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在盛世与衰世之间
为什么选择西汉与清朝？
中国历史以秦始皇统一为标志，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之前的“先秦”，之后的“后秦”。“后秦”时代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初，长达2 200多年，主要特征是实行家天下的帝制，均以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为目标，而“先秦”则是分封制。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的中央集权的帝国只存在了12年，就被六国的旧王族、贵族以及民众联手颠覆，中国重新回到了群雄割据的内战时代。在这场史称“楚汉相争”的新版七国争雄的内战中，先秦诸国的王族、贵族被消灭殆尽，原楚国的一个平民刘邦率领一群平民在废墟上建立了汉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布衣卿相”——即由平民建立的政权。
虽然表面上继承了秦朝的制度，汉朝实质上更类似于先秦的周朝，并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皇帝只是天下的盟主，全国62个郡，他只能控制其中的15个，其他地区均由楚汉之争中的盟友们即所谓的异姓诸侯王们控制，历史似乎又恢复到了从前。汉高帝刘邦运用各种阴谋、阳谋翦除了异姓诸侯王，但吸取了秦朝迅速崩溃的教训，他将同姓的子弟分封到全国各地建立了众多的同姓诸侯国以维护、巩固刘家的政权，而不是像秦始皇那样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帝国。当时处于长期独立状态下的民众毕竟并未形成一个统一国家的认同，统一需要循序渐进，所以汉朝不能像秦朝那样急于求成。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刘邦的子侄们逐渐长大成人，与中央政府的离心力越来越强，最终演变成为七国之乱的内战。战后，诸侯王国的独立性大大削减；汉武帝又通过推恩令等一系列措施，使得诸侯王国实质变成中央直辖的政区，汉朝终于实现了中央集权，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经过70年的韬光养晦，实行轻徭薄赋、宽政简刑的仁政，汉朝实现了国强民富，汉武帝才有可能北击匈奴，南平两越，开疆拓土，不仅全面恢复而且超过了秦朝的版图；独尊儒术不仅为了加强皇权，而且通过官方提倡的意识形态来塑造全体民众对统一国家的认同。秦朝只是昙花一现，汉朝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稳定的大一统帝国，并成为历代王朝仿效的样板。无论后来的历史如何跌宕起伏，分分合合，重现汉朝，更准确地说，重现汉武帝的大一统帝国都是历代王朝的最高理想。汉武帝的杰出继承人汉宣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征服了蒙古高原的游牧帝国，并第一次占领、统治遥远的中亚，此时的汉帝国统一了东亚农耕区与中亚游牧区，这又成了以后历代杰出有为的皇帝们追求的最高政治理想——成为华夷天下共主。在当时的世界上，汉朝的兴盛、强大、文明，只有西方的罗马才堪与匹敌。汉朝光辉的历史界定了“盛世”的涵义：国内政治长期稳定、和平，经济实力持续发展，国力强盛，威服四夷。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而妄称盛世，只能徒留笑柄，因此我选择了“西汉盛世”作为上编，因为它是中国盛世的发端与典范。
西汉盛世与“文景之治”并不等同，“文景之治”是西汉盛世的酝酿期。西汉盛世有两座高峰：一是匈奴北遁、统一南越，以汉武帝封禅泰山为标志；二是宣帝时期匈奴单于来朝，设立西域都护。虽然距今已经两千多年，但西汉盛世留给今天中国人的直接遗产仍然非常丰厚，高度的民族认同意识与稳定的核心地区的版图，无论历经多少波折、磨难，它们都是中国文明始终历久不衰、从未中断的精神、物质的两大基础。两千多年来，生活在东亚大陆农业区的亿万人一直以口说汉语、手写汉字、家居汉土、身为汉人而自豪，这都是西汉盛世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物质双重遗产。
以西汉作为盛世的标准，比较符合这个标准的是唐朝盛世，它由贞观之治发端，截止于天宝年间，超过了一个世纪，同样建立了一个统一东亚农耕区与中亚游牧区的大帝国，与阿拉伯帝国并列为当时世界最先进、最强大的帝国。但由于唐朝热衷对外扩张，招募了大量的胡人雇佣军，又因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形成了势力强大的私人军队。这些雇佣军发动了叛乱，即史称的“安史之乱”，唐帝国迅速失去了扩张占领的所有领土，版图大大压缩，边境线竟然收缩到首都长安的远郊，内部也藩镇割据，从此一蹶不振，并直接导致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因为分裂，五代时又失去了最重要的战略要地——燕云十六州，它不仅是重要的马匹产地，也是华北平原与蒙古、东北游牧、狩猎区之间的天险，燕山山脉以及从蒙古高原、东北进入华北平原的各个山口从此被游猎民族控制；游猎民族第一次长期、稳定地占领了中原农业区，进而从原始的部落联盟升级成了高度文明的帝国，在政治、经济体制等文明进化上不再落后，同时仍然保持了游猎、骑射传统以及军事上对中原的巨大优势。这些都是后来崛起于东北渔猎区的女真占据了北中国、蒙古人占领了整个中国的重要因素。不像西汉盛世，唐朝盛世只是一个过渡，制度缺乏创新，基本的统治模式与西汉没有本质的差别，取得的成就也远不及西汉对中国文明的奠基作用，因此我没有重点撰写唐朝的内容，而只是将它作为与西汉盛世比较的对象。
