桶环、广西邕宁县顶蛳山、广西桂林市甑皮岩和庙岩、广西临桂县大岩等遗址。浙江上山遗址年代与上述遗址相仿，但表现出的先进性与超前性使不少学者质疑其绝对年代。目前所发现的早期遗址并不多，一来是由于这方面的工作相对薄弱[38]，二来是新石器时代肇始之际，人类的活动尚是散点分布的状态。无论如何，这些“星星之火”的出现，为各区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所见陶器，南方的多圜底，北方的多平底，从一开始便出现了地域的差异。
其次，地域文化初具轮廓是在新石器时代中期这一阶段。如北方出现了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老官台文化、后李文化，南方出现了彭头山文化、跨湖桥文化等，均为当地考古学文化的源头。它们独立起源，各自发展，这既说明了各地域文化的本土性质，也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本土性质。在此阶段，诸考古学文化基本上是各自发展的状态，缺少交集。同时，各地域文化萌生之初，便表现出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总体而言，东方沿海地带的文化表现出更多的先进性特征。
再次，各地域文化并非线形发展的，我们不能以机械的进化论观念去看待它们的演变。在一些区域，考古学文化得到进一步的整合，如黄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老官台文化最终共同演变为仰韶文化，而在长江下游，原本并行发展的马家浜文化与河姆渡文化，最终归于良渚文化。此类局部整合的现象，在不同的区域逐步发生，这实际上是各地域文化逐步定型的过程。这一过程，主要发生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与晚期。除了局部整合，不同的地域文化在此期间也存在一定的文化交流。
最后，自距今4300年开始的“龙山时代”，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末期，不同地域的区域文化融汇现象加剧。在此之前，各地域的考古学文化基本上独立发展，人群在最初保持着遗传特征的单一性[39]。而在“龙山时代”以及之前的一段时期，不同考古学文化和不同地区人群间的交流更加频繁，基因混杂程度逐步加深[40]。无论是考古学文化还是人群的遗传因素，都在“龙山时代”加剧融合，并最终催生了三代文明。中原地区因各方文化的汇聚而壮大，随后向周边辐射。随着三代文明的扩张，各地域文化不断被裹挟进中原文化的漩涡。中原文化的扩张要求步调的一致，而各地域文化又有各自的节奏，这一拉锯的过程，事实上也是文化融合的过程。地域文化的模糊融汇与共同体文化的形成，要追溯到这一时期。
四、地域文化的模糊融汇与共同体文化的形成
在前面所概述的史前区域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我们拟就地域文化的模糊融汇与共同体文化的形成作初步的探讨。
首先是中国共同体文化如何形成的问题，亦即中国文化如何发生的问题。
从文化史的演进结果来考察，可以发现存在着一个各地域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被整合和融汇的趋势。作为这一趋势的直接表象，就是辽阔的疆域被少数人或统治集团所掌控，从《汉书•地理志》关于神话传说时代和文明时代疆域的描述和统计，我们可以对此得到较为直观的印象。在《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中，黄帝时代，其疆域是“万国”，尧时代为“十二州”，禹时代为“九州”，夏朝“无所变改”，周为“九州”，有“千八百国”，春秋自“数十国”到春秋五国，战国“天下分而为七”，秦统一天下，有三十六郡，汉有“郡国一百三”。这些记载告诉我们，随着历史的发展，地域界限被不断打破，疆域被逐渐统一了起来。
文化融汇的社会条件是地域界限的消除，也即是政治和经济的统一，实际上，就是国家对疆域实施有效的控制，亦即国家的统一。国家统一，共同体文化才有可能出现和形成。在此之前，各地域文化必然要经历一个“互渗—统一”乃至局部消亡的过程，构成这一过程的具体方式，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形来看，一般有这样几种：（1）战争。战争不论规模大小，都具有侵夺和征伐的性质，是对文化的摧残，但是，它又是一柄双刃剑，在摧残文化的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2）盟会。盟会是政治斗争的一种特殊手段，在碰撞中也会形成文化的交流；（3）婚姻。在文化统一进程中，政治性婚姻较之民间性婚姻带有更多的文化交流的意味；（4）人群的流动和迁徙。既包括战争冲突所带来的人群流动乃至民族融合，也包括自发的迁徙；既有一般民众，也有上层贵族[41]。中原地区在“龙山时代”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重心所在，在于周边文化向中原地区汇聚，文化的汇聚伴随着人群的迁徙，这实际上又是与“龙山时代”气候变化的大背景有关的。由于气候转凉，诸如洪灾等自然灾害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泛滥，中原部分地区却因相对安全而成为先民理想的选择，来自长城以北和东部沿海的先民向中原地区迁徙。而在治水的过程中，公共权力实际上愈加强化了，早期国家也便应运而生。
