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导读
《战国策》这部名著，可以说用不着介绍。它跟《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书一样，又是历史，又是文学，具有中国文化常识的读者都知道它。它里面的一些故事、寓言等等早已凝结为一些常见的成语，人们从小听故事，看儿童读物总会听见、碰着、用到，只不过不知道出于《战国策》而已。学校的语文课本也选有《战国策》篇目。
《战国策》这部名著，也可以说需要认真介绍。要想对《战国策》作一全面的概括性说明、评估，确非易事。在我与张清常先生合著的《战国策笺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中，先生写过一篇精彩的《前言》，这篇文章以《战国策评估》为题，发表在《南开学报》1993年第3期上，尔后又被《光明日报》和《新华文摘》部分地转载。面对先生这篇《前言》，让我重起炉灶再写一篇，确实感到有些茫然和束手无策，大有“黔驴技穷”之感。索性以彼《前言》代此《导读》吧，以示对先生的感念和告慰。先生曰：
战国（前475—前221年）曾被古人称之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王夫之《读通鉴论》）。它是中国历史上最美好的时代之一，也是最丑恶的时代之一；它是人类最高智慧的光辉夺目的时代之一，也是蒙昧愚蠢的时代之一；它是中国哲学、文学、艺术、政治、法律、经济学说和自然科学理论及技术（尤其在冶炼、水利、农业、武器、战备、医学等等方面）突飞猛进、文化昌盛的光明季节，也是统治者对人民施加残暴镇压的黑暗季节；它是人类对未来满怀着美好希望，人才辈出的春天，也是二百五十四年战祸连绵，千千万万人民遭到屠杀的冬天；它是国王、大臣等统治阶级横征暴敛，肆意霸占一切，无恶不作，飞扬跋扈，荒淫奢侈，视人命如草芥，过着人间天堂生活的日子，也是劳动人民备受欺侮压迫，挨饿受冻，生命毫无保障，贫困到一无所有，过着人间地狱生活的日子。使人感到惊讶的是：那时代伟大的思想和美好的希望仍然鼓舞着现代中国和世界，那时代的污泥浊水至今仍未涤荡干净。
这二百五十四年真是个奇特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产物《战国策》也是先秦奇书之一。
《战国策》是古代按国别来编排的史料汇编之一种，编辑了战国时期纵横家以及一般智谋之士的游说、出谋划策之辞和诡诈权变故事，也是若干重要的战国人物、史实的记载。这类书原有许多种名目和本子：《国策》《国事》《事语》《短长》《长书》《修书》。时代有的下延到楚、汉之际。西汉末年刘向（前79—前8年）加以整理定为《战国策》三十三篇。可能刘向把下限放宽，兼收了西汉初蒯通、邹阳等的材料？也可能是后人顾名思义而把战国以后的蒯通等人的材料剔出去？阙疑。
《战国策》的“策”，据《说文》本义是赶马所用的工具，近似马鞭一类的东西，被借为竹片木片简册之“策”。古代的策（册）长二尺四寸（见《仪礼·聘礼》）。一百个字的材料就使用它来写（见伪孔安国《尚书·序》疏）。王国维《简牍检署考》特别提到《战国策》的问题：“窃疑周、秦游士甚重此书。以策书之，故名为《策》；以其札一长一短，故谓之《短长》；比尺籍短书，其简独长，故谓之《长书》《修书》。刘向以‘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定其名曰《战国策》，以‘策’为策谋之策，盖已非此书命名之本义。”王氏说基本正确，但“策”作为计谋来使用，已见于《吕氏春秋·简选》“此胜之一策也”。所以后代才会产生：策略、策划、国策、政策、对策、决策、划策、画策、计策、献策、良策、妙策、上策下策、失策、群策群力等。
《战国策》在历代图书目录中，有两种安排：一种是放在史部杂史，一种是放在子部的纵横家。前者如《汉书·艺文志》在春秋家。唐代《隋书·经籍志》认为《战国策》“其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备而存之，谓之杂史”。五代《唐书·经籍志》、北宋《新唐书·艺文志》、南宋《通志·艺文略》、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均如此。另一种安排始于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认为“历代以其纪诸国事，载于史类。予谓其纪事不皆实录，难尽信，盖出于学纵横者所著，当附于纵横家”。宋、元间《文献通考·经籍考》列于纵横家，元代《宋史·艺文志》、明代《百川书志》同。
在过去，《战国策》一直是既被称赞“其文辨博，有焕而明，有婉而微，有约而深，太史公之所考本也”（鲍彪《战国策注序》），又被痛加诋毁的。刘向说《战国策》的内容均非正道，但“亦可喜，皆可观”（《校战国策书录》）。北宋曾巩（1019—1083年）痛斥战国游说之士，对于《战国策》这种充斥了“邪说”的书采取了“放而绝之”的态度（《重校战国策序》）。元代吴师道在《曾序跋》中评论说：“是书善恶无所是非，而作者又时出所见，不但记载之，为谈季子之金多位高，则沾沾动色；语安陵嬖人之固宠，则以江乙为善谋，此其最陋者。”（按：《秦策·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章，苏秦问：“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答：“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又《楚策·江乙说于安陵君》章：“江乙可谓善谋，安陵君可谓知时矣。”就事论事，前章的描写和后章的评论，没有多大的问题。）明代王廷相抨击《战国策》：“摄权变以钩利，蓄狙诈以交外，幸近小以为得，便苟偷以为安。其心隐忍，其事欺谩，其术鄙陋委琐，畔于正轨远矣！而时君暗劣，慑于祸患，一切倾心听之，由是兵戈遍于九域，生民涂其肝脑。古昔圣人休静天下之泽，斩然无存。嗟乎！世变至此极矣。”（《校战国策序》）清朝陆陇其说：“《战国策》一书，大抵皆纵横家言也。其文章之奇，足以悦人耳目；而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心术。子弟识见未定而读之，其不为之渐染者鲜矣。”（《三鱼堂文集·战国策去毒跋》）总之，《战国策》在正统思想的笼罩下，它是难以抬头的。今天，我们应该还给它一个比较切实的评价。
