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穀梁传》与穀梁学

《春秋》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事件，随着儒家政治地位的提升，《春秋》在汉武帝时被列为“五经”之一，成为必读经典。然而《春秋》文辞极其简略，加之流传过程中竹简的脱落和传抄错误，后人理解起来比较困难，于是春秋以降便出现了各种为解释《春秋》而作的著作，称作“传”。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在西汉时至少有五种阐释《春秋》的著作流行，分别是《左传》、《公羊传》、《穀梁传》、《邹氏传》、《夹氏传》，其中后两种在西汉时即已失传，余下的《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被合称为“春秋三传”，流传至今。

《穀梁传》共计二十一卷，是战国时人穀梁赤为阐释《春秋》所作。据唐人杨士勋的说法，穀梁赤是子夏的学生，从子夏学习《春秋》，并且为之作了传，故曰《穀梁传》。传成之后，传给孙卿（荀子），孙卿传申公，申公传江翁。后来鲁人荣广十分推崇《穀梁传》，传于蔡千秋，西汉宣帝喜好《穀梁传》，于是提拔蔡千秋为郎。甘露三年（前51）的石渠阁辩论之后，汉宣帝将《穀梁传》列为官学，由此穀梁学成为一时显学，从者如流。西汉中后期穀梁学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后随着西汉的衰亡而逐渐式微。

穀梁学盛于西汉中后期，除穀梁学者自身的努力外，与时代变化所提供的机缘和统治者的政治需求也是密不可分的。《穀梁传》提倡的宽厚仁慈、尊尊亲亲思想，有利于纠正吏治苛酷之弊，与汉宣帝时代所提倡的“礼治”精神相契合。汉宣帝刘询是汉武帝刘彻曾孙，戾太子刘据之孙，皇太孙刘进之子，少年时因巫蛊事件曾被隐匿在民间生活过，了解民生疾苦，《汉书》称其“操行节俭，慈仁爱人”。他是被霍光拥立为帝的，即位后需要缓解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紧张的宗室关系，于是实行崇尚礼制、亲亲上恩的国策，而《穀梁传》的思想与汉宣帝的政治需求是一致的。同时，《穀梁传》也强调血缘正统，如《穀梁传》对鲁僖公二十四年经文“冬，天王出居于郑”的解释为：“天子无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虽失天下，莫敢有也。”也就是说周天子就算从国都出逃，天下也是他的，作为诸侯也不能占有。这也为汉宣帝即位的合理性和正义性提供了理论依据。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穀梁传》在西汉中后期的盛行，确与当时的政治需求有密切联系。而西汉衰微，东汉政权的政治需求也发生了变化，穀梁学也随之式微，不再立于学官，东汉章帝时期曾下诏选拔优秀人才，令研习穀梁学，以避免其失传。

穀梁学的第二个高峰在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这个时期的穀梁学以民间的研究和注疏（通常而言，“传”是对“经”的阐释，“注”是对“传”的阐释，“疏”是对“注”的阐释）为主，一则当时政权对学术的控制没有两汉严格，学风相对自由，学者可突破穀梁学已有的权威撰写新的注疏；二则局势混乱，学者多悠游山野，潜心于学术事业，也推动了经学研究的繁荣。仅见于《隋书·经籍志》的著作就有二十余部，其中东晋范宁的《春秋穀梁传集解》得以保留下来，后来唐人杨士勋在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的基础上作了“疏”，后合为《春秋穀梁传注疏》一书，成为当时穀梁学的代表性著作，也就是我们今天通用的清阮元刊（勘）刻十三经注疏本。

穀梁学的第三个高峰期是在清代直至民国早期。清代整个学术风气是严谨、实证的，清人治经学也达到了经学史的最高峰，而其中治《穀梁传》的丰富程度和深入程度都远迈前代，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钟文烝（1818—1877）《春秋穀梁经传补注》、廖平（1852—1932）《穀梁古义疏》等，是从注疏的角度进行研究；许桂林（1779—1822）《春秋穀梁传时月日书法释例》、柳兴恩（1795—1880）《穀梁大义述》、侯康（1798—1837）《穀梁礼证》、江慎中（生卒年不详）《春秋穀梁传条例》、《春秋穀梁传条指》等，则是从义理角度进行研究；齐召南（1703—1768）《春秋穀梁传注疏考证》、王引之（1766—1834）《经义述闻》、阮元（1764—1849）《春秋穀梁传注疏校勘记》，则更多的是从考辩、训诂、校勘方面来研究；马国翰（1794—1857）《玉函山房辑佚书》正续编，则是从辑佚春秋穀梁学佚文着力。清人对《穀梁传》的研究著述，不论从数量还是学术价值来说，都称得上是穀梁学二千年来的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