文化共同体的出现还意味着各地域文化中的土著人口的民族身份的渐趋模糊。中国文化的创造主体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这一近代以来强调的概念，虽与西方的民族概念有所区别，但确是合乎中国文化发生、发展的实际情形的[42]。汉族虽是中华民族的主体，但汉族本身是民族融合的产物，今天汉族中一半以上的成分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民族有共同的祖先，同时百越等族群的后裔也融入了汉族，至今占有不小的比例。据学者研究，一半以上现代汉族的Y-DNA（通过父系遗传）继承自西北及中原地区的先民，而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O1单倍型等也为现代汉族贡献了一部分血统[43]。有人据此认为汉族是极纯正的种族，然而，在汉族人口如此大的基数面前，如果有10%的异质基因，就已经可以想见种族融合程度之深了。实际上，“世界上没有血统很纯粹的民族。民族既非单元，文化也就不会单元。反过来，文化越灿烂，民族的血统似乎越复杂”[44]。经历了历史上的数次民族融合，中国文化的创造者很难说是来自单一的血统。这种融合的趋势，至迟要追溯到“龙山时代”。在中国文化的发生阶段，华夏、东夷、苗蛮、百越、戎狄诸集团相融共生，中国境内是类似于“泛希腊”的“泛中国”状态。“中国文化”之所以成立，在于它是基于文化共同体而非狭义的民族概念。中国文化的发展，主要便是这一文化共同体不断膨胀并同化其他文化的过程。
再来看中国文化发生阶段中的各地域文化的发展状貌。
从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看，中国文化不是单一地发生于黄河流域，而是呈多元汇聚、满天星斗的态势。因此，单纯地以黄河流域的地域文化为依据来总结和归纳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均有以偏概全之嫌。然而，形成之后的中国文化更多地染有黄河流域各地域文化的色彩，却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自然选择。
其次，任何一种大范围的地域文化都不可能只有一个源头，都具有一定的多源融合的特点。例如，中原文化有强大的吸引力和融合力，能把中国其他地区的文化以及域外文化吸收进来。作为“仰韶时代”与“龙山时代”之间的过渡阶段，庙底沟二期文化已经出现了许多来自东方的因素[45]，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等先进文化向中原地区输入了一些文化因素。而长城地带的文化因素，同样向中原汇聚。诸如冶炼术、小麦、黄牛、绵羊、山羊、马等起源于西亚的因素，诸如南海的海贝等，均非中原本土所有[46]。中原地区最终在“龙山时代”开始进入文明时代，进而成为向外扩张的强势文化，作为共同体文化的中国文化在此时出现。《吕氏春秋•慎势》云：“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作为“龙山时代”进入文明社会实例的陶寺古城发现有求地中的圭尺[47]，近出清华简《保训》也有虞舜“求中”的记载[48]，最早的“中国”由此形成。苏秉琦先生曾指出：“对于中原地区来说，大约西周与西部有关，夏则源于东南方的线索，商人则认东北为老家。所以，把黄河中游以汾、渭、伊、洛流域为中心的地域，称作中华民族的摇篮并不确切，如果把它称作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可能更符合历史的真实。”[49]正是由于中原地区扮演着“熔炉”的角色，才有了三代文明的熊熊烈火。这说明早在远古时代，中原文化就受到中国其他地域文化的影响。再如燕辽文化圈有自然地理和历史背景条件下所形成的双重蕴含，即平原文化与草原文化、农耕文化与畜牧文化、华夏文化与胡族文化，这是地域性的民族融合。因此，燕辽文化既有全国的共同性，又有地域性的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燕辽文化的全国共性愈来愈大，内容也愈来愈丰富，而南北交汇的地域特点，将成为一种历史特征。又如从空间上看，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吴越文化就对闽台文化有明显影响，其后以此为中介，接受中原文化。
最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文化既基本统一又丰富多彩，“中国古代文化的多地域、不平衡发展的原因有地理、气候等自然方面的因素，也有人文传统的延续等社会与文化的原因在内。这种多区域性不平衡发展，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甚至旧石器时代晚期”[50]。秦代以后，及至现代，各地文化由于趋同性的作用以及儒家和合思想的影响，其差别虽不如秦代以前那么明显，但仍有不同程度的区域特色，中国文化的地域特色是会永远存在的，这一点在共同体文化的发生阶段已经奠定了基础，因为它本身就是从各地域文化中脱胎而成的。
[1] 程平山：《夏代纪年考》，《中原文物》2004年第3期。
[2] “琅邪”又作“琅琊”、“瑯邪”、“瑯琊”等，本书写作“琅邪”。记载勾践徙都琅邪的文献，主要是今本《竹书纪年》、《越绝书》、《吴越春秋》，然以上三书史料的可信性向有异辞，这样一来其记载便殊为可疑。今人对勾践徙都一事讨论甚力者，主要有钱穆、杨宽、钱林书、陈可畏、林华东等先生。钱穆先生于《先秦诸子系年》指出琅邪在江苏赣榆。此外，尚有山东临沂说、山东诸城说、安徽滁县说等。近年有学者经过调查认为在江苏省连云港的锦屏山，参见张志立、彭云、梁涌《越王勾践迁都琅琊考古调查综述》（“新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2008年3月）。辛德勇先生在《文史》2010年第1辑发表《越王勾践徙都琅邪事析义》一文（收入氏著《旧史舆地文录》，中华书局2013年版），对勾践徙都琅邪事有精彩缜密的论述。该文分析了勾践迁都琅邪的政治地理背景，肯定了今本《竹书纪年》所载周贞定王元年（前468）徙都琅邪说可信，肯定了琅邪所在正是传统说法所谓山东省胶南市（笔者按：现属青岛市黄岛区），还原了赣榆“秦始皇碑”与秦“东门阙”的本来面目，分析了越人的航海能力与勾践迁都的路线，讨论了苏北海岸的自然环境与秦始皇因航海北上而颠簸致死的真相。通过该文的论述，关于勾践迁都琅邪之事的疑点业已基本厘清，可谓扫千古之积疑。
[3] 这较接近西方学者所说的“文化区”概念。
[4] 邱文山等：《齐文化与先秦地域文化》（上），齐鲁书社2003年版，第4页。
[5] 葛存雍：《秦陇文化志》；单远慕：《中原文化志》；乔志强等：《晋文化志》；杜荣泉等：《燕赵文化志》；王恩田：《齐鲁文化志》；袁庭栋：《巴蜀文化志》；张正明、刘玉堂：《荆楚文化志》；董楚平等：《吴越文化志》；方宝璋、方宝训：《闽台文化志》；张磊、黄明同：《岭南文化志》。上述10本书组成了《中华文化通志•地域文化典》（2—020），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
