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作为学科的逻辑

我在《“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一书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如何理解形而上学”中指出，理解西方形而上学至少要面对语言、思想和学术这样三个层面的问题。学术层面的问题涉及学科分类，由于学科的建立，因而有了学科意义上的东西，比如逻辑、形而上学。由于它们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在讨论西方形而上学的主要问题的时候，“绝不能忽略与之相关的这种学科意义上的内容。……忽略这样的内容，大概是要出问题的”。由于那本书主要集中在语言的层面上，因此虽然在一些地方谈到逻辑与哲学的关系，但是并没有把它作为最主要、最核心的问题来谈；虽然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进行了一些论述，但是并没有把它作为一个专门的问题进行充分的深入细致的讨论。这样，那里遗留下来的问题就成为本书的主要任务。

我强调在学科的意义上理解逻辑和哲学，这是因为逻辑是一门学科，哲学也是一门学科，我们是在学科，即它们理论传承的意义上谈论它们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谈论日常所说的“逻辑”和“哲学”，比如“强盗逻辑”“爱情哲学”“处世哲学”，等等。但是理解西方哲学，即使在学科的意义上，为什么要考虑逻辑和哲学的关系？不考虑难道就不行吗？知道西方哲学的主要特征是逻辑分析难道还不够吗？为什么一定非要知道什么是逻辑分析不可呢？如前所述，这两个问题其实是相互联系的。前者是后者更深层次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先考虑后一个问题，然后再考虑前一个问题。

就逻辑分析而言，实际上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它作为一种知识性的东西被谈论；另一个方面是它作为一种能力被把握和运用。如果逻辑和逻辑分析仅仅是一种知识性的东西，一种信息，即有这么一回事情，比如一个人可能知道“逻辑是一门学科，是亚里士多德创立的”，也可能知道“现代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不同，技术性非常强”，甚至还可能知道“西方哲学的主要特征是逻辑分析的”，那么不明白什么是逻辑分析也就没有什么关系。正所谓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逻辑和逻辑分析是一种能力，那么就绝不仅仅是知道有那么一回事，而是一定能够运用逻辑和逻辑分析，并且对它本身说出个一二三来。当然，这种能力可能有大有小，有强有弱，因而导致对逻辑和逻辑分析的理解和把握也是不同的。比如，一个人懂亚里士多德逻辑，因而他知道三段论，知道前提和结论之间的推理，还会知道这样的一些格和式，甚至知道运用这样的格和式来分析一些推理，由此说明哲学的逻辑分析特征。此外，他还知道现代逻辑与亚里士多德不同，甚至知道现代逻辑的主要特征是使用符号语言，构造演算，但是他不知道如何使用符号语言，也不知道如何构造演算，更不知道那些关于形式系统的元定理。这样，他对亚里士多德逻辑不仅有知识性的理解，而且有使用和分析的能力。但是对于现代逻辑，他只有知识性的理解，而没有能力把握它，因而没有使用和分析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他对逻辑的理解，他运用逻辑的那种能力，仅仅是亚里士多德逻辑意义上的，而不是现代逻辑意义上的。这样的能力当然是比较弱的。但是，假如连这种能力也没有，那么对逻辑和逻辑分析肯定不会运用，而且是什么也说不出来的。

因此，对于从事哲学研究，特别是西方哲学研究的人来说，就应该考虑一下：当我们说西方哲学的主要特征是逻辑分析的，我们究竟是不是知道什么是逻辑分析？

毫无疑问，我强调的是对逻辑分析的理解和把握，这是因为逻辑与哲学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逻辑对于哲学十分重要，因而理解逻辑分析对于理解西方哲学是至关重要的。从知识性的角度说，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他的《工具论》很长时间一直是逻辑和哲学研究的经典文献，他创立的逻辑一直是哲学家使用的工具。在中世纪，逻辑与语法和修辞被并称为“三艺”，是进入神学院学习的基础课。现代逻辑产生以后，随着现代逻辑的发展和普及，它在课堂上逐渐取代了传统逻辑，而且也成为哲学家使用的工具，并导致哲学中的“语言转向”，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这些情况已经是哲学史上的常识，学过哲学的人几乎都会这样说。但是，如果我们问，亚里士多德逻辑是如何对传统哲学起作用的，现代逻辑是如何导致语言转向的，那么会以上说法的人是不是还能够回答呢？我认为，这至少是一个可以思考的问题。