《战国策》主要记载战国时期谋臣策士游说各国国君与执政者，或者相互辩论时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以及相互倾轧的阴谋诡计等等。这些，充分反映了当时各诸侯国、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所以《战国策》是研究战国史的重要资料之一，司马迁《史记》就曾采用了它。
《战国策》大量收录纵横家搞权变谋诈的佚事与说辞，其中有真有假，有虚有实。这里面包括了后来纵横家追述前辈的游说之辞，或者假托前辈的名义而编造出一些书信与故事传说等。这些不但未必符合历史真实，而且所述人物和事迹本身就混乱矛盾，当然也还有若干浮夸之辞，难以置信。例如苏秦，年代弄不清楚，说辞所举历史地理情况与实际多有出入，事迹或与苏代、苏厉搅在一起，《齐策》记载苏秦封武贞君，《燕策》记载苏秦封武安君……诸如此类，令人怀疑。司马迁《史记·苏秦列传》也指出：“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现代的历史学家们爬梳史籍，又借助于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基本上弄清了苏秦的主要情况。可见《战国策》虽有一些虚拟的东西不能信以为真，有待鉴别，但绝大部分的策文是符合史实的，不可以因噎废食。许慎《说文》，我们对它也会指指点点，说三道四，但幸亏有了它，我们才能比较有些基础来认识甲骨文。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战国策》的《中山策》，那么1974年11月河北平山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虽被发掘出来，我们的研究工作恐怕就要白手起家了。
从史料研究的角度看，《战国策》可利用的还很不少。例如：
一、《战国策》确实写了人世间许多不便于说出口的卑鄙肮脏的事情，尤其是诸侯国政治舞台上面的丑恶现象，极其不堪入目，却写得那么逼真，洗练，甚至使人惊心动魄，看穿了这一群衣冠禽兽，这引起了人们的愤慨。但卫道之士却抨击此书“坏人心术”，犹如攻击《水浒》《红楼梦》等诲盗诲淫一样。试想如果没有《战国策》这样比较集中描述的翔实史料和盘托出当时的历史，我们对于伟大诗人屈原的激愤，对于先秦诸子光辉思想的产生，虽能理解但体会不可能这么切实深刻。
二、《战国策》中写了几个太后：《齐策》有赵威后，有君王后；《赵策》有赵太后（是否与赵威后为一人，有争议）；《秦策》《韩策》等有秦宣太后。每个人都活跃于纸上，确是一国之尊。赵威后和君王后的见解、魄力远胜男子，却没有受到应得的赞扬。赵太后大权在手，如果不识大体顾大局，触龙虽有三寸不烂之舌，亦无可奈何。可是一说起此事，便把触龙捧了又捧，夸了又夸，把赵太后降为昏庸老太太；一说到唐太宗发怒而终于纳谏，却不住称赞唐太宗，为何独薄于女而偏厚于男？秦宣太后是最倒霉的，两件事情都被人们用后代压迫、束缚女子的眼光讥笑得极为不堪。殊不知战国距离古代母系社会时期毕竟比宋、元近一些，战国时妇女的社会地位可能比后代略胜一筹，对于男女间的禁忌也略少一些。《战国策》所写秦宣太后的骄横与坦率在当时是不大忌讳的。战国时期这几个掌权的太后也正是汉朝吕后、北魏胡太后和唐朝武则天的先导。
三、战国二百五十四年间各诸侯国之间的矛盾斗争是很尖锐激烈的。除了战争之外，还有外交战线的斗智。《战国策》保留的这方面史料很多，有许多是非常精彩的。例如《齐策》里面有《邯郸之难》《南梁之难》两章，齐国君臣商讨对于前来请求援助的赵与韩如何应付，救与不救；救则须讲求策略，救的目的是什么，救到什么程度，何时救，如何救，如何出兵，走的路线及攻击点，如何等待时机，如何作战等等，非常细致周密。又如东周、西周、宋、卫、中山诸策所载小国如何与强国周旋，不但自保平安，有时还敢从大国方面捞到便宜。这些很能给弱小国家增长志气。西汉刘向《校战国策书录》所说的“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主要就是诸侯国的外交策略问题。宋代以来，提到《战国策》就把智谋一概骂倒，都称谲诈，这未免太过分了，似宜区别对待。外交策略上面的智谋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存亡，怎么能够痛诋之为诡计呢？而上文所引王廷相的话“蓄狙诈以交外”，恰好正是这种迂腐论调。孙武及孙膑的兵法，受到全世界的重视，不但用于军事，而且用于其他方面，例如企业管理，人人尽知其为中国光辉的文化遗产，人人尽知宋襄公“不鼓不成列”之愚蠢可笑。为什么？因为战略战术的得失关系到国家安危存亡。那么，《战国策》这些讨论外交策略的史料在今天恐怕仍有可以总结、可以借鉴、可以启发思考的地方吧。