[6] 俞晓群主编，凡20余种，1991～1999年出版。
[7] 中华孔子学会编辑委员会编，1998年出版。
[8] 何信恩先生指出：“‘越文化’是指以越国文化为核心的一种特定的民族文化与区域文化，上可以追溯到於越先民所创造的史前文明，下可以延伸到历朝历代延续下来的古越民族的思想观念、物质文化和社会风俗。”参见氏著《对“越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应作出科学的界定》，《中国传统文化与越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0页。从“轴心期”理论的角度看，地域文化的核心因素应当是人类历史的轴心期即公元前500年前后确立的。
[9] 狭义的“中原”指河南省一带，广义的涵义则指黄河中下游地区。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学说专门区分出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本书所说的中原文化便主要是这一区域所孕育的各时期的文化。由于中原地区在很长时期内拥有政治话语权，故往往被人们视作中国文化的中心或正统之所在。
[10] 袁宏道：《徐文长传》，《袁宏道集》卷一九。
[11] 人们往往将吴越文化等同于江南文化。广义的江南指长江以南除四川盆地以外的广大区域，狭义的江南又称江东、江左，指浙江省北部、江苏省南部以及安徽省的范围。唐代尤其是中唐以后“江南”已经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指称长江下游以南的吴越地区，参见景遐东《江南文化与唐代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与此相关的是东南的概念，东南的范围显然要比江南大，除浙江、江苏、上海外，还包括广东、福建、江西等地。
[12] 吴越史地研究会编：《吴越文化论丛》，江苏研究社1937年版。
[13] 罗香林：《中夏系统中之百越》，独立出版社1943年版。
[14] 饶宗颐：《吴越文化》，《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1本第4分，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9年12月。收入氏著《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六•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5] 蒙文通：《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6] 陈桥驿：《绍兴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古代於越研究》，《民族研究》1982年第1期；《於越历史概论》，《浙江学刊》1984年第2期；《越族的发展与流散》，《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吴越文化论丛》，中华书局1999年版。
[17] 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8] “中国”一语，目前所知首见于周成王时期的何尊铭文，即所谓“宅兹中国”之语。班固在据《夏书•禹贡》而作的《汉书•地理志》中对大禹时代统治疆域的叙述有“咸则三壤，成赋中国”之语，颜师古注曰：“中国，京师也。”可见，即使是大禹时代，亦尚无“中国”的后来义，更不用说在此之前辽远的时期。此后来义其实相当于同篇中的“声教讫于四海”的“四海”一词。针对统一王朝出现之前的历史而言，文中出现的“中国”一词，均应在此背景下去理解。
[19] 在考古学界，曾有过关于“文化”、“文明”概念的争论。参见苏秉琦《从中国文化起源到中国文明起源》，《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0—102页；彭邦本：《论早期文明探索中的几个重要概念》，《四川文物》1995年第3期。
[20] 李学勤：《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文明》2003年第5期。该文后收入氏著《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0页。
[21] 董楚平等：《吴越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22] 李学勤：《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5页。
[23] 参见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文物》1981年第6期。此前将“龙山时代”理解为距今约4600～4000年的时期，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研究成果，“龙山时代”的上限为距今4300年，而之前部分划入“龙山时代”的良渚文化，下限则在距今4300年以前。这一调整使过去的一些矛盾得到了合理解释，而由此带来的后续影响显然更为深远。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官方网站初步披露的信息。
[24] 书稿中首次出现的外国学者之名，均以括号加附外语。以下皆同，不一一说明。