清朝是中国两千年帝制时代的最后一个朝代，也是最后一个华夷一统的大帝国。与西汉不同的是，清朝的最高统治层是原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满洲，他们利用明朝的衰落在东北建立了后金国，又利用明朝的内乱趁机入关消灭了李自成、张献忠以及明朝的残余力量，占领了明朝的全部版图。早在入关前，满洲就与部分漠南蒙古结盟，并征服其他的诸部，满蒙同盟成为清朝重要的统治基础。由于满洲人数很少，因此他们利用明朝的投降官兵作为先锋征服了广大的南方，这些明朝降将被封为藩王，在南方形成割据的半独立局面。直至康熙年间三藩之乱后，这些藩王被清军消灭，清朝才真正成为大一统的帝国，开始了长期和平、稳定的时期，揭开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盛世序幕。
清朝盛世通称为“康乾盛世”，这是两位祖孙皇帝康熙帝和乾隆帝的年号，其中的雍正帝被忽略，因此准确地讲，应该称为“康雍乾盛世”。康乾盛世的初期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缓和国内的满汉民族矛盾，克服明末清初包括三藩之乱等战乱带来的大萧条，恢复经济发展，因此康熙帝积极推行垦荒缓征，更名田产权划归实际的开垦者，频繁蠲免赋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治理黄河等政策，迅速恢复了经济，形成了国强民富的局面，从而得以从容应对外来的严峻挑战。
在消灭了汉人藩王与台湾郑氏集团后，清朝面临的第一个外来挑战是俄国的不断东进，侵占了黑龙江流域，并试图进一步征服蒙古喀尔喀部。康熙帝独排众议，果断两次出兵围攻俄国在黑龙江流域建立的最重要据点雅克萨，迫使俄国签订了城下之盟。《中俄尼布楚条约》确定了广大的黑龙江流域属于清朝版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现代国际法框架下签订的国际条约，第一次明确了边界的划分。俄国势力就此退出黑龙江流域长达170年，清朝解除了后顾之忧，得以集中全力对付另一个迫在眉睫的、更为重大的威胁。
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在大汗噶尔丹的领导下，在中亚建立了一个幅员辽阔的统一帝国。在西藏政教合一政权的支持下，准噶尔帝国抱着统一全蒙古，恢复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的雄心，向东进攻漠北蒙古喀尔喀部，并击败了清军，追击到了清朝境内，迫近京城。在形势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康熙帝果断决定出兵击退了准噶尔军队，并决定接受喀尔喀诸部的归附，统一了漠北蒙古，随后不断发动亲征，彻底解除了准噶尔的威胁，并将势力扩张到了青海、西藏。晚年的康熙帝出兵安藏，驱逐了占领西藏、并试图用宗教控制全蒙古的准噶尔军队，青海、西藏就此纳入了清朝版图。此时的清朝已经成为统治了几乎整个东亚大陆农业区、蒙古高原、东北亚渔猎区以及青藏高原区的统一大帝国，这是康乾盛世的第一个高峰。雍正帝继承了父亲的事业，着力解决财政、吏治问题，为盛世的第二个高峰打下了基础。
乾隆帝身负祖父、父亲两代的重托，在雄厚的国力基础上开始了新一轮的开疆拓土，他的最大贡献是彻底消灭了威胁清朝长达67年的准噶尔帝国，拓土两万余里，将中亚的西域新疆纳入版图，这是康乾盛世的第二个高峰，标志着清朝达到了极盛。乾隆帝的另一个伟大贡献是击败了入侵西藏的廓尔喀，完善了驻藏大臣制度，创立了“金瓶掣签”，加强了对青藏与蒙古诸部的管理与控制。另外，乾隆帝忠实继承并发扬光大了康熙帝的“仁政”，在其统治期间频繁大规模蠲免赋税，更是空前绝后地五次普免全国赋税。
在这一时期，中国人口第一次突破了2亿、3亿，并在盛世结束后的30多年内突破了4亿。在传统时代，这些空前的人口数量标志着空前的经济实力和国力；这一时期的全国耕地面积与粮食单产量、总产量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峰。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康乾盛世政治、军事成就的基础，这一时期虽然对外征伐不断，开疆拓土，但由于中央政府财力雄厚，并不需要额外增加普通民众的负担，而仅靠户部库银就足以应付，同时由于是常备军制，不需要额外征发人力，与之前的历代王朝，例如汉武帝时期征伐四夷的同时，必须横征暴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反映了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实力一长一消；不仅征伐不需要额外加税，康乾盛世最突出的特征是大规模、频繁的减税，并已经成为常态。“永不加赋”冻结了实行数千年的人头税，“摊丁入亩”又将人头税与土地税合并，甚至还有六次普免天下钱粮，这是康乾盛世期间最大的仁政，亿万民众普遍从中受益，这也是中国人口得以长期、稳定、较快增长的重要因素。