从事哲学研究的人一般都会同意，哲学研究不是知识性的学习，而是训练和培养不断深入的、批判性的思考能力。说得通俗一些，就是能够不断地问是什么和为什么。在这种意义上，对于研究西方哲学的人来说，明白为什么逻辑会对哲学起作用和如何起作用，肯定比仅仅知道逻辑对哲学有用要有意义得多。因为这种作用的揭示将不仅仅停留在逻辑与哲学的关系这一层面上，而且一定会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西方哲学。

以上我们主要是围绕语言、句法和语义简要介绍了亚里士多德逻辑和现代逻辑，目的在于介绍它们的同时也说明它们之间的显著区别。我们看到，一方面，亚里士多德逻辑从日常语言出发，保留了系词“是”作为逻辑常项，因此突现了它，而现代逻辑从人工语言出发，因而消除了这个“是”。另一方面，现代逻辑通过区别句法和语义，使“真”这个概念突现出来，并形成了重要的理论成果，而亚里士多德逻辑虽然多次谈到它，但是由于没有句法和语义的明确区别，因而没有使“真”这个概念完全突现出来。探讨逻辑与哲学的关系无疑可以有多种方式和途径，而我则试图从亚里士多德逻辑和现代逻辑的区别出发，即从与“是”和“真”相关的问题的角度出发来探讨这个问题。

亚里士多德逻辑是西方人发明的，所谓保留日常语言中的系词“是”也是西方语言中的，因此西方人在哲学讨论中使用起他们的逻辑是自然的，谈论起他们语言中的那个“是”也是自然的。这并不是说他们对逻辑的理解就没有区别，比如亚里士多德对逻辑的理解与黑格尔对逻辑的理解就完全不同，也不是说他们对“是”的理解就毫无差异，比如有人可能在系词的意义上理解，而有人可能在“存在”的意义上理解。但是无论他们对逻辑的看法如何不同，他们所理解的逻辑的基本句式是一样的，都是“S是P”，都以“是”为核心。不管他们对“是”的理解的差异多大，他们谈论的都是一个共同的概念，都是那个“是”。正是在这样的理解中，体现了一种逻辑和哲学的关系，因为逻辑的基本句式与哲学的核心概念是相通的，而这相通的一点正是那个“是”。

由于亚里士多德逻辑是西方人发明的，由于其保留的日常语言中的那个系词“是”也来自西方语言中，因此我们中国人在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的过程中，在涉及它们的时候，我们的理解就不一定那么自然。因为在我们的语言中，“是”并非一直是“系词”，尤其是，它的语法作用，并非像西方语言中的系词那样一直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在语法方面，我们的语言没有明确的变形规则，因而理解“S是P”固然没有问题，但是把“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来理解却非常困难。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多年以来许多人一直把西方哲学中的这个核心概念理解为“存在”。除了西方人所说的“是”也含有“存在”的意思之外，字面上的通顺可行大概是更主要的理由，因为“存在”无疑是一个概念。不能说这样的理解一点道理都没有，但是我认为，这样的理解有一个最大的问题，这就是阉割了逻辑与哲学的关系。因为从字面上丝毫看不出“S是P”与“存在”有什么关系，因而前面所说的西方逻辑与哲学在“是”这一点的相通被彻底地阻断了。

现代逻辑也是西方人发明的，但是由于它是从人工语言出发，脱离了自然语言，因此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它体现了普遍性的特征。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和西方人今天对逻辑的理解是一样的，运用也是一样的，丝毫没有语言方面的差异。在现代逻辑中，“是”这个概念不见了，突出了“真”这个概念。相应地，在应用现代逻辑的哲学中，“是”也不再是讨论的核心，许多人甚至根本不再讨论它，但是“真”这个概念突现出来，成为哲学讨论的核心概念，比如人们讨论真之载体、真之条件以及各种真之理论。这个“真”就是或主要是“是真的”那种意义上的东西。但是长期以来，我们把它理解为“真理”。问题是，“真理”是不是“是真的”的名词形式？它最根本的意思是不是就是“是真的”所指的东西？当然，我们对“真”这个概念也可以提出完全相同的问题。我认为，在中文语境中，逻辑学家在讨论时总是使用“真”这个概念，并且确实是在“是真的”这种意义上理解的，而且他们一般不讨论真理；而哲学家有时候也会谈到“真”这个概念，但是当他们更经常地谈论“真理”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在“是真的”这种意义上理解的。因此，不论在字面上“真”有什么问题，至少它体现了逻辑的理解和含义。此外，逻辑学家不讨论这个概念的其他含义，并不意味着它就没有其他含义。因此“真”这种理解既反映了逻辑的理解，同时也没有排除其他理解，因为它体现了“是真的”这种含义，而所有其他含义，假如有的话，也是从“是真的”这里来的。而“真理”这一概念的本意并不是“是真的”这种意义上的东西。所以，当我们讨论西方哲学的时候，如果我们使用“真”这一概念，我们至少从字面上可以看到逻辑与哲学的联系，因而为这样的理解保留了空间。而若是使用“真理”这一概念，也就从字面上断送了这样的理解。所以，我不反对我们自说自话地讨论真理，但是从理解西方哲学的角度出发，我认为我们应该使用“真”而不是“真理”这一概念。