[25] 李学勤：《代前言：追寻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26] 由于文明的区域性和多样性，所谓“三要素”并不足以成为划分人类是否进入文明社会的绝对标准。它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尺，这种指标式的清单不免以偏概全。譬如文字，文字一向被学界视作最重要的文明要素，谁也不会否认印加帝国已经进入文明时代，印加文明虽然拥有相当发达的国家组织，但它并未出现系统的文字。再如青铜器，欧洲早在公元前4000年就已经出现青铜器，而地中海克里特岛上的爱琴文明直到公元前2000年才出现国家。在欧洲大陆，甚至在铁器到处盛行以后，仍然迟迟没有进入文明时代。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美洲墨西哥的特奥蒂瓦坎文明和玛雅文明都是没有铜器的文明。至于城市，城市虽然是西亚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崛起的标志，但在中美洲的玛雅文明、欧洲地中海的麦锡尼文明和十八王朝以前的古代埃及文明，却没有出现城市，堪称“没有城市的文明”。参见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文明的起源模式与欧洲并不完全相同。具体到文明要素，玉器是中国文明极为重要的一项文明要素，这在欧洲文明中得不到体现，而中国文明的“礼”更是具有深刻民族性的因素。
[27] 王健：《区域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论略——“汉代徐州区域文化研究”课题的方法论思考》，《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28] 这种观点，容易导致认为人类文化只有一个中心，否认各民族文化发展的独立性，其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
[29] 孙江：《拉克伯里“中国文明西来说”在东亚的传布与文本之比较》，《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
[30]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0—35页。
[31] 在中国古代这本不成问题。因为从三皇五帝到夏、商、周三代的古史体系向来根深蒂固，只有中国文化向外传播的现象，而不存在中国文化外来的可能。所以，中国文化的本土性，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无可置疑的。
[32] 同样是1921年，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Harappa）遗址得到发掘。1922年，摩亨佐•达罗（Mohenjo Daro）遗址的考古发掘也得到开展。中国与印度的现代考古学在差不多同时得以开展，且一开始都由外国人主持工作。
[33] 中国的彩陶源自于西方，始于瑞典学者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的发掘结论。但在1980年前后，中国学者经对不断发现的新疆彩陶所作的研究，认为中国古代的彩陶文化，“由黄河上游起点，通过河西走廊，在新疆地区沿着天山山脉这座沟通东西文化的大陆桥西进，终点到达巴尔喀什湖东岸一线，前后历时5000多年，沿途不同的考古文化是黄河文明一波又一波向外不断扩张的历史缩影”。这一彩陶之路的发现，“使建立在其上的中国古代文化西来说终成历史”。参见刘学堂《中国文化西来说的终结》，《光明日报》2008年10月20日，第12版。另参见韩建业《“彩陶之路”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1期。
[34] 中国文化是原生的，中国文明也具有原生性，它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等一样，都是少有的原生文明，在世界文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荷兰考古学家法兰克福（H.Frankfort）认为世界范围内具有原生性的文明有埃及与两河流域组成的近东文明，中国文明，秘鲁和墨西哥组成的中、南美洲文明。而英国考古学家丹尼尔则认为世界独立发展的文明主要有6支，分别是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中国、墨西哥和秘鲁。我们通常所说的“四大文明古国”指古中国、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而四大文明古国中，能够连续发展至今的，便只有中国了。
[35] 苏秉琦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率先提出“区系类型”理论。苏秉琦先生和殷玮璋先生在《文物》1981年第5期发表了《关于考古学的区系类型问题》一文，提出了中国考古学文化的6个区系类型，分别为：1．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2．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3．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4．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5．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6．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另参见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5—37页。张光直先生在1986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第4版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将公元前4000年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为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
