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夜写恭达
我与恭达可以说是老朋友，但往往一两年才能见上一回。见面时无寒暄，交谈中有心仪，离开了又时在念中。这是不是就是古人说的那种君子之交呢？
去年十月在昆明开会，谈到想对他的书法创作写一点心得，说时随意，进入却难。难在一读他的作品便容易沉入那种神驰八荒的无我境界，浸淫其中难以自拔，在这种状态中何谈结晶理性思考？有时有了一点触动，却发现要展开和深掘是那么不容易，准确表述出来就更是难乎其难了。几个月里，便这样拿起来，放下，放下了又拿起，延宕至今。今夜的西安，天被雨水洗得湛蓝，幽远的星空正可静心，正好敛意，终于正襟危坐，疾笔而书，在这个夏日之长夜写出我心中的恭达。
在鉴赏艺术家及其作品时，我最想捕捉并告诉他人的，首先是这位艺术家对艺术、对社会、对生命，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也是我感知恭达创作首先琢磨的问题——他对中国当代书法、当代书坛意味着什么？意义又在哪里？
古往今来真正进入创新层面的书法家，其实都面临着三个悖论，三对矛盾。第一个悖论是，已经相对固化的书法表达系统，和每一位书家变动不居的社会、生命、情绪内容的矛盾。当代书家决然不能脱离传统，不能脱离已经固化为程式单元并早已规律化的书法传统，像真草隶篆，像经典碑帖。书法与绘画不一样，不是以客体对象本来的面目，或经过创作主体艺术变形的面目来反映对象的，而是以抽象的符号来表达具象的书写内容和书家情绪。它总是在形式不出现大幅变动的前提下，实现内容、情绪的千变万化。甚至某种程度上，对书法固有符号精到而传神的重复，以及重复中的微调重组，都可以构成书法作品的情绪性内容。这些内容带有心灵密码的性质，只可意会神察，只可感染启悟，只可心灵传导，而难作通常意义下的普泛传达。书法的诗文内容，是作品可作社会传播的内容，却又因其普泛而带着表层性。由此看，传承传统，对于书法家而言，其实已经是在寻求一种表达深层情绪的渠道，它有多么重要是毋庸多言了。
第二个悖论是，书法艺术的极端个性化、内心化、生命化，和书法书写符号的社会化、通用化的矛盾。社会交流的共用符号和个人私密的心电图，便常常构成书法艺术第二组内在矛盾。书家的作品一定要充溢着强烈的个人的生命感、情绪感，而这种个人情绪又必须通过非常不个人化、非常程式化的社会通用符号来表达。如果只是关注能否娴熟地运用传统程式和公共符号来书写，那只是复制技巧的高低，有了个性情绪、意绪的植入，公共符号才会有灵魂，潜藏于符号中的美才能被点亮。这时，公共美的信息才提升为个性美、生命美，才具有了书法艺术深层的审美价值。
第三个悖论是，书法本体上的传统性和个性，与书法从来就存在的现代性、社会性的矛盾。书法创作的个别性，决定了书法创作的具体性，这种具体性又决定了它的现代性、社会性。从书作具体的社会人生内容直到书家创作时具体的境遇情绪，在创作的现场，无不是现代的、社会的。王羲之的《兰亭序》，放在创作的晋代，其实是非常当下的。其中所记叙的兰亭雅集，本身就是一次带有时尚性的文化活动，文中由雅集引发的种种感慨、种种哲思，也无不具有当时的社会性——它起码反映了魏晋时期社会开放、文士风流的景象，它从文人心态折射出社会凤气，又和春日景象汇为一体，而具有了生命感、宇宙感。《兰亭序》因此而超越了当下，引发了永恒的生命共鸣。颜真卿的《祭侄稿》更是书家在中唐社会动乱中的人生折射和情绪写照。书作就这样超越了个人，超越了时代而具有了永恒的生命感、宇宙感。书家是社会的人，他的个体人生、个体情绪从来是社会生活、社会情绪直接或间接的审美反映。有时越个人化，隐藏的社会信息量越有深度。信札这一品类所以在书法创作中别具价值，除了随意性、即时性和艺术性三者交融所产生的审美情趣，恐怕也和信札较之诗词更真切地表达了社会人生和生命意趣有关吧。
一切大书家，“二王”、颜柳、苏东坡、赵孟
、郑板桥，都深深卷进了社会和时代的漩涡，那些处在社会边缘的书家，也总是在情绪深处呼应着社会和时代。只关注一己生命的艺术家，没有社会与生命辐射力的艺术家，免不了显出小格局和小家子气来。
创造性地处理好个体生命、社会风云和艺术传统三者的关系，是摆在一切艺术家面前的难题，也是摆在恭达面前的难题。这是一切艺术家创新的突破口，也是言恭达书法创新的突破口。艺术家在自己作品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常常是艺术创造力、创新力的核心呈现。
恭达的艺术探索和创新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他早年以沙曼翁、宋文治两位大家为师，奠定了自己的创造性基因。记得50年前我曾在《光明日报》评论过文治老的国画，最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宋先生有超强的融会百家为自家的艺术创造力。有了这种创造基因，恭达全面进入中国古典字符世界。从篆籀入手溯源探流，往返研习于碑帖的长河，又以自己的学养才情陶铸百家，独成风格。他认为篆籀是中国象形文字的质地和最早的渊薮。他从篆籀中得其笔法笔意，传其金石之风。既得其技，亦得其味，即清、拙、厚、真四字，这是笔墨之趣，也是人生岁月之趣，历史沧桑之味。
