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交锋

首次会见后不久，我向法院提出尽快开庭，时间最好定在2015年6月初，但检察院尚未阅卷，法院无法安排。我从日本访学归来后，9月下旬开始，一直与法院协调开庭时间，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拖到年底。

一拖再拖，陶红勇再度陷入悲观，希望之火接近昏暗。他托人带话，希望律师会见。两位辩护人皆在北京，到成都会见，稍有不便。故在许多案件中，我常与一位本地律师搭档。处于长期被羁押的环境，被告人往往视律师为救命稻草，律师也是被告人与外界沟通的唯一通道。会见较少，辩护人确有失职。

2015年即将过去，拖无可拖，法院最终确定2016年1月14日开庭，后临时改为庭前会议。

审判长莫红是个气质美女，系王立军案的主审法官，很有水平。庭前会议，莫红法官给我和易律师倒水，客客气气，在检察官、辩护人之间来回协调，细致耐心。

辩护人申请数位证人出庭，提出鉴定人应当回避，并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再次要求调取四川省公安厅调查处理陶红勇涉嫌经济问题的案卷，申请法院对陶红勇取保候审。

刑事案件中的取保候审难度极大，即便如此，我们仍坚决要求。辩方阐述了充分的理由：我们坚决作无罪辩护，确信陶红勇不构成犯罪，现已被羁押4年半，不应继续关押；陶红勇能够按期到庭，即使判他有罪，也可以及时收监；被告人的孩子正上初二，此事对孩子的打击非常大，希望法庭考量人情，同意取保。

庭前会议本不公开举行，但经过争取，法官同意让家属参加旁听。庭前会议结束后，我立即跟法官沟通，争取让雷敏近距离与陶红勇说几句话。他们哭着拥抱，虽然被法警和法官立即制止，但我迅速抓拍了夫妻对望的场景，感人至深。

庭前会议上，辩护人申请证人颜承录、何世义、房强、成池高、扈远仁、严福昌、马永江、刘建忠出庭，并逐一说明了申请理由。但出庭检察员一概反对，态度强硬，称考虑庭审效率，认为没有出庭的必要。

我决定杀杀检方威风，立即进行了强硬的回应：“辩护人对控方的反对很不理解。第一，本案事实争议极大，应该让证人出庭澄清事实真相，法庭不是审几张纸，而要以审判为中心，司法的目的在于澄清事实，还原真相，检方有何反对之必要？控辩审三方本应抱着追求真相和正义的目标推进庭审，但检察员的态度令人遗憾。第二，本案涉及大量证人，我们只申请传唤8位证人出庭，充分考虑了庭审效率，况且本案进入二审近一年仍未开庭审理，以庭审效率为由反对证人出庭是可笑的。法律人时常把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挂在嘴边，似乎这二者是对等的，但公正与效率从来都不是同一位阶的概念，司法的核心要求，除公正、公正还是公正，只有在保障公正的基础上才能追求效率。这就是为什么刑事诉讼中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非常严格，而如果是被告人上诉或再审的案件，绝对不可能将效率置于公正之上。”

我注意到，控方席坐着三位检察员，但四川省检指定的出庭检察员仅一人。为了压压控方的嚣张，我不客气地提出：“出庭检察员必须有指派文书，如果没有，其他人坐在上面是不合适的，庭前会议原谅你，开庭审理时，没有指派文书的，请坐到下面去。”

申请的8位证人中，颜承录最为关键，我们据理力争。

易律师说：“颜承录的证言不仅和陶红勇的陈述完全矛盾，也与其他证人证言冲突，甚至和常识相悖，虚假的可能性极大，坚决要求传唤其出庭作证。”

我补充道：“大量书证证明，颜承录说谎，他作为扶贫协会负责人，对于他本人的工作总结、报告、书籍中出现的春晖行动应该知情，一概否定完全不符合逻辑和常识。颜承录涉嫌伪证，甚至诬告陷害，传唤其出庭作证，便于直接对他进行揭露、控告，或当场将其扭送司法机关，追究其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责任。”

我们再次申请法庭调取相关证据：一是四川省公安厅对陶红勇经济问题立案侦查的案卷；二是检察院没有向法院移交的部分案卷材料。出庭检察员又是坚决反对。

调取证据的理由十分充分：第一，省公安厅曾对陶红勇案立案侦查，且得出结论，调查卷中有大量证明陶红勇无罪、罪轻的证据，也涉及检察院对本案是否有管辖权的问题，特别是有陶红勇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不符合贪污罪主体要件的证据。第二，房强等人的讯问笔录可证明陶红勇无罪、罪轻，但检察院未曾移交，希望检察院不要隐匿这些证据。

审判长询问一审是否提出调取证据的申请，法庭是否审理？陶红勇与李智的辩护人均表示提出过，庭审笔录也有记载，只是没有正式提出书面申请。

陶红勇说：“公安厅调查后，领导找我谈话，说犯了罪的逃不脱，诬陷也不可能得逞，让我放下包袱安心工作。当时公安厅向证人调取证言，当时他们讲得更真实、更客观、更公正。我被羁押之后，检察院介入调查，颜承录又威胁利诱，证人证言对我不利，可以理解，但检察院调取的证言有失公正。”

李智说：“证人出具不利证言是因为颜承录的干扰。”

审判长将辩护人和被告人提出的问题归纳为：证人证言的真实性需要出庭检察员核实，并确保提交到法庭是全面的、客观的。

易律师立即纠正：“辩护人的意思并不是让公诉机关去核实这些证据，而是希望法庭调取这些证据，最后是否采信，自然由法庭衡量。一审时确实申请过，但法院不置可否，而这些证据可能证明被告人无罪，又与检察机关调取的证据相矛盾，且公安机关是以谈话的形式调查，不带结论性，立场更客观、公正，证人提供的证言也更真实可信。”

辩护人提出调取证据有理有据，检察官仍坚决反对：“辩护人认为公安厅有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检察员认为没必要调取，因检察院调查了这些证人，形成了书面证言，证言均真实可信，建议法庭不予调取。”

易律师反驳：“公安厅有相关证据，只是被告人提供的线索，证据是否有利于被告人，调取过来一看便知。不调取，怎知有利不利？如果有利，辩方的诉求可以得到满足，如果不利，公诉人正好用作指控犯罪的依据。所以不论证据是否有利于被告人，法庭都有必要调取，再加以综合评判。我们坚决要求法庭调取上述证据。”

审判长称庭后合议庭会研究，充分考虑是否调取。但二审开庭审理时，这些证据并未调取，我在庭审中再次要求法院调取。

在这次庭前会议中，检察人员明显违反了客观公正义务。《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注意，是“必须”！第53条又规定：“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人民法院判决书，必须忠实于事实真相。故意隐瞒事实真相的，应当追究责任”，又是“必须”！

我在想，当律师反复要求调取这些可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极其重要的证据时，检方一概拒绝、法官不予理睬时，算不算“故意隐瞒事实真相”？我对出庭检察员又心怀怜悯，因为这很可能不是他们的真心话，他们内心也可能面临真相和人性的拷问。真希望检方出现像公诉曼德拉的检察官P.J.Bosch一样的人物，有一次庭审前，他突然跑过去跟曼德拉握手，“我鄙视我所做的事情，我不想把你给送到监狱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