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分期及特点

研究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分期，是把握台湾汉语音韵学特点的基本前提，对于科学认识台湾各个历史阶段的汉语音韵学存在及发展变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分期原则

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如何分期？台湾学者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被大多数学者们所认可的整体性思路。很多学者把1949年以后“狭义”的汉语音韵学研究时段作为可以分期的对象，但这样做所观察的汉语音韵学时段是不是过于褊狭？如此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即伊泽修二、大矢透、小川尚义等汉语官话和方言，以及台湾南岛语言研究算不算汉语音韵学研究？明代、清代之前一些与汉语语音相关的著作还算不算汉语音韵学研究？

那么，台湾汉语音韵学史是不是可以按许多学者已经探讨过的台湾地区历史分期模式进行？台湾地区历史分期问题迄今仍未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张振鹍《漫议台湾历史分期》（2013）认为，台湾地区历史分期要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第一大岛。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它有一个与中央的关系问题；作为中国的一个海岛，它有一个与大陆的关系问题；台湾地区历史发展的各阶段，就是在这两个关系的运动中形成的”。由此，台湾地区历史即分为：从远古到“明（代）郑（成功）”时期（1683年前），清代时期（1683—1895年），日据台湾时期（1895—1945年），回归祖国、海峡两岸分离时期（1945年后）。

我们进行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分期也不能脱离台湾地区历史发展中各种政治教育文化与中国大陆统一的紧密联系，以及被日本殖民占领、回归祖国、1949年后两岸分离的事实前提。因此，我们参照台湾地区历史分期模式，把中国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分为：“明（代）郑（成功）”前台湾汉语音韵学，“明郑”台湾汉语音韵学，清代台湾汉语音韵学，日本殖民时期汉语音韵学，回归中国时期台湾汉语音韵学，海峡两岸分离时期台湾汉语音韵学。这种分期以广义内涵观念为标准，突破了狭义的汉语音韵学内涵观念局限，明显带有一个整体性的概括标准，因此，对台湾地区汉语音韵学各时期特点的把握，既要考虑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台湾政治体制对汉语音韵学研究的影响，也要顾及台湾汉语音韵学自身的学科历史发展脉络。

二、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各个时期特点

（一）“明郑”前依附于经学，小学已经传入

就我们的认识来看，“明郑”前台湾地区汉语音韵学与中国大陆传统经学范畴内小学发展关系密切，汉语音韵学依附于经学，把“通经致用”作为基本目的，以传统韵书文献研究为主。

曾作《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考》的著名音韵学家陈第，原为平倭名将戚继光的参谋，1602年随明朝将领沈有容奉命到东番（台湾）征讨倭寇，次年写成《东番记》，记录台湾人狩猎、社会、礼俗等生活。

荷兰占领时期，传教士语言学教育对台湾汉语研究的影响不可低估，“双语间文化交流”，用罗马字记录汉语方言语音就是明证（邱馨慧2013）。1649年，明遗臣沈光文漂流抵台并留据台湾，后创东吟诗社，著有《文开诗文集》。此时，汉语韵书在台湾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关注。

（二）“明郑”时期传统韵书运用广泛

据《台湾大事年表》（20页）,1665年，郑经依陈永华之议，建圣庙，设学校，传统小学教学与研究得以开展；1666年，在今台南建成圣庙，设太学开试，照科考取士，传统韵书有了用武之地。

（三）清代汉语音韵学研究形成多元格局

清代时期，满语是“国语”，但传统汉语小学的研究仍然是“正统”的语言研究行为，因为大清王朝科举制度规定了汉语小学在台湾地区汉语教育的主体地位。魏章柱（2009）指出，清代台湾地区的学校包括儒学、义学、社学和书院等机构设置，虽然由于清廷对台政策的消极态度而影响到台湾的教育水平，但是，这种设置教学机构的行为毕竟促进了台湾地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使得中华文化在台湾生根发芽，完成了两岸理念的整合，其影响是深远的，作用是巨大的。与此同时，《戚林八音》《榕城方言古音考》等闽台方言韵书与研究成果传入台湾，对台湾地区的语言教育不能不有所影响。台湾府儒学训导刘家谋《观海集》就记录了这方面的一些内容。汉语文言书面语、官话、客方言、闽方言、土著居民语言交织在一起，不容易理清头绪。台湾汉语音韵学面临的研究对象是多元的，当然，理论与方法也不会是单一的，这就直接促进了台湾汉语音韵学研究多元格局的形成，可以说，台湾汉语音韵学研究的多元化传统已经确立了。