从刘向起，历代有识之士都欣赏《战国策》的文采。就是在今天，若干选篇，例如《邹忌讽齐王纳谏》（《齐策·邹忌修八尺有余》章）、《冯谖客孟尝君》（《齐策·齐人有冯谖者》章）、《庄辛谓楚襄王》（见《楚策》）、《鲁仲连义不帝秦》（《赵策·秦围赵之邯郸》章）、《触龙说赵太后》（《赵策·赵太后新用事》章）等等也早已广泛流传，还进入学校的课堂。至于把《战国策》的许多故事改写为儿童读物，收入成语典故的各种工具书，影响深远，更不必说。从文学的角度看，虽然《战国策》并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篇章也参差不齐，但在总体上，文章的思路宽广活泼，细致周密，逻辑性较强，针对性更强，犹如磁铁，吸住对方不放，以言辞打动对方，使对方听信。古希腊、罗马讲究在公共场所讲演抓住听众的艺术，古代中国，在《尚书》里面留下一些演讲的篇章，数量不多，中国讲究的是使用对话形式游说的艺术。这在周朝的历史文献中已经显示出来，著名人物，尤其是先秦诸子，无一不是能说会道的，或成本大套，或零金碎玉，精辟深刻，引人入胜。《战国策》所记的纵横游说之士也是如此，差异只在于思想内容往往多尚功利而已。由于战乱连绵，纵横家的游说之辞，再也不是《左传》《国语》那种温文尔雅、含蓄悠闲的风格，而是简明爽朗，口语化的，带有煽惑意图的说辞。通常是单刀直入，一针见血。即使迂回婉转，用意仍是吸引对方，使自己的游说成功。许多优秀篇章，叙事生动形象，文字简练，篇幅不长，却是结构严谨完整，寓意深刻而又富于情趣的故事。注意文采，刻画人物栩栩如生，各人有各自的鲜明性格。在典型环境中，人物的处境、身份、性格特点、活动意图、言行等等都跃然纸上。人物写活了，至于善恶美丑、是非得失、功绩成败，作者都留与后人评说。游说之辞则铺张扬厉，洋洋洒洒，犹如不押韵的楚辞汉赋。历史叙事则惜墨如金，点到即止，确是史家笔法，绝不拖泥带水。《战国策》与先秦诸子一样，善用比喻、夸张、排比、骈偶等等修辞手法。常借助于故事寓言来映衬话题，而它们早已成为童叟皆知的谈助，如狡兔三窟、狐假虎威、画蛇添足、惊弓之鸟、鹬蚌相争、南辕北辙等。今日俯拾皆是的精练的词语，许多也出于《战国策》，如：争论、满意、中立、虚名、四分五裂、百发百中、趾高气扬、前功尽弃等。《战国策》自身也有或引用了一些至理名言，例如：“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故《老子》曰：‘圣人无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
《战国策》的语言艺术之中，有一件稀奇而又被人们忽略了的创造，借用今日曲艺表演的说法，叫作“一赶二”。《中山策·中山与燕赵为王》章，张登与蓝诸君的对话既是二人对答，又让蓝诸君扮演齐王来听张登的说辞。非常活泼，又比较复杂。话里套着话，现代标点必须使用到第三层的引号。《燕策·苏秦说奉阳君合燕于赵以伐齐》章也是如此。这在别的书里却是罕见。远在两千二百多年前有这样的文章，确实是难得。古典戏曲中偶一为之，不易精彩。京剧老戏《开山府》（亦名《打严嵩》）为著名演员马连良、裘盛戎珠联璧合的拿手好戏而后继乏人，这出戏的语言艺术采用类似《战国策》这个手法而又更加扩展，而且在戏里同一套对话能够连着表演三次（其他的戏多为两次），台词照旧而表演效果越来越精彩，成为京剧独放异彩的一绝。而这手法的嫩芽却出现在《战国策》之中。
《战国策》对于后代文学有深远的影响。楚、汉之际有蒯通，西汉初年有邹阳、主父偃等，虽然擅长纵横之术，无所用之。天下已归一统，游说雄辩主要采用策论及奏议疏表之类的形式，上奏皇帝。于是贾谊、晁错等应运而生，其文采直承纵横家，打动人主以求任用则同于游说之士。汉赋之铺陈夸饰，固然出于屈、宋，也带有游说的色彩。司马迁《刺客列传》记载荆轲事迹，笔锋饱含感情，为名家名篇之一。后人去其首尾，补入《燕策》，竟然水乳交融。再晚的文学家继承古典散文传统，显然受了《战国策》较大影响的，北宋有苏氏父子，南宋有陈亮（陈亮还受到贾谊的感染）。苏洵最为明显，就是苏轼，若干篇散文雄辩滔滔，锋芒毕露，既有纵横家的声势，也有《孟子》“吾岂好辩”的影响。后人所辑《东坡志林》的史论，既有较高的见解，又有敏锐洗练的文笔，潇洒豁达，也显示出他把《战国策》升华了之后的神采。
把《战国策》作为战国重要史料，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在今天是没有人再反对了。可是这部书的价值到底如何？
刘向是儒家的忠实信奉者，他编写《列女传》所用的精力，所表现的热忱，远远超过他为《战国策》所付出的。他从圣贤“教化”的标准出发，否定了《战国策》而肯定了《列女传》，因为《战国策》是“不可以临国教化”（《校战国策书录》）的。曾巩整理几乎散失的《战国策》，目的是“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重校战国策序》）。刘向、曾巩的这种做法恰恰反映了历代士大夫的矛盾心理状态，对于《战国策》既欣赏其文采，又害怕这一“邪说”；既想扑灭这非正道的野火，又知道这书是毁不掉的。
《战国策》暴露了诸侯国的统治者之昏庸愚昧、荒淫无耻、残忍暴虐、骄横自负，种种丑恶被刻画得入木三分。国王、太后中的比较英明者只是凤毛麟角。诸侯的后妃、男宠、亲戚、佞信、大臣、豪门，相互倾轧，不择手段，钩心斗角，你死我活，种种丑恶比比皆是。这些事例在《战国策》中是不胜枚举的。每个诸侯国里，上上下下，一片黑暗，污秽不堪。《战国策》还揭露了当时社会的庸俗心理，羡慕权势地位、荣华富贵，借苏秦与嫂之问答，慨叹世态炎凉。也描写了若干事例，为了金钱，什么伤天害理出卖国家的事都干得出来。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秦国用金钱买动赵王的宠臣做内奸使赵王杀死李牧以亡赵国的事（《赵策·秦使王翦攻赵》章与《秦策·文信侯出走》章，后者写得极为冷酷）。商人吕不韦认为：耕田获利不过十倍，贩卖珠宝获利百倍，“定主立国”这宗买卖所获之利是无法计算的。吕不韦就做这笔大生意而获无穷之利（《秦策·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章）。当然，在战国人欲横流时期也有逆潮流而动者，例如鲁仲连就认为“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赵策·秦围赵之邯郸》章）。《战国策》着实用力宣传“士”之可贵，也描写了若干个“士”的骨头是硬的，品德是高的。