康乾盛世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最大，它不仅最终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而且确定了现代中国人口的基本格局，但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衰落也肇始于此时期。16世纪起，随着地理大发现，世界开始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以英国为代表的西北欧开始进入了工业化时代，西方社会在技术、制度、掌握的资源上都开始突飞猛进。虽然从纵向看，康乾盛世在政治、经济上都是传统中国的最高峰，在旧有的体制框架下，将传统制度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但横向比，在这关键的一个多世纪里，却全方位落后于世界最先进的工业文明，这其中不仅有中国传统太过强大，盲目自大的因素，也有清朝统治者为了本民族的利益，刻意闭关锁国、不思进取的因素。从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看，康乾盛世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最为直接、深远、巨大，这可以回答我为什么要选择清朝。
西汉标志着大一统中华帝国的诞生，确立了盛世与大一统帝国的标准与认同，清朝是两千年帝国的终结，确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与人口，这两个时期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既深远又巨大，都超过了其他时期。
产生盛世的制度性因素与偶然性
盛世之所以能够成为盛世的一个必要条件：政权要长期稳定，经济必须长期稳步发展。盛世像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有发育、壮大、衰落三个阶段，没有足够长的时间很难成长、壮大。西汉、唐朝、清朝的盛世都经过了一个世纪左右才能到达顶峰，在盛世的发育阶段都奉行了长时期的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政策以恢复国力。
除了长期稳定的发展之外，执政集团的长远战略目标、规划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西汉盛世的战略目标首先是解除一切对皇权形成威胁的国内势力，主要是功臣集团和诸侯王，通过七国之乱、推恩令、酎金案等一系列措施，实现了中央高度集权、内政统一；第二个目标是解除最大的劲敌匈奴的威胁，经过了汉武帝多次主动出击匈奴而达成；第三个目标是征伐四夷、开疆拓土，完成于汉武帝、宣帝时期。清朝康乾盛世的首要战略目标是国内统一，消灭割据的三藩、统一台湾，完成于康熙时期；解除准噶尔帝国的威胁，争夺、加强对蒙古与西藏的控制权，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持续战争，最终实现了这一目标，征服准噶尔帝国成为盛世顶峰的标志。相对来说，唐朝盛世的战略目标与规划不是很清晰，达成的效果也很不尽人意，虽然征服了东、西突厥、高丽，但都不能像西汉、清朝那样维持长期、稳定的统治，而面对吐蕃、南诏等也占不了上风，甚至遭到惨败，安史之乱后，疆域更是大幅度萎缩，丢失了之前扩张占领的所有领土。
西汉与清朝盛世还有制度上的优势，在这两个历史时期，都是皇权独大，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在传统的技术手段下，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大国不可能像古希腊城邦一样实行直接民主制或间接民主制。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官僚滥用职权、谋取私利是普遍的自然现象，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制衡，必然会愈演愈烈，最终政权、社会全面崩溃，因此在传统中国，只有实行帝制才能制衡官僚阶层。皇帝通过血缘世袭，在名义上拥有国家的最高主权和所有权，对国家负有最终的无限责任，因此他的个人利益与政权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相对一致；而官僚只是职业经理人，任期有限，会天然地为了个人与集团的私利而损害政权、国家、民众的利益，因此在缺乏相应技术手段的特定历史时期，只有高度集权的帝制才有可能制衡、监督官僚，在这个意义上，皇权可以超然于各个利益集团之上，起到制约、平衡的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代表广大的普通民众利益。