（四）日本侵占时期汉语音韵学研究殖民色彩浓郁

日本侵占台湾地区，即日本殖民时期汉语音韵学研究，官方以日语为“国语”，汉语音韵学研究从属于“国语”语音研究，殖民色彩十分浓郁。研究汉语音韵学一定要服从于这个根本性的原则。日本人学习北京官话语音、闽南话语音，也包括调查南岛语言，都是在推行伊泽修二等所制定的日本台湾语言政策的前提下进行的，体现了汉语教学和研究的实用性功能，大矢透、小川尚义的学术研究也要服从于这个基本原则。

（五）回归中国时期以“重建国语”为先导，回归小学传统

台湾回归中国的汉语音韵学时期自1945年8月至1948年10月。经典性著作《古音系研究》（1935）作者魏建功，担任了当时的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台湾大学中文系特约教授。许寿裳也应陈仪之邀来到台湾，主持台湾编译局事务，推行国语。在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委员名单中，有不少知名的音韵学家，比如方师铎、马学良、周辨明、严学宭、吴守礼，以及担任方言调查组组长的俞敏，但马学良、周辨明、严学宭等人始终没有到台湾。

日本侵占台湾后，强制推行奴化性的日语“国语”教育，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当时，台湾省中年一代多数人在公共场合讲日语、写日语、读日文书，用汉语交流限定在家庭范围内；年轻一代人汉语基础很差，更不用说讲官话、闽南话了。魏建功等制定推行国语计划，撰写了《国语运动在台湾的意义申解》《国语运动纲领》《日本人传讹了我们音》《学国语应注意的事情》《何以提倡从台湾话学习国语》等文章，非常直接、适时地指导着台湾的国语运动；同时，也积极倡导大学中文系学生学习传统小学知识，使汉语音韵学研究回归到了正常的轨道上来。1946年8月，何容来到台湾后，参与了国音标准的制订。1949年，中国国语运动的先驱人物吴稚晖来到台湾，继续推动国语教育。吴守礼等作为第一批台湾大学本土汉语教授，重建闽语文献语音研究的资料库。1946年，大陆音韵学家许世瑛任教于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教授汉语音韵学。

（六）海峡两岸分离时期：重建、发展与繁荣汉语音韵学

1949年以后，一批大陆著名汉语音韵学家来到台湾，比如周法高任教于台湾大学；董同龢随史语所来台湾任研究员，兼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林尹、高明任台湾师范学院（现台湾师范大学）等校教授；潘重规后来从香港到了台湾，任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研究所所长、文学院院长。这些学者为重建台湾汉语音韵学教育制度和研究体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培养了一大批具有新语言意识的汉语音韵学家，比如陈新雄等著名学者；也培养了何大安等“本土院士”。后来，又有一批从欧美留学或任教回来的汉语音韵学家加入到研究队伍中。比如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赵元任，20世纪50年代亲自到台湾大学讲学，传播汉语语言学研究新理论，形成了非常系统的体系，所涉及的与汉语语言学有关的基本问题有十六讲，经记录而成为《语言问题》（1980/2014），对台湾的汉语语言学研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李方桂，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1948年当选中研院第一届院士，曾于1973年到台湾史语所工作；张琨，美国耶鲁大学语言学博士，1972年任台湾“院士”；丁邦新，美国华盛顿大学亚洲语文系博士，后任职于台湾史语所和台湾大学，台湾“院士”；李壬癸，美国夏威夷大学语言学博士，1970年进入台湾史语所起就以台湾南岛语言的研究为主，后任台湾“院士”；龚煌城，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1976年回台从事语言学研究，先后在台湾史语所、语言学研究所任职，台湾“院士”；张光宇，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语言学博士，任台湾清华大学教授。这些学者的加入极大地丰富了台湾汉语音韵学内涵，使之在很多研究领域站在了国际前沿位置，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这个特点是十分突出的。

对海峡两岸分离时期（1949年后）汉语音韵学又可以进行分时段研究。竺家宁《台湾四十年来的音韵学研究》（1993）将1949年以后到1992年之间台湾汉语音韵学研究分为“早期的研究”（1949—1973）和“近二十年的研究”（1973—1992）。姚荣松《六十年来（1950—2010）台湾声韵学研究成果之评述与展望》（2014）把1950到1976年的26年称为台湾声韵学“灌溉期”，把这26年按两个10年以及后6年来排列，统称为“前期”（13页）；与之相对的“后期”指的是1977年到2000年；又把1999到2008年称为“21世纪初始10年”。

我们认为，可以继续补充这些学者的意见加以说明，即按照学术走向情况分为创设时段（1949—1973）、发展时段（1973—1992）、转型时段（1992—2016），这就比较符合实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