游说之士多次指斥国王的儿子、亲戚、男宠、亲信等人“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连赵威后也认识到“民”（那时的涵义与今天有区别）的重要地位。这在当时是很不简单的。《战国策》所反映出来的当时的社会情况和思想情况是非常复杂的，这部书能够把这样复杂的历史事实记载得清清楚楚，活灵活现，它的价值当然很高，不容怀疑。过去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把《战国策》骂倒，并不是不知道《战国策》里也有类似儒家“士不可以不弘毅”“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但仍然要骂倒《战国策》，因为《战国策》所揭露的统治阶级的丑恶现象太多也太深刻了。因而一面骂它，一面又欣赏它，这是很奇特的。近代曾有人说《战国策》“大半是小说”。中国文学史上曾有清末的谴责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就算《战国策》是小说吧，所写的场面之大，格局之复杂，笔墨之生动活泼、简练、深刻，非谴责小说能望其项背。所以《战国策》这书，无论把它作战国历史的重要材料来看，或是把它当作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来看，它都是当之无愧的。
《战国策》的流传也曾遭噩运。
刘向在皇宫里的书库看到战国时期到楚汉之际纵横家书若干种编本，认为它们“错乱相糅莒”，于是综合各本，编为三十三篇，分别归到十二国；每国之中的材料又“略以时次之”；校定文字脱误，把这个新编本定名为《战国策》。这就是最早的定本。
由于这些材料错乱复杂，刘向虽然作了很大的努力，仍然不免有疏忽的地方，例如《韩策》里《王曰向也子曰天下无道》《或谓魏王》《观津人朱英谓春申君》三章均应归到《楚策》。还有一些篇章的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字句互有详略，这可能是刘向兼收并蓄的结果，也许是刘向校录时所谓“除复重”的工作搞得不够彻底。此外，纵横家搞权变谋诈的轶事与说辞，其中有真有假，有虚有实。刘向去战国不算太远，或许疏解得更多一些。可惜他不太重视，未置一词。当然，从具体工作来讲，刘向确实很不容易。例如《赵策》所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辩论言辞，就多与《商君书·更法》相同或近似；《秦策·张仪说秦王》章与《韩非子·初见秦》基本上一样。
《汉书·艺文志》“春秋家”收录《战国策》三十三篇，就是刘向校录编定的本子。
东汉末年，延笃（？—167年）字叔坚，给《战国策》作注释，还写了一卷评论，均已亡佚。南宋姚宏《战国策续注》引用过。
东汉末年，高诱（生卒年未详）在给《吕氏春秋》《淮南子》作注释之外，也注过《战国策》。
不知从何时起，刘向校录和高诱注释的《战国策》就散失了。
刘向编辑《战国策》所淘汰的当时流传的战国纵横家书若干种的若干篇章，后代曾有人引用。刘向定本《战国策》曾经散失，后代也有人引用。因此徐广、司马贞注《史记》，李善注《文选》，还有一些类书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及其他书籍所引用的《战国策》，或与今日流传的本子字句有差异，或为今本所无。清代王仁俊曾辑录《战国策佚文》一卷，收入所辑《经籍佚文》之中。诸祖耿于1940年修订旧作成《战国策逸文考》（收入所著《战国策集注汇考》, 1985年），辑得逸文七十二条，又附一条，论证甚详。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共二十七章，十六章全然不见于今传本《战国策》，十一章文字有差异。
《战国策》在《隋书·经籍志》及以后的正史与私家书目中均著录，但篇数有出入，可以看出原书已有散失。据《崇文总目》所载，正文原三十三篇那时已缺少了十一篇，高诱注原二十篇那时只剩下八篇。
经过北宋曾巩的努力搜求，才得恢复到刘向三十三篇的数目，恐怕不见得能够搜求到已遗失的十一篇全部。显而易见的便是《燕策·燕太子丹质于秦》章乃是后人在《战国策》残缺之后，抄《史记·刺客列传·荆轲传》来补的。曾巩搜求高诱注得十篇，即第二至四，第六至十，第三十二、三十三卷的注释。
曾巩所编的本子比较完备，流传下来。
在北宋时还有集贤院本、刘敞（字原父）本、钱藻本、（苏）东坡本、苏颂本、李格非（字文叔）本、孙朴（字元忠）本、孙固本、孙觉本等。这些本子以及后来的晁以道本等早已亡佚，只知道曾本、钱本、刘本、集本的文字互有异同，刘本缺第三十一至三十三卷，钱本缺第二十一至二十五卷，集本第二十一卷与众完全不同，东坡本与曾本基本相同。
南宋初年，《战国策》有一些刻本，都不甚精。绍兴十六年（1146年）浙江剡川人姚宏访求善本加以校定，重刻《战国策》。这是流传至今最早的刊本。它避宋太祖赵匡胤的“匡”字、宋钦宗赵桓的“桓”字、宋高宗赵构的“构”字、孔丘的“丘”字，确为宋高宗时的刊本。这书的骑缝处都刻上工匠的姓名，这是记载古代木刻艺术家的资料。
姚宏还把高诱注的二十三篇，即第一、第五、第十一至三十一，重新做了补注，在注文的前面加个“续”或“续云”以示区别于高诱旧注。姚宏又校勘曾、刘、钱、集、东坡等本的文字差异做了一些校记。可见姚宏比较严谨。但是明朝毛晋汲古阁翻刻姚本，竟然在每卷开头都题“高诱注”，这样一来就混淆了高诱注与姚宏续注，会使读者搞错，这是很不严肃的。
一年之后，南宋鲍彪刊出他的《战国策注》十卷，调整策文次序，并改定本文，或改字，或增，或删。
两宋各家的本子有共同的一点，即用力于校勘《战国策》各种抄本、刻本，而罗列其文字异同，以供采择，不加按断。姚宏则已开始注意到运用《史记》等书与《战国策》作比较，而且提到遗佚的策文问题。其同乡会稽人姚宽也注意到这些方面。
元朝至正乙巳（1365年）吴师道刊《战国策校注》十卷，重校此书，补正鲍彪注本。吴已认真地利用《史记》等书来研究《战国策》，他不赞成鲍彪的擅自增删改动。