“是”与“真”是西方语言中的基本词汇，也是逻辑和哲学讨论中十分核心的两个概念。无论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对它们的理解有什么不同，它们在逻辑学家和哲学家的讨论中却是相同的。也就是说，逻辑学家可以有自己对它们的理解，哲学家也可以有自己对它们的理解，而且这样的理解可以是不同的，但是不可能逻辑学家谈论的“是”和“真”与哲学家谈论的“是”和“真”是不同的。正因为这样，逻辑学家的研究才会有助于哲学家们的研究，逻辑才会是哲学的工具，才会对哲学起作用。如果他们所谈的是不同的东西，那么其间还怎么能够有联系呢？逻辑又怎么能够为哲学家所用呢？逻辑还怎么会对哲学起作用呢？有人可能会说，即使逻辑所谈的与哲学所谈的是不同的东西，逻辑也会为哲学所用，逻辑也会对哲学起作用。我认为，在方法论的意义上，这种说法也许是有道理的。问题是逻辑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应哲学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它自产生之日起就一直与哲学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且这种联系的一部分结果是，逻辑考虑的一些概念和问题本身就是哲学的概念和问题。这一点恰恰在“是”与“真”这两个概念上体现得最为清楚。而且，我们并不是单纯地探讨逻辑和哲学的关系本身，而是在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意义上探讨这个问题。这样，哲学史的考虑，文本的考虑就必须始终在我们的视野之内。

从逻辑的角度出发来理解西方哲学，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为什么传统哲学的核心概念是“是”，而现代哲学，主要是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核心概念却不再是“是”。这与它们使用不同的逻辑无疑有很大关系。看到这种差异，深入地研究这种差异，我们还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逻辑虽然凸显了句子中的系词“是”，反映了句子的语法结构，导致哲学的讨论也主要围绕着谓词对主词的表述，比如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说，康德的分析－综合说，黑格尔的个别－一般说，等等，但是，对“是”所表达的复杂内容却往往无法说清楚。而现代逻辑虽然消除了句子中的系词“是”，却更深刻地揭示了句子的逻辑结构，提供了对“是”的新的解释，说明它可以表达类与类的关系或包含关系（“哲学家是思想家”），也可以表达个体与类的关系或属于关系（“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还可以表达个体与个体的关系或相等关系（“晨星是昏星”），等等。有了这个视角，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哲学史发展的变化，因而理解为什么可以从谈“是”到不谈“是”，也可以通过这种变化而看到哲学史的延续，因而不仅理解人们为什么不再谈“是”，而且也可以理解人们对“是”的一些新解，比如说，“是”乃是变元的值。语言带有民族性特征，它的语法结构只是句子的表面形式，因此如果一种逻辑带有这样的性质，势必会有一定的局限性。一种哲学如果应用这样的逻辑，则一定会体现这样的特征。现代逻辑使我们比较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从而使我们这些非西方人可以更好地理解西方哲学。