在这两个盛世中，皇帝经常性地打击贵族、官僚等特权阶层，某些时期甚至可以说不遗余力，尤其以汉武帝、宣帝时期最为严厉，清朝雍正帝、乾隆帝对贪腐官僚的打击也较为严厉。如果不是帝制，而是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官僚寡头统治，他们会形成分赃体制、共犯集团，腐败将因缺乏有效的制衡、监督而不可遏制地蔓延、深化，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系统的崩溃。与贪腐一样，不断增加赋税同样是官僚的天然冲动，是他们的利益所在，而这两个盛世却频繁减免赋税、大力度赈灾，这都是皇帝出于政权、国家的长远利益而让利于民、藏富于民，这些都是皇权与广大普通民众利益基本一致的最重要的体现。
拥有高度权威的帝制也带来了高效的组织动员和执行能力。西汉与清朝两个盛世给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点是令行禁止、信赏必罚。西汉继承了秦朝的制度，崇尚军功，有功封爵，无功严惩，常常是死刑。军功只看效果，不看过程，因此李广的作战过程再曲折、再传奇照样不会立功封侯，反而遭到严惩，最终被迫自杀。清朝军事集团的核心层是八旗军功贵族，他们同样按照军功封爵，或因失利严惩，而并不考虑他们原有的地位、身份——爵高为公，官高为一品，因作战失利被处死的比比皆是，同样因军功封爵的也比比皆是。如果没有掌握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奖励和惩罚如此严明都是难以想象的，官僚寡头集团间的博弈、妥协与利益交换不可能具有奖罚分明的高效率机制。
秦朝以后，中国文明稳定持续了两千年，且长时期世界领先，权责相符，能有效监督、制衡官僚集团，能代表政权根本利益的帝制是其重要的制度保证，与同时期的政教合一、四分五裂、战争不断的欧洲相比，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无论是在国家的统一、政治的稳定、政教分离等方面，还是在经济、生活水平、文化等方面，中国都遥遥领先。
本书正面评述帝制的优越性局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评价历史不能带入现时的观念，认为民主比专制优越，所以就可以否定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认为他们是清一色的大独裁者，那么在这些人眼中历史就会是一团黑；同样，更不能带入过去的观念，认为中国历史帝制具有优越性来宣扬专制、人治比宪政、民主更先进。
但是中国帝制时期并非都具有以上这些优势，这也是盛世不可能是常态的重要原因。帝制是高度集权的人治独裁，因此皇帝的个人能力、个人精力、意志品质、战略眼光、责任心都非常重要。像汉文帝、汉武帝、汉宣帝，清朝的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等都是非常杰出的政治人物，他们集中在一个特定的时期连续出现，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而正是如此才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两大盛世。更加难以复制的是，西汉盛世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就会相应出现最符合时代要求的皇帝。设想汉武帝出现在汉文帝时期，因为没有充足的国力提供他的挥霍，西汉可能直接变成秦朝第二，汉武帝就会是秦始皇或隋炀帝；但如果是汉元帝产生在汉武帝的时代，那就根本不会出现盛世，而是直接奔向平庸甚至衰世。另外，如果没有汉武帝、康熙帝、乾隆帝，以及他们出现在相应的时代，历史极大可能就会改写，因为他们都曾独排众议，不顾众人的反对，乾纲独断了很多改变历史、影响深远的战略决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盛世的产生也带有偶然性。
盛世是灰色的，衰世是猥琐的
盛世并非黑白分明，并非光明灿烂，并非如传统戏剧中表现的那样明君忠臣，实际它是灰色的，既充满着理想、热血、奋斗、阳刚，也充满着残酷、苟活、卑琐、阴谋。堪称千古第一仁君的汉文帝整治功臣周勃，汉景帝残酷杀害晁错，汉武帝任用酷吏滥杀无辜，包括自己的太子一家，唐太宗杀兄屠弟逼父，康熙帝与太子反目，诸皇子争位内斗不息，雍正帝手足相残，乾隆帝屡兴文字狱……这些还只是统治集团高层的内斗，汉唐时代更有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因征发而家破人亡，清朝的中下层文人则因文字屡屡招致飞来横祸。不能用现代的眼光虚构、美化历史上的盛世，因为在蓬勃向上的同时，盛世同样充斥着暴力、血腥、阴谋与丑恶。