[36] 王文清《陶寺文化可能是陶唐氏文化遗存》（《华夏文明》第1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王震中《略论“中原龙山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中国原始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俞伟超《陶寺遗存的族属》（《古史的考古学探索》，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卫斯《关于“尧都平阳”历史地望的再探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1期）、卫斯《“陶寺遗址”与“尧都平阳”的考古学观察——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的探讨》（《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论著主张陶寺是帝尧陶唐氏的遗址。李民《尧舜时代与陶寺遗址》（《史前研究》1985年第4期）、王克林《陶寺文化与唐尧、虞舜——论华夏文明的起源》（《文物世界》2001年第1、2期）等文主张陶寺系尧、舜的遗址。
[37] 又叫“大地湾文化”、“李家村文化”、“白家文化”等，学术界的命名并不统一，本书暂且采用“老官台文化”这个较为常见的名称。
[38] 所发现的遗址虽少，但相对集中，有必要结合分子人类学所推测的东亚早期人群迁徙路线作进一步考察。
[39] Hui Li，Ying Huang，et al.，“Y Chromosomes of Prehistoric People along Yangtze Rive.”Hum Genet，2007，122：383-388.
[40] 王明辉：《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中国北方居民体质特征的变化及相关问题》，《科技考古》第2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3页。
[41] 李新伟先生近年来强调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远距离“社会上层交流网”。如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群和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远隔1000余公里，但玉器从形态到制作理念存在惊人的相似。大口缸是另一种上层交流的重要物证，在豫西、山东和长江下游公元前3500年左右的大型墓葬中均有出土，反映了通过交流形成的、相似的社会上层葬仪。庙底沟风格彩陶纹样的广泛传播是此文化交流风潮最亮丽的标志，社会上层交流应是彩陶最重要的传播形式之一。各地区在如此密切而深入的交流中，逐渐形成并共享着相似的文化精粹，中国相互作用圈渐渐形成，中国史前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出现，“最初的中国”喷薄而出。参见氏著《中国相互作用圈和“最初的中国”》，《光明日报》2014年2月19日，第14版。这一观点值得重视，但这些相似之处是平行抑或交叉仍有待进一步考虑。因为反映精神文化的器物与反映物质文化的器物相比，表现出更多的抽象性，因而共性的产生源于相互间的交流抑或共同的思维方式仍是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李新伟先生所举的例子，大多是中国东部的文化，早期越人有沿东部海岸线北上的迹象，所谓的东夷与越人可能同出一源，红山文化先民也确实发现有越人的遗传特征。从民族的同源角度，或许可以解释东部诸考古学文化的一些共性（尤其是精神文化方面）。
[42] 严文明先生指出：“现代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并结合着五十多个少数民族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样一个既有主体，又有众多兄弟；既是统一的，又保持各民族特色的社会格局，乃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它的根基深植于遥远的史前时期。”参见氏著《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
[43] B.Su，J.H.Xiao&P.Underhill，et al.，“Y-Chromosome Evidence for a Northward Migration of Modern Humans into Eastern Asia during the Last Ice Age.”Am J Hum Genet，1999，65（6）: 1718-1724.
[44] 岑仲勉：《西周社会制度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1页。
[45] 魏兴涛：《中原与东方及东南——试从清凉寺墓地探讨外来因素在中原地区早期社会复杂化过程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2期，2012年1月。
[46] 袁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十年回顾——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中的技术与生业研究》，《南方文物》2012年第4期。
[47] 何驽：《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中期王级大墓IM22出土漆杆“圭尺”功能试探》，《自然科学史研究》2009年第3期。
[48] 陈民镇：《清华简〈保训〉疑啎举例（三则）》，《四川文物》2012年第1期。
[49]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65页。
[50] 雷虹霁：《秦汉文化区域与区域文化研究综论》，《民族艺术》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