清朝嘉庆八年癸亥（1803年），江苏人黄丕烈根据姚宏本重刻，并写了《战国策札记》三卷，详列鲍彪本、吴师道补正本之异同，参考《史记》等书，以校订姚本本文，加以判断。还采录了同时代的段玉裁、顾广圻等人的某些说法。
王念孙（1744—1832年）参考与《战国策》有关的资料，运用古文字音韵、训诂知识，加以校勘，撰《战国策杂志》三卷，收在他的《读书杂志》中，对于今本《战国策》文字讹误之处多所匡正。精到之处，超过前人。例如，“詟”字，罕见，不知其正确音读，也不知其来历。只因《赵策》用了它，没有人提过疑问。王念孙提出它是“龙言”两个字误写到一起。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出土，证明王念孙的判断正确。王念孙《读书杂志》校勘别的古籍也往往引用《战国策》而一同校正，这也附带解决了《战国策》文字讹误的问题。
《战国策》有不少地方历来难读。
它的难读，有时是由于我们对于当时的历史、地理、社会、文化等等情况不够熟悉，对于古代汉语的语音结构某些方面未能掌握，还可能有其他原因。例如把《战国策》里的古国名东周、西周误解为通常用的历史朝代名；又如“乃效煮枣”，效是奉献，煮枣是魏国古邑名，魏国还有个地名叫酸枣。
《战国策》难懂，更主要的原因是此书曾经散失，历代传抄刊刻往往出错。或者写错了字，旧称“讹”“误”。或者抄漏了字，旧称“缺”“脱文”；有时像是文章的省略，其实是抄漏了若干字。或者抄写颠倒了字，旧称“误倒”。或者抄写误增而重复了字，甚至多出了不相干的字，旧称“衍文”“衍”。或者出现“错简”，古代抄书用竹简，竹简每简写若干字，必须按次序编捆在一起，不能散乱。否则这篇文章就会有若干字的“缺”“脱”“衍”和前言不搭后语的现象。
黄丕烈《战国策札记》指出，《战国策》的上述文字上的讹误有一千几百条。王念孙《读书杂志》校定《战国策》文字讹误的论证就有三卷，还不包括王氏校定别的古籍文字讹误而涉及《战国策》的部分。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中的《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不但提供了战国的久已失传的一些史实，也为校勘今本《战国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战国策》本文讹误脱衍等等需要校勘补正之处如此之多，所以此书历来难读。汉朝刘向早就说它“错乱相糅莒”。北宋李格非说它“舛错不可疾读”。曾巩说它难懂，因而他曾“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孙朴说“此书舛误特多，率一岁再三读，略以意属之而已”。南宋姚宏说它“舛误尤不可读”。姚宏给它作注，遇到实在无法下笔时只好说，这里“盖讹谬，当用《史记》全篇观之”。元朝吴师道说“此章多难通，此类尤难知”，“语不可晓，有缺误”，“语不可解，疑有舛误”，“未详”。清黄丕烈也常说“此策文有误字”。
不但《战国策》正文如此，就是汉朝高诱注、南宋姚宏续注、清朝黄丕烈《札记》，也有文字讹误和费解的地方，未经校正。注家还有一些过于求简的省略说法，例如“韩炉炭”，意思是说：这两个字在《韩非子》里面写作“炉炭”。
旧时注释本的《战国策》确实不易读。
近百年来，历史学家、文字音韵训诂学家人才辈出，考古发掘亦多所发现，《战国策》之研究整理就走入了新阶段。这方面的进展，这里从略。
可以预见，《战国策》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呈现其特殊光彩。
以上为先生所言。
《战国策》中也有很多问题需加以注意，在此略谈一二。
《战国策》篇章又见于他书者，《商君书》《墨子》《新书》《列女传》《韩诗外传》各一章，《淮南子》五章，《吕氏春秋》九章，《新序》十六章，《说苑》十七章，《韩非子》三十七章，《史记》一百章（有九十三章与《战国策》关系密切，其余则与《战国策》有联系但差异特别显著）。其中，《韩非子》《史记》和《战国策》相同的素材最多。
就《韩非子》来说，《说林上》有十则，《说林下》有六则，《内储说上》有七则，《内储说下》有四则，《外储说左上》有三则，《外储说右上》有二则，《外储说右下》有二则，《十过》有二则，《难一》有一则，《难三》有一则，《难四》有一则，与《战国策》相同的共有三十九则。这里多出二则，是因为《韩非子》中的两篇文章同时记载着《战国策》中一个故事的缘故。
内外《储说》共六篇。“储”是积蓄之意，“说”指传说故事。本题用许多流传的故事，说明君主用法术的好处和不用法术的坏处。由于篇幅过长，分为内、外两大篇。《内储说》又分上、下二篇；《外储说》则先分左、右，再分上、下，共四篇。而《说林》则是说其材料多如林，就像原始森林一样，只是一些未经斫削的素材，没有经过处理，是一些平时积累下来备用的原始资料。
《战国策》中的故事，见于《韩非子》的竟有三十七则之多，说明作为《战国策》前身的那些史料，对韩非影响很大。韩非大量阅读了这些典籍，并且摘引了有关的材料。上面提到的《说林》中的十六则故事，有些简直可以说是照录原文，其他数则，也只是增改了一些人名、地名。大约是经过韩非的考证，认为原说有所不妥，因而作了一些文字加工罢了。当然，有些地方文字上的不同是由传写致误而引起的。
《说林》和内、外《储说》既然是原始资料的汇编，那么这些故事定然是从《战国策》系统的史书中引录过来的。由此可证，《战国策》里面的好些材料出之于韩非之前，《战国策》前身的那些史书确是先秦古籍（参见周勋初《〈战国策〉和〈韩非子〉》，《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
再说《史记》。司马迁著《史记》，虞、夏、商、周本《尚书》；春秋之世本《左传》《国语》；战国时期取材或多同于今本《战国策》，所以班固说：“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
