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年轻时负笈西方，恒有一个心事萦绕心头，那就是作为一个当代的华人，其文化心理距离三百年前的中国人较远，或者与现代的西方文化较隔阂^〔1〕？虽然纯粹出自好奇心的作梗，但日久挥之不去，念兹在兹，遂成构作本书的缘起。

中国面对“两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传统文化诚然起了极大的变化。在物质方面，食衣住行显而易见，不言而喻；但论到精神层面，则大费周章，难以说清楚、讲明白。拙作特意选择“道德意识”作为分析的焦点，盼能略窥一二。

本书分上、下两篇。“上篇”旨在探索清末民初时期道德意识的转化，前此所铺陈思想的课题，均是为特殊脉络所设计的对比背景，美其名则是“理念型态”（ideal type）的手法，职是之故，并非一部近世伦理学史。而后者亦非个人学力可以承担。

过去三年的摸索，虽然觉得距离原先所悬的目标依旧相当遥远，不只思虑有欠周详，下笔亦嫌粗略；但为研究计划时程所限，只得抱着丑媳妇总得见公婆的心态，勉强付梓，和读者见面。套句俗语，只堪以“抛砖引玉”，慰藉自己了。

在研究的过程，受益于史语所优越的环境，个人得以潜心探究，甚或胡思乱想，无所羁绊。这纯然拜史语所自由、独立的学风所赐。况且中研院资源丰富，有诸多方家得以执经解惑，游走其间，偶有所获，乐不可支。这一点无疑是研究者无上的福气，打从心里头，万分的珍惜与感念。

此外，个人复幸得诸多学侣的扶持与赐教，受益良多，无法一一致谢。但是我仍然必须提到几位与拙作相关的学者：陈永发、王汎森、李孝悌、沈松侨诸位教授在撰写过程慷慨的赐教。余英时老师一贯的教诲，随文触目可见，自不在话下。

本书的“下篇”，收入数篇延续性的文章，大多攸关孔庙文化的研究，尤其侧重宗教性的议题。一方面，得以延伸之前实证研究的不足；另方面，则可萃取理论与方法的意涵，算是收尾的工作。在这个议题，我必须特别感谢芝加哥大学余国藩（Anthony C. Yu）教授多年来对我研究孔庙的支持与鼓励，他坚信以孔庙作为宗教圣域的探讨，乃是中西宗教史另辟蹊径的进路。他的厚爱，不啻是个人一路走来意想不到的精神支柱。

“下篇”的第四篇《论儒教的俗世性格》，则是缘读西哲泰勒（Charles Taylor）的巨著《俗世的世纪》（A Secular Age）有感而发，故着意凸显儒家的俗世性质。

第五篇系根据多年来所积累的读书心得，试图勾勒出西方思想史的研究在近百年的发展轨迹，容或有助于掌握思想史的蜕化与动向。原则上，个人倾向多元主义（pluralism），既反对理论上定于一尊，且反对逐新竞异、一味盲从；只要有所成就，不妨百家齐鸣、众声喧哗。

虽说“史无定法”，但探讨自身的历史，绝难脱离原有文化的形塑；议题的选择与材料的特殊性，在在影响了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有效性。

总之，拙作不揣翦陋，立说大胆系事实，故谅必为智者所笑，尚请博雅君子多多海涵。

国科会提供必要的研究经费，俾便进行拙作的撰写计划，于此必须一并申谢。陈静芬、李雅玲及张雅芳三位女士不惮其烦地整理文稿，使得拙作得以顺利付梓，感谢之至。

黄进兴敬志

二○一三年三月于南港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注　释

〔1〕有趣的是，从另一端思考，竟也有西方学者认为：在文化心理上，比起当代西方人，西方的古人可能觉得与东方古人较接近。cf. Pierre Hadot, What is Ancient Philosophy? Trans. Michael Chas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