不止于此，恭达更重视的是领传统之神，这神便是写意精神。他由早期象形文字入手，逐渐由源头迈向中下游，在符号化的路经上一路走来，由篆而隶而草，由形而神而意。写意精神是中国艺术的本质特征和基本精神。西方思维以实证为主，故表达体系偏重精确。东方思维以感悟为主，表达体系则偏重浑一和模糊。中国人的实践理性偏入世而近儒，中国人的艺术理性偏出世而近道。其实大而化之、得意忘形、简约传神、意到笔不到等中国审美理念，最早的源头无不和中国文字的象形特征所衍生的多义性、写意性有关。正是这种由中国书法艺术中蒸腾出来的写意精神，渐次弥漫而及绘画、而及诗文、而及人生行为，成为中国艺术和东方生存重要特点。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即由象形走向写意的意义上，我们说中国书法足可称为中国艺术的极至。
这就特别要谈到恭达出神入化的草书。草书使他在传统深厚、传承严格的中国书法中找到了寄寓个我生命奔涌的渠道和样式。在草书中我们看到了完全另一个恭达。这是内在生命冲决了生命外壳的恭达。激越冲决了法度，鲜活冲决了古拙，灵动冲决了沉雄。却又以江南之秀骨和筋力，将雄浑与清逸熔冶一炉，呈现出一种难得的和谐之美。
最令我惊喜的是，这种冲决又无不中规中矩，相犯于法内而相因于法外。恭达以坚实的篆隶奠基，主打中锋使转，又以羊毫长毫裹锋行笔，平添了高古和秀逸之气；偶舞侧锋则以显些许飘逸。功力融入活力，书家的生命跳跃于高古飞动的墨线之中。这些创造，是法外之法，是无规矩的规矩，更是超规矩的个性生命在新规矩中的奔放。如此高难度的熔铸，恭达写来是如此浑然天成，好似书家的真性原本就是书作的法度，而法度又原本即为书家的真性。难道法度真是为书家的真性而量身打造的吗？
有时我会纳闷，最生命化和最格式化怎么会在书法这么一种艺术中得到融会和统一的？书法强烈而不可遏止的生命追求，可能正是它从篆、隶、楷各种法度森严的书体中脱颖而出，最终走向行草的原因吧，也正是恭达从最严谨的篆籀入手而最后腾跃入大草化境的原因吧。这原因与其说是艺术的，不如说是生命的。
恭达不但得传统之神，而且直取传统之道。这道就是：从艺术精神中冲决而出，进入人生社会之道，从以艺术实现个体生命，到以艺术济世救心承载起社会担当这样一个大道。这里需要特别说说他的主题性大型创作和书法社会活动。他的精品佳作不仅先后在500多次国内外书画篆刻展参展，获得多项大奖，而且花费大量精力参与组织了许多书法展览、论坛和各类活动。近年来，他在联合国总部“首届中文日”举办过特展，为北京奥运会创作了《体育颂》长卷，为上海世博会创作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长卷，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展出了洋洋几千言的《世纪脊梁——言恭达推动百年中国历史进程人物诗抄》，还创作了自作诗十首《时代抒怀》，最近又创作了关于《中国梦》的长卷。他还先后捐赠数百万巨款给社会公益慈善活动，受到多次表彰奖励。有的艺术家常常有意无意地将个性释放和社会担当对立起来。但恭达却能做到鱼与熊掌兼得。一系列大型主题性书法巨作和书法公益活动，正是他个性释放和社会担当完美融会的结晶。这些巨型作品不但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显示了书家艺术上的炉火纯青，更表现出一位艺术家的人格力量和社会责任，对我国文艺界关注民瘼、担当社会的新风尚起到了引领作用。
其实，个体生命激情本来就是社会情绪或隐或现地、个体化、个性化的表露。社会情绪、感情、风气、德行，又从来只能通过个体生命才能得到体现和聚集。艺术家作为掌握一定审美和社会话语权的人群，个体生命尤其是社会情绪的集聚点。即使有人排拒传达社会共有的情绪、感情，这种排拒本身不也就构成社会情绪的种吗？
肖云儒，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国家级和省级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津贴。现为陕西省政府参事。先后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成果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图书奖、广电部“星光奖”、“冰心散文奖”、“陕西文艺大奖·终身成就奖”、“陕西文艺评论特等奖”等中央和省一级奖项20多个。2013年，个人捐资百万，在西安交大设立“肖云儒人文社会科学奖励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