与盛世相对的是衰世，介于两者之间的是治世。盛世与治世、衰世最大区别当然在于文治武功的成就，而盛世与衰世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异，即“盛世常见多才，衰世常患无才”。西汉、唐朝、康乾三大盛世都是由一群杰出人物创造出来的，贤君与功臣名将是盛世的主角，因此人才的有无、多少也是盛世、衰世明显的不同。
西汉盛世人才辈出，周亚夫、卫青、霍去病、主父偃、张骞、桑弘羊、霍光、常惠……；康乾盛世中的图海、施琅、索额图、明珠、费扬古、靳辅、岳钟琪、年羹尧、策凌、傅恒、阿桂、刘统勋、福康安、海兰察、明瑞……而这两个盛世中最杰出的人才莫过于汉文帝、汉武帝、汉宣帝以及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们都具有高超的政治能力——既有清晰明确的战略目标与规划，也有实现目标与规划的管理、执行能力，还具有高度的责任心、使命感与坚强的意志力，这些都是盛世能够产生的必要条件。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衰世则是一个万马齐喑、平庸、衰败、猥琐的时代，清朝长达三十年的道光时期就是一个貌似治世的衰世，当时龚自珍一针见血直斥这个衰世：“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每个人都在混日子，不敢说真话，好像治世对政治没有意见。不仅找不到有才能的文武大臣，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有才能的老百姓，有才能的工匠，有才能的商人，甚至连有才能的小偷、流氓、强盗都没有，不仅君子少，甚至小人也少，因为所有的人实在是太平庸了。偶尔出现了有才能的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就像一个没有缝隙的黑屋，所有的人在里面一起昏睡，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道光执政的第十九年，鸦片战争爆发，最后以签订《南京条约》赔款割地而告终。
盛世如同一个生命体，既然有发育和壮大，也必然有衰落；盛世本来就不是常态，因此衰落是一个随时可能发生的、自然的过程。西汉、清朝两个盛世衰落的最底层原因可能都是气候环境的变化，气温下降导致灾害频繁，粮食产量下降，引发社会动乱。人力无法挽回气候的趋势，但一个有能力、有作为的皇帝及其执政团队可以通过一系列整顿吏治、加强赈灾的措施延缓这个衰落的过程，然而汉元帝、晚年的乾隆帝、嘉庆帝显然都对此力不从心，甚至他们自己或因年老怠政、或因能力低下导致吏治败坏、决策错误、执行力丧失，他们本人就成了衰落的原因之一，这都是人治不可避免的缺陷。清朝的人口随着经济而增长，最终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生活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没有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型，就会不可逆转地引发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白莲教造反引起的全国性内战是这一危机的总爆发，这是清朝盛世衰落的最大特点，也是中国历史的首例。与西汉、清朝不同，唐朝盛世的衰落则更多要归因于人为因素，制度设计的缺陷导致了内战，盛世在突然间就终结了。
反过来看，盛世的产生固然有人为努力的因素，但气候的大背景因素同样也不可以忽视。西汉前期和唐朝的中前期都是暖湿期，有利于动、植物生长，粮食单产量高，清朝康熙年间，气温正从明末清初的干冷小冰期开始回升，从而使得双季稻在全国的推广成为可能，乾隆年间更是进一步推广一年多熟作物，并且都得到了康熙帝、乾隆帝本人的大力支持，这些都是康乾盛世得以产生、维系的最重要经济基础，既有天助，也有人为，天人因缘际会才能创造出一个盛世。
正是因为大自然与人为因素的共同合力导致了盛世的兴衰，因此我们不能过高估计人为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并非任何时代有了贤君能臣就能创造出一个盛世，因此盛世只存在于少数时间段；当然如果没有贤君能臣，缺乏明智的治国理念与政策，时代背景再好也不可能创造出一个盛世，统一后迅速崩溃的秦朝、隋朝就是两个极端的反证。
人类很难改变大自然的变化趋势，但要尽自己的人力，在好的趋势中要努力创造出盛世，而在坏的趋势中要努力延缓盛世的衰落、推迟衰世的到来，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上的盛世仍然会对现代有些启示：盛世需要一个能为国家的长远利益真正负责的领导层；需要长远的国家发展战略规划；需要强大的执行力以及奖惩严明的高效率制度；需要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需要抑制既得利益集团的膨胀；需要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来制衡、监督官僚并清除贪腐；需要一个良好的人才选拔、任用机制；需要强大的国防保卫国家的安全……这些要素都是超越时代的，如果缺乏这些因素，盛世只会是海市蜃楼。
侯杨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