战国时代的史料流传下来的，唯有刘向所编辑的《战国策》;《史记》与现存《战国策》内容相同的竟有九十三事之多，因而人们确信司马迁作《史记》写战国时代部分是采辑《战国策》原文的。如将两书的有关记载作一比较详细的对照分析，就可以发现：《史记》与《国策》所载，有些是基本相同的；而在更多的情况下，则是两者之间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差异。这些差异表现在叙事不同、详略不同、文辞不同、国名不同、人名不同等等。两者记事不同或国名、人名有异，一般不可能出自作者杜撰，而只能理解为所据史料不同；当然，也不排除传写会出现讹误。
此外还有一种类型是《史记》同于他书而与《国策》不同的，从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两者根据的材料不同。刘向《说苑序奏》云：“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书、诬校雠，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除去与《新序》复重者……”这说明《说苑》《新序》也是根据原有资料加以校勘编次而成。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以对《史记》与《国策》的某些不同记载作出推断：凡是《史记》与《说苑》《新序》相同的文字，当与二书同出一源；《史记》与二书相近的文字，也可证明《史记》取材不必完全依赖于《战国策》。
今本《战国策》在刘向整理辑录之前，是一些零篇断章的散碎文字，只“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经刘向按时间类别补充增订芟复，才成为今天三十三篇本的《战国策》。在刘向整理以前，不论是《国策》《国事》《短长》《事语》或《长书》《修书》，全都是战国时期“游说权谋之徒”，“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生从横短长之说”的一篇篇发言前的底稿，或游说后的记录，并没有汇辑成书。司马迁作《史记》时，有关战国时代的一些资料，在刘向编辑《战国策》之前，他已作了第一次的搜罗探访整理工作，并点缀润饰编辑成文，纳入他的战国《史记》中。今天我们读《史记》时，会发现其中与今本《战国策》相同的九十三事以外的许多精彩动人的战国人物事迹，为今本《战国策》所未有，如侯生、毛遂、蔺相如等人的故事就是如此。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司马迁写战国史，曾掌握了大量纷繁丛脞的史料与纵横家的言论著述，其中包括刘向编《战国策》的全部资料，但不是直接采录，而是经过科学谨严的选材，艺术的整理加工，进行再创作的。而刘向编录《战国策》时，倒是从《史记》中采录了一些材料补充其中。如《战国策·燕策》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就是刘向从《史记·刺客列传·荆轲传》中采辑补入的明显的例子。
总之，刘向据以校定《战国策》的书非止一种。《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说苑》《新序》等书的存在也可证明战国史料流传的广泛。明白了这些，《史记》与《战国策》的关系也容易说清了：在司马迁采用的战国史料中，有一部分和刘向校书时所用的材料相同，这是《史记》《国策》两书部分篇章惊人相似的原因；同时，《史记》所依据的大部分资料又与《国策》存在着差别，这便是两书记言叙事有着诸多不同的原因（参见徐克文《司马迁作〈史记〉未采〈战国策〉说》，《辽宁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和赵生群《论〈史记〉与〈战国策〉的关系》，《南京师大学报》1990年第1期）。
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战国策》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继承了《左传》的艺术传统，又给后世史传文和议论文的写作以深远的影响。
史传散文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的过程。我国第一部历史文献《尚书》，文字艰涩，所谓“周诰殷盘，佶屈聱牙”。相传为孔子编订的《春秋》，由于要“一字寓褒贬”，文字力求简约精严，也缺乏文学性的记述和描写。《左传》的出现是史传散文的一次飞跃。就行文说，它组织严密，曲折多姿；就情节说，不仅有梗概，而且有细节；就人物说，不仅有共性，而且刻画了个性。这些长处，《战国策》都吸取并且发展了。比如，《左传》由于编年纪事的体例限制，一般是利用记言记事过程中生动的片段和精约的文字点染刻画人物的，而《战国策》则往往通过更为完整丰满的情节和铺张扬厉的说辞来塑造形象了。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战国策》中的说辞是春秋行人辞令的“变本加厉”。如郑国著名的政治家子产，能言善辩，多次出使应对，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对战国纵横家是有影响的。而成公十年晋侯使兄相绝秦的辞令变化纵横，一气呵成，更显示出行人辞令向战国说辞发展的迹象。我们把《左传》中的辞令和《战国策》的说辞相比，可以看出，策士的说辞打破了春秋时代礼法信义的思想束缚，抛弃了赋诗言志的旧套和天道灾祥之类的神道说教，总是面对现实，直陈利害得失。与此相联系，春秋时代的辞令还带着雍容典雅、简约矜持的宫廷气息，而策士的说辞则具有通俗活泼、畅所欲言的民间色彩。不妨说这是散文体的一次解放，正如从《诗经》到《楚辞》是诗体的一次解放一样。