从逻辑的角度出发来理解西方哲学，我们还会清楚地看到为什么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核心概念是“真”，而传统哲学的核心概念却不是“真”。这也与它们使用的逻辑有直接的关系。通过对这种差异的思考我们还发现，传统哲学虽然不是以“真”为核心概念，但是却不是没有对“真”的思考，尤其是在一些大哲学家那里，对“真”的论述还很多。以亚里士多德为例，他的哲学中除了有对“是”的论述之外，也有许多对“真”的论述，十分典型的是他认为“把哲学称为关于真的知识也是正确的”注1。联系他说的哲学研究“是本身”，不是可以明显地看到“是”与“真”的一种联系吗？当然，人们可以问，即使他有关于真的论述，即使他的论述表明“是”与“真”有密切的联系，但是这是不是就体现了逻辑与哲学的联系？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有逻辑的意识，认识到逻辑与哲学有密切的关系，注意到可以有这样一种从逻辑与哲学相联系来理解西方哲学的角度，就会重视和考虑亚里士多德有关“真”的论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在上述论述中逻辑与哲学的联系还不十分明显的话，那么在他那段名言——“否定是的东西或肯定不是的东西就是假的，而肯定是的东西和否定不是的东西就是真的”——中，逻辑和哲学的关系表现得还不充分吗？这样一来，我们至少可以看到，探讨“真”其实是有逻辑思考的，尽管在传统哲学中不是那样明确。通过这样的角度看哲学史，我们就可以看到，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到分析哲学，虽然“是”的讨论中断了，但是“真”的讨论却是一直延续的。这会促使我们深入地思考西方哲学的许多问题。比如，这里是不是有专门的语言方面的问题？如果有，怎么样？没有，又怎么样？又比如，如果“是”的讨论中断了，而“真”的讨论一直延续，那么哲学中最核心、最普遍的问题究竟是“是”，还是“真”？这些问题本身无疑是非常复杂的，但是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即我们是通过对逻辑分析的理解看到这一点的。换句话说，逻辑的理解可以为我们中国人开辟一条理解西方哲学的途径，而且是贯通整个哲学史的理解途径。

注1Aristoteles:Metaphysik, Buecher Ⅶ-, griech. -Deutsch, in d. uebers. von Bonitz, H.; Neu bearb., mit Einl. u. Kommentar hrsg. von Seidl, H., Felix Meiner Verlag 1984, S. 73.

自弗雷格的《概念文字》发表之后，逻辑有了迅速的发展，人们称这以后的逻辑为现代逻辑，而称这之前的逻辑，即亚里士多德逻辑以及以它为基础而形成的逻辑为传统逻辑。我们借用这一说法，把相应于现代逻辑以前的哲学称为传统哲学，把现代逻辑产生之后的哲学称为现代哲学。这不是一种严格的说法，只是为了行文方便。

传统哲学是现代逻辑产生之前的哲学，肯定不会受到现代逻辑的影响。因此，它的逻辑分析的特征应该主要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即使这同一种特征，其实也还是有区别的。如果仔细阅读西方哲学史，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些著名哲学家同时也是逻辑学家，他们不仅有哲学著作，而且也有逻辑著作。这种现象在中世纪最为突出，有逻辑著作的哲学家非常多。哲学史上也有不少哲学家没有逻辑著作。还有一些哲学家反对逻辑，最著名的是英国经验主义的鼻祖培根，他甚至命名他的著作为《新工具》，向亚里士多德逻辑提出了质疑和挑战。看到哲学史上的这些现象，大概很容易想到，所谓逻辑分析一定是因人而异的。在那些有逻辑著作的哲学家那里，逻辑分析可能会显著一些，而在那些没有逻辑著作的哲学家那里，逻辑分析也许不会那么明显。我倒是认为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该从文本出发进行具体的分析。这是因为，有逻辑著作的哲学家显然对逻辑有学科意义上的考虑，但是没有逻辑著作的哲学家未必就没有这样的认识。而且，有逻辑著作的哲学家对逻辑的认识不一定就正确，而没有逻辑著作的哲学家也不见得对逻辑怀有错误的看法。即使对那些批评逻辑的人，也不能轻易地说他们对逻辑的认识不是学科意义上，或者他们的著作中没有逻辑分析。比如培根，即使在他批评逻辑的时候，他的批评也不能是违反逻辑的。总之，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下面我们以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弗雷格、维特根斯坦、达米特和戴维森为例，具体地说明什么是逻辑分析，从而说明逻辑在传统哲学中和现代哲学中所起的作用。然后我们以柏拉图为例，说明在没有逻辑的时候，人们在哲学研究中如何追求逻辑，如何向着逻辑的方向努力。通过对这些人的思想的探讨，我们试图说明逻辑作为一门学科的重要性。通过对逻辑所起作用的探讨，通过对哲学家们的逻辑追求的分析，我们试图说明，什么是西方哲学中贯穿始终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