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周刊/中文版:焊枪、代码与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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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浦路斯之祸

(原载于《商业周刊/中文版》2013年4月12日刊)



塞浦路斯获得100亿欧元的救济金,欧洲领导人说,这让他们再次逃过一劫。但对塞浦路斯人来说,危机刚刚开始。


伊奥娜·康斯坦丁努(Ionna Constantinou),24岁,律师,生活在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3月16日这天,她早早收拾行囊,准备前往伦敦过周末。她打开手提电脑,登录到Facebook。她回忆说,当时“人们在刷屏,粘贴各种新闻链接,不禁纳闷,‘出什么事了?’”新闻原来是这样——这个地中海东部小岛的领导人决定“盗用”老百姓在银行的存款来还债,这一消息立刻打乱了康斯坦丁努的周末计划。她与同是律师的男友西莫斯·安吉利德斯(Simos Angelides)立刻取消了机票。他们等着银行开门,查看他们的积蓄是否还在。和所有的塞浦路斯人一样,他们担心金融系统是否会崩溃,带来国家的破产。“这就像一颗爆炸的原子弹一样,”35岁的安吉利德斯说,“现在我们就生活在核辐射中。”


3月25日凌晨,塞浦路斯和布鲁塞尔的官员们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斡旋达成协议,避免了塞浦路斯会在金融危机的混乱中脱离欧元区的风险。根据这项协议,塞浦路斯将从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100亿欧元(128亿美元)救助资金;作为交换,新当选的塞浦路斯总统尼科斯·阿纳斯塔夏季斯(Nicos Anastasiades)同意关闭该国第二大银行塞浦路斯大众银行,没收储户超过保险限额10万欧元以上的资金。该国最大的银行塞浦路斯银行的储户可能损失最高40%的无保险存款。



这个救助计划难以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尽管它堵上了政府的财政缺口,但会摧毁塞浦路斯的金融服务业以及规模稍小的旅游业,这两个行业占塞浦路斯国内生产总值的80%,提供了全国72%的就业。“如果你六个月后来这里,所有商家都将关门停业,或者挂牌出售或者出租,”安吉利德斯说,“塞浦路斯将成为鬼国。”


似乎一夜之间,生活变得面目全非。过去两个星期中,大部分商家暂停营业,塞浦路斯80万居民都屏住呼吸等着看他们的灾难究竟有多糟糕。几经修改救助计划暂时放过了小储户的存款,让欧洲领导人避免陷入更深的政治尴尬境地。但这丝毫无助于提振尼科西亚和利马索尔居民的情绪,或者缓解人们认为噩梦刚刚开始的感觉。


塞浦路斯是欧盟第三小的国家,以其海滩和银行业而闻名,之前曾躲过了至少一次类似的冲击。很多塞浦路斯人已经开始把这次危机与1974年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北部三分之一领土后引发的那次相提并论。当时大约20万希腊族塞浦路斯人被迫流离失所,当时该国最大的行业旅游业陷入停顿。“不同之处在于,那次全球经济并未处于危机中,”拥有一家100名雇员的食用油制造公司的玛丽亚·德梅特里欧(Maria Demetriou)说,“人们可以举家搬到别的国家去。”


这一次,人们无处可逃。塞浦路斯政府关闭了银行,防止出现存款挤兑。自动取款机前排起长龙,但商店和餐馆都空无一人。“我去取了钱,但我尽量不花钱,”塞浦路斯银行国际业务部分析师斯特利奥斯·帕纳伊德斯(Stelios Panayides)说,“为了孩子,我去了一次超市,两次药店。”尼科西亚通常熙熙攘攘的繁华商业中心现在空空荡荡,令人害怕。“我跟孩子去转了一圈,” 帕纳伊德斯说,“商店里空的,超市也空的,街上也空的。”


银行无法营业,超市、加油站、药店迫切需要现金来向供应商付款,只能拒收信用卡,支票基本无效,特别是塞浦路斯各银行出具的支票。甚至海关也开始要求进口商品关税必须用现金支付。“我的整个工厂都处于停工状态,工人们无所事事,”德梅特里欧说,“唯一营业的只有超市,因为人们不能不吃东西。”


这种荒凉的景象可能表明未来的困难只会更大。塞浦路斯银行业持有的资产相当于该国GDP的近7倍。塞浦路斯已经遭受经济衰退的严重打击,银行业的崩溃将给经济造成巨大创伤。一旦塞浦路斯的金融机构重新开始营业,外国资金可能会以政府资本管控所允许的最快速度逃离。“过去的经济模式不可能存活。”前塞浦路斯银行董事会成员、3月26日辞职的科斯塔斯·西弗里斯(Costas Severis)说。有些人估计GDP可能至多萎缩20%。“塞浦路斯没有任何工业,”该国最大的企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安德烈亚斯·尼克里奥斯(Andreas Neocleous)说,“塞浦路斯没有农业,我们没有别的技能。”


塞浦路斯金融业的重要性可回溯到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当时该国成为俄罗斯及其邻国的“西部牛仔式”的金融中心。塞浦路斯银行里有500亿欧元左右存款,近一半来自非欧盟客户,其中大部分是俄罗斯人。欧洲各国一直怀疑塞浦路斯是避税天堂和洗钱中心。近年来,据该国官员和银行业人士说,塞浦路斯的银行业已经改变了其业务模式。2003年,在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塞浦路斯提出将企业所得税税率定在10%(今年提高至12.5%)。2009年,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塞浦路斯列入“显著实施”税收透明国际标准的国家“白名单”。