秦汉之际，犹有战国纵横余习，出现过一些模拟纵横术的人物和著作。《汉书·艺文志》著录纵横家十二家，除《苏子》《张子》两家外，还有《秦零陵令信》《蒯子》《邹阳》《主父偃》《徐乐》《庄安》等秦汉时的作品，从现存的一些篇章来看，和战国的说辞并无二致，这些作者也就是当时的策士。除此之外，《战国策》对汉代作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汉初政论家贾谊、晁错的文章，旁征博引，条分缕析，“疏直激切，尽所欲言”（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和《战国策》的风格颇为接近。汉代以书信说理陈情的也多了起来，邹阳《谏吴王书》《狱中上梁王书》乃至司马迁《报任安书》、李陵《答苏武书》等，感情饱满，文气磊落，隐约可见《战国策》长篇书信的风采。汉初辞赋家枚乘的《七发》在构思和布局上与被称为“策赋之流”的《庄辛谓楚襄王》章极其相似，可以明显看出其间的继承关系。司马迁写《史记》得益于《战国策》的地方很多。首先，他从刘向所辑录的众多素材中获得大量史料，作为叙述战国历史情况和撰写战国人物传记的直接依据，经过艺术加工，进行再创作。有的甚至是照录原文。其次，《史记》“纪传”一体，也源于《战国策》。比如《齐人有冯谖者》章就可以说是体制完整的《冯谖列传》，所以浦起龙说它“为史传开体”（《古文眉诠》）。同样，聂政、豫让、荆轲等人的事迹，也可以说是为《史记》的《刺客列传》开体。第三，在语言运用方面，可以看出《战国策》明朗通俗、生动活泼的特色对于《史记》的影响。
唐宋古文家喜欢结合道统谈文统，他们在叙述散文发展源流以及古代散文对后世和他们本人影响的时候，不大愿意提到《战国策》。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写作实践，在风格和方法上仍然程度不同地受到《战国策》的熏染，从中吸取了有益的营养。
《新唐书·韩愈传》说韩愈：“与孟轲、扬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经。”没有涉及《战国策》。其实，《孟子》的文章犀利雄辩、气势凌厉，本身就具有明显的战国纵横家色彩。吕璜《初月楼古文绪论》说：“《孟子》乃文章之最爽者，《史记》《战国策》亦然。西汉初年文章之高者犹有周秦气，亦正以其爽耳。”韩愈的文风继承了这一特色。张裕钊在评论他的《答吕毉山人书》时就明确指出：“此文生杀出入，擒纵抑扬，奇变不可方物”，“笔力似《孟子》，机趣似《国策》”（引自高步瀛《唐宋文举要》）。韩愈的一些评论性作品，如《争臣论》等，那种大开大合的布局，一反一正的论证方式，明快恣肆的语言，应当说也有着《战国策》的影响。
欧阳修对苏洵文章的评语是“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骋”（《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这正好是《战国策》的基本特色。苏洵自己也高度评价过战国说客的进言技巧，他在《谏论》中列举触龙、甘罗、鲁仲连、苏秦、范雎等人为例，认为进言之术，莫善于“机智勇辩，如古游说之士而已”。并且说：“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以为谏法。”浦起龙也说他：“盖欲以苏、张之术，济孟、韩之道。”（《古文眉诠》）明代的茅坤、清代的姚鼐等人，也都指出眉山父子文字由战国纵横家来。这在苏洵《权书》中的《六国》《强弱》《项籍》，《几策》中的《审势》以及苏轼的一些策论和史论中是有明显体现的。
《战国策》对于后世小说的发展也有影响。它叙事细致生动，情节富有戏剧性；刻画人物，或加工润色，或取自传闻异说，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典型化；运用的寓言故事，大多出于虚构，巧妙奇警。这些对于后世的小说都有很大启发，特别是对那种基本情节史有其事、主要角色史有其人的历史演义小说的影响，是更直接的。同时，《战国策》中的许多故事和人物（如苏秦、范雎、田单、荆轲、鲁仲连、冯谖、齐国的君王后等），为后世小说乃至戏剧的创作提供了素材，成为作家描写的对象（参见牛鸿恩等《战国策选注·前言》）。
《战国策》也是研究战国至秦汉之际汉语语言的一部重要语料文献。从语言上看，《战国策》的语言不仅与战国初期的《左传》有比较大的差异，而且与战国中期的《孟子》《庄子》等文献也有明显的不同。尽管《战国策》成书的确切年代不易考定，刘向在整理过程中或有改易，但它基本上反映的是战国中后期至秦汉之际语言的面貌，这是可以确定的。这段时间的跨度虽有三百年，但是在汉语史上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共时平面来看待。这样，对《战国策》的语言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就成为那个时代断代语言研究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基础工程。由于《战国策》在语言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以往研究汉语词汇语法的学者经常从《战国策》中选取语料，一些学者也曾对《战国策》的个别语言现象进行过专题性研究，但是把它作为一部反映战国中后期至秦汉之际汉语面貌的专书来全面系统地研究它的词汇的工作尚无人做过。
上古汉语词汇研究和汉语词汇史研究是一项基础工程。我国至今尚无一部完善的、高质量的汉语词汇史著作，其原因就是我们对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工作没有做好。一是对汉语各个历史时期的词汇面貌还处于若明若暗的状态，二是对于汉语历史词汇的系统的、理论的研究显得更加薄弱，而这两方面的不足又是相互影响的。所以，要把汉语历史词汇研究推向前进，就必须在两方面同时做工作。首先要对从先秦直到明清的各个历史时期的词语一个一个地搞清楚，对汉语各个时期的词汇面貌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要做到这一点，专书的词汇研究就是必不可少的了，而编写专书词典是最好的办法。《战国策》的词汇研究成果将成为上古汉语词汇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将为汉语词汇史的建立提供一个断代词汇的全面而真实的情况，为其他的上古汉语词汇研究项目或汉语词汇史研究项目提供一份全面翔实的资料。
全面系统地研究《战国策》的词汇，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战国策》中的词汇进行穷尽性调查分析，搞清该书的词汇面貌。统计书中语词的使用情况，包括：全部语词的使用频率；各词的词汇意义、用法及其使用频率；校勘及异文问题，从而形成一部《战国策词典》。二是在《战国策词典》的基础上，总结词汇的使用情况，并将该书与同时代的《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的词汇使用情况进行比较，以揭示其异同；与早期的《尚书》《诗经》《左传》的词汇使用情况进行对比，以便发现《战国策》中新字、新词、新义产生的痕迹，研究复音词内部形式的特点和类别，总结在该书首先使用的一些成语、惯用语及典故、熟语对后期语词的影响，从而揭示词汇发展演变的规律，建立《战国策》的词汇系统。以上两项内容，重点是《战国策词典》，只有搞清了《战国策》词汇的面貌，才有做好下一步工作的基础。这是研究《战国策》词汇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战国策》由于在流传过程中屡遭厄运，在校勘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因此校勘就成了训释词义的先决条件。我们可以利用《战国纵横家书》《韩非子》《吕氏春秋》《新序》《说苑》《史记》等书中的异文和古人的旧注，认真作好校勘工作，以保证训释的真实。在实词研究中，要彻底摈弃以训诂语料作为释义依据的做法；严格区分字和词的界限，真正做到以词为单位分析词义；不轻易相信古人古注，以现代语义学的理论为指导，正确处理词汇和语音、文字、语法的关系来解决一些疑难问题。在虚词研究方面，彻底摈弃词义解释的主观任意性，力戒滥用一声之转，慎重对待音义通转，力求义项的确立和义项的分合都有形式上的验证。这是《战国策》词汇研究的难点所在。
在研究的方法上，可以将传统训诂学的研究成果和现代语义学的理论结合起来，采用静态描写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静态描写，即对《战国策》中的每一个实词的意义作具体的描写，以义位为中心总体把握义项的分合，同时注意义位变体的灵活性，以体现《战国策》的词义特点，建立自身的词义系统；对虚词的用法采用系统分析与句法相结合的方法来把握其功能和意义。动态分析，即把《战国策》中的每一个词的意义和用法与较前或较后古籍中相同的词作对比研究，以便发现用词的特点，总结某些词的演变规律。
在完成了《战国策词典》之后，可以着手“战国策系列论文”的写作，包括《战国策词汇概况》《战国策的双音词》《战国策中的新词新义》《战国策中的熟语词》《战国策的典故性词语》《战国策中的特色词语》《战国策用词对后世的影响》《战国策中的同义词》《战国策的虚词概论》等等。
研究《战国策》的词汇可以参考以下著作：《尔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证》，王力《汉语词汇史》，史存直《汉语词汇史纲要》，潘允中《汉语词汇史概要》，向熹《简明汉语史》，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关于汉语词汇系统及其变化的几点想法》，赵克勤《古汉语词汇概要》，洪成玉《古汉语词义分析》，程湘清《先秦汉语研究》《两汉汉语研究》《先秦双音词研究》《〈世说新语〉复音词研究》，向熹《〈诗经〉里的复音词》，张双棣《〈吕氏春秋〉词汇研究》，马真《先秦复音词初探》，祝敏彻《从〈史记〉〈汉书〉〈论衡〉看汉代复音词的构词法》，朱广祁《〈诗经〉双音词论稿》，殷国光《〈吕氏春秋〉词类研究》，马国凡《成语》《谚语》《歇后语》《惯用语》，唐启运《成语、谚语、歇后语、典故》，刘叔新《词汇学和词典学研究》，杨伯峻《春秋左传词典》，周民《尚书词典》，向熹《诗经词典》，张永言《世说新语词典》，张万起《世说新语词典》等。
《战国策》一书命运多舛，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屡遭挫折，各种版本的分卷及文字不尽相同。我们以清代黄丕烈读未见书斋嘉庆八年重雕剡川姚宏《战国策》为底本，参照《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元刻鲍彪本，分为三十三卷，十二国别，四百四十九章，计十二万二千五百一十八字。
这里选录了其中的六十六章，分列于十二国下，各国策冠以“导读”。各章史实如可明确系年者，则于各章《导读》中说明；其不可信或晚出拟托之作及年代不可考者，则阙如也。生字注音，异体保留，僻词释义，难句串讲，力求简洁明了，注重训诂而不烦琐考证。注释人名、地名重在阅读，故对人名不作评价，于地名不涉沿革。至于译文，则力求做到“信、达、雅”。《附录》部分选取了一些《战国策》的序跋并列出今人研究《战国策》的重要论著，以期从不同角度对读者阅读原著有所裨益。
《战国策》确实难读，只有借重前人与时贤的研究成果，取其精华，择善而从。原著俱在，不烦详细征引，概括诸说，力求简明扼要。一得之见，则在于取舍之间。偶有体会，不敢自以为是，敬求教于专家！书稿中借鉴了前哲今贤的一些成说，不能一一列出，分别致谢，在此一并表示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