尽管塞浦路斯也存在政府效率低下的问题,但它的问题与欧洲南部邻国不同。按照欧盟的标准,塞浦路斯政府在财政方面一直是负责任的。2011年,塞浦路斯的债务占GDP的71%,而意大利为121%,德国为81%,整个欧元区为87%。


讽刺的是,如果不是2011年欧盟策划的那个救助希腊政府的计划,要求希腊国债持有人承担债券减值的负担,塞浦路斯的状况可能不坏。过去10年中大部分时间,塞浦路斯银行业迅速扩张到经济规模更大的邻国希腊,结果陷入了致命的泥潭。贪婪、政治压力加上不明智的民族主义,让塞浦路斯累积了巨额希腊国债,而突然之间债券价值缩水一半以上。这个打击给塞浦路斯两家最大的银行留下近40亿欧元的亏损。之后的经济下滑带来又一次打击,给银行造成数十亿欧元的不良贷款。“毫无疑问,塞浦路斯的金融危机是希腊经济危机的结果。”前塞浦路斯总统乔治·瓦西利乌(George Vassiliou)说。


问题可能已超出政府的能力范围。但塞浦路斯政府不能控制自己的货币政策肯定也是造成目前局面的原因之一。一个拥有自己货币的国家可以通过货币贬值或允许通胀上升来缓解其财政压力。而塞浦路斯只能让其储户来承受打击。“通胀对人们来说,就像下雪或下雨,是不需要任何人负责的自然现象,”利马索尔网上交易商IronFX全球外汇战略主管马歇尔·吉特勒(Marshall Gittler)说,“当人们的存款被动用时,选民们能在电视上看到是谁干的,人们知道他们的名字。”塞浦路斯受欧洲央行和欧盟制定的严格的欧洲货币政策的约束,还受到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大选年政治的影响。德国政治家,包括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内,都不愿意选民看到自己过于软弱,便宜了这些被普遍认为是在利用塞浦路斯避税的俄罗斯富豪。“别有用心的企图很明显,”前塞浦路斯总统瓦西利乌说,“他们想惩罚俄罗斯。而实际上,他们惩罚了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和爱尔兰是居民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两个欧盟国家,塞浦路斯居民普遍可以讲英语;48%的25岁到34岁居民拥有本科或同等学历。他们中很多人是律师和会计师,可以在其他国家找到工作。而对老年人和那些依赖金融业的人来说,他们的将来则比较严峻。“感觉就像战争时期,”51岁的安娜·帕帕约安努(Anna Papaioannou)说,她就职于塞浦路斯大众银行的IT部门,“就像一个人得了癌症,不是对病人进行治疗,而是要杀了他。然后就说,问题解决了。”


帕帕约安努和她的丈夫有五个孩子,其中两个仍在上大学。他们要支付五个孩子的学生贷款以及住房贷款。帕帕约安努去年10月已经接受了10%的减薪,预计今年3月还要减薪8%。去年,身为电气工程师的丈夫被裁员,他失业在家九个月后才在Polis Chrysochous镇找到一个计算机课教师的工作,这意味着他不得不在塞浦路斯岛的另一端租一间公寓住。


去年冬天,帕帕约安努为了省钱,关掉了家里的暖气。“在我们这个年纪,在这种经济形势下,我们怎么可能再找得到工作?”她说。更令她焦急的是她不知道她参加的一个集体储蓄计划将面临什么命运,塞浦路斯大众银行的雇员在这个计划中有数亿欧元存款。如果议会不采取行动挽救这些储蓄,如果大众银行倒闭,这些资金将血本无归。“我们可能最后没了工作,也没了存款,”帕帕约安努说,“我们将不得不在教堂或社区中心外乞讨。”


这种不确定性引发了阴谋论的猜测。2004年,塞浦路斯在全民公投中反对与土耳其占领的塞浦路斯北部统一,因为他们认为统一的条件对自己不利。很多人担心,土耳其和其他国家现在会利用塞浦路斯的弱势来强迫他们接受统一。还有人担心,最近在塞浦路斯南部近海地区发现的天然气储备,其开发利润可能会被用来偿还不断增加的赤字。律师康斯坦丁努甚至有更基本的担忧。“我还害怕被抢劫,”她说,“人们都在从银行取钱,抢劫者知道大家家里都有现金。”


一些塞浦路斯人警告说,一旦像帕帕约安努这样的人无法偿还房贷,就会发生经济崩溃。“如果发生大规模衰退,更多贷款不能偿还,会怎么样?”在2月份总统大选中败北的候选人斯塔夫罗斯·马拉斯(Stavros Malas)说。很多人已经预计,随着大量银行收回的住房涌入市场,房地产价值将大幅下跌。


这场危机已经使塞浦路斯人深感困惑、痛苦和背叛。“我们加入欧元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利马索尔47岁的法语教师德米特·卡托(Demetra Kattou)说,她的丈夫可能很快将失去在塞浦路斯大众银行的工作,“这是一个安全感的问题,我们需要朋友来帮助我们生存下去。”在卡托的学校,学生们受父母压力的影响,无法专心学习。“我是教法语的,我一直告诉学生,法国人是我们的朋友。现在孩子们问我,‘如果他们都不帮助我们,我们为什么还要学习他们的语言?’”她说,“我们讨论的是不再拥有未来的十二三岁的孩子们。”她将现在的情况比作希腊悲剧。“在古代斯巴达,人们会将有残疾的孩子从山上扔下去,”她说,“我们感觉,我们正在被抛弃,因为我们不可救药,我们软弱。在别的国家,难